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纵容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中的分界线就是对善恶是非的原则性的把握上。

宽容是一种胸怀，博大、友善、仁爱、慈悲。这个世界，每个人都非完人，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上，每个人总会有各种的缺点、不足，可能不知觉地犯下各种的错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人没有不犯错误的，遇到犯错误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

宽容即是本着体谅和宽恕的态度，本着正直善良的发心，给予其改正的机会。宽容是将他人因犯错而应当承担的责任转接到自己身上，由自己博大的胸怀一力承当，这是一种胆识勇气，也是一种仁爱品德。

历史上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就是宽容的事例。

战国时期，赵国的蔺相如守完壁归赵，立了大功，拜为上卿，位在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自恃功高，很不服气，扬言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到廉颇的话，常常称病不上朝，不跟廉颇争位。有时蔺相如坐车外出，碰见廉颇就赶紧避开。门客以为他胆小怕事。蔺相如说：“秦王那么厉害，我都不怕，难道还怕廉颇？我考虑，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入侵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如今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势必削弱抵御外敌的力量。我之所以躲避廉将军，是急国家之急而忘私仇啊！”这话传到廉颇耳中，廉颇很觉惭愧，便袒衣露体，负荆登门请罪，说：“我粗野低贱，志量浅狭，开罪于相国，相国能如此宽容，我死不足以赎罪。”于是将相重归于好，成了生死之交。

宽容不是放任自流，也不是包庇纵容，宽容的立足点是建立在理解、体谅、以及以是非善恶的价值观促使其改正不良行为的基础之上的。是非善恶，在宽容者的内心中，都要有一个尺度，失去了这个尺度，宽容就变成了纵容。

中国民间流传着许多“小时偷针，大时偷金”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大同小异。

从前，有位母亲非常宠爱她的儿子。有一次，她的儿子从邻居家偷来一根针，对母亲说，“我偷来一根针，给您做衣服使。”母亲就夸奖他，说他很懂事。之后，她的儿子又从外边偷来一只鸡，说是给母亲补身体。母亲继续夸奖他。之后，她的儿子不断从外边偷来各种的东西，母亲照样夸奖他。再之后，她的儿子成了杀人越货的强盗。在她的儿子被抓，要被砍头的那一天，她的儿子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够跟母亲说最后一句话。母亲含着眼泪过来了，她的儿子又说，“母亲，附耳过来”。母亲刚刚把耳朵贴过去，她的儿子一口就把他母亲的耳朵咬掉了，说“如果不是你一味地溺爱、纵容，我怎么会走到今天？”母亲听到这话，后悔也已经晚了。

如果说，有原则的宽容可以使一个魔鬼变成好人，那么，无原则的纵容也可以使一个好人变成魔鬼。是非善恶的原则底线是不容跨越的鸿沟，跨过了这一步，宽容也可以变成纵容，好人就会变成魔鬼。

故事中那位母亲的遭遇固然让人唏嘘感叹。然而，现实之中，这样的故事却又在不断的上演。从一家企业售假卖假，到造假制假，再到掺杂毒素，祸国殃民，这样的事例还少吗？从2岁的小悦悦被车碾过，麻木的路人无人呼救，到70岁的老人倒在地上无人敢扶，再到每个人发生危难再也没人挺身而出，这样的社会风气难道不是每个人过度纵容导致的结果吗？

道德伦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春秋义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圣典。《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赞《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都可以在《春秋》义理中找到思想精神的依据。

南宋大儒朱熹曾说：“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盖邪说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圣贤；如《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讨之，不必士师也。”

西方在东亚传教的鼻祖方济各·沙勿略在1552年给教廷的报告中写道：“据早先来华的葡人报告，中国为正义之邦，一切均讲正义，为信仰基督的任何地区所不及。”

中国自古讲君子小人，正义邪恶，大我小我。有是非善恶的价值底线的宽容心是正义心，是仁德心，是慈悲心，是侠义心，是大我之心，是用个人的修行和品德感化、教化他人，目的是使人能够抑恶扬善、洗心革面、走向善道。而纵容，是无原则无底线的妥协，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的小人心态，是在幸灾乐祸的诱导他人的错误不断升级，演化成罪恶，并用来惩罚善良无辜的人。

面对愈演愈烈的道德滑坡，良知泯灭，人性迷失，是继续高扬所谓的假宽容实质纵容的大旗，继续蛊惑人心，纵容人性良知不断滑向更为堕落的深渊？还是秉承古圣先贤留给后世子孙“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的春秋义理，宽容帮扶误入歧途、心存惭愧的好人，坚决打击心术不正、明知故犯的坏人，从而使社会人心向善去恶，正本清源？这也是宽容和纵容的底线原则所在。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