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欧洲通过认识中国来认识世界。中国与欧洲地处相互对视又长期隔离。历史上中国曾长期领先欧洲，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天朝上国”自居，欧洲人非常迷惑。近代以后，欧洲超越中国，“西方中心论”兴起。中国在欧洲文化视野中的形象改观，从“尽善尽美的帝国”变成了“愚昧落后的国家”。20世纪，欧洲重新认识崛起的中国。中国再次成为欧洲认识世界的重要参照物，成为欧洲的文化聚焦。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宣称，世界历史“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是欧洲。亚洲没有生气而停滞和缺乏内在动力：终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真正的历史，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①认为:“理性的”资本主义只有在西方才能产生，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只有在西方才显现。国家理性的宪法和法律、政府，西方才有。”把“理性”当作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专利品，反历史主义的文化偏见。
爱默生对中国诬蔑和攻击：“中国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令人敬仰的单调！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
海思宣称：“自古昔希腊罗马时起，迄于今日，任人类史剧之主角者，为欧洲之白人。大诗人吉卜宁谓：欧化落后之种族，乃‘白人之负担’。诚然是乃负担，且为重大之负担，负起责任，领导数万万‘非欧洲’人，以入于欧洲文化及进步之途。”肆意诬蔑中国和公开宣扬白种人天生优越的谰言。
过去，美国大学的历史课程，45%是欧洲史，16%是英国史，37%是美国史，只有2%是其他地区的历史。拉维斯和朗波的《世界通史》，只为西方以外的世界留出十几页的叙述空间。日本世界史的大多数早期文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现代西洋史上，分给东洋史的空间很小。
弗兰克说：“在关键性的文化领域里，世界其他地区与西方相比是有欠缺的。由于‘西方’拥有‘其他地区’欠缺的东西，才拥有了主动内生的发展优势，作为‘白人身负’的‘文明开化使命’，把这种发展优势向外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英国人的议会政府为工业制度提供条件；全世界都希望穿上议会政治外衣。”共产主义运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面貌出现的‘狂热’教派的运动，“不情愿西方化的俄罗斯本来由于反对西方才采取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方式，而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却变成了俄罗斯西方化有力的武器。把共产主义运动看成是西方化与反西方化文明冲突的产物。”
西方资产阶级为主宰世界制造历史合法性。把欧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贬低和歪曲其他非欧洲国家。欧洲在社会转型的基础上，竭力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矛盾加剧，“欧洲中心论”受到质疑批判。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不承认西方文化优越。质问:“18世纪为什么要比以前60个世纪中更为重要？”把世界历史发展看作多元文化互动和不同社会形态自然演进的。“西方中心没落”是历史的“宿命”。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社会而不是国家，激烈抨击西方种族主义。：“西方扩张到了全世界，强调种族因素。不友好的接触在文化上和体态上迥然不同的人民。用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全世界，之后又来了政治统一，但是文化方面世界不可能“西化”。西方“历史统一”论的三种错觉：“自我中心，‘东方不变论’，进步是沿着直线发展”表达了“试图把人类历史视为整体，从世界性的角度去看待。”
斯宾格勒预言了西方文化的衰落，对以欧洲文化优越感自豪的欧洲人以迎头一击。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屠宰剥削殖民地人民，到三角贸易，“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科学地预见了资本主义必然衰亡和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历史的“中心”，不能处于历史领先或主导地位。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历史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形成过若干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心。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逐渐衰落。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标志着“欧洲中心论”在经济上的破产。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在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欧洲中心论”无法解释全球各种复杂进程的演变。
中国发达的封建经济和强盛的综合国力，辉煌灿烂的科技发明和思想文化，对世界有过重要影响。亚洲国家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册封朝贡关系，得益于中国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中国在近代以前很长时段的国际关系史处于中心，居于领先和主导地位。
然而，这种优势使封建统治阶级盲目自大。对于外界了解极其有限，以为中国就是天下中心，物产、制度和文明乃天下之最，外国都是蛮夷之邦。以天朝大国自居，固步自封。把西方列为朝贡国。乾隆时期马戛尔尼来华，提出扩大通商，还有更大的侵略野心。但清政府没有察觉，对策却又不合时宜。只允许在广州贸易。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竭力散布中国野蛮愚昧的舆论，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胡适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很贫乏，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宣布：“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精神上转入主动，近代世界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完结了。伟大人民革命，复兴了伟大中国文化。”世界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中心论”悄然兴起。
柯文指出:“西方学者，把一只眼睛盯住西方不放，往往对历史变化的‘形状’采取狭隘的看法研究中国，按照西方在近代所经历的巨大转变来衡量中国，从而认为相对地说中国是没有变化的”。柯文主张“走向以中国为中心”，亦即“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研究中国历史”。
柯文认为应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出发而不应以西方的历史为准绳。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并非无意标志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论’。”只是一种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视角取向，并非把中国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心。
弗兰克说：“19世纪之前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中国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重新面向东方，中国准备占据世界经济中支配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水平距离发达国家还很远。
“中国和西欧在1400年的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几乎相同。1800年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中国为210元。”
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是否存在以分工和贸易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亚洲国家有经济文化和贸易关系，丝绸之路把这种联系延伸到欧洲。亚洲国家纳贡贸易体系，并不能得出“世界经济秩序当时是以中国为中心”。16世纪以后，欧洲大批白银输入中国，而中国丝、茶、瓷器远销欧洲和美洲。白银作为交换手段，成为这个时期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
