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万宝路

此时坐在我副驾位置上的黑人，名叫蒂姆，我的高中同学。他的牛仔裤永远穿不到屁股以上，更令我好奇的是也永远也不会掉到膝盖以下，也许是他独特的八字步伐让他还能姑且保持最后一丝丝的体面。他妈妈每周只给他20英镑零花钱，说实话连一周的午饭钱都不够。然而我们现在要去做一笔2000镑的生意。我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掏出手机看了时间，凌晨2点30分，虽然比预定时间早了半小时，但我就是这样一个守时的人，无论是男女朋友赴约还是做一笔违法的交易。

我把车缓慢开进小路，车灯已经无需打开，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路灯，我不想再让任何路过的人注意我们太多。毕竟一个亚裔面孔和一个黑人，看起来不像是要去拿获诺贝尔奖的组合。尤其是在凌晨三点，屁股下面坐着一辆十二年旧的黑色两门科里博拉跑车，虽然是一部老车，但是V6，2.5升发动机换了排气声浪装置，加挂了尾翼，足以让一个年少轻狂无证驾驶的少年每一次踏下油门心潮澎湃。车里播放着50分，当然我已经最大限度的调低了音量。

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后备箱里装着100条刚从菲律宾走私来的仿制万宝路香烟。

“还有30分钟”， 我说。
“等会儿吧老兄，来一支烟”，蒂姆说。

蒂姆从屁股口袋里费力地摸索出他那已经被坐烂盒子的红色万宝路，拿出一支递给了我。我把弯曲的形状尽可能的还原回笔直，但是香烟上的皱褶看起来已是无力回天，像极了老人脸上的皱纹，无论怎样去拉拽都无法抚平。好在烟丝还稳稳当当的被卷在其中，等待被点燃。

“上去酒吧坐会吧，我可不想半夜在车里吞云吐雾招惹警察的注意”，我对蒂姆说。今天交易地点的旁边就是一家很受年轻人欢迎的英式酒吧。

于是一边抽着烟，我锁了车门，四下打量了一遍这个剑桥街区，走上了酒吧的楼梯。老旧木板的楼梯一直发出吱吱声，直到踏进酒吧内都没有停下，上了年纪的木材已经分辨不出当初的颜色，走在上面却脚感十足，也许是敦厚的材质才让它幸存至今。据我所知，经常光顾的酒客中大有一些比我甚至还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可以轻而易举的买到任何酒，无论是女生喜爱的果味酒还是想要寻醉的龙舌兰统统都可以畅通无阻的获得。我通常会坐吧台一角，这样既不会背靠着门，又不会成为吧台正中央招人眼目的角色，还能侧身倚靠着观察形形色色的酒客。右手边是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洞，里面摆放着4张斯诺克球桌，却很少看到有人使用，即使有人在打，那极窄的球洞和硕大的球桌也是极难驾驭的，看到半晌一球不进时便不会再驻目。面前是一组极旧的皮沙发，很可能是祖母那一辈的品位，但是宽大程度足可以容纳10人上下，已经分不清颜色的皮质有的开裂未补有的已经补上加补，足以见得磨损程度之大之久。沙发背后是一台点唱机，需要投一磅硬币就可以选择自己想听的歌在酒吧公放。我从没投过币，想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额外支付原本可以等待循环的播放，也许有些人真的迫不及待想要听到某一曲才可以平复自己复杂的情绪。我们虽是结伴同行，但我更喜欢独坐其旁置身事外，毕竟只需一瓶以上啤酒就可以让我晕晕乎乎一整晚。

我一边咂着我的啤酒，一边无意地扫视众多酒客，当中几乎可以从说话声音的音量来判断他们的年龄，往往越脑袋空空的人反而表达的越多，这几乎已成定律。两个戴着眼镜的中国男学生，如果暂且还没有辍学的话，围坐在两位似龄女生旁，当然也是中国人。他们四人面前摆放着一排10盅的龙舌兰，旁边一只小碗里放着几块切好的柠檬块，还有一支盐罐。看来已是老手。只见其中一名男生留着刘海遮住了半只眼睛，薄薄的嘴唇一直嘟囔个不停，附着着一副老大哥的肢体语言，指着酒杯面朝另一个男生说着些什么，猜想也许是扬言可以一举拿下之类的豪言壮语，着实对面这名男生像足了道具一样，毕竟这些话不是真的说给他听，另外那两位女生来了兴趣，虽只是莞儿一笑却带有一丝丝期待。不可思议，有些女性眼中的英雄主义竟是如此的浅薄无力。

