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他对中华民族灵魂的解剖可谓深入骨髓，对人性的观察更是洞若观火。他根据自己早年的人生经历，并结合后来的思想感悟，写成小说集《呐喊》与《彷徨》，这两部小说以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深刻揭露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极力抨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伦理制度，意图改变国人沉闷的精神面貌，唤醒国人麻痹扭曲的心灵。小说一经问世，在整个知识精英阶层，犹如一声春雷，使无数麻木的人们开始有了觉醒。
《呐喊•自序》一文，是作者阐述自己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及创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和缘由。而这篇序文也是研究鲁迅整个人生履历和思想变化的第一手史料。
鲁迅作品文笔优美而不失幽默，语言辛辣而又含蓄，设喻精辟，思想深刻，处处闪烁着睿智的光芒。在这些作品里，又能获悉诸多的历史和文化知识，体悟到他对社会的犀利观察。鲁迅小说，表面上看不出与《聊斋志异》有什么联系，但细细推究，你会发现两者的文风及创作思路颇为相同。
《序言》起篇便言“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这多么令人有同感的话语，勾起无数人的共鸣；正因为是梦，又是青年时做的，很容易破碎，而使人感到寂寞而彷徨。其实，整个第一段，是所有年轻时候有梦者的共同感受，而不使精神的丝缕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也是痛苦的麻醉之举。
对于作者本身而言，他的不幸来自于少年丧父、家道中落，作为家中长子，十六岁就不得不担负起家庭责任，所以，文中才会写道“有四年多常常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受着侮蔑和歧视，换钱买药，回家后还要忙别的事”。这种坎坷的少年经历，最容易使人早熟和看透人性，也最让人难以忘怀。而父亲的病并未因为医生的有名和开方的奇特而好转，反而是“日重一日的亡故了”。父亲的早死给鲁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从而对庸医产生了极度的愤恨；后来学了西医的知识，这种感情也渐渐扩至整个中医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这也促成了后来他去日本学习西医的动因。
在去日本之前，鲁迅有过一段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矿路学堂的求学经历。这些都是西式学堂，应该是戊戌维新运动仅存的硕果，职业水平应相当于现在的职高中专之类，因为是新生事物，又是外来品，乡间百姓便认为是“走投无路的人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和排斥，鲁迅便很受过乡人和亲旧的冷眼，这才有“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想法。中国人的顽固守旧、盲目排外，不思改进，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对比这句话，使我不由得想到文革、当下，是又该挨鞭子的时候了。在矿路学堂，鲁迅见到了新的知识学问：格致（即物理）、算学（数学类）、地理、历史、绘图（专业课）、体操（西方体育学，保证学员身体健康），此外还有《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解剖学及医学书籍）。这些学科对当代人而言并不感到新奇，而对于新旧交替的中国人而言，简直就是天书，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来不学道统以外的书籍，尽管十六、七世纪以来，利玛窦、汤若望将西方的科学、科技知识带到了中国，除了上层极少数的有识之士（徐光启、康熙帝等）从教推广外，民间丝毫不知科学为何物，直至十九世纪末才有改变。这样算来，中国的现代教学不过一百多年历史而已。
西方科技知识及日本维新史给鲁迅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的窗户，加上他在矿路学堂取得的优异成绩（唯一一个得金质奖章的学生），使他有了留学日本的机会，得以保送至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虽然不是第一批大清赴外留学生，也是较早的一批，此后才有郭沫若、郁达夫等），而中国的第一代留学潮便自那时起。日本的维新运动是不是发端于西方医学尚不待论，而学校课余时间放映的幻灯片倒使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因为画片上演的是中国人替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捉住后砍头示众，而围观的恰恰是一群麻木的中国人。而这段影片正反映了日俄战争期间大清国屈辱的历史，两个列强为争中国的土地在中国大打出手，而中国政府却袖手旁观，拼命叫好。这就像两个流氓要强奸一位妇女为谁先来而互殴，而妇人不跑却站着喝采一様。作为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鲁迅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而自身又改变不了这种现状，只能悲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这时的鲁迅，思想上开始有了第二次转变，决心弃医从文，推广文艺，来改变国人的精神。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鲁迅便到了东京。他寻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商量着办一份杂志，起名叫《新生》。然而还未到正式出版之日，就先后跑掉了几个编辑和投资人（大约觉得没有前途和无利可图，和当下的国人何其相像！），到最后，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就连这三个人后来也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自古至今，谁又不是？）《新生》结局的失败，使鲁迅感到极度的落寞，但他并没有灰心，经过沉痛的思考，他得出结论：“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是无可措手的。” 对着一群麻木不仁、不可救药的精神疾病患者，不管你是如何苦口婆心，谆谆教导，他们也像是酣睡不醒的蠢驴，这怎能不是一种无端的悲哀！而这就悲哀又使作者感到日趋变大的寂寞，不得不用了种种办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沉入到国民中，或者回到古代去（无力改变现状的苦闷，但又不能不面对现实，其实隐者又何尝沒有痛苦）。后来鲁迅又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为寂寞悲哀的事，均不愿去追怀，甘心将这一切同自己的记忆一同消灭在泥土里（实际，作者并没有忘怀，分别写成了《药》、《风波》等小说）。而这种经历也使作者认清了自己：就是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也就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意味了（年轻时，没有血性不是一个好青年，秋瑾、刘和珍不是你赞扬的对象吗）。其实，这段时期，鲁迅并非无所事事，他所写的《魔罗诗力说》（阐述所谓叛逆诗人带来的革命思潮）和《文化偏至论》（文化不能盲目自大，应兼容并蓄，博众家之长，一尊又有此倾向）依然振聋发愦，此外，还翻译了《域外小说集》。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正值辛亥革命前夕，他先是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和化学教员（鲁迅本专业即此，虽未学通，也得先就业后择业，其蜚声文坛是后来的事），后来去了南京教育部任佥事，随部移居北京。在教育部管文教，恰好也符合鲁迅的性格和爱好，使他接触到大量的古书和典籍，所以，他才会在此提到“在绍兴会馆三间屋内抄古碑消磨时光”，鲁迅后来在国学方面广博的知识储备基本上来自于这两个时期（1902-1908年日本东京图书馆搜罗中国古籍，1912年-1918年北京绍兴会馆整理古籍）。而绍兴会馆院内冷清的气氛也给作者创作小说带来了灵感，后来的散文诗《秋夜》便是取景于此。
“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 每当读到这一段，我仿佛看到了蒲松龄的身影，那秉烛疾书写《聊斋》鬼故事的情景，与鲁迅创作《呐喊》时的心境该是何其相似！“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作者在此插入一段景物描写，来衬托自身孤独落寞的心情，此以景衬情之法，亦似仿自《聊斋》。
由于鲁迅同时也在北京大学兼课，他当时的同事胡适之先生便与他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寓居校外也使他能够远避政治话题，然而此时的陈独秀正办《新青年》杂志，而钱玄同和刘半农两个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正在为文言白话之争打得火热，急需有人来助战，他们便想到了也赞成白话文写作的鲁迅（其实，鲁迅文言功底更利害），便派钱玄同（后两人失和，故文中用金心异隐指）来游说约稿。《自序》后半幅便是两人精彩的对话，鲁迅并以“铁屋子”来暗喻黑暗的现实和叫不醒的人们：“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钱玄同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