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
1月18日，杰桑·索南达杰为保护藏羚羊，在无人区与18名持枪偷猎者对峙，在枪战中身亡。可可西里零下40摄氏度的风雪，将他塑成一尊冰雕，当人们找到他时，他还保持着换子弹的姿势，怒目圆睁。他生前说过一句话“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很难引起社会重视的，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这一年，在成都体育中心，每逢四川全兴队的足球比赛，全场“雄起”声不绝，声震全国。重庆球迷不服气，说这个词的发明权应归于山城人，和成都球迷大动一番干戈。有舆论认为这个词与生殖扯上了关系，不雅。引来了川中文坛前辈流沙河的不满，他说：“雄起乃大雅，对应是雌伏。”
3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一文报道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文中提到，在村中心毛泽东雕像基座上，有一篇题为《饮水思源，垂教后人》的碑文写道：“……村里工厂林立，机声阵阵，道路宽阔，花木成荫，村民文明礼貌，和睦团结，乐于奉献，敬业乐业，革命歌声到处回荡，欢声笑语随处可闻，民风朴实，井然有序，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南村是省级文明村。……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物质文明的共产主义的新南村正在中原大地崛起。”日本一名记者采访南街村，他的报道题目是《复活了的人民公社》。《海口日报》报道南街村的头版文章题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
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报》推出一篇调查报道《南村真相》，报道：南街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余亿，并已于2004年改制。红色亿元村神话破灭？众多媒体提出同一问题。
《读书》1994年第1期发表赵毅衡《走向边缘》，文中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之边缘化，是幸事不是灾难，是胜利而不是失败。”还写道：“这个胜利的条件是：主流社会已进入技术官僚体制，因此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拥有传统社会的士大夫政治权力；主流社会已进入社会意识形态淡化时期，知识分子不必也不可能再扮演革命家或社会精神领袖；主流社会已进入经济自动运转的体制，因此不需要知识分子来做齿轮或螺丝钉，或歌颂物资生产。”作者并且提出：“要完成这个文化职责，知识分子必须坚持边缘化的批判，即‘纯批判’，实际上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采取的立场，即‘只症病不开药方”。
1994年5月，萧克将军在《炎黄春秋》撰文说：“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百分之21·7，经济学者魏杰如此表示自己的担忧：“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前全国政权 李瑞环，1994年，他在访问丹麦时，跟身边的人说：“这次出国，天天都碰到‘人权’问题。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话之后，总有一段批评中国人权的话。他们除了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外，讲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讲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不讲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理由也不全面，只讲发展权、生存权，不讲政治权力和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