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6388）·《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唐代传奇小说。李吉甫撰。见于《文苑英华》。鲁迅收入《唐宋传奇集》。鲁迅云：《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清赵钺及劳格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云，见于《文苑英华》。先未写出，适又无《文苑英华》可借，因据《广记》三百九十一录其文，本题《郑钦悦》，则复依赵钺劳格说改也。文亦原非传奇；而《广记》注云出《异闻记》，盖其事奥异，唐宋人固已以小说视之，因编于集。编次郑钦悦辨大同古铭论。
李吉甫，字弘宪，赵人，贞元初，为太常博士；累仕至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元和二年，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淮南节度使，旋复入相。九年十月，暴疾卒，年五十七。赠司空，谥忠懿。两《唐书》（旧一四八新一四六）皆有传。
郑钦说，《新唐书》（二百）附见《儒学·赵冬曦传》中。唐考古学家。荥阳人。开元初由新津丞请试五经，擢第，授巩县尉、集贤院校理，历右补阙内供奉。通历术、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于钟山圹中得一铭器，时人莫能辩，遂藏之。昉后五世孙任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不久钦说即识出铭器所记载的内容，时人甚服。李林甫当政，素与钦说不合。韦坚死，钦说时位殿中侍御史，常为坚判官，遂遭李林甫诬，贬夜郎尉，卒于任。
《编次郑钦说辨大同古铭论》原文：
天宝中，有商洛隐者任升之，尝贻右补阙郑钦悦书，曰：“升之白。顷退居商洛，久阙披陈，山林独往，交亲两绝。意有所问，别日垂访。升之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初任南阳王帐下，于钟山悬岸圮圹之中得古铭，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龟言土，著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虽剥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后，才堕而获。即梁武大同四年。数日，遇盂兰大会，从驾同泰寺。录示史官姚訾并诸学官，详议数月，无能知者。筐笥之内，遗文尚在。足下学乃天生而知，计舍运筹而会，前贤所不及，近古所未闻。愿采其旨要，会其归趣，著之遗简，以成先祖之志，深所望焉。乐安任升之白。”数日，钦悦即复书曰：“使至，忽辱简翰，用浣襟怀。不遗旧情，俯见推访。又示以大同古铭。前贤未达，仆非远识，安敢轻言，良增怀愧也。属在途路，无所披求，据鞍运思，颇有所得。发扩者未知谁氏之子，卜宅者实为绝代之贤，藏往知来，有若指掌，契终论始，不差锱铢，隗炤之预识龚使，无以过也。不说葬者之岁月，先识圮时之日辰，以圮之日，却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为当世达识，复与诸儒详之，沉吟月余，竟不知其指趣，岂止于是哉。原卜者之意，隐其事，微其言，当待仆为龚使耳。不然，何忽见顾访也？谨稽诸历术，测以微词，试一探言，庶会微旨。当梁武帝大同四年，岁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黄钟’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从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汉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岁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于钟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堕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浃辰’，十二也。从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总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浃辰交’也。‘二九’为十八，‘重三’为六。末言‘四百’，则六为千，十八为万可知。