湖南师大是怎么样pk掉湘潭大学，入选211工程大学的？

作者：张楚廷



90年代初，教育部呈请国务院批准实施“211工程”，这是做了一件很实在也很有眼光的事：全国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

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一类学校，恐怕用不着他们申请，教育部也会请他们进入这个工程。据说在这一类大学进入“211工程”之后也还是兴高采烈的。可是，当我的大学也进入“211工程”的时候，你用“兴高采烈”来描述就远远不够了。在宣布我的大学被批准进入“211工程”之时，全场的教职工兴奋不已，特别是老教师、老职工，更是热泪盈眶。人在极悲极喜之下都掉眼泪的，而此刻是极喜的眼泪。

尽管自80年代后期以来，我的大学逐渐有了“国”字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重点项目、国家级奖项、全国优秀工作部门和个人等等“国”字号的东西，人们不再陌生，但是，当诸如“211工程”这样全国性的整体性的项目也来到我们学校之时，却依然是那样的新奇、那样的陌生、那样的惊诧。这是那些常年生活在“国”字号光环下的大学感受不到的，他们只有欢笑而没有眼泪。

直到80年代末，我的大学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不仅没有博士点，硕士点也为数不多，偶然拿到的国家课题尚属一般项目，1992年底我和陈信从广州回来后就下定决心要进入“211工程”，其困难之多之大，也许别人比我们更难以想象。这是必然换来“天方夜谭”之类议论的目标，何苦公开去嚷嚷，但消息仍不胫而走，议论也随之而来，好在我们对不可理解乃至嘲讽与讥笑早有准备。

罗维治副校长写过一本书，叫《追求与艰辛——“211工程”纪实》（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罗校长是整个“211工程”的组织者、指挥者之一，他用实实在在的语句和对自己大学的满腔热情写了这部书。许多熟悉和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一口气念完这本书，阅读之中也投入了自己的激情和感动。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某些情景。

我这里无法用那样的篇幅来描写那段历史，而仅在此叙述经历过的一些主要困难。何况已有了罗副校长的那部专门记载的书。

首先可以说明的一点是，我决不追求虚名及相应的形式，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讨厌的那种形式主义，我也从心底里讨厌那种东西。但我也不忘记实与虚、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211工程”就是个名，就有一定的形式，但如果只是个名，只是个形式，我决不会喜欢它，更不会去追逐它，不管其名多大、其形多美。然而，“211工程”有很实在的内容，它由“重点建设”这四个字充分表达出来，它所希望的是通过此举，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21世纪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

主要的困难在哪里呢？为什么罗维治把“艰辛”一词放在书名里呢？我觉得主要的困难是：财政的拮据、人们的偏见、还有自身的底子。

“211工程”是一笔大的投入，总投入在200亿元左右。进入“211 工程”后是会获得财政支持的，同时，财政支持的保证又是进入之前的必备条件。但是，湖南省财政困难，拿不出钱来。政府在“九五”期间 要给湖南师范大学投入一个亿（正常事业经费在外），困难啊。

我常说湖南师大的困难就在于一无“钱”二无“势”，指的是，第一，财政困难；第二，牌子不“香”，牌子中有人们表面时有称赞而实则很看不起的“师范”二字；第三，“码头”不好，在人们眼中，长沙既没有北京、西安的文化，又没有广州、上海的繁荣，也没有武汉、南京的名气。问题也正是：能不能在“财政困难”、“牌子不香”、“码头不好”的条件下也做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意义也恰在不易而为之。

也有教职工怨政府，说“长沙市只要一栋高楼就够我们搞‘211工程’了，一栋栋高楼那么容易就起来了，为何‘211工程’就那样舍不得投入？”实际上，那栋栋高楼并非皆为财政拨款，而且，少了几栋楼也并不会给你大学多几个钱。我们作为学校负责人所直接要做的是，努力去说服政府，一方面我们尽量会从社会及自己的教育活动中筹集经费，另一方面，政府的投入少了一个亿也是不行的。教育厅、财政厅、计委都想了许多办法，经过两年多的磨蹭，总算于1996年上半年论定下来，勉强凑齐了一个亿。

