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东北四大都市为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这样的地缘格局在清末才逐渐形成，距今仅一百多年。

哈尔滨和长春都是因铁路而生、因日俄侵略、殖民而兴的近代城市，其与今天主城区一脉相承的城市历史仅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东清铁路及支线修建之时。东清铁路即今滨绥铁路和滨洲铁路；东清铁路支线，则是今天的哈大铁路。在清代大多数时间里，今天长春主城区所在地，其行政区划甚至不属于东三省的前身盛京将军辖地、吉林将军辖地和黑龙江将军辖地，而属满清为东蒙古诸部落设立的盟旗之一哲里木盟。

1999年，大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建市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1899年大连之“建市”，既是沙俄数百年对远东“不冻港”追逐的延续，也是沙俄变东北为“黄俄罗斯”图谋的重要步骤。根据1898年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沙俄强占旅顺港、大连湾和周边区域。除在旅顺口兴建军港要塞，1899年8月，俄皇尼古拉二世又敕命在租借地附近的“东西青泥洼”建近代城市和商港，并亲自为其定名“达里尼特别市”。当年9月28日，“达里尼特别市”正式开始筑港建城。“达里尼”为俄文“遥远的”（далекий）之音译。沙俄在1860年吞并海参崴时，则将其易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俄文含义“征服东方”。

与哈尔滨、长春、大连相比，沈阳历史堪称久远，但直到明末，沈阳始终只是无足轻重、默默无闻的小城。沈阳位于浑河北岸，浑河古称沈水，为“沈”字渊源之所在。战国末期，燕国大将秦开东征拓土，沈阳一带方成为燕国辖地。西汉时，沈阳先属辽东郡侯城县管辖，后归玄菟郡；侯城县治在今天沈阳东南古城子村一带；西晋后五胡乱中华，沈阳一度沦为鲜卑慕容部属地；到唐代时，渤海国在此间设沈州。北宋时，辽国曾把蓟州三河县的汉族士民大量迁移到此，并因之设“三河县”，又在三河县设沈州兴辽军及昭德军。金国在沈阳设沈州显德军。到元代时，沈阳归辽阳行省管辖，先名沈州，后改名沈阳路。明初在辽金旧城的废墟上重建新城，名沈阳卫，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卫城址，就是今天沈阳市沈河区的前身。

20世纪早期，沈阳由传统城墙城市向现代城市过渡，因政治和历史原因，自东向西形成截然不同的三区域。以陪都盛京为核心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成为沈河区的前身；以沈阳站前为中心的满铁附属地，成为和平区的前身；由日本人在南满铁路以西规划兴建的铁西工业区，演变为铁西区。日伪时期，盛京老城中心和沈阳站前为最重要的两大商贸集散地，后分别形成中街和太原街，两商圈鼎立的格局今天依然依稀可见。

明朝末年，野心勃勃的建州女真没落酋长努尔哈赤起兵侵明，建立后金。从明初开始，建州女真各部就始终活动于辽东长白山余脉浑河、太子河河谷之中。在辽河平原建立桥头堡后，努尔哈赤先是将都城从“兴京”赫图阿拉迁至辽东重镇“东京”辽阳；攻占沈阳后，又立刻迁都沈阳，并赋予沈阳“盛京”的名号。时至今日，旧派的西方史学界还将沈阳称为Mukden。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在英文中的正式名称，分别是 “1st Mukden Incidence”（第一次穆克屯事件）和“2nd Mukden Incidence”（第二次穆克屯事件）。Mukden，中文音译穆克屯，其实是满语词汇，为“兴盛的”、“繁华的”之意。穆克屯这一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极陌生而在西方史料中极通用的名字，正是“盛京”一词的满语本源。

沈阳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定都沈阳，更便于后金以此为基地随时出发，向南可侵扰辽西走廊、向西可经略东蒙古诸部落、向北可严密控制海西女真。如果说迁都作为千百年来辽东乃至东北的头号重镇辽阳，意味着后金已决心割据一方与明廷分庭抗礼，定都沈阳，其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昭然若揭。从此，沈阳取代辽阳，成为东北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1948年9月到11月，我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对岸称“辽西大会战”），全歼东北之敌；今天辽宁省内最有影响力的报刊，非《辽沈晚报》莫属。“辽沈”并非“辽宁沈阳”的简称，而是指“辽阳、沈阳”。1914年，当时的奉天省设“辽沈道”，统辖沈阳、辽阳及周边22县。用“辽沈”指代辽宁中部辽河平原一带，就如同“甘肃”、“安徽”乃至“江宁”用法一般。

1644年，满清入关，尊沈阳为留都，设内大臣副都统驻防，仍设户礼刑工四部，后增为五部。1657年，设奉天府尹，管民政。这是“奉天”一词作为地名诞生之始。彼时，满清在留都沈阳设奉天府，在京师设顺天府，奉天与顺天交相辉映；与之相应，明代南京则为应天府。

1662年，清政府将镇守奉天府的“内大臣副都统”改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1664年，设承德县，为奉天府的附郭县；1665年，“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改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又称“镇守盛京等处将军”，简称盛京将军。1907年，废“盛京将军辖地”，建奉天省；废“盛京将军”，设“东三省总督”，并增设“奉天巡抚”；1910年，裁承德县，留奉天府；民国初年，又撤销奉天府建制，复置承德县，不久承德县改为沈阳县，为奉天省治。

清代大多数时间，“奉天”为府名;1907年东北撤将军辖地，建行省，盛京将军辖地改为奉天省，直到1928年年底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名辽宁省（“辽宁”一词始问世），20多年间“奉天”为省名；伪满时期，沈阳市曾改名奉天市，“奉天”一名又在十几年时间里成为市名。

（二）

近代东北局面，其渊源与元明两代东北格局一脉相承。

蒙元版图覆盖金、南宋、西夏、大理故地和蒙古本土，建十大行省，东北属辽阳行省。辽阳行省全称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正得名自传统上的辽东头号重镇兼当时东北唯一的大城市辽阳。辽阳行省有七路、一府，属州十二、属县十；理论上，南抵燕赵、东达日本海，北极西伯利亚、西与设立于蒙古本土的岭北行省相接。

元代东北，可明显分为东道诸王游牧地、辽东传统汉族农耕文明和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生女真渔猎文明三区域。

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东北，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还包含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四盟市，即所谓“东四盟”；在蒙元时代，甚至一直到清朝中叶，蒙古部落的游牧区域远超今天东四盟的范围，向东直延伸到松辽平原中部，即今天的哈大铁路一线。长春市城区一带，在清代中叶，还归属哲里木盟而非盛京将军辖地、吉林将军辖地或黑龙江将军辖地管辖。