3点整，我拨通了炸鸡店老板的电话，没有超过两声响对方就接听了，“你到了吗”， 老板问。
“是的”，我回答了他。
“好的，马上”。简短回应后他挂了电话。
于是我们走下楼梯来到老板的店门口。这条街区最受欢迎的一家快餐店当属我眼下这间，不仅白天有游客、上班族和学生的光临，到了深夜，三三两两的酒友就会来这里充饥。当你肚子里已经全部充斥的都是威士忌龙舌兰的味道时，你是不会在意吃的东西的味道的，一切与酒不同的味道都是美味。说实话，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家店的名字，以及跟我做交易的这位老板的名字，不过我也没有兴趣知道，他称呼我为老兄，我称呼他为老板，仅此而已。我只知道他的柜台里卖的全是炸鸡块，炸鸡腿，鸡肉汉堡，还有烤羊肉卷饼。所以在我记忆里我一直标记它为炸鸡店。

从炸鸡店旁边开了一扇小门，在此之前我从没注意过这里居然还有一扇门，也许是故意刷成墙的颜色来维持整体效果。老板从里面招手，虽然只是探出了半个脑袋，但是依然可以分辨出他严肃的神情。他的皮肤不算白，算是白人与黄种人之间，这也是我猜测他是土耳其人的依据。40岁左右，眼角无论是微笑还是疲惫总是耷拉着。另外，我不是很乐意看到他微笑，也许是对于这个人最讨厌的表情，因为微笑在他的脸上假到足以让你识破百遍。他的脸颊很瘪，如果只看面部的话很可能会误以为他骨瘦如柴，但他中等身型且体毛旺盛，满脸的胡须看起来略显彪悍。

我打开了后备箱，示意蒂姆跟我一起把两个大箱子搬进那道窄门里。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交易了，但是这次非比寻常，因为从那晚那笔交易开始我正式从零售转为了批发。我从投机取巧赚零花钱正式转型为一个走私批发商。

突然想起村上春树先生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间变老的。然而那时我才十七岁，比起刚刚踏上这片国土时的我，也仅仅是一年之隔。我在想，也许我的一瞬间，来了。



2. 初尝

味道，不同的味道，倒不是说可以简单用舌尖味蕾就可以品尝到的滋味，而是联会贯通鼻尖到鼻腔甚至乃至喉咙才可以体会到。清凉的空气里夹杂着复杂的机械味，像是被净化过的尾气，即清澈又敏感。

2005年，我，十六岁，一路被这个味道从飞机上引到了地面。踏着松软的地毯，刚好可以支撑10个小时航班煎熬过的身体。

周围被紫色包围着，紫色的告示牌，提示旅客行李朝前走。紫色的广告语，Welcome to London（欢迎来到伦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紫色，像是热情，却又显含蓄，绝对不是严肃，然而又不是纯粹的放松。我对这个国家毫无头绪了，一切除了新鲜之外就是好奇，此时我深知，向前的每一步都是未知的世界。

我顺着紫色标识朝到达大厅走去，途遇肥硕的海关检察员盘问了我几个他不得不问的问题，假装严肃且权威，然而最终不得不放行我这个无害的学生。从侧面路过他的身体时，我不得不为他的体型惊叹，因为如果上半身刚刚被称之为肥硕的话，那下半身连屁股简直就是肥硕之父。
顺利取到我的行李箱，继续向紫色出口走去。不远处一名穿着制服，神情带有些挑衅的工作人员不当不正的站在通道的正中央。我与他短暂对视后继续朝前看。这时，我的余光捕捉到这名制服男子竖着手掌指向我，示意我靠边。
“先生，请打开行李箱，这是例行检查。” 制服男子对我说。
除了莫名其妙外，我只有无奈的配合。看到满箱的生活用品和衣物，还有一大袋类似于点心的袋装食品，若无其事的摆了摆手示意我可以离开。事实证明那些是30个月饼，我顶喜欢吃月饼，时值十月，马上就是中秋节，没有理由不带一些随行。不过每日按一粒计算只能维持一月，想想就觉得珍贵。