没有比较不知差异。不要去说北大、清华这类大学，仅拿与我们相当或相近的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来说，江苏、广东两省政府分别承诺的投入都在4亿元以上。我们只好向省政府和北京说：我们将把一个钱掰成两个钱用，请相信。省政府、省教育厅是十分了解情况的，他们很清楚对湖南师大投入的投资效益是绝对可靠的。

由于财政的困难，最后形成的方案是，由省财政直接拿出的是2000万，由教育厅调剂的是8000万，由我们自筹2500万元。就这样1.25亿元于“九五”投入。执行的结果是，政府的一个亿到位了，而我们自筹的则成倍地超过了，这样才有了实际的推动和发展。

省政府还有一个决策上很棘手的事。湖南师范大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与其他省属院校相比，并没有显著的优势，特别是湘潭大学，它办学时间虽不长，发展却很快，而且，它的专业性质及结构在省政府看来很适合湖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可能只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内和谐性较好、发展趋势较好，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省政府下决心向北京申报时只报出湖南师范大学这一家。当然，湖南师大1990年已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但是，湘潭大学虽然尚无，另两所省属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医学院）却也有了，所以说服力仍不够强。省政府开初很难下决心只报哪一家。

由于湘潭大学还有某种特殊的政治背景，更促使政府坚持向北京申报两所进入“211”。然而，在北京看来，此工程本是一项要集中财力去建设的事，诸如浙江这样在财政上远优于湖南的省份，北京已明确拒绝了它申报两所的方案。故此，湖南的“两所”方案更不可能为北京所接受。我们曾将这一方案及其结局简称为“1+1=0”。因为北京发出的信息十分明显，它宁愿接受“0”，也不会接受2（或1+1）的结果。“1+1=0”，这个公式的简明也是为着增加说服力。但是，这个公式虽然可以简明地告诉政府2不行，而0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仍然不容易归一。

由于种种的原因，直接处理此事的省府省厅某些官员对于“0”的结果确实也不很在意，这使得困难就更大了。而我们确信，从众多的因素和北方面的看法，便可以断定：只要报湖南师大这一家，就会接纳，所以，我们在省内更客观地表示，只要省府决策仅报一家，此一家是谁我们都认。这一招仍不能促使政府下决心。因为只要接受这一招，两所大学的差异虽不显著，但质的不同已显露出来。不过这一招，应当可减轻政府的压力。我们又用了“1=1”这个公式来表达这一观点。“1+1=0”和“1=1”合起来就更完整地表达了对形势的分析，都是为了说服省府省厅，促成他们下决心归一。

其实，在北京方面，我们进入“211”是没有多大问题了，第一，“211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忠烈曾考察过我的大学，这里的一些有特色的学科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亦考察了湘潭大学，他有明白无误的对比结论；第二，当时的教育部长（实为当时之国家教委主 任）朱开轩也曾考察过我的大学，印象极好；第三，教育部师范司认为在地方师范大学中发展势头最好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师范司认为湖南师范大学的迅速发展在全国师范院校中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并且已向教育部明呈：首推这两所师大进入“211工程”。而且，在众多大学心目中，湖南师大是一颗上升的星，湖南师大在全国高校中的声誉已越来越高。

在经过了90年代前半期的奋斗之后，我们为进入“211”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然而，一连串的，有些是意想不到的事件在其间接连发生。数其一，教育厅领导层中出了点问题，并无端牵连到学校；数其二，山西在“211”申报过程中由于校校间的竞争引出了一场风波，惊动了京城；数其三，还是有对于湖南是否有大学进入“211”持冷漠态度者作用的存在，并不时引发出一些事件。

这种冷漠在局部的地方是惊人的。1994年，教育部建立国家文科基地，重点建设一些基础较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这件事是l949年以来的头一次，意义非凡。虽然我深信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地位必定会上升，而在它事实上上升的时候我仍然格外高兴。当时申报文科基地的基本上是一些名牌大学，而且，有一个硬条件，就是必须是已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史学（实即文史哲，亦即一般分类中被认为属于人文科学的学科）。我们有史学博士点，但无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博士点，也无哲学方面的博士点。