蒙元时代，所谓 “黄金家族”，由铁木真的子孙和铁木真诸弟的后裔组成。铁木真长子术赤的后裔在南俄和中亚西部建金帐汗国，统治中心在伏尔加河中下游一带；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在西域建察合台汗国，统治中心在新疆西部和中亚东部；三子窝阔台在铁木真死后曾继承汗位，其后裔的封地在新疆与外蒙交界一带，后被蒙元和察合台汗国瓜分；幼子拖雷按照蒙古草原“幼子守灶”的传统，继承蒙古本土作为封地。拖雷长子蒙哥曾夺取汗位，在侵宋战争中战死于重庆钓鱼城；蒙哥死后，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和其弟阿里不哥争权。忽必烈夺取汗位，并最终攻灭南宋，建立蒙元，成为蒙元帝国的皇帝；与蒙哥的另一个弟弟旭烈兀远征伊朗并攻灭阿拉伯阿巴斯哈里发国，以伊朗为中心建伊利汗国。与有一定汉化倾向的忽必烈不同，阿里不哥代表恪守蒙古传统的守旧势力；阿里不哥争权失利，让黄金家族各汗国与蒙元在精神上渐行渐远。

铁木真诸弟的后裔，获得蒙古高原东部、大兴安岭一带、嫩江流域和辽河上游一带作为封地，称“东道诸王”。东道诸王所辖部落，与明清两代东蒙古科尔沁部、兀良哈三卫等部大有渊源。辽阳行省中东蒙古部落游牧的区域，基本属东道诸王封地。后世驻牧于今天内蒙古东四盟一带及周边地域的东蒙古科尔沁、郭尔罗斯、茂明安、扎赉特、阿鲁科尔沁、四王子、乌拉特等部，都源自蒙元时铁木真幼弟哈撒儿后裔的属部。

在汉文明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接壤地带，大一统王朝通常将郡县制与羁縻制度结合，在汉族聚居区域设郡县、派流官、征赋税；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设羁縻府州、授权于当地土司，对中央只保持名义上的效忠，以朝贡代赋税。

从史料记载来看，辽阳行省所辖州县，几乎全部分布在今天辽阳、锦州周边，暗示元代汉族士民在东北垦殖的大致界限。在今天的辽宁省中部，所谓辽河平原腹地，分布着盘锦、营口、鞍山等城市和大量县镇，市县以外则密布油田、农田和工业区。据地质学考证并参考史料记载，迟至辽代，辽东湾东岸海岸线，还在今天辽宁盖州、大石桥、牛庄、沙岭一线，距近日海岸线平均达20公里之多。在辽东湾顶部近海地区，历史上长期处于沼泽状态。唐代时，“辽泽泥潦，车马不通”，“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宋代时，许亢宗出使金国，途径辽河下游沼泽地带时“地势卑下，尽皆萑苻，沮洳积水”；一日之间“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 明代时，辽河平原仍处于沼泽状态。“盘山、牛庄低洼，天雨连绵，水辄泛溢，行旅阻隔”。万历末年，辽河平原“地下多水患，自驿堡墩台而外，居民绝少，四望无烟，惟芦苇萧萧耳”。迟至明末，辽河平原还是一望无际、难以穿越的沼泽，号称“辽海”，让辽西和辽东之间的陆路交通几乎彻底隔绝。

彼时的“辽西” 所指代的范围比今天的“辽西”狭小。今天辽宁省西部锦州、葫芦岛、朝阳三市和阜新部分地区统称辽西；元明两代的“辽西”仅包含辽西走廊，北到锦州以东的大凌河一带，南到山海关；医巫闾山以西，皆属蒙古部落游牧地（朝阳市所辖区域迟至清代还分属热河和昭乌达盟），而海岸线较今天向内平均收缩达数公里之多。彼时的辽西，以广宁（今天的北镇）和锦州为区域中心。

彼时狭义的辽东，特指今天辽河以东、长白山山脉以西的狭小区域，即铁岭、沈阳、抚顺向南经辽阳直至辽东半岛。因“辽海”这一大规模沼泽地带的隔绝，古时辽东与胶东的海路交通，远较与辽西之间的陆路交通更为发达；历朝辽东多次在行政上隶属于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的登州府管辖，旅顺口则是沟通辽东和胶东海运的主要码头。

近代汉族大规模“闯关东”之前，汉族向东北2000年垦殖史的成果，始终基本停留在以锦州为核心的辽西走廊和以辽阳为核心的辽东一带；再向北和向东，则由汉族与落后的渔猎民族杂处，逐渐过渡到完全由各色渔猎民族聚居。

（三）

辽阳行省的东北部，今天的吉黑两省东部、乌苏里江以东（今天俄罗斯联邦的滨海边疆区）、黑龙江以北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广袤区域，星罗棋布分布着游猎为生的生女真诸部落。

史学界估计，金国占据华北、中原之后，有多达600万以上女真部民入关定居并逐渐汉化，最终与金国境内的汉族、契丹人和渤海人一起，被蒙元划入四等人中的第三等“汉人”，通过行政手段被强行汉化。留居东北北部、未曾汉化的女真部民在蒙元时称“生女真”。生女真数量不多，分布极广，互不统属，彼此隔绝。蒙元时生女真诸部基本属辽阳行省水达达路管辖。 “水达达”中的“达达”即“鞑靼”之异译。

此前，金国效仿辽国，建五京制度，并以五京为中心设路管辖周边区域。东北基本属上京路和东京路管辖。上京路中心为上京会宁府，在今天黑龙江阿城附近，是金国龙兴之地；东京路中心为东京辽阳府，则是辽东传统的政治中心。水达达路辖区，基本继承自金国上京路。水达达路所辖各万户府、千户府，基本根据生女真诸部落分布设置。

辽阳行省水达达路辖五个军民万户府，分别是斡朵怜万户府、胡里改万户府、桃温万户府、孛古江万户府和脱斡怜万户府。斡朵怜万户府治位于黑龙江依兰县境内牡丹江西岸一带；胡里改万户府治位于黑龙江依兰县城一带；桃温万户府治位于黑龙江汤原县汤旺河与松花江交汇处；孛古江万户府治位于黑龙江富锦县城一带；脱斡怜万户府治位于黑龙江省桦川县东北。

据史学界考证，建州女真之渊源，可追溯至水达达路斡朵怜万户府和胡里改万户府；努尔哈赤所在家族，正出自斡朵怜部。

元末，胡里改部从胡里改万户府故地出发，沿胡里改江东岸南下，最终定居在唐代渤海国率宾府建州故地；故此，当胡里改部向明廷朝贡称臣时，明廷在此间设建州卫，“建州”得名于此。

胡里改江在蒙元史料中又称“虎儿喀江”，即今牡丹江。牡丹江望文生义，酷似一个色彩斑斓的汉语词汇。事实上，牡丹江之“牡丹”来自满语。明代时生女真称之为“穆丹乌拉”，“穆丹”为满语“弯曲的”之意，而“乌拉”则为满语“大江”；穆丹乌拉，即“牡丹江”，正是满语“弯弯曲曲的大江”之意。

