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源自主父偃。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利弊两面性。
秦皇统一，取消周代的封建制度，子弟功臣不封疆、不裂土，领俸禄而不食租税，结果始皇死后，胡亥赵高谋于沙丘，篡权夺位，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地方诸侯带兵勤王，大秦二世而亡。
汉朝建立，鉴于秦亡教训，大封皇族。在之后吕氏篡夺皇权时，刘氏诸侯发挥了稳定天下的重要作用。然而赵、齐、吴、楚等刘氏诸王各连城数十，权倾一方，高度自治，中央政令无法统一推行，一样危害国家统治。
汉景帝即位，采纳晁错的建议，着手削藩。晁错是个急性子，他认为诸侯造反是早晚的事，与其缓行，不如趁他们准备不足立刻动手。结果逼得吴王刘濞以六十二岁高龄白头举事，随后楚、齐、赵等七国并起，外联匈奴，内构强兵，合力西向，名为诛杀奸臣晁错实则欲推翻汉景帝的统治。
景帝无奈只好杀掉晁错，使七国失去了起兵理由，然后调集精兵强将分头出击，很快便平定了叛乱。叛乱虽平，但是经此一乱，景帝知道地方上离不开诸侯王统治，但是又担心他们造反，只能不断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分封出去，利用最亲近的血缘关系置换地方势力，以父子关系稳定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至于自己死后，这些儿子们长大了，会不会再次威胁下一代的皇位，景帝在没有更好办法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景帝死后武帝即位，才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与一个人密切相关，他叫主父偃。
主父偃是齐国人，从小立有大志，他给自己写下的座右铭是：“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意思是不能成个大好人，就当一个大坏蛋，反正要成为个大人物，不能平庸过一辈子。
主父偃早年学习纵横之术，这是战国时期，游士们给国王提供如何在列国争胜中占据优势的学问，也是游士们向上攀爬最重要的手段。
毕业后主父偃游历燕、齐、赵等地，游说诸侯，然而到了汉代统一环境下，武帝主抓儒家意识形态，纵横术没用了，诸侯们对他都不加理睬。而且经过景帝七国之乱，诸侯们也都偃旗息鼓，不敢搞得太高调，像主父偃这样整天强调富国强兵的人他们是避之唯恐不及。
无钱无势还自命不凡，削尖了脑袋向上爬的主父偃渐渐成了人们眼中一个笑料，在白眼和嘲笑中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经历很能让人成长，人在痛苦中只要没有消沉，不断反思调整，就必然会有找到自己出路的那一天。
主父偃逐渐意识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毅然放弃已经毕业的专业，改学《春秋》《易》等儒家经典，同时他知道诸侯们已经没有了雄心，只有中央的皇帝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于是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他西入长安，拜入卫青门下，请他代为上书求见武帝。
这时的卫青仅仅是一个武帝身边的侍从，还不是日后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因此卫青推荐的人才武帝也并不十分重视。主父偃在卫青门下很长时间，都没有等到武帝召见，他知道再等下去也没有结果，决定自己上书。正好武帝下诏求贤，让全国各地向中央举荐人才，主父偃借助这个机会，毛遂自荐，一口气写了九篇文章，全部是针对时政之要，投递到未央宫北门阙下。
文章上午递进去，下午武帝召见的命令便传来，主父偃与几个一同上书的士人进宫觐见。
汉武帝这时正在谋划对北方匈奴的战争。
草原帝国与中原帝国像是一对舞者，总是踩着相同的节奏，同步并进。在秦始皇统一中原的同时，匈奴部族的首领头曼单于也统一了草原，各自掌握了己方全部资源的两个男人开始正面硬刚。碰撞结果是中原取得暂时优势，头曼向北逃入草原深处，即所谓“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很快秦朝统治崩溃，这个优势也随之失去。
汉帝国再次统一中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和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单于作战。由于汉帝国新立，还无法获得秦始皇时期整体调配全国资源的能力，刘邦战败，连他自己都差点当了匈奴人的俘虏。这次战败让汉帝国认识到与匈奴帝国的军事差距，开始采取和亲政策避免冲突，但是匈奴对汉朝的小规模进攻依旧不断。
汉武帝刘彻对于曾祖刘邦的战败以及后来的和亲政策深以为耻，匈奴的小股入侵也让边境地区无法安心生产，因此便产生了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想法，这才有了求贤的圣旨，希望集思广益，为打败匈奴群策群力。
主父偃等士人的上书给武帝浇了一盆冷水，他们认为此时对匈奴开战时机尚不成熟。主父偃告诫武帝，秦始皇时期对匈奴战争使民生凋敝，以致各地老百姓纷纷起义，秦朝就是因此而亡。另一个士人徐乐进一步提出，一个王朝的灭亡有两个关键因素，除了民间起事，更为要紧的是诸侯反叛，两者并起则难以收拾。
两人的上书给武帝提了个醒，他惊出一身冷汗，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简单了。原本以为打仗就是打仗，兵员、粮草、装备等物资集中起来，派得力将军率领出征就完了，但是没想到全国上下牵一发动全身，任何一项决议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
首先老百姓不会自愿交出物资供应国家战争，强行征发只会诱发民变，这需要相应的舆论引导和相关金融、行政法律的建立。另外地方诸侯尚在，征发他们的物资也会导致他们不满，到时候对外和匈奴开战，结果内部又是民间起义，又是诸侯反叛，那么自己很可能会像悲惨的秦二世一样，成了亡国之君，那就罪莫大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