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夏两千年，远古大夏在江汉平原，小夏在淮河流域

（一）鄂东油子岭文化，鲜虞南下的新伪女娲氏之国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鄂东地区为什么会有好几座女王城，而且是远古遗址。它们是，湖北黄冈女王城，湖北麻城女王城，湖北大悟吕王城。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湖北麻城女王城遗址。2009年02月，麻城市文物普查办公室根据调查宣布，麻城市近年来共发现古遗址、古城址40多处，其中，位于宋埠镇金罗家湾的新石器中期遗址和红梅山村的女王城城址距今6000年左右。

女王者，似乎通禹王，在湖南湖北话中，女、吕二字的读音跟禹字的读音是一样的。女王地名如果是因为源自这个地区曾经出现过女姓首领，那也不可能一下出现这么多女王城，想来想去，我有点怀疑，女王者，莫非禹王？女王城实为禹王城？

当时被这几个遗址误导了，我曾经顽固地认为这里是大禹的地盘，认为鄂东地区就是早夏大禹之国大夏。

后来突然想到，在中国远古时代，还真的出现过一些女性首领当政的时代，最著名的当属女娲氏王朝，此即远古娲皇时代。女娲氏王朝出现过很多女性首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女姓首领们管理国家，皆袭女娲之号。鄂东地区俯拾皆是的女王地名，有可能是远古娲皇们活动的遗迹吗？

史书记载，女娲氏王朝比伏羲氏王朝时间略晚。属于伏羲氏文明发展到晚期时候的政权。我之前讨论过，伏羲氏文明可以对应大溪文化。大溪文化发展到晚期，在汉水以东直达武汉麻城的鄂东地区出现了油子岭文化，以前，油子岭文化通常归类为大溪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现在，油子岭文化则刚刚从大溪文化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新类型。

油子岭文化陶器陶色以红陶为主,多施红色陶衣,后发展为黑陶、灰陶等;纹饰多见弦纹、附加堆纹、;少量彩陶,红陶黑彩,墓葬核心器物组合是鼎、簋和曲腹杯。到屈家岭文化时期为鼎、双腹碗和双腹豆，弦纹高领罐。

在与女娲氏时代时间上对等的遗址群油子岭文化考古区，后来发展出来的无数以女王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与远古娲皇活动的地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油子岭文化起源于江汉平原汉东地区，这个地区之前的考古学文化是边畈遗址。距今7000年前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二元结构格局，原来的高庙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陆续解体，新出现四支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即分布于洞庭湖及其周边的汤家岗文化、分布于峡江地区的柳林溪文化、分布于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和分布于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

汤家岗文化是皂市下层文化受到高庙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出现的，它的很多因素都继承了高庙文化的传统，尤其是印纹白陶，陶器上的纹饰图像，乃是高庙文化的传统。柳林溪文化是在原来城背溪文化的基础出现的，当然也受到三峡地区楠木园文化的影响。柳林溪文化中还有另外一些外来因素：戳印纹圜底釜、篦点纹折腹碗等来自汤家岗文化；平底钵、深腹钵来自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其刻画符号或与黄淮地区有关，刻画符号最先出于贾湖文化，后来也在双墩文化出现，柳林溪文化的刻画符号似乎不能说与此无关。汉水中游的下王岗一期文化被认为是枣园文化的地方类型，受贾湖文化影响而产生。汉东地区的边畈文化则是在中原黄淮地区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中原地区、淮河中上游、南阳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鼎文化都较为发达。八里岗一期、下王岗一期等遗存都存在相当多的鼎，边畈文化受上述文化的影响，其以鼎、亚腰形器座为特征的红陶系器物群，多是来自于上述地区。

在绝对年代上，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都在距今7000~6300年左右。在这个年代范围内，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明显的是多样性的，还没有成达一体化。这个多元，仍然是南北二元结构体系。即以汤家岗文化·柳林溪文化为代表的南方体系和以边畈文化·下王岗一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体系。北方系统以鼎为特征，南方系统以釜、圈足盘为特征。