明代女真分为渔猎于黑龙江流域的野人女真、游牧于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和活动于长白山一带的建州女真，以海西女真最强。海西女真在明末又称“扈伦四部”，为乌拉、叶赫、辉发、哈达四部。乌拉部之名，与穆丹乌拉中的“乌拉”同源。

1372年，斡朵怜部从斡朵怜万户府故地出发，沿胡里改江西岸南下，最终定居于“俄莫惠之野”的“鄂多里”城。《钦定满洲源流考》卷八《疆域》记载，“满洲始祖居长白山东，俄莫惠之野鄂多里城。城在兴京东一千五百里、宁古塔西南三百三十里、勒福善河西岸”。兴京即赫图阿拉，在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宁古塔则为黑龙江宁安县。由这一方位测定，鄂多里城，应位于吉林敦化市一带。

俄莫惠，在《金史》中称“窝谋海”，是敦化所在的小盆地，牡丹江上游诸河汇集于此。“俄莫惠”与“窝谋海”显然是同一个女真词汇的不同音译。今天敦化市有额穆镇， “额穆”正是“俄莫惠”与“窝谋海”的另一音译。
“鄂多里”这一女真语地名，后来又曾以“敖东”一名闻世。1990年代曾在甲A赛场叱咤风云的“长白虎”吉林敖东，正得名于此。据考证，“鄂多里”与“敖东”，在女真语中意为神仙。

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又译“孟特穆”）就出生于鄂多里城。明初，因童猛哥帖木儿归顺，明廷在建州卫之外另设建州左卫，并任命童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童猛哥帖木儿死后，次子童仓（又译“董山”）继承指挥使之位。

从史料记载来看，整个明代，对辽东汉族士民来说，比邻而居的建州女真从来都难称友邻。尽管明廷和辽东当地士民对建州女真心存友善，从童猛哥帖木儿之子童仓开始，建州女真始终叛服无常，对明边汉族士民连年侵扰、劫掠。明廷对建州女真屡兴征剿，素性狡诈的建州女真每当兵败就伪作恭顺。朱棣之后，除英明神武的“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镇国公太师朱寿”，明廷几乎历代皇帝在北方国防都采取收缩态势，屡屡因建州女真的伪降而功败垂成，既不尽行诛除，也不乘胜驱逐，终致尾大不掉，养虎为患。

（四）

明初，朱元璋和朱棣两代皇帝屡次兴师北征，给逃窜至东道诸王故地的北元残余政权以决定性打击；明廷的军政势力也逐渐向故元辽阳行省生女真诸部聚居区域渗透。1395年，明廷在脑温江（今天的嫩江）、忽剌温河（今天的呼兰河）和斡朵怜万户府一带设卫建所，并在其后继续向北推进；到1411年，又在极北的黑龙江下游流域，即蒙元辽阳行省征东元帅府故地，升奴儿干卫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司理论上的管辖范围，西起黑龙江上游的鄂嫩河流域，东到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今天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全部，直到太平洋沿岸和库页岛都包含在内。

蒙元在辽阳行省设征东元帅府，先后隶属于辽阳行省下辖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其治所位于黑龙江下游东岸靠近入海口的奴儿干城（今俄罗斯尼古拉耶夫斯克特林）。蒙元设征东元帅府的目的，是企图以此为出发基地，伺机横穿鞑靼海峡（今俄罗斯鄂霍茨克海峡，即俄罗斯东海岸与库页岛之间的海峡），在库页岛登陆，并进而从北方侵袭北海道乃至日本本土。

奴儿干都司的建立，标志着明廷对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所有生女真部落都建立起羁縻统治。不过从史料记载来看，即使在明初军政势力的巅峰期，明廷也既无足够的实力和资源，亦无足够的动力对奴儿干都司所辖范围有效管辖和消化。到1433年，奴儿干都司被正式撤销。不久，1449年，几十万明军在京师附近的土木堡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也被也先太师率领的瓦剌蒙古抓了俘虏；随后瓦剌蒙古大军兵临京师城下，于谦等忠臣良将当机立断、力挽狂澜，外强中干的明廷才幸免于重蹈北宋靖康之难的覆辙。

土木堡大败，标志着尚保有若干进取精神和向上趋势的明代前期彻底结束，明代进入内敛、暗弱、党政蔓延而漫无方向的中衰期；与之相应，明廷对东北一度的积极经营和进取，也让位于敷衍塞责和消极应付。

从明代中期，到万历末年，150年间，东北的局面，以明、女真和东蒙古三方间混乱而低水准的争斗为主要特征。东北西部在蒙元时是辽阳行省东道诸王的游牧区域，明代中期以后，重又成为东蒙古诸部落游牧和纷争的舞台；各部落彼此争斗、杀戮、分化组合，实力此消彼长，到万历年间，在东北西部扮演活跃角色的是东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万户和喀喇沁万户。

明廷在东北实施有效政治管辖的区域，与汉族士民的定居区域基本吻合，大体可分为辽西走廊、辽沈一带和辽东半岛三大核心区域。辽西走廊北起锦州以北的大凌河一带，南到山海关，以广宁卫、锦州、宁远卫为轴心，与河西走廊一样，始终是汉文明在关外生长、扩张、生存最顽强的前沿阵地。明末，面对后金的无耻入侵，辽西军民和后金展开长达二十几年的拉锯战，血拼精神远在辽东之上。

辽沈一带为铁岭、抚顺、辽阳和沈阳四城为核心构成的南北走廊，其东与建州女真犬牙交错，今天隶属于抚顺、本溪和丹东的清原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凤城满族自治县等多个满族自治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由此依稀可估测出明末辽河流域汉族聚居区域与建州女真的对峙态势和分界线。辽沈一带的北边，则在今天辽吉两省交界一带，与海西女真四部接壤。

明末辽东半岛的政治版图与今天截然不同。彼时明廷经略东北的中心，在辽东为辽阳，在辽西则为广宁卫，即今天的辽宁北镇市。广宁卫在明代为辽东都指挥使司所在地。辽东总兵李成梁正是坐镇广宁卫，一边在女真各部间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一边对姻亲努尔哈赤扶持利用，养虎为患。

大连是今天辽东半岛当之无愧的区域中心，金州和旅顺则可视为大连的两座卫星城；隶属于大连的三个县级市瓦房店、普兰店和庄河被大连人民习称“北三市”。与今天的格局相反，明代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行政中心，始终是今天作为大连卫星城的金州。金州彼时称为金州卫，隶属于辽东都指挥使司，为辽东半岛军事守备重镇；而旅顺口，在元明两代，则是连接辽东与山东海运的主要渡口。