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计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说年月日数耳。据年，则五百一十一，会于甸服黄钟；言月，则六千三百一十二，会于六千三百浃辰交；论日，则一十八万六千四百，会于二九重三四百圮。从三上庚至于七中已，据历计之，无所差也。所言年则月日，但差一数，则不相照会矣。原卜者之意，当待仆言之。吾子之问，契使然也。从吏已久，艺业荒芜，古人之意，复难远测。足下更询能者，时报焉。使还，不代。郑钦悦白记。”贞元中，李吉甫任尚书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时宗人巽为户部郎中，于南宫暇日，语及近代儒术之士，谓吉甫曰：“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于术数研精，思通玄奥，盖僧一行所不逮。以其夭阏，当世名不甚闻。子知之乎？”吉甫对曰：“兄何以核诸。”巽曰：“天宝中，商洛隐者任升之自言五代祖仕梁为太常。大同四年，于钟山下获古铭。其文隐秘，博求时儒，莫晓其旨。因缄其铭，诫诸子曰：‘我代代子孙，以此铭访于通人。倘有知者，吾无所恨。＇至升之，颇耽道博雅。闻钦悦之名，即告以先祖之意。钦悦曰：“子当录以示我。我试思之。’升之书遗其铭。会钦悦适奉朝使，方授驾于长乐驿。得铭而绎之，行及滋水，凡二十里，则释然悟矣。故其书曰：‘据鞍运思，颇有所得。’不亦异乎？”辛未岁，吉甫转驾部员外郎，钦悦子克钧自京兆府司录授司门员外郎，吉甫数以巽之说质焉。虽且符其言，然克钧自云亡其草。每想其微言至赜，而不获见，吉甫甚惜之。壬申岁，吉甫贬明州长史。海岛之中，有隐者姓张氏，名玄阳，以明《易经》为州将所重，召置阁下。因讲《周易》卜筮之事，即以钦悦之书示吉甫。吉甫喜得其书，抃逾获宝，即编次之。仍为著论，曰：夫一邱之土，无情也。遇雨而圮，偶然也。穷象数者，已悬定于十八万六千四百日之前。矧于理乱之运，穷达之命，圣贤不逢，君臣偶合。则姜牙得璜而尚父，仲尼无凤而旅人，傅说梦达于岩野，子房神授于圮上，亦必定之符也。然而孔不暇暖其席，墨不俟黔其突，何经营如彼？孟去齐而接淅，贾造湘而投吊，又眷恋如此。岂大圣大贤，犹惑于性命之理欤？将浼身存教，示人道之不可废欤？余不可得而知也。钦悦寻自右补阙历殿中侍御史，为时宰李林甫所恶，斥摈于外，不显其身。故余叙其所闻，系于二篇之后，以著菁筮之神明，聪哲之悬解，奇偶之有数，贻诸好事，为后学之奇玩焉，时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译文：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商洛隐士任升之，曾给右补阙郑钦悦写信说："升之所言是这样的：我隐退后居住在商洛，久阙披陈，独往山林，亲情之间断绝往来。有事想向你求问，他日再去拜访。升之的上五代先宜曾在梁朝作官任太常，当初在南阳王帐下作官时，在钟山悬崖一处坍塌的坟墓中得到一篇古代的铭文。这篇铭志不讲姓氏，用小篆刻的文字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趾。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字虽有剥落，但仍很分明清晰。是一场大雨之后，才坠落下来而得到的。当时是梁武帝大同四年。数日后，恰逢盂兰大会，先祖随从皇帝一起去同泰寺，便将铭文抄录下来拿给史官姚訾及诸学官看。他们仔细地研讨了几个月，却没有一个人能知晓它的意思的。当时抄录的文字，现在还装在筐笥之中。您的学问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谋略、运筹两者兼备。像您这样有学识的人即使是前贤也比不上，近代也从未听说过。愿您能选其要旨，综合它的要义，将遗简的内容注释阐发出来，以了却先祖的遗愿。这也是我深深盼望的。乐安任升之白。"数日后，郑钦悦回信说："迷信的使者已到，忽然看到您的信函，正可涤除我胸中的烦闷。您不忘旧情，甚至要屈驾来访。又把大同年间的古铭抄给我看，连前辈贤才都不能通晓，我没有那么高学识，怎敢轻言狂语呢？这让我更加惭愧了。我现在正在途中，没有什么资料可查阅，只是在马鞍上探求思考，但也颇有收益。修建这座古墓的人不知是何人之子，选择这个地方作墓地的人可称得上是绝代的贤才。对过去和未来的事情，他了如指掌。推论事情的始终，丝毫不差，比隗炤能预测到将有姓龚的使者来访，还要高明。不说葬者的年月，先记载坍塌的时间。从坍塌的时间，来求索初葬的日子，事情就可以知晓了。姚史官也可称得上是当世的学者，反复多次与诸儒研讨，琢磨一个多月，竟不知那里面包含的旨意。当然还不止是这一点。推究占卜者的用意，是把事情说得含蓄些，话说得深奥些。这是等待我当那个龚氏使来打开这个疑团哪。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你忽然下顾求教于我呢？我稽查各种历术学说，揣测那些微词，试着作一次探索，庶几乎可能揣测出此铭的深意。