距今6300年以后，长江中游的文化格局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组。长江中游的西南片区（南方系统)，原来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分布范围里，产生了大溪文化。长江中游的东北片区（北方系统）则是在稍晚出现了另外的考古学文化——红陶系油子岭文化。与此同时，东南片区的湘江流域则出现了不同于大溪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堆子岭文化。汉水中游是仰韶文化（西阴文化）分布区。

大溪文化是在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主体吸收汤家岗文化和柳林溪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因素。圈足盘和釜是明显的原有本地文化因素传统，但是大溪文化一期也出现了三足钵、折腹亚腰器座、矮领广肩罐、假圈足碗等新因素的器物。这些因素大体来自长江中游的北边和东边。如下王岗一期就有亚腰形器座、矮领广肩罐。淮河流域则是假圈足碗、三足钵流行的地区，如双墩遗址、侯家寨遗址、龙虬庄遗址等，均有这类器物存在，大溪文化的这些因素极有可能是来自于上述地区。大溪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中，还持续不断地受到北方和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洞庭湖地区大溪文化二期出现单耳杯、圈足罐、高圈足豆，也出现了璜、玦、坠类的玉器。这些因素与皖江及长江下游黄鳝嘴、北阴阳营、崧泽等东方文化有明显的关系。

汉东地区边畈文化解体后，这里是一批以红陶系为主体的文化遗存。汉水下游的武汉地区，以面前畈、铁门坎等遗存为代表。汉东地区则是以屈家岭第三次发掘第一期、油子岭一期一组、谭家岭一期、龙嘴一组遗存为代表。目前学术界对于这类遗存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油子岭文化，而有的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汉水以西的大溪文化东扩的结果，所以这类遗存的性质是大溪文化。

从红陶系遗存向油子岭文化过渡，相关遗存亦有发现，并以油子岭一期二组、龙嘴二组、六合一期为代表。该类遗存在器物形态上已经具有油子岭文化特征，虽仍以红陶为主，但灰、黑陶数量已占较大比例。油子岭文化的黑陶系遗存叠压于前述红陶系遗存的地层之上，屈家岭第二次发掘的早期遗存及第三次发掘的第二、三期遗存、谭家岭遗址第三期、油子岭遗址第二期、六合遗址乙类遗存等均属于此类。这是一批以鼎、曲腹杯、簋、豆为代表的器物群，它的发展有由红、灰陶向黑陶演进的过程。出现的时间大体在距今5700年左右，相当于澧阳平原与峡江地区大溪文化第二期以后。

此时长江中游的东南部即湘东北、东南为代表的区域，仍然是堆子岭文化。堆子岭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是湘江流域中下游、资水下游、沅水故道以南地区，典型遗址有湘潭堆子岭、湘阴青山、岳阳道人矶、临湘的托坝。还有资水下游的蔡家园、玉竹包、黄土坝等遗址。堆子岭文化与大溪文化的分界线是在沅水故道的南侧。近年在汉寿马栏嘴、老坟山等遗址均发现了明确属于堆子岭文化的遗存。汉水中游和南阳盆地，此时仍为仰韶文化所占据，学界也有称为朱家台文化。另外，在随枣走廊还存在一支以雕龙碑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由此看来，大溪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仍分空间、分流域地分布着多样性的考古学文化。当然，这些区域间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并非没有交流，相反，他们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堆子岭文化持续受到大溪文化的影响，大溪文化在其中晚期也出现陶鼎，应是受到堆子岭文化的影响。堆子岭文化和汉东地区的红陶系遗存也有交流，汉水中游的仰韶文化同样与大溪文化存在明显交流。汉东红陶系油子岭文化遗存还受到了汉水中游、长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文化的多重影响。