瓦房店在建国后曾称为复县，因其在明代时称为复州卫；普兰店在建国后曾称为新金县。普兰店毗邻金州，近年来共同组成国家级新区金普新区。可以想见，“新金县”之名，与曾在建国后称为“金县”的金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金州卫与复州卫，是明代辽东半岛南部两大重镇。

今天大连市区所在区域，在明清两代已不可考的某一段时间逐渐形成海边渔村，因海滩的质地和色泽，得名“青泥浦”，后又易名为更具乡土气息的“青泥洼”，正位于大连火车站站前广场西侧一带；近代大连以青泥洼为起点开埠，建市100年时间里，青泥洼都始终是大连最繁华的核心商圈；其地位直到最近十几年，才逐渐被西安路、华南广场等商圈所撼动。建国以前，青泥洼一带有西青泥洼河和东青泥洼河从南向北，在大连港一带入海。日俄殖民者先后在西青泥洼河上建桥数座。今天大连火车站南广场西侧从地下穿越铁路到北广场的“宏孚桥”，俗称“火车站桥洞子”，正是1901年到1902年沙俄修建的跨越西青泥洼河的铁路桥，由此也可推测当年西青泥洼河的方位和走向。

（五）

与满清发迹直接相关、一脉相承的女真历史，应从1558年谈起。当年，出身于乌拉部的哈达部酋长王台统一海西女真四部，并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建州女真。金国1234年覆灭后300年，女真各部第一次在名义上统一在一名女真酋长的势力范围之内。

《圣武记•龙兴记》对此时女真各部的分布和活动区域有详细的介绍。明末，女真仍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三部分。从史料记载来看，女真各部通常以山川、地域之名作为本部的名号。

海西女真汉化程度最深、实力也最强。明末，海西女真通常称扈伦四部，即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叶赫部在今辽宁开原东北部及吉林梨树南部一带，即辽吉两省交界一带。今天，开原、梨树一带有叶赫河，是辽河支流清河的北源。梨树县南部叶赫河东南岸尚有叶赫古城遗址。清末执掌满清权柄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其所出家族，渊源就可追溯至明末的叶赫部。
哈达部在辽宁开原东部及吉林梨树西南部，哈达城即开原南城子，其遗址已淹没于清河水库中。今天的清河在彼时即称为哈达河。
辉发部在今天辉发河中游。辉发城在吉林辉南县城东北19公里许的辉发河南岸。
乌拉部在松花江中游两岸，乌拉城即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

明末时，建州女真已演变为建州部和长白山部两大部。建州部源自明初设立的建州三卫。建州三卫最迟在嘉靖年间已彻底名存实亡，从明廷窃取或自称“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者比比皆是。据史料记载，在万历初年，建州女真有“都督”职衔者经一度有22人之多。经持续的分化组合，明末建州部依稀可分为满洲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哲陈部、王甲部和董鄂部。

满洲部活动于今天赫图阿拉故址一带，为努尔哈赤所出家族的直属部落。这是“满洲”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之中。苏克素护河部活动于浑河支流苏子河的中下游。今天的苏子河与浑河分别从上游汇入大伙房水库，而大伙房水库西岸一带，就是萨尔浒之战古战场的遗址。
浑河部活动于浑河中游。哲陈部和王甲部都活动于浑河上游。王甲部又称完颜部，据考证，与金国统治者所出的完颜部有密切的渊源。今天完颜部后人多以“王”为姓，正与完颜部在明末已更名“王甲部”有关。董鄂部又称东果部，活动于辽宁桓仁满族自治县一带。清初顺治皇帝的爱妃董鄂氏，即出身于董鄂部。

长白山部分为鸭绿江、讷殷、朱舍里三部，活动于鸭绿江上游和长白山北麓一带，与李氏朝鲜隔山、隔江相望。

野人女真在明末演化为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两部。东海女真分呼尔喀、瓦尔喀、窝集三部。呼尔喀部又称库尔喀、虎儿哈（显然是同名异译），活动于牡丹江中上游一带。牡丹江彼时称虎儿哈江。瓦尔喀部分布于今天图们江东北珲春一带。窝集部活动于今天乌苏里江以东直至日本海沿岸。据考证，“窝集”一名，乃是“勿吉”一词的同名异译。东北通古斯语诸部落先秦时称肃慎，汉晋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渤海、女真多分别由靺鞨诸部演变而来。

黑龙江女真分索伦、萨哈连、使犬、使鹿四部。索伦部泛指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广大地区通古斯语诸部族；有史学家认为，“索伦”乃是“肃慎”的同名异译。分布在我国境内的索伦部，今天通常被识别为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萨哈连部分布在瑷珲以南黑龙江东岸地区。满语中，萨哈连为“黑色”之意。使犬部和使鹿部以极低的人口密度广泛分布于乌苏里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日本海沿岸地区，分别为今天的赫哲族和鄂伦春族。

（六）

明末女真各部的经济形态，仍以畜牧、游猎和采集为主，也可能开始有小规模的农业耕种。以“贡市”名义与明廷之间开展的边贸，为决定女真部民财富多寡乃至政治地位的重要因素。彼时，女真各部对明廷的出口商品，主要为马匹、貂皮、人参、鹿茸、金针和木耳。明廷为女真各部酋长颁发“敕书”，由敕书件数决定贡市数额。王台军政实力雄厚，且对明廷态度恭顺，明廷为王台颁发敕书达700道，赋予王台实际上的边贸总代身份，让王台的经济实力也迅速增强。。

王台治下女真各部多年波澜不惊的局面，被建州女真一名叫王杲的部落酋长的野心和贪欲突然打破。与汉化程度较深、社会组织更完善、统绪更为稳定的海西女真四部相比，建州女真的部落组织始终更为无序、混乱。建州三卫的建制早已名存实亡，分裂为各势力薄弱的弱小部落、氏族甚至家族彼此纷争、屠戮不休。

王杲之父多力齐势力渐盛，曾从明廷获“都督”职衔。王杲生有两子，长子阿古（又称阿台），次子阿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台有一位女儿名为哈分不哈，嫁给建州女真的没落贵族塔克世为妻。

塔克世是努尔哈赤的父亲，而哈分不哈就是努尔哈赤的生母。因此，阿台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又把一名孙女嫁给阿台为妻。王台、王杲、阿台三人的汉文名字堪称眼花缭乱，生女真的姻亲观念更加凌乱不堪。

王杲在建州女真各部中迅速崛起，控制了浑河流域抚顺关以东地区。与对明廷态度恭顺处事有分寸的王台不同，王杲贪婪、奸诈而怀狼子野心。从1562年开始，王杲勾结东蒙古诸部，对辽东连年大规模侵扰、劫掠；每一次侵扰，留下的都是辽东汉族士民的血泪。次年，明廷任命李成梁出任险山堡参将，镇守位于辽阳以东100公里处的边防重地险山堡。李成梁就此登上明末辽东乱世的舞台。四年后，1570年，李成梁因功升任辽东总兵。明末辽东边事，成也萧何败萧何。辽东总兵李成梁坐镇广宁卫，一边在女真各部间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另一边对姻亲努尔哈赤扶持利用，终至养虎为患，不可收拾。