不过，我们也打算闯闯红灯，除报了史学基地外，还报了文学基地（哲学基地是无法申报的）。因为，我们自认为我们是尚无博士点的文学学科中具有一些突出特点的大学。其一，在中国语言文学领域，我们已有7个硕士点；其二，我们师资队伍中除几位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教授外，还有19位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这个“19”在全国当时亦十分引人注目）；其三，教师们在全国顶尖杂志（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语文》等）上已有显赫的成果；其四，我们还有一份全国独家且形成相当学术影响（例如为复旦大学等将其认定为权威刊物）的学术刊物《古汉语研究》。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的实际水平，有鉴于此，我们毅然确定申报了中国语言文学国家基地。

然而，当我们上报北京时，厅主管领导却拒绝签字。当然，我们是不甘失败的，还可找另外的领导人，也确实是急中生智，找到了支持者，完成了相关的手续。不过，此事已足以表明了问题的严重。

我们的自信并不是一种狂妄，两个国家文科基地最后都申报成功。全国有文科基地的学校是30所，包括北大在内的7所大学文、史、哲三个基地皆有，还有不多的几所大学是两个基地，湖南师大居于其中，成为地方大学中唯一拥有两个国家文科基地的大学。并且，拥有两个国家文科基地的，全国师范大学中仅两所，我们位于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蒋冀骋作为专家参加了基地的评审工作，他在参与前后的一些思考和行动，充分展示了他在组织活动方面的能力。

可是，我们理科水平的明显提高，加之文科方面的这一成功，本应增强了我们进入“211”的实力，但似乎并未消除我们进入“211”的多少障碍，而且，似乎越来越渺茫了，省厅里自身出现的一些问题几乎让湖南有一所高校进入“211”的结局成为不可能。在申报文科基地过程中遇到的意外困难已使我们对此不再感到意外。

如果“211"仅仅是一顶帽子，我不会特别稀罕它。然而，它是很实质的，新的世纪也引起我更高的期盼，期盼学校有一个新的飞跃。如果不进入“211”，当然也还可往前走，但是，依中国之国情，想要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几乎不可能了。1994年11月，我任党委书记以来是11年有余了，任校长则满8年零8个月，我正式向省委组织部提出了书面辞职。我明白，辞职有时候比任职还难，于是，我打算每月一份辞职书，以“轰炸式”的办法达到辞职目的，并且确实连续做了3个月，递交了3份辞职报告，决心很大了。我确实是想清白了，必须辞职，去专心做学术工作。明明可以办成的事却由于一些“行政性”因素做不成，我无法接受这一结局。不进则退，不是我不“进”，而是外界让我不能再“进”，就只好求我“退”了。

虽然外表看不出，我提出辞职的消息所严格限制的范围——学校领导核心，此刻已难以回避地陷入了一种消沉。当时的副省长郑培民想必是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995年2月在湘潭开了一个全省教育工作会议，陈信和我都本没有心思与会，但出于一种尊重，一种礼节，我们还是去了，郑培民本以为我俩因为对省里的暧昧态度不满而加之他肯定已知道我递交了三份辞职报告书，故不会再来，见到我们出席会议时，多少有点意外。这反倒促成了他进一步去考虑我们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95年3月，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折，郑培民召集陈信、刘志辉、戴海、陈钧、罗维治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通告我们：他即将上京，向教育部正式表明，湖南以湖南师范大学为唯一申报进“211工程”大学的决定。

郑培民当然是关键人物，可是，此中起了巨大作用的是刚接手主管省厅工作的陈白玉，他向郑建议：湖南仍是两所大学进入“211”，但要分个先后，此次是师大，下次是湘潭大学。郑培民觉得这样既比较好说服湘潭大学，又能解决师大出现的某种严重危机，于是欣然接受了陈白玉的建议。后来执行的结果证明了我们或者“1+1=0”或者“1=1”的公式是准确的。“1=1”的意思是：只报湖南师范大学这一所大学，湖南就能有一所进入了“211工程”的大学。

