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2论政体诗解2重儒风淳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严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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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9-29 21:55:57 更新时间:2022-10-02 09:37:38

楼主:牟向东  时间:2022-09-29 13:55:57
《贞观政要》卷2论政体诗解2重儒风淳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严恪职

题文诗:

贞观二年,太宗问曰:近代君臣,治国何多,

劣于前古?黄门侍郎,王珪对曰:古之帝王,

为政其皆,志尚清静,能以百姓,之心为心;

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

非经术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

若有疑事,皆能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

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其或,参以法律,

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

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多进阶品,

累加迁擢.贞观三年,太宗谓之,于侍臣曰: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

诏敕如有,不稳便者,皆须执论.比来惟觉,

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而谏诤者,

岂是道理?若其惟署,诏敕行以,文书而已,

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

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妄畏惧,知而寝默.

贞观四年,太宗问曰:隋文帝也,为主何如?

萧瑀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

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

传飧而食,虽其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

太宗谓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其性至察,

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性至察则,

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

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

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尽合理.朝臣既知,

其意也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

朕意不然,以天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

须合变通,皆委之以,百司商量,宰相筹画,

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一日,万机独断,

一人之虑;况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

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

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如是岂如,广任贤良,

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

诏敕颁下.有未稳便,必须执奏,不得顺旨,

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恪职意.恪尽职守.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译文】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说:“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是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谁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都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教,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施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荡然无存。”太宗听后深有同感。从此以后,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又懂得治国之道的,大都得以提拔,并委以重任。
【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译文】

贞观三年,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门下这样的机要部门,选择人才担任官职,他们的任务和作用其实是很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命令如果不正确,他们必须大胆地指出来。然而近来我却发现他们只会唯命是从,顺水推舟,没有一个人敢直言进谏,朝廷的官员怎么能够有这样唯唯诺诺的作风呢?如果一个官吏只知道发布诏书,抄抄写写,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上传下达的诏书如果不妥当,官吏必须直接指出来,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的威仪,心中有数却沉默不言、假装糊涂。”
【原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译文】

贞观四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答说:“他是一个勤于政务,遵从礼仪,很有自制力的帝王。每次上朝处理政务都要忙到日落西山,五品以上的官吏,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宿卫之士,废寝忘食,他虽然说不上仁义开明,却也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虽然性格谨慎周密,但内心并不能明察秋毫。心里不能明察秋毫就容易犯错误,即使小心谨慎却也容易疑心重重。他本来是靠欺骗前朝皇帝的遗孤寡妇,夺取江山登上皇位的,所以总是害怕群臣不服,因此,他不肯相信手下的每个官员,每一件事他都自己判断决定,劳神费力,尽管日理万机,最终却事与愿违,而且事情也不是都处理得合情合理。朝中的大臣虽然知道这点,却不敢指出来。丞相以下的官吏,处理政务都只是敷衍应对。我不能像隋文帝那样治理江山,天下如此之大,事情如此之多,千头万绪又变化多端,我怎能一人定夺。只有将政务交给百官商议,由宰相筹划,事情才会稳当,才可以奏请皇上,下令天下执行。只靠一个人殚精竭虑是不行的。如果一天处理十件政事,有五件不合理,这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何况还有更差的呢?而日积月累,长此以往,错误必然更多,国家不灭亡才怪!为什么不广泛地任用贤良的人才,皇帝在朝廷密切关注政事,严肃法纪,谁还敢胡作非为呢?”唐太宗于是下令,凡是诏策有失误的地方,官吏必须上奏指出,不能只按照圣旨上的意思办事,必须尽到一个做臣子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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