尽管王杲连年入寇，为笼络、讨好王杲，软弱昏聩的明廷竟于1571年册封王杲为建州右卫都指挥。骄横的王杲刚刚接受明廷册封，就在1574年大规模寇边，残害抚顺关守将裴承祖。王杲又与蒙古勾结，企图联合发动大规模入侵。当年10月，明廷忍无可忍，派遣巡抚张学顺会同总兵李成梁讨伐王杲。

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觉昌安、塔克世父子虽是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童猛哥帖木儿之后，早已家道中落。觉昌安是童猛哥帖木儿的曾孙，虽自称宁古塔贝勒（苏子河上游彼时称“宁古塔川”），并拥有建州左卫都督佥事的头衔，然彼时建州三卫都早已名存实亡。觉昌安能统辖的，只有自己直属的氏族。与拥有敕书700道的王台相比，觉昌安仅有明廷颁发的敕书18道。据史料记载，觉昌安经常带私属数十人参与边贸互市，这几十人极可能就是觉昌安的全部人马。而塔克世，则充当了王杲的部将。从觉昌安、塔克世和王杲长子阿台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来看，随王杲势力的突然崛起，二人似一直在积极攀附王杲、阿台的势力，并取得了王杲、阿台父子的任信。同时，觉昌安、塔克世暗中与李成梁，也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

可能是世故的觉昌安、塔克世在貌似强大的明廷和狼子野心的王杲、阿台之间两头下注，主动攀附辽东总兵李成梁，也可能是李成梁出于以夷制夷的方针，在建州女真内部主动培养、扶植觉昌安、塔克世充当明廷的代理人。觉昌安、塔克世屡次在紧要关头为明廷效力；塔克世还将一名孙女嫁给李成梁次子李如柏为妾。觉昌安、塔克世死后，李成梁对努尔哈赤更是关爱有加，屡加提携。《清史稿》明确记载，李成梁曾将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收留军中抚养、培养多年，最终养虎为患。而在后金侵明的战争中，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和三子李如桢先后在萨尔浒之战和铁岭之战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1574年10月，李成梁受命讨伐王杲，觉昌安、塔克世父子充任向导。6万大军长驱直入，将王杲围困于古勒城寨。古勒城寨位于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北边境苏子河口北岸的古楼村。“古楼”，应即来自故名“古勒”。王杲屡次犯边得手，全靠明廷腐败、军备不修。一旦兵临城下，王杲根本无力抵挡，几乎只身脱逃。我国历史上，边疆之外从来不缺少王杲这样跳梁小丑一般的贼寇。尽管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王杲仍不知改悔。1575年2月，王杲纠合残众再次入侵，惨败后携家眷投奔王台。明廷敕令王台立即拘捕王杲，王台先是首鼠两端，最终于当年7月将王杲和眷属27人缉拿后械送李成梁，献俘京师。8月，明廷将战犯王杲按律处斩，晋升王台为“右柱国，龙虎将军”。

战后，李成梁将王杲辖地拔给塔克世接管，任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正是塔克世担任名存实亡的建州左卫指挥使的短暂生涯，刺激了努尔哈赤日后与明廷争雄的野心，并赋予了破落户一般出身的努尔哈赤最初的“显赫”家世。与此同时，王杲长子阿台自称都督，重新占据老巢古勒城寨，对明廷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势。

1583年2月，建州女真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与李成梁联络，愿引导明军讨伐阿台。图伦城，即今天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嘉禾村。明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秦得倚率领，在沙济城阵斩阿台弟弟阿海；另一路由李成梁率领，又是由觉昌安、塔克世担任向导。前回书说到，觉昌安曾把一位孙女嫁与阿台为妻。此次出征，觉昌安、塔克世虽一路担任向导，但一直心急如焚，担心城破之日，玉石俱焚。兵临城下之际，经李成梁同意，觉昌安 “挟尊长之名，入围城省其孙女，劝阿台降”。觉昌安、塔克世入城之后，被不肯投降的阿台扣押。明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经两昼夜激战，明军最终靠火攻杀入城中，阿台残余势力全部败死，觉昌安、塔克世也死于乱军之中。

战后，明廷体恤觉昌安、塔克世死于王事，对努尔哈赤厚加宣慰，“乃归二祖丧，与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此时的努尔哈赤刚年满24岁，祖、父俱亡，本人也无寸尺之封。按照《清史稿》记载，此前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在军中收养多年，其实际身份，应仅为明军低级军官。事实上，努尔哈赤本人极有可能也参加了本次战役。觉昌安、塔克世之死本出于意外。明廷对努尔哈赤的厚待，尽管可能出自努尔哈赤的恩主李成梁的力主，但完全是出于对忠臣良将之后的恩遇。努尔哈赤日后以“七大恨”兴师侵明，称“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此恨一也”，实属颠倒黑白，恩将仇报。

（七）

努尔哈赤生于1559年，祖父觉昌安（又名佟叫场），父亲塔克世，生母喜塔拉氏。建州左卫第一任都指挥使童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儿常写作“童•猛哥帖木儿”，或称“孟特穆”。又有史料称，猛哥帖木儿女真姓氏为“夹温”。在女真语中，“夹温”即为“童”之意。事实上，努尔哈赤所出家族的姓氏为“夹温”，汉译为“童”，其六世祖本名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包括其前部分“猛哥”和后部分“帖木儿”，都是极其常见的蒙古名字。“猛哥”和“帖木儿”，在中文史料中也经常以“蒙哥”、“铁穆耳”和“铁木尔”的形式出现。忽必烈的兄长蒙哥曾为蒙古大汗，其孙铁穆耳则在忽必烈死后继承皇位。



到明朝中后期，“童”又逐渐被“佟”所取代。觉昌安又名佟叫场。显然，“叫场”与“觉昌安”发音接近，正是他本人为自己选择的“汉文名字”，而佟则是他本人认可的汉姓。万历末年，明廷司业张鼐到辽东视察，整理成《辽东略》一书，就有“佟叫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也”这样的描述。朝鲜《李朝实录史料》记载，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致朝鲜书曰“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努尔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真国二国往来行走学好，我二国无有动兵之礼”；1605年11月11日，努尔哈赤又向朝鲜边将致书，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所同计议事”。

大约在1612年，努尔哈赤改姓“爱新觉罗”，规定努尔哈赤的六位叔伯祖父（长祖父德世库、次祖父刘阐、三祖父索长阿、祖父觉昌安、五祖父包朗阿、六祖父宝实）的22个儿子的后裔，均改为“爱新觉罗氏”。 “爱新”是满语“黄金”之意。以“金”为姓，当有攀附金国，以恢复金国荣光相号召之意。“觉罗”的含义史学界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略去不谈。