长江中游距今5700年左右的多支考古学文化中，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表现得最为活跃。油子岭文化的产生本身就是多元的，它产生以后不久，自身发生了明显的特征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由红陶系变为黑陶系，意味着陶器的生产与制作——新石器时代的工业技术体系发生了变化。由红陶向黑陶系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先进生产工艺，带动各方面的发展，进而显示出油子岭文化的蓬勃朝气。以非常明显的优势，强势向外传播扩散。距今5500年前后，越过汉水向西扩张，越过长江向南扩张，遂使原来大溪文化的地方，悉为油子岭文化所占领。汉水下游和鄂东地区也在此时也尽显油子岭文化之风。

因此，包括江汉平原、鄂东大部、鄂西峡江、洞庭湖周边这些区域，出现了清一色的油子岭文化，意味着单一的文化共同体首次在长江中游出现，油子岭文化第一次实现了长江中游的一体化。当然，即便如此，仍然不排除在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外围有其他文化的存在，也不排除油子岭文化共同体内部还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但这都不能改变其整合两湖中心地区文化与社会的客观事实。

油子岭—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而来，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可与大溪文化四期合并，称为油子岭文化。第二期以后是真正的屈家岭文化。这些以红陶系为主体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汉水以东，从湖北天门一直到武汉地区都有分布。目前学术界对于这类遗存还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油子岭文化，而有的人认为这类遗存是汉水以西的大溪文化东扩的结果，所以这类遗存的性质是大溪文化。换言之，油子岭文化主要受大溪文化影响而产生。

在距今5500年前后，油子岭文化越过汉水向西扩张，越过长江向南扩张，遂使原来大溪文化的地方，悉为油子岭文化所占领。汉水下游和鄂东地区也在此时也尽显油子岭文化之风。因此，包括江汉平原、鄂东大部、鄂西峡江、洞庭湖周边这些区域——狭义上的两湖地区，出现了清一色的油子岭文化，意味着单一的文化共同体首次在长江中游出现，油子岭文化第一次实现了长江中游的一体化。

如果大溪文化对应太昊伏羲氏之国，其疆域包括汉水以西的长江南北两岸的湖北松滋、公安、荆州、宜昌、荆门，湖南澧县、安乡、华容、常德、益阳；那么油子岭文化可对应娲皇女娲氏之国，其幅员包括汉水以东，从湖北荆门天门孝感一直抵达湖北武汉麻城地区。

考虑到江汉平原汉东地区在油子岭文化之前是边畈遗址，则油子岭文化族团的族属应该与湖北荆门地区的边畈遗址有很大关系，边畈文化受中原黄淮地区文化的影响下而产生，因此这个文化族团可能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都有关系，是一个来自北方黄河下游豫西地区的族团。他们应该不是古羌族，而是一种渔猎民族，或者就是远古鲜虞。鲜虞人的生活方式，除了渔猎，很可能还驯化一种叫虞的动物用来运送货物。

远古时代，为什么最早崛起的民族是百濮？因为在车发明以前，人们运送货物需要靠船舶，所以文明诞生在水上交通发达的地区，长江中下游自古以来河网密布，所以这些地方成了原始商贸活动最繁荣的地区。在此期间诞生了太昊伏羲氏之国与少昊金天氏之国。鲜虞人驯化牲畜来驮运货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百濮民族的旧有生活方式，因此是一种全新的文明。

虞，后世又称驴，但远古时代的虞未必是现在驴这种动物。从距今六七千年起，人们为了解决运送货物的问题，曾经尝试驯化各种动物驮运货物来代替人们肩挑担扛，最著名的就是山海经里记载的邹虞，说这种动物性仁慈，能日行千里。后世见不到这种好动物了，应该是因为某种原因灭绝了。于是人们把后来一些使用较多的驮运货物的动物也称虞，就是驴。

湖北钟祥边畈遗址，应是远古鲜虞之都渔阳；湖北天门石家河城早期，应是远古鲜虞之邑有嬌，他们从山地到水边，生产贩卖一种名叫蜂蜜的产品，有嬌位于湖北天门佛子山之阳，这个地区后世又称华阳；湖北安陆余家岗遗址，应是远古鲜虞之邑虞渊，是远古有虞氏起源的地方，后世又称余越；湖北麻城女王城遗址，应是远古鲜虞之邑，娲皇女娲氏之都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