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亲补读录》这书是二零一一年出版的，而其中文字的写作时间还要早（早一二年到十来年）。虽然现在旧书店还在发售，这总是一本旧书了。

近日翻读这旧书，见有不少不足之处，应当补正的。虽然晚，也应补。并且应当道歉的。 原书70页一篇《十年乡镇小学》，是写民国初年父亲在无锡教小学时的事。主要依据是《师友杂忆》一书中的 记述。而补充了2009年11月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刘桂秋先生发布的从当年无锡报纸上找到钱先生佚诗《华生人立从学仅一月，于我极致爱敬，闻我去鸿模，割指破臂血书挽留我。感其真挚，而望其韬晦益进，作此报之》。原诗这样‘’ “爱尔有真诚，慎重常敛收。太刚者先折，舌久以能柔。我去不可挽，女情难可酬。惟当藏苌碧，时以警我偷。在眼血常殷，我心敢倦不。前程各努力，去去复何忧。不久鹅湖月，还当同夜游。” 在引述此事后，当年我在书中这样议论，，说此诗除了勉励华生以外，还有很重的自勉意义在内。既对华人立提出了希望，而“唯当藏苌碧”以下，就都是自勉互勉的意思，不是居高临下，而是用平等态度叙说等等。我还加了一句，不久鹅湖月还当同夜游，未知他们后来有没有重新聚首的机会。然后又说，华前辈日后前程，猜想无锡史料里会有线索 ，真希望能有发现等等。

这首诗是2009年刘先生发现的，后来我看见，就引录到我文中，发在网上。时间也在2009年或最迟2010年初。后来收入书中就这个样子。但是其中“未知他们……”“真希望能……”等等两处，按理不应当原样收入书中的。其实我在2010年3月写在网上的一篇《钱先生佚诗和师友杂忆》文章里，已经知道了他们重新见面而且是一次不愉快的见面的事，可惜的是出书的时候，收入了写在前的旧文，漏收了写在后的文字。 作为补救，现在把2010年3月那文摘一些在下面。

这诗发表在华生血书挽留之后好多年，说明此事在钱先生心中影响非浅。钱先生离开鸿模到后宅小学后发生的事，在后来的《师友杂忆》书中有不少记载，这华生的事，会不会也有记述呢？经查的确是有，不过说的不是这赠诗当时民国九年的事，而是在这以后钱先生在无锡三师时事。 　　“余前在果育小学投考常州府中学堂时，得识华叔勤。及在鸿模小学任教，叔勤特命其二子自城来从学。余离鸿模时，叔勤幼子抽刀割手指，血书请学校坚留。后彼兄弟转学沪上，肄业某大学。余在三师，一日，忽其幼子来，劝余进同善社。余却之。彼坚劝不已。谓得师一人入社，功德胜劝千万人入社。余无法开导，只言再说。越数日，又来，请益坚，几不容余吐一语。乃严词命之出。偕之至校门，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叔勤幼子聪慧英锐，有绝人之姿。不谓数年间迷信当时盛行之同善社，一变至此。亦可惜也。” 　　在和一朋友讨论《师友杂忆》这书时，朋友说了这样一段话：“钱穆先生在批评任何一个同时代的学者时，在回忆录里他都试图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所以也说了许多看表面矛盾的话，这是他理解力的全面，但也透露着一种人为的努力，力图使自己公正，而掩饰自己的情绪。”现在所引这一段，则是先生在谈他的学生三人（和一位同事），除了描述外，有一段结语：“余今连带忆及此四人，则一时人心之分歧，人才之奔溢突出，无共同之趋向，而国事之艰，社会人事之乱，亦可由此推想矣。”这其中，这华生人立，当年钱先生曾有诗赠之“不久鹅湖月，还当同夜游。” 　　而后来却发展到“告门房曰，他日此人来勿许其进入”。在这样情况下，钱先生还是把学生的变化归结到人心、国事和社会，而不把责任都算在其本人身上。可见朋友所说 “试图给予最大程度的理解“，“也透露着一种人为的努力，力图使自己公正，而掩饰自己的情绪”是不错的。而且，为了便于读者的理解，那一首赠诗（即使钱先生晚年未必保留有底稿，但是不会对这件事全不记得的），也不把它写入（只写了血书的事），应当也正体现了这种人为的努力吧。

“一变至此。亦可惜也。”钱先生觉得可惜，今天我们读着也感到可惜。 当时网上发文，发过后还可以跟帖，有他人跟帖，也有自己再补充几句。我也有几个跟帖，也复制过来。 钱先生说过：“所不忘者，正见其与我生命有亲切真实之关系。所忘者，只可证其与我生命关系不亲切不真实，忘之亦可无憾。” 忘掉那些不亲切不真实的往事，有的是自然而然的；也有是经过自己努力的。 朋友来示云“我所说的人为的努力，绝非对宾四先生的批评，反而，我认为，正因为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努力，而使得宾四先生成为同时代非常不多见的真正的理性型和反思型的学者。”等等。

现在人常说三观不合，其实往往只是某些具体问题上一些矛盾，未必真三观不合

这篇补正文，现在准备收入再版增订新书中，今年可望出版

准备收入再版增订新书中，今年可望出版


---------------------

再版增订新书改名《温情与敬意》。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