彼时女真人使用蒙古文（也用汉文），大量采用蒙古语借词，而蒙古语则含有大量回鹘语借词。“努尔哈赤”是典型的回鹘语词汇。“努尔”为回鹘语“光明”之意；“哈赤”为回鹘语“圣裔”之意。“努尔”一词的另一种中文音译为“努里”，被今天的伊朗男性广为使用。伊朗素有拜火教和明教渊源，故含有“光明”之意的“努里”倍受欢迎。“哈赤”一词今天已成为伊斯兰教对有威望的人物的尊称，在《元史》和《明史》中多译作“火者”，清代史料多译为“和卓”，今天多被译为“哈吉”。乾隆年间平定回部之际，清军曾与大小和卓的部众交战经年；阿尔巴尼亚曾有党首霍查独揽大权多年；据考证，罗马尼亚退役球星哈吉，实出身于有穆斯林背景的家庭。

（八）

1635年10月13日，皇太极颁旨，废弃“女真”，以“满洲”接替女真作为族称。据《清太宗实录》和《满文旧档》记载，皇太极称，“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只称我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时至今日，英文还以“Jurchen”一词，作为“女真”的英文正式表达方式。Jurchen实为“诸申”之音译，其来源为“肃慎”一词。

“满洲”（Manju）一词，在皇太极下令以“满洲”取代“诸申”之前，就已在史料中偶有出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时女真各部的形势为，“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折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斡哈部、虎儿哈部；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叶黑部、辉发部。各部烽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杀”。《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还记载，1591年，“夜黑”派人对努尔哈赤下书，称“兀喇、哈达、夜黑、辉发、满洲总一国也，岂有五王之理”。显然，上文出现的“夜黑”、“叶黑”为“叶赫”的异译；“兀喇”为“乌拉”的异译；“苏苏河”、“王家”、“东果”、“折陈”、“内阴”、“兀吉”、“斡哈”、“胡笼”后来统一规范汉译为“苏克素护河”、“王甲”、“董鄂”、“哲陈”、“讷殷”、“窝集”、“呼尔喀”和“扈伦”。

《旧满洲档》1613年9月记载，当日努尔哈赤自称“女真满洲国昆都仑汗”。《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另记载，1619年8月，努尔哈赤攻灭叶赫后，“叶黑自此灭矣，满洲国自东海至辽、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语言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从史料记载来看，最迟在努尔哈赤起兵的1583年，就已开始在一定范围内使用“满洲国”名号；彼时，“满洲”，或曰“满洲国”，在不同语境下，分别指代努尔哈赤所直辖部落的部落名，或泛指努尔哈赤所建立的政权名称，即国号的雏形。

“满洲”一词之渊源，应来自觉昌安、塔克世所直属小部落的聚居地，即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南苏子河畔，烟筒山东麓的费阿拉城故址，以及永陵镇东的赫图阿拉城故址一带。据考程，“满洲”（Manju），是苏子河上游一条支流的名字。前回书梳理过努尔哈赤发迹之前，明末女真各部的名称和分布。可以发现，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的大多数部落，其部落名来自其活动区域的山川、地域名称。“满洲部”实为与“哈达部”、“乌拉部”、“叶赫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之类以江河命名的部落并列、且有同样部落名称来源的从属于建州女真的小部落。从努尔哈赤1612年规定他的六位叔伯祖父的22个儿子的后裔改为“爱新觉罗氏”来看，觉昌安、塔克世时代的“满洲部”，其部众极可能仅仅局限于觉昌安兄弟六人的直属部民。

“满洲国”概念指代的范围 ，随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东征西讨不断延伸。1619年努尔哈赤攻灭叶赫，努尔哈赤心中“满洲国”的范围已延展到“自东海至辽边，北至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之间的广大地域。到1635年，后金国统治区域向北远达外兴安岭以南，向东远达日本海沿岸。此时所有女真部落都已统一在“后金国”旗下。此时，“后金国”与“满洲国”两名号并存。“金”为与族名无关的政权名称（类似于“辽”、“金”和“元”），而“满洲”则为由部落名、族名演化形成的政权名称（类似于“突厥”、“回纥”、“蒙古”）。1636年，皇太极正式定国号为“大清”，“满洲”则专指民族。到民国初年，最终形成“满族”一名。

（九）

1644年，满清入关，尊沈阳为留都，设内大臣副都统驻防，仍设户礼刑工四部，后增为五部。1657年，设奉天府尹，管民政。1662年，清政府将镇守奉天府的“内大臣副都统”改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后改称“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奉天府尹先后受内大臣副都统和镇守辽东等处将军、盛京将军节制。旗民分治、边屯区军管体制为主、州县民政体制为辅的格局在满清治下的东北就此奠定。

定鼎中原后，虽然满清时常将整个东北都笼统地称之为龙兴之地，从前回书的梳理来看，满清之直系渊源，仅可追溯到元末明初从蒙元辽阳行省水达达路沿牡丹江南迁到今天吉林敦化一带，并逐渐扩散到辽宁东部浑河中上游一带活动的脱斡怜部、胡里改部，即明代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之间和战无常，关联密切；而从史料记载来看，一直到皇太极东征西讨，东北局势初定之前，建州女真几乎从来没有向极北方向经略的举动和动向。与活动于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甚至更靠南的松花江流域的野人女真诸部之间，建州女真仅仅保持着聊胜于无、漫不经心的联系。

游牧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游牧部落一旦开始入塞寇边，就将倾举族之力南向攻侵，最终融合于汉族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即便没有清军入关后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满清一旦席卷中原，也一定选择从东北倾巢而出，仅保留极少数部民留守。满清入关后，对东北极北方向，仅保留最低限度的国防守备；对其覆盖的广大地域，并未有积极开发、垦殖的准备。放弃对东北北部边疆广袤地带的开发垦殖的努力，既是满清保留日后败亡时的容身之所的刻意之举，也是汉族文明千百年来向东北垦殖努力终止于辽河流域和松花江流域之间惯性的延续。

在全国军事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之后，满清八旗兵制，渐变为驻防京师的“八旗劲旅”和驻防京师以外各地的“八旗驻防”。据《钦定八旗通志》记载，满清前期，“八旗驻防”员额12万3千余名，分驻在全国九十处战略要地。其中，“盛京将军辖地”驻防25处，兵员18652名；“吉林将军辖地”驻防10处，兵员9960名；“黑龙江将军辖地”驻防6处，兵员11047名。