走进长长的通道穿过了一个小小的购物场所后来到了到达大厅，这里围着栏杆挤满了手举名牌的人们。想必他们都是来接像我一样初来乍到的人，想想如果没有名牌，大家都靠喊名字的话，不仅会闹出世界各语言发音的笑话，还是一个费嗓的门生。
顺着视线由近及远，一一排查含有我名字的那块牌子。很快，视线停在了拼写极为简单的一块上，Zhixing Wei。手举名牌的是一位老者，年龄60有余，衣着虽说不上时尚，但色泽和风格的搭配可以看出这位女性的庄重和利落。她严肃的神情与周旁的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热情的神态，更没有热烈的欢迎。也许是她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又或者只是站久累了，更或者是完全没有必要与素未相识的人热情相待。无论是哪一种，我已与她同行至较宽敞的地方并排相坐。只见她从手袋中掏出一个白色信封，拿出里面的东西递给我，说道：“这是你的大巴票，下一班发车时间是晚上8点10分，现在还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在这里等着。” 她的表达简洁明了，不需要太多的语法功底就可以明明白白。毕竟就算不明白，也可以从票据上面的图画和时间分析出我的下一段旅途。
就这样我们再无交流。我尝试着想要攀谈，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总怕自己会语无伦次或词不达意。于是乎我们就这样坐着等待时间。
四处打量，各种肤色的人来回走动，穿着打扮也尽各有型。有的穿色彩鲜艳的华丽套裙，有的穿牛仔裤皮夹克，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头上裹着白色头巾身着白色纱布长袍，想必是有特殊的意义。总之各色各样的人们来来往往，千奇百怪，像是一个舞台，各自展现着自己独特的异域风情。
片刻间，这位老者起身，示意我跟着她朝前走，穿过一扇自动门后算是来到了机场外。深吸一口，秋日清凉的空气瞬间直袭肺底，紧跟着那般味道再次袭来，当想屏吸分析时却因鼻子已快速适应而分崩瓦解。不远处看到几辆大巴车，我们朝着其中一辆走去，虽然我无法分辨到底哪一辆是我的，但身旁的老者迈着自信的步伐。越靠近车辆那股味道越浓重，此时我断定，是柴油，是较清洁的柴油发动机尾气味。一边分析着味道一边把我手里拖着的旅行箱交给了大巴司机，看到他挺着个大啤酒肚我本想自己搬进大巴行李仓，可他执意让我离开，看到里面整整齐齐码放着的各式尺寸的箱子我才有所理解，也许他这一切都有自己的安排，生怕我这样的随机旅客搞乱了他的计划。
我与长者告别，：“谢谢您，女士。”
“不客气，你将会在11点左右到达伯恩茅斯，旅途愉快。”老者说。
我踏上了大巴车，随意选坐了一个靠窗位置，与此同时，车门在司机的操作下自动关闭，一阵引擎启动声后大巴驶出了车站。

这一次的长途跋涉几乎在无穷地试探我的忍受程度，从我土生土长的小城前往首都搭乘航班算起，到现在几乎在途已经超过24小时，无论如何我早已失去了对时间的概念。困意似乎还未舍得眷顾，只觉大脑中有太多的信息需要重新整理，就像电脑硬盘一样，该删除的删除，该归类的归类。

大巴车平稳的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这才意识到所有的对向而来的车辆都在我的右侧，而再看司机的座位也相应的变换到了右舵。这种与认知完全相反的事件，却并没有对我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反而自然而然的自适其中。在驶离伦敦的途中，两旁的路灯昏黄繁多，各式各样的汽车品牌以及款式相继呼啸而过。渐渐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一盏盏高耸的路灯变得稀稀拉拉，紧接着遁入黑暗。眼皮突然变得沉重，脖子歪向一边，脑袋抵在玻璃窗上，就这样，那漆黑与深渊毫无征兆的与之袭来。

一阵坚定的晃动似乎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拽了回来，车停了，人们开始躁动，我也试图用频繁的眨眼来适应当下的光线。当搭上提前已预约好的计程车时，我越发觉得有些失落，这一切的旅途似乎就要终结，不喜欢，顶不喜欢这种感觉，毕竟旅途的意义永远不是终点，而是旅程本身。