在白银资本推动红火的海上贸易，主导权最初是掌握在荷兰手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了荷兰人的地位。
《白银资本》中提到世界经济“17世纪危机”，认为明朝灭亡与白银供给短缺有关。晚明时期白银流入是否减少问题，有不同看法。如果承认欧洲的通货危机对中国有所影响，恰恰说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并不处于强势的中心地位，而是被世界经济所左右的弱势地位。
全汉升观察苏州和扬州这两个游商业中心的米价，得出结论：“美洲白银对于物价波动具有世界性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中国物价受到的影响不像欧洲各国发生于十六七世纪，而是迟至18世纪才明显表现出来。”
如果中国经济在1600年前后已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就很难解释上述现象。还应指出，郑成功占据台湾，实行禁海，海外贸易停顿，对中国国计民生产生了消极影响，而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并无大碍，这也可以说明“中国中心论”之站不住脚。
1600年明王朝灭亡前夜，也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800年是英国殖民者发动鸦片战争的前夜，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夜。明清经济有发展变化，康雍乾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曾回光返照，但是相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落后了。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之后才真正认识到自己落后的。正确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奋发图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对中国充满兴趣与好奇，因为中国经济领先于欧洲，欧洲人认为中国制度完美，实现了理想国。今天，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同样充满好奇，同样源于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开辟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长期来经济低迷和备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发达国家，看到了希望，甚至是西方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选择。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内部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国际体系中也力避“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历史大国崛起进程超越，对中国自己成长历史超越。
近代以来，欧洲代表繁荣、富裕，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地区和平治理，为全球治理展示新范式。冷战以来，欧洲没有因苏联解体而感到安全，大国的地缘政治争夺导致欧洲地缘碎片化、局势动荡；恐怖、极端主义如幽灵在欧洲飘荡。战后难民危机，冲击欧洲，演化为政治危机。更大的困境在于金融危机，严重的财政危机以至于政府破产。欧洲从中国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
中国“一带一路”推进亚欧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对欧洲走出金融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走向世界大同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欧洲处在中国文化视野中。相互对视又相互认知，形成共识。
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演变:
一、冷战结束后十年：
1、不民主的中国。是由于冷战时期长期的相互隔离及非常有限的交往，以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存在着刻板认知。政治风波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刻板认知。
2、不尊重人权的中国。基于欧洲自己价值中关于人权的普遍性来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由于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层次的交往，欧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了解，更不清楚中国人权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80年代前。欧洲用后现代性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态，欧洲不清楚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贫困问题，在这种国情之下，中国人权的核心内容无疑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曲解。
3、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冷战结束，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给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是全球化体的受益者，中国长期来秉承内敛式的外交，欧洲都认为中国不愿承担国际责任，是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实际上，中国强调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欧洲常常是按照欧洲标准来确定中国国际责任，而中国无疑从国家利益、实力来确定国际责任。原因是欧洲对中国认知的意识形态偏见。双方认知的相互错觉，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最终导致认知鸿沟。
二、21世纪以后：
1、崛起的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迅速发展，GDP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提出质疑，并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欧洲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崛起的国家，应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建设性和负责任角色。这是因为欧洲经济处于低迷，欧洲对中国的期待。
2、充满威胁的中国。当今世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始于西方。1873年，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首次提出“黄祸论”，皮尔逊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中又形成理论体系。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构思了《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从此之后，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21世纪，尽管中国崛起对欧洲充满了机遇，但“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仍然有市场，诸如“倾销廉价劣质商品”“肆意窃取知识产权”“造成欧洲大量失业”、“野心称霸世界市场”等。欧洲对中国崛起不信任。
3、傲慢的中国。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外交一表现出主动；由沉默的“旁观者”转向为积极的“发言者”。这被西方视为“傲慢”，欧洲指责“中国充满近乎傲慢的自信”，西方希望中国经济繁荣能够导致其政治自由化，但情况恰恰相反，政治控制不断增强的信心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麻烦制造者”。欧洲学者拿印度与中国相比，认为印度虽然没有中国实力，但与欧洲一样拥有宽容的传统，这是“世界领袖”必备的精神。他们认为印度更有资格成为未来的“世界领袖”。无非是因为印度是选举式民主，而中国却根据国情来推进民主。
4、统治世界的中国。“中国统治论”源于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表面上称赞中国，实际上侧重于中国威胁来自于中国文明。马丁·雅克指出，中国陆地大、人口多、种族同质性以及文明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从霸权的性质来看，中国是文化霸权，中国的威胁在文化层面。中国的文化霸权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能否消解与西方价值的矛盾。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欧洲成为“没落的贵族”，国际权力转移，欧洲尚未正视这种现实，希望借助于中国来助推经济发展，但中欧实力变化，欧洲担心被中国“博物馆化”。“欧洲中心主义”导致欧洲认识中国缺乏客观立场。