盛京将军辖地中，留都盛京，即沈阳市，是驻防的重中之重，兵员6831名；此外，抚顺、辽阳、开原、铁岭、凤凰城、广宁、熊岳、锦州、熊岳、复州、金州、宁远等24处分别驻扎兵员130名到950名不等。吉林将军辖地中，吉林将军所在地吉林省吉林市驻扎兵员3678名；宁古塔、伊通、珲春等其他9处分别驻扎兵员120名到1520名不等。黑龙江将军辖地中，黑龙江将军所在地今天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驻扎兵员3107名；黑龙江城（黑龙江瑷珲县）、墨尔根（黑龙江嫩江县）等其他5处分别驻扎兵员200名到2000名不等。

清初时的东北，北以外兴安岭为界，东抵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沿岸，版图包含库页岛。仅根据《尼布楚条约》、《北京条约》等历次中俄条约割让给沙俄的东北领土，即达130万平方公里左右（根据《尼布楚条约》割让的领土约为24万平方公里，主要在黑龙江上游流域，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上，八旗驻防员额仅4万名左右，东北国防之空虚可见一斑。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屡次兴师在西北、西南方向与准部、和硕特部、回部交战，又多次调东北驻防八旗增援，东北守备兵力进一步空虚。以今天的人口密度标准来判断，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在满清中前期，不论是从居民数量，还是从驻防兵员数量来看，都近于无人区。这样的态势，恰给经过1个半世纪时间缓慢而无情的蚕食终于将其势力范围渗透到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以可乘之机。

大约在残唐五代之际，东斯拉夫诸部落逐渐形成松散的部落联盟“罗斯”。罗斯境内城邦林立，各城邦均以大公国或公国为名，初以基辅为首，彼时罗斯又称“基辅罗斯”。基辅的首脑地位逐渐被弗拉基米尔城邦所取代。13世纪中叶，罗斯诸城邦在蒙古“长子西征”中覆灭，蒙古奴隶主在南俄和中亚西部建金帐汗国，统治中心从伏尔加河中游到伏尔加河河口一带；古老的罗斯诸城邦或覆亡，或沦为金帐汗国的藩属国，在蒙古奴隶主的高压下苟延残喘。莫斯科大公国本是基辅诸城邦国中的二流邦国；见金帐汗国势强，莫斯科大公见风使舵，卖友求荣，靠充当蒙古奴隶主奴役、压榨罗斯人民的帮凶，在金帐汗国的扶持下逐渐做大，成为残存诸城邦国中实力最强的邦国。胡无百年之运，到14世纪后半叶，金帐汗国四分五裂、分崩离析，实力大减。1380年，莫斯科大公国审时度势，公开与蒙古奴隶主决裂。金帐汗国可汗马麦率20万大军征讨，在库里沃利与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率领的罗斯军遭遇；金帐汗国失利，莫斯科大公国就此赢得独立。

历代莫斯科大公东征西讨，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才将罗斯诸城邦国统一于莫斯科大公国的版图之内。15世纪末，曾经雄霸一时的金帐汗国彻底分裂为喀山、阿斯特拉罕、克里米亚、那海和失必尔诸汗国。处于上升期的莫斯科大公国有机可图，在与诸蒙古汗国的较量中日渐上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为自己加冕为“全俄罗斯的皇帝”，按东罗马帝国传统，采用“凯撒”作为皇帝名号，俄语发音接近于“沙”，我国习惯以“沙皇”相称，莫斯科大公国成为俄罗斯帝国，通称沙皇俄国，简称沙俄。

沙俄在伊凡四世时代国土面积大约有280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是内陆国。为了获得出海口，沙俄在西北边疆和南部边疆与瑞典王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国展开旷日持久的“大北方战争”和“十次俄土战争”，并依靠哥萨克殖民者在东部边疆向外渗透、蚕食。沙俄势力在16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到16世纪90年代推进到鄂毕河东岸； 17世纪初，沙俄到达叶尼塞河流域；1628年，沙俄到达勒拿河畔；1632年，沙俄在勒拿河中游建雅库次克城。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是发源于蒙古高原以北的分水岭、大体沿南北走向蜿蜒穿越中西伯利亚高地、最终注入北冰洋的三条大河。鄂毕河大体与新疆和中亚河中地区同一经度，叶尼塞河大体在外蒙正北方向，而勒拿河流域已在我国东北正北乃至更偏东的方向。到明末，哥萨克殖民者和沙俄军政势力的前哨已迫近黑龙江流域。

（十）

据俄罗斯史料记载，1636年，哥萨克殖民者在勒拿河附近的阿尔丹河畔，从鄂温克人口中第一次听说黑龙江的存在，得悉黑龙江两岸可种植粮食，还有一座银山。此后数年，哥萨克殖民者和雅库茨克督军戈洛文多次组织队伍前往黑龙江流域搜集情报。1643年，戈洛文派遣一支包括132名哥萨克和一门铁炮的侵略军，正式发动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当年正是清军入关的前夜，满清正倾举国之力在山海关内外与明廷决战。东北的全部女真部民都被编入八旗，八旗兵丁大批南下，也在客观上给沙俄窜犯黑龙江流域提供了可乘之机。

元明两代，野人女真各部落的城镇市集，大多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修建。一定程度上，野人女真，正是依托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座大江繁衍生息。在黑龙江上游左岸，今天黑龙江漠河的额木尔河口对岸，有俄罗斯小镇阿尔巴津诺，隶属于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阿尔巴津诺，古称雅克萨，正是野人女真在黑龙江两岸兴建的众多城寨之一。17世纪50年代，乘满清忙于在关内镇压各地抗清斗争，沙俄侵占雅克萨，并窜犯到松花江口一带。1660年，清军曾一度夺回雅克萨，到1665年雅克萨又被沙俄寻隙重占。17世纪80年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跨海攻占台湾，击退准部侵袭，严密控制外蒙，随即于1685年调遣3000兵马从瑷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围困雅克萨，并在当年5月发起攻城战。雅克萨守军有大约450人，守军头目托尔布津带兵顽抗2天后力不能支，主动乞降。清军宽大为怀，允许托尔布津携残军退至尼布楚。

耐人寻味的是，重夺雅克萨城之后，清军既没有派重兵驻守，更没有乘胜向尼布楚进军（尽管理论上，尼布楚此时也应归属满清版图之内），而是平毁雅克萨城，回撤至瑷珲。此次出师的3000兵马，除一部分留守瑷珲，其余分驻墨尔根和瑷珲一带屯田。

几个月后，托尔布津在尼布楚等到沙俄增援的600援军，加上前次败回的残兵败将，立刻从尼布楚出发，一举“夺回”雅克萨。雅克萨再次“失守”的情报到次年1月被康熙知悉。康熙怒不可遏，就令黑龙江前线再次组织兵力夺回雅克萨。当年7月，2000清军对800多俄军再次发起围城作战，并在攻城作战中击毙托尔布津。到8月25日，清军仍未能攻克雅克萨，就在雅克萨城南、北、东三面掘壕围困，在城西黑龙江江面派水师巡逻，切断沙俄后勤补给线路。