我没有那种心窍：利用辞职来换取“211”的成功，但这个过程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设想。不过，我周围的同事都不会这样看，他们绝对相信我的辞职是真诚的，我不可能拿辞职来做赌注，因此，也特别为后来的转机高兴。在此之后，包括我自己，谁也再没有提及辞职一事，但这曾是历史的一幕，三份辞职书相信还在省委组织部的档案柜里。

以为1995年3月之后我们一切都一帆风顺了，那将是一个莫大的误会，然而，此后碰到的诸多困难都只来自一个方向了：省厅个别主管的偏见。不过，不仅事后，而且当时，我们就觉得这种困难不是根本性的了。我们有足够的办法来克服而终于一个个克服了，一个个障碍接踵而来，一个个被克服了，却都不是那样惊心动魄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策略去对付一些有意设置的障碍。

回首这一经历，无论是财政拮据、两校取舍、冷漠偏见，还是别的一些客观困难，都不是基本的、主要的，因此，也不能把千难万险主要归之于外因。主要的还是自己底子不厚、腰板不硬，所以某些外界因素的消极作用一时难以避免发生，所以我们并不怨天尤人。

比如说，从两校之中择一的问题，如果你实在更强些，学术地位更高些，二择一也就更容易一些。又比如，那些偏见和冷漠，如果你更出众一些，如果你不只是发展势头而且还有了更丰硕的果实，那些偏见可能就会少些，有一点作用也不会那么大。就说财政，如果你自身有更强的说服力，投资者至少会兴趣更大些，投资也更乐意些。不必说像北大，像川大，如果能像中南工大那般强大的话，这些困难并不会出现，出现了也不必费那么大周折。

所以，我从这一经历中得出的经验，仍然强化了我原有的信念：与其改变别人，不如改变自己，唯一的出路是使学校向更高处走去。进入“211工程”是走向强大的结果，而不够强大仍是进入时重重困难的根本原因；更加强大起来是获得更多机会的条件；若要有更大突破，又不可能设想没有新的更大的困难，难度的大小与成功的价值大体是相当的。这是湖南师大在极度困难之中的一次崛起，也是它正走向强大并且更加明白自己应当更强大起来的一次觉醒。

因此，尽管也可以说湖南师大进入“211工程”是一个历史事件，但是，在我看来，它仍然只是一个过程、一个现象，其实质在于学校的学术进步、学科发展、师资壮大，其实质在于它以坚实的步伐前进了，其实质在于它用自己的奋斗使自己更像一所大学了。

摘自《张楚廷教育文集4·校长叙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年出生于印尼，同年底随父母回到家乡湖北省沔阳县。1955年考入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82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主持学校行政工作。1983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1986年至2000年任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在执掌校政的18年里，将湖南师范大学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省属师范学院办成了全国“211”工程重点大学。本文根据《张楚廷教育文集》书中有关内容手打，只为分享这段关于湖南师大的历史，若有错漏请以原书为准。如有侵权，即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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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师大校长张楚廷手腕多，三次威胁省政府辞职，不给211，就辞职校长。说湘大实力强，下次进211也没事，而师大必须要先进，不然湘大进了，师大以后就难进了，省政府最终同意让师大先进211，师大就这样进了211。

结果后面教育部出台了一省一校原则，一般情况下，每个省的省属211不超过1个，然后湘大就与211无缘了，倒是后面很多薄弱学校因为他们省没有211而进了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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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时师大校长张楚廷手腕多，三次威胁省政府辞职，不给211，就辞职校长。说湘大实力强，下次进211也没事，而师大必须要先进，不然湘大进了，师大以后就难进了，省政府最终同意让师大先进211，师大就这样进了211。

结果后面教育部出台了一省一校原则，一般情况下，每个省的省属211不超过1个，然后湘大就与211无缘了，倒是后面很多薄弱学校因为他们省没有211而进了211。

发布于 2022-08-10 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