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一篇气势恢宏、荡气回肠的作品，自其传世以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舍生忘死的奋勇前行。关于岳飞其人的轶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非岳母在其背部刻下“精忠报国”四个字的故事莫属，而这个故事也成为后世父母教育孩子的典范。除此而外，关于岳飞的故事，公众获得的资讯除了来自史传，就是评书《岳飞传》。至于岳飞其人在后世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的位置，人们始终是以抗金英雄、忠心爱国的形象供奉。
就是这个高大伟岸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英雄，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老谋子的贺岁片电影《满江红》再创票房新高而一度变成舆论话语度较高的言说对象。据实而言，本人没有观看该影片，自然无法对电影进行评头论足。但是自电影放映以来，各种媒体（公众媒体、自媒体，纸质媒体、音画媒体）围绕影片展开的话题讨论，因视觉和听觉被加持而不得不对影片引发的喧嚣话语现象说点什么。
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一部化庄为谐的电影，有关岳飞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现象一样都会沉寂在那里。即使偶尔荡起一丝涟漪，也仅仅是波澜不惊，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波澜壮阔”“百家争鸣”。而一部电影催生出来的文化狂欢，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谱系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得而知。作为一种大众的消费文化，电影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表现生活的方式在大众心里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从黑白电影到现在高科技手段与工具齐上阵的立体电影，在时间的更迭中，尽管形式变化不拘，但其在生民的生活中占有的位置、发挥的作用基本上没有改变。而随着商业狂潮的席卷，电影原有的韵致慢慢被商业气息消解。尽管用“铜臭味”描述有失偏颇，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电影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反映生活、透析社会的方式。于是，各种从未有过的所谓的突破创新手段在现代电影中悉数登场：题材的二次，甚至是多次解构演绎；严肃的事件和文化现象被戏说、被改变；原有的已成定格的事件和人物经过主创者个人天才般的奇思妙想获得浴火重生；各种现代性的叙事方式在影片中得到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一言以蔽之，所有这些，一个方面是为了给观众造成视听耳目一新的冲击；一个方面是为了凸显高超的充满现代感的拍摄技术。归根结底，其内隐的驱动力是为了追求票房，为了追逐商业利润。
一切事情一旦被孔方兄加持，要想保持其固有的特质就很难了。如果旁逸斜出不是太离谱，公众在心理上还能够接受；如果颠覆生民传统的认知，不加节制的臆造，其造成的负面效果就可怕了。就电影《满江红》而言，因为是贺岁片，是为了给传统佳节增添一丝喜庆，所以在处理正史与娱乐关系时，进行了艺术夸张的处理。殊不知，这种对正史进行人为的二次加工，对剧组而言，是为了践行“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原则，但是其造成的与“满江红”相关的文化讨论的狂欢，是远远超出先期的设想。随便浏览各种媒体围绕“满江红”展开的所谓的文化溯源与探讨，有的言之凿凿，让人不得不产生自己认知的肤浅、见识的逼仄之感。简单梳理各种真知灼见，讨论的话题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词作《满江红》是不是岳飞所著，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岳飞其人，岳飞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很显然，对于这些问题探讨，在电影《满江红》没有公映之前，也许存在，但是不像现在这样被炒的沸沸扬扬。而从各位方家经过焚膏继晷的考据与索引提出的高屋建瓴的见地看，有的着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更有甚者具有颠覆传统认知之感。比如词作《满江红》的所有权归属问题的讨论，与《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所著何其相似。不错，从治学的严谨性、所有权的公正性和文化的严肃性角度看，刨根问底、正本清源固然是好事，但是过于吹毛求疵，然后为之耗费大量的公共资源就有一点矫枉过正了。从共识性的角度看，《满江红》是岳飞所著几乎成为定论，就像《红楼梦》是曹雪芹所著一样。如果因为一个经不起推敲的意见的提出而进行文化翻案，似乎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有甚者，还有可能对公众造成误导。
与作品的归属权相似，历史上有没有岳飞其人，岳母有没有在他身上刺“精忠报国”的字样，刺的是“精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等诸问题，看似一些博人眼球的严肃话题。从文化意义上说，它们不单单是具体的问题讨论，已经上升到文化现象和民族情结的拷问。而就诸问题涉及的话题，都是历史性的。对历史的考证，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加以佐证，要进行文化翻新、标新立异往往是站不住脚的。尽管对一种文化现象、一件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的认知因受时代的限制，无法做出绝对真理性的界定，但是从留存的史料，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当二者不谋而合时，基本上就可以成为一种定论。诚然，随着大量被湮没的史料重见天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一些成为定论的文化结论有可能被改写。而“满江红”引发的相关文化探讨，因为仅有一部电影一石激起千层浪，好事者再煞有介事地找一些原本争议很大的证据挑起话语火势，它的现实意义似乎不大。如同曹雪芹是不是《红楼梦》的作者、历史上有没有曹雪芹其人等问题，看似能够挑起人们敏感的神经，但是这些问题以现有的材料看是经不起推敲的。
商业社会，追求商业利润是电影的核心要义。不论是戏说，甚或是恶搞，都是为了把观众拉进电影院，或者让他们点击相关付费的播放视频，只要不违反法律，在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容忍的区间，都是可以的。作为观众，我们在欣赏影片时，首先应把它视为忙里偷闲放松心情的娱乐之物，然后再以辩证的思维去审视影片讲述的故事。至于影片透析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我们在坚持共识性认知的基础上，适度的怀疑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因为一丝偏风而对其推波助澜，进行肆意性的臆造，就大可不必了。这个世界不乏哄客，是赞客、笑客，还是骂客，因为所摆的位置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怀有的心态不同，也就有了不一样的反应。有理由相信，不论世界如何聒噪，不管电影《满江红》创下什么样的票房收入记录，词作《满江红》、“精忠报国”的岳飞依然保持自己原有的韵致，不会因为舆情的喧嚣而变了色彩和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