计程车停在了寄宿家庭的屋门前，我叩响了门锁的铁质半圆环，
“嗨，你好吗知行？快进来！你一定累坏了！”女主人佐伊热情的把我迎进门，我附以礼貌的微笑。狭窄的玄关走廊顿时觉得拥挤，只见佐伊身后依次冒出男主人尼尔，身材高大，穿着已磨损不堪的松垮牛仔裤和浅蓝色针织毛衣，蓄着花白的胡须，展露出大方的绅士微笑，眼睛也眯成了缝：“你好啊！欢迎！”；龙凤胎儿子安迪，金黄色短发，鼻梁高挺，也许是经父亲的影响，衣着品味简直同出一辙，只是款式较新，腼腆的向我打招呼：“你好”；站在最后面的是龙凤胎女儿露西，英国人的高大以及父亲的遗传，致使她十六岁就已经有一米七以上的身高，披肩金发，灰蓝色的眼球显得冷峻难以接近，脸上的雀斑横跨鼻梁，打招呼时的微笑稍纵即逝：“你好。”

连上衣还未来得及脱，佐伊带我来到客厅拿起电话递给我，说我可以给家人报个平安。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略有不同的是每个等待的嘟嘟声都拖长了一个音，想到这通电话横跨8000多公里，之间既有陆地还有海洋，再拖长一点也不足为奇。父亲母亲两人都在电话旁，听声音不像是半夜被铃声叫醒的，我简短的报了平安，得知我一切顺利后，他们二人令我赶快休息，说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被半夜叫醒的。

挂了电话，经过佐伊的安排，安迪帮我把硕大的行李箱抬上了三楼，楼梯狭窄，以至于行李箱无法躺着拐弯，到达平台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阁楼，因为最中间的房顶是由两侧相聚而上，形成一个“人”字塔尖，而两侧最低处只到达腰间，也就是说如果要靠墙站立的话不得不低着头弯着腰弓着背才可以与墙面贴平。平台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公用卫生间，紧凑的淋浴房关上门后只可容纳一人站立，连架着胳膊的多余空间都没有。左侧是我的房间，右侧有一扇关着的门，里面是什么或是谁不得而知。

行李箱被挪至房间后，我和安迪几乎无法共存在这个空间内，所以他说了晚安后就撤出了。我简单环顾了我的四周，无需多言，还未展目就已到尽头，甚至环顾所需转动脖子的空间都略显不足。房间狭长，有一半的屋顶是处于腰部以下，因此我的站立空间只有一长条。斜坡下是一个简易写字桌，除了台面和四条腿之外不配有任何抽屉，刚好可以放下一台笔记本电脑和鼠标。房间一端的尽头是一个衣架，虽长度足以挂下我的衣物，但我担心细溜溜单薄的木杆却难以承载它们的重量。另一端是一张半人床，不仅看起来难以翻身，其中一半还掖在斜坡屋顶下，也就意味着我没有了选择脑袋朝向的烦恼，不然每天早晨起床都要面临碰脑袋的局面。

我并没有想打开行李箱整理的欲望，尤其自从看到床的一瞬间，全身的肌肉已自动开启了放松模式，如果此时没有顺势而为的话我担心肌肉们怕是要报复我了。拖着疲惫的身体我尝试把我自己挪进半人床中，床垫弹簧出奇的弹力十足，雪白的床单，松软的枕头，轻飘飘的被子。此时我依然无从感知时间，也无意去计算，只知这漫漫长夜似乎已成永恒，我深陷其中无法脱身。睡意并没有按计划如期而至，大脑像是已经习惯了这昼夜颠倒，跟疲惫的身躯宣誓抗争到底，于是乎，早已滑入休眠的身躯无视大脑的指令，孤零零的指挥部只挣扎了片刻也沉入梦境。

这一夜，无梦。



3. 半导体

次日清晨，闹钟准时八点作响，我的确是有这样的习惯，大概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无论几点钟入睡，睡在哪里，睡眠的时间一定是要计划，就算明知会是一个慵懒的上午，也要规定自己可以慵懒的时长。按计划中应是一个星期日，以便一日做修整为周一的课程做好物资和精神准备。

听到门外脚步走动声，我打开房门，迎头遇到乌玛，委内瑞拉人，身高比我高一截，深邃的眼窝，翘卷的睫毛，清晰的下颌，这种精致感与他南美洲特有的棕色皮肤的粗狂感略显格格不入。后来得知他与我同龄。

