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刍狗”，是祭祀用的草扎的狗。祭祀时，刍狗被恭敬地请上祭坛，祭祀结束，弃之一隅，沦为垃圾。显然，“刍狗”只是工具。万物之于大自然，百姓之于圣人，犹如刍狗之于祭祀，都是工具。而工具的价值在于使用，谁也不会始终供奉着无用的工具。

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只是把百姓当作统治的工具，不是“行仁”的对象，百姓的日子肯定是“水深火热”的了。

“仁”是儒家的思想核心，指善待他人、顾及他人利益，“仁者爱人”。老子主张“圣人不仁”，似乎主张暴政治国。但不仁的君主怎么能叫“圣人”呢？

这样理解，当然是误读。老子在此讨论的问题，不是治国目的，而是治国的手段。

关于治国目的，中国社会早有共识，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目标体现了民本理念，就是“仁”，是“大仁”。这一点，儒道两家一致。但通过什么手段来抵达目标，分歧很大。儒家认为要通过“行仁”，使仁政才能走进大同。道家认为，“遵道”是唯一正确的途径。遵道就是按规律办事，遵道就得抛弃与道有冲突的“仁”。

老子又说，“圣人以百姓心为心”，把百姓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这说明在治国目标上，圣人是大仁。可见，“圣人不仁”，不是指圣人不想让百姓过幸福生活，是指圣人遵道行事，不是以行仁为准绳，如果行仁与遵道发生冲突，圣人一定取道而弃仁。“圣人不仁”当作如是解。

治国手段其实是个十分重要的大问题，老子批判儒家的仁义至上观，有着深刻的意义。

“天下为公”的大仁当然是好事，而作为手段的行仁也是好事。爱他人，顾及他人利益，是和谐社会所必需。但行仁有局限性，只适合根本利益一致的各方，没有普适性。对利益冲突方不适合行仁，与道相悖的“仁”，必须放弃。儒家把没有普适性的“仁”，当作治国的普适原则，以取代遵道，好事就成了坏事，当然要反对。

老子生活在宋襄公之后，肯定知道宋襄公“行仁”的蠢事。宋襄公与楚国打仗，楚军渡河时，有人建议“半渡而击”，宋襄公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不可趁人之危”。楚军刚渡河，队伍凌乱，又有人建议攻击。宋襄公说，“对方没有准备好，现在攻击不仁义”。结果，宋军大败。这件事说明，以“仁”为行事原则，结果会很糟糕。东郭先生的故事也说明了这点。

治国的民本目标，是为大仁，是遵道的结果，“行仁”是达不到的。换句话说，遵道即为行仁，行的是大仁。对具体对象施恩，是行小仁，本身也是好事，但如果小仁与“道”相悖，就得放弃。宋襄公不肯抛弃“小仁”，结果大败，不亦宜乎？

建国初为了解决浙江洪涝问题，政府决定修建新安江水库（如今的千岛湖），要把一批农民迁移到比较贫困的江西去。当事农民当然不干，有的骂政府“不仁”。大仁小仁在这里就产生了冲突。怎么办？“圣人不仁”，只能抛弃小仁。如囿于“小仁”，新安江水库没有了，钱塘江流域的防洪和水利建设统统没有了。再如打仗时的阻击战，是以牺牲少数人来换取战场的主动。对少数人而言似乎“不仁”，但如失去主动，导致更多人死亡，就更为不仁。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圣人必须遵道而弃仁。

当初，中国竭尽全力研制原子弹时，许多人作出了巨大牺牲。比如邓稼先，与妻子一别就是28年。有人得知后，愤愤地指责政府“没有人性”。这就是仁义至上心理。有一次陈毅说，即使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出原子弹。金庸大侠大为生气，说，一个国家如果把军事力量放在首位，把百姓民生放在第二位，那么这个政府也绝对不是好的政府。儒家小仁轻易遮蔽了堂堂大侠的一双小小的慧眼，殊为可叹！金大侠虽然精通乾坤大挪移，却不懂军事与民生的依存关系。陈毅不会写武侠小说，但眼界显然高出很多，他回答说，是应该努力搞好民生，我接受金庸先生的意见。这像是孔子对待绿衣人的态度。

上世纪50年代初，大儒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说明儒家的仁义至上观是多么有害。

那时在抗美援朝，政府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工人和农民的待遇有很大区别。国家很穷，而战争和发展亟需财力，农民占人口总数98%，即便不打仗不发展，也无法让农民与工人的待遇相同。但梁漱溟就是看不惯，说，“这是严重的农民问题。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不要忘记正是农民帮助我们建立了新中国，现在入了城，嫌弃农民了。”

毛泽东的回答一针见血：“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抗美援朝”是“大仁政”，某些人提出的“严重的农民问题”，就是主张“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是在“帮美帝的忙”。看问题的差距，居然有天渊之远，原因在于一个遵道，一个行仁至上。世界观的确决定一个人能看到什么。

历史上不乏遵道弃仁的国君，但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史学家打上“暴君”的标签。

秦始皇和隋炀帝，一个建长城，一个挖运河，大大的扰民，“不仁”，于是沦落为历史上两个最大“暴君”。商鞅变法强国，被斥为酷吏行暴政。汉武帝开疆拓土，说是“穷兵黩武”。可笑的是，被尊为“仁宗”的4个皇帝，分别是宋仁宗、元仁宗、明仁宗和清仁宗，竟都是得过且过、稀里糊涂之辈。在仁义至上的史学家眼里，只要没有推行过扰民的“苛政”，即便整天睡大觉，也不失为“仁”君。如此话语，说明历史解释权始终在儒家文人手里，他们以“不扰民”的“仁政”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何其蠢也。

近代的许多文化人，也基本都是儒家仁义派，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个，毛泽东写诗批评：“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历史上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如姜子牙，范蠡，吕不韦，张良，诸葛亮，刘伯温等，居然都是信奉“圣人不仁”的道家人士，是不是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