当年是梁武帝大同四年，这一年正是戊午年。那里说的'甸服'，即是五百；'黄钟'即是十一。那是说到五百一十一年坟墓将坍塌。从大同四年向上追溯五百一十一年，是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即戊子年。'三上庚'，说的是三月上甸的庚日，那年三月辛巳是朔日，即初一，再过十日是庚寅日，因此是三月初葬于钟山的。'七中巳'，说的是七月戊午朔日，也是初一，再过十日便是己巳日，这便是坟墓刚刚坍塌的日子。这一天是己巳可以知道了。'浃辰'是十二，从建武四年三月到大同四年七月，总共为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每月一交替，所以说'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是十八，'重三'是六，尾字是'四百'，六就是千数，十八可知是万数。从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安葬，到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坍塌，共计为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就是铭上说的'二九重三四百圯'。这里所说的只是年月日的数，按年说是五百一十一年，正合于'甸服黄钟'；按月算则是六千三百一十二个月，合于'六千三百浃辰交'；按日算则是一十八万六千四百日，合于'二九重三四百圯'。从'三上庚'到'七中巳'，根据历法计算，没有什么差错。所说的年和月日，只要差一个数，就不能相符合了。当初卜者之意，就是等待我来讲清楚的。你向我来询问，是天意早就安排好了的。从政已经很久了，学业早已荒芜，古人的意思，又是很难推测的，您可以再问问别人。如有收获可及时告诉我。派使者送还此信面谢。郑钦悦启。"据记载，贞元年间，李吉甫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兼太常博士。当时宗人李巽为户部郎中，在南宫闲暇的时候，谈到近代儒学术数的著名人物，对李吉甫说："已故右补阙集贤殿直学士郑钦悦，对于术数研究精深，尤其对玄奥的事物能够深思通达，是僧一行所达不到的。因他在那时受到当朝者的压制，所以不很出名。你知道吗？"李吉甫回答说："兄长用什么来证实呢？"李巽说："天宝年间，商洛的隐士任升之，自称五代先祖曾在梁朝作官为太常，大同四年，在钟山下得到一块古墓铭。那上面文字隐秘难懂，到处求教于儒学之士，却没有一个人能明白它的意思的。于是封存了古铭，告诫儿子们说：'我代代子孙，要用这个古铭访寻于通晓它的人。如果能有知晓者，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到了任升之这一代，他很通法也很博学。当他了解到郑钦悦的名气后，就把先祖的意愿告诉了他。郑钦悦说：'你应当抄录下来给我看看。我好试着研琢它。'任升之便将铭文抄与他。此时正巧郑钦悦奉朝命出使，刚刚从长乐驿骑马出发，便得到铭文而对它进行解释。行至滋水，走了有三十里路，就悟出了其中的奥秘。所以他在信中写道，'据鞍运思，颇有所得，'这不是件奇事吗？"辛未年，李吉甫转任部员外郎。而郑钦悦的儿子郑克钧，也由京兆府司录调任司门员外郎，李吉甫多次用李巽说的话去问他，虽然符合事实，但郑克钧自己却说丢失了那封信的草稿。每每想那铭文的玄奥至深而又见不到原文，李吉甫都觉得非常婉惜。壬申年，李吉甫被贬为明州长史。在海岛之中，有一个隐士姓张，名叫玄阳，因为他明白《易经》，为州将所重用，被召聘安排到阁内。因他讲解《周易》卜筮之事，便把郑钦悦的书信给李吉甫看，李吉甫很高兴得到这封信，高兴得超过得到宝物。于是立刻将它编成册，又为它写文章论述道："一堆黄土，没有情。遇到大雨而坍塌，是偶然现象。而深明象数的人，把这偶然发生的事判定在十八万六千四百天之前。何况是在理乱的时运，而又艰难困厄之时，圣与贤不能相遇，君与臣偶然相合。就像姜子牙得到腾达而被称作尚父。孔子没有凤车却周游列国，傅说在岩下因梦被提拔，张良在桥上得神人传授，这都是必定要应验的事。然而孔子无暇暖其席，墨子不等到达黔而受挫，为什么要那样做？孟子去齐而匆忙得饭都来不及做，贾谊去湘江而凭吊屈原，又这样眷恋。难道这些大圣大贤，还迷惑于宿命的说教吗？这是不是献身而存教，诏示人道而不可偏废呢？我无法知道。郑钦悦很快从右补阙升为殿中侍御史，被当时的宰相李林甫所嫉恨，被排斥在外，不能显露出他的名声，所以我才要叙述对他的所闻，放在这两篇书信之后，用来昭著蓍筮的神明，聪哲的对玄妙疑难解释的本事，奇偶变化的有数，以此赠送给各位好事者，成为后世学子奇妙的玩味品。时间是贞元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赵郡李吉甫记。
评：李吉甫记郑钦说，“大同古铭”论辨说。商洛隐士任升之，祖得悬崖古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