中西方文化对话构建价值认同:
欧洲进入“后现代社会，需要经济发展，需要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中欧之间需要文化对话来构筑价值共识。冷战结束以来，中欧之间文化对话始终在进行，双方形成了以下价值共识：
1、和平与安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战略需要和平国际环境，经济发展致力于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国际责任。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凸显，恐怖主义是最大的威胁，中国“一带一路”面临风险，也是治理恐怖主义的手段。欧洲对战争充满恐惧与厌恶，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追求“统一，多样化”。“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开放性和文化包容性。欧洲频繁受到恐怖袭击，欧洲不仅要努力避免战争，还要寄希望于对恐怖主义的根治。
2、合作与共赢。没有合作就没有和平与安全，合作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寻找到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为世界经济贡献力量。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促进和平发展、和谐进步。欧洲内部合作达到了顶峰，也需要与外部合作。中欧合作的机制共识基于这样的事实：其一，金融危机使欧洲成为“没落的贵族”，陷入“后现代”的贫困状态，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其二，中国“一带一路”为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其三，欧洲一体化遭遇困境、全球化震荡，中国坚持推进新型全球化进程，为欧盟改革提供了想象空间。
3、责任与治理。中国崛起是否要颠覆既有国际秩序，是否会与守成的主导国发生冲突，崛起的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涉及中国的国际责任和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中国被认为是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无疑要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但中国不是纯粹的参与者，而是积极的建设者。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格局，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与欧盟的目标一致，为全球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中国是欧洲认识世界最重要的参照物，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欧洲当前的困境，欧洲希望中国给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欧洲文化中的中国受欧洲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与中国的自形象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构塑的是一个“欧洲意象中的中国”。文化对话可以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冷战结束以来，中欧之间的文化对话取得了重要的成效，中欧之间形成了价值共识，有利于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三)建立全球视野、打破“区域中心论”
国际关系史将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地区国家的联系互动作为研究对象，提高了非西方世界的地位，包容性已经明显扩大。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提出由中国、印度、希腊和中东四个文明中心构成的欧亚大陆生存圈。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中，杰里·本特利把不同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建立了整体化的世界史研究视角。
国际关系史史在全球化连通世界的背景下挖掘不同层次的历史空间内的人类历史。置于全球化进程中，把研究时限推到1800年之前，研究的核心主题如认同、表现、差异构建受到关注。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层次，挖掘研究主题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史实证研究上，拓展了研究视野，扩展研究范畴内容，提出了解释历史的新方法，强调研究对象之间、研究对象与背景之间的相互联系。
巴勒克拉夫说：“建立各大洲之间的历史联系”，杰里·本特利：“跨文化互动”，将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视为主要内容和发展动力，对理论分析日益重视。
国际关系史跨文化互动研究方法，为克服“欧洲中心论”做出了努力。
国际关系史全球视野的建立，研究在发掘各种地理空间和多重社会交流网络的基础上，探讨人类各种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往，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地理空间范畴和社会空间层次。
将被忽视的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历史纳入研究视野。现代世界体系、跨文化贸易、成为关注重点。克服史学的碎片化，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误区，体现更完整的历史图景，全球国际关系是现实演变的过程，提倡对不同社会之间的互动区域的研究，关注相互联系、跨越传统地区界限的比较研究、跨学科交流，还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倡挖掘各种研究领域的历史意义。
国际关系史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否定“欧洲中心论”偏见，如何界定互动双方或主体的历史作用。
将帝国视为竞争性的社会组织，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视为人类社会不同群体的互动途径，将宗主国与殖民地互动的各方主体均做相对化的处理，将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模糊为相互竞争的关系，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简单化为相互接触的关系，回避或消解了历史定性的重大问题，脱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单纯强调人类社会交往互动，即使是以全球为地理范围，也难以揭示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各种力量，难以说明世界基本结构和形态变化。
世界一体化加速发展，人类社会演化动力日益清晰地显现，即生产和交往。国际关系史所强调的人类交往，应当放在与生产的对应关系中。生产和交往的发展总和，构成了人类能动的生活形态，意味着国际关系史演进中。历史是劳动诞生的过程。在生产和交往两种基本动力的推动下不断演化。各种地方社会的具体化情境，实际上就是生产和交往在各个时空结合点上达到的水平和程度，而这些具体化情境则是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与交流空间范畴得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全球史强调的多重社会交流网络之间的互动，以及不同社会空间层次之间的互动，唯有在这个现实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
要想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只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唯物史观理论框架中做出进探索，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阐明人类社会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参考文献：
①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三联书店版
②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第2章.中华书局版
③海思《近世世界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版
④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