“嘿！抱歉昨晚你回来时我已经休息了，没能与你说嗨，你怎么样？一定累坏了！我叫乌玛。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知行，想必你就是我的邻居了，很高兴见到你。” 在国外依旧保留中文名字的我也当属个例。目前为止，给自己另起他名而非外号的也只有亚洲人，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以及本国语言难以发音的一些国家，最为之多的当属中国人。当一位金发碧眼白色皮肤的人因为始终无法正确发音你的名字抓耳挠腮时，一个简单的本土词汇作为替代即是当务之急，中文发音需要调动口腔肌肉的程度是绝大部分别国语言无法匹敌的，唯一除了西班牙语和俄罗斯语或其它语言中的小舌音。此外中国人对于名字含义的赋予进一步的应用到了异国文化之中，最令西方人茫然失措的当属，“星星”，“月亮”，“下雨”，甚至是阿拉伯数字“7啦11啦”的英文表达也可以被中国人作为名字。当一个中国留学生对老师说，你好我叫Seven（数字7的英文单词）时，难免会遭到对方茫然失措的眼神的审视，意思大概是，你是认真的吗？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实在想不出来。如果从字面翻译的话我的名字该是形而上的智慧，更或者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可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如果只用“知道”，“行动”单纯去翻译一个英文单词作为名字，心却又有不甘。蕴藏其中的深邃平白无故消失了，就像正午的当头日照，突然戴上了太阳眼镜，透过镜片虽然还可以看到太阳的轮廓，可是早已感受不到那耀眼的光亮，岂不是自欺欺人。每每想到几百年来才沉淀下来的两个字就要这样被人为地抹杀，心里就绞痛。想必父母也是怀着深远的道义而望子成龙，否则我的名字就会自然成为二狗，铁牛之类的日常之物。

他同我握手，手指骨骼宽大且修长，却少了些雄性力量。当男性握手时会额外发力，握紧，尽可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尊重，诚恳和重视，又或者在同时向对方展示自己的男子气魄。此时的握手更像是与一位女性，礼貌性的点到为止。

从我们的三层阁楼下到二楼平台，才第一次注意到这狭小的空间内左左右右的开有五扇门，分别是房东夫妇，安迪，露西，来自瑞士的马克和墨西哥的维纳西，这后两位与我以及乌玛一样，都是来伯恩茅斯这座海滨小镇读语言课程。无奈这世上仿佛做什么事情都要某个机构或者某一群人的认可方可被允许，此外他们还发明了考试这类的测验方式，来验证你是否符合他们的标准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因此我们的目标不谋而合，考取一个可被认可的英文语言成绩。

穿过一楼厨房后来到餐厅，一个长方形木桌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空间，直面墙边摆放着一台多媒体CD音响，看外形并不是任何奢华的品牌，而且款式老气，此时正在播放着BBC（英国广播电视）某个电台的收音机。电台中的语气谈吐的确久违了，自从大概四五岁时摆弄过姥爷的半导体外就再也没有听过这玩艺儿。那时虽然毫无音质可言，可当从呲呲啦啦杂音中可以分辨出当下的节目却是无比兴奋的，也许是一段新闻稿，又或许是一首流行音乐，但我的姥爷最期盼的是可以转到一曲京剧或者山西帮子一类的戏曲，那是他和姥娘的最爱。坐在长桌的一侧，身后电台的声音就像是真人再现，两位主持人的语调是那么的滑稽激昂，可惜的是能听懂的单词没几个。转头看另一侧是该房屋的后花园，草皮被修整的恰到好处。最远端有一个阳光房，像极了木制树屋，那是男主人的居家办公室。
餐桌上摆放着吐司，烤面包机，一大罐巧克力酱，草莓酱，花生酱依次排开，后面是几种口味的麦片和牛奶。这阵仗一时不知该从何下手，选定巧克力酱后我拿起一片吐司，用银质餐刀侩出一大块涂抹在上。我把吐司对折起来，大口塞入嘴中，从来没有过如此肆无忌惮的把巧克力当做过食材。于是，我如法炮制的又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和草莓酱三明治。我效仿麦片包装的图片，把麦片泡入冰凉的牛奶中，既冰爽又香脆可口。记不得这样同样的早餐连续吃了多久，仿佛一旦认定就无法舍去。

回到我的房间整理行李，对于一个男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大工程，不会像女生那些化妆品护肤品各种瓶瓶罐罐一发不可收拾。我依次把我的两件T恤，两件卫衣，两条裤子挂在衣架上，内衣裤袜收在下面抽屉里，一件外套从昨晚一直搭在椅背。本想找一个阴凉宽敞的地方存放我的月饼，无奈空间有限，只好把它们留在箱子里帮我压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