围城期间，沙俄政府向满清请求撤围，并请求双方派员正式议定边界。满清持睦邻友好之精神，准许沙俄守军残部66人撤往尼布楚。1689年7月24日，沙俄和满清在尼布楚正式签订条约，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东段边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和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均为满清领土。尼布楚周边（贝加尔湖以东、黑龙江上游流域以北）大约24万平方公里为沙俄领土。

从满清在雅克萨之战前后的攻防部署和作战决心来看，满清在黑龙江流域的国防守备，并不打算在黑龙江以北大量留守常备兵力，而是以瑷珲为最前沿的核心要塞，一旦沙俄来袭，则以瑷珲作为前进基地，做相应应对。这既是由当时东北恶劣的后勤补给条件搜决定，也是因为彼时的沙俄，实在没有展现出足够满清提起重视的军政实力和部队战斗力。两次雅克萨之战，沙俄投入的总兵力仅有1000多人，看起来似乎已是尼布楚以东地区沙俄能投入兵力的全部。托尔布津败退尼布楚之后，等待半年才等来600多人援军。这样的实力，在刚刚平三藩、败噶尔丹的康熙眼中，极可能令其不屑一顾，以至于满清在此后将近2个世纪里对沙俄始终掉以轻心。

清军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面对孤立无援的俄军所表现出的作战能力令人堪忧，恐怕也是满清对沙俄采取守势的重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两次雅克萨之战期间，尼布楚及周边地区显然在沙俄掌控之内，不论是交战期间还是谈判期间，满清似乎从没有兴师西进夺回尼布楚的作战动向和诉求。

（十一）

正是在后金大举侵明之际，沙俄殖民者渗透到黑龙江流域。1643年，沙俄正式发动了第一次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17世纪50年代，沙俄又侵占黑龙江左岸的雅克萨城，并窜犯至松花江流域。

清军入关后，整个东北的国防，都属驻守留都盛京的内大臣副都统及后来的“镇守辽东等处将军”（即盛京将军）管辖。为更好应对沙俄入侵，满清在顺治年间就将开原以北直至外兴安岭的广袤地区从盛京将军辖地拆出，另设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康熙初年，宁古塔昂邦章京后更名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治所在宁古塔，即今天黑龙江宁安县。不久，将军治所移驻今天吉林省吉林市，宁古塔将军改称“吉林乌拉将军”，简称“吉林将军”。

到17世纪80年代，康熙深感以深处东北内陆腹地的吉林将军调度黑龙江前线军务仍甚感不便，就在1683年委派一名吉林乌拉将军下属副都统到黑龙江右岸瑷珲驻防，统一节制黑龙江流域国防军务。次年，康熙将驻防瑷珲的副都统升格为黑龙江将军，将黑龙江流域直至外兴安岭以南地区从“吉林乌拉将军辖地”中拆出，单独设置“黑龙江将军辖地”。

在分拆出宁古塔昂邦章京辖地之后，盛京将军辖地的剩余部分，成为后世奉天省、辽宁省的前身，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始终在留都盛京；黑龙江将军辖地成为后世黑龙江省的前身，其统治中心，先是在黑龙江右岸的瑷珲，清末外东北领土沦丧殆尽、黑龙江成为中俄界河后，瑷珲已成边境前沿，其地位被嫩江沿岸的齐齐哈尔所取代。宁古塔将军辖地及更名后的吉林乌拉将军辖地，在分拆除黑龙江将军辖地后，剩余部分，包括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直到库页岛，构成今天吉林省的前身，其区域中心直到近代之前，始终在松花江边的吉林省吉林市（彼时长春附近还归属东蒙古哲里木盟管辖）。

值得一提的是，彼时的黑龙江、吉林和盛京三将军辖地，其版图轮廓，与今天黑吉辽三省分野格局截然不同。伪满在东北设九省，东北九省的格局经光复后的解放战争期间，直延续到建国初期。到1954年，新中国初步完成省份行政区划调整，将东北重新整合成黑吉辽三省，形成今天的格局。

因为陪都盛京属盛京将军统辖，盛京将军地位比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略高。彼此之间地位的微妙差异，从1907年东三省建省之时，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而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改为吉林巡抚、黑龙江巡抚也可看出。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延续，一方面由于满清的封禁政策，东北三将军辖地中，直到清末，只有盛京将军辖地汉族士民比例较高。相应地，满清在盛京将军辖地设奉天府尹和相对密集的州县，负责管辖盛京将军辖地的地方民政，而盛京将军的职权，基本局限于辖区的旗务、军务和留都的礼仪性事务。吉林将军辖地和黑龙江将军辖地并非传统的汉族聚居区，又因处于满清设置的柳条边以外，直到清末，汉族士民比例不高。因此，满清在吉黑并没有大量设置州县，而是由两将军统一管理军务、旗务和地方民务。

乾隆曾在《进柳条边》一诗中写道，“盛时结柳原堪禁，衰时修城亦易颓”。 清军入关之初，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一度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为在必要时给自己留容身之所，满清在统一全国不久，就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不许汉族出关，企图使东北保持“女真化”的社会形态。此外，满清贵族也企图垄断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出产的人参、皮毛、珍珠、鹿茸等珍惜品物。

为有效达到封禁目的，满清在东北先后修建新旧多条柳条边。旧边建于顺治年间，大体沿袭明代辽东边墙的走向，以开原东北的威远堡为中心，分为东西两段。东段从威远堡出发，东南行至凤凰城（辽宁凤城满族自治县）以南大东沟西南黄海海滨；西段从威远堡出发，向西南直与山海关相接。旧边全长将近1000公里，其东段为汉族士民聚居的辽东与东北封禁区的分界；而西段，则为汉族士民聚居的辽西与热河和东蒙古昭乌达盟驻牧地的分界。康熙初年，又建柳条边新边，从威远堡向东北修筑至松花江以东、吉林乌拉以北的法特，全长350公里。新边构成了东蒙古哲里木盟驻牧地和东北封禁区的分界。

新旧两条柳条边构成人字形的边墙网络。它不是类似长城的城墙，而是在土堤上“插柳结绳”为墙。据杨宾《柳边纪略》记载，“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在沿边交通要道和险隘之处，用砖石建立边门，门楼上为守门官署，楼下门洞为通道，两侧为驻兵营房和拘留犯禁人员的监狱。各边门设防御、笔帖式各一员，兵丁二三十人不等。 兵丁职责是分班守护，关闭边门，稽查出入。往来行人必须走门洞大道，不得爬边越壕；凡来往行人，须持路票出入，如果偷越则以犯禁论处。

满清中前期，始终有关内贫苦百姓冒着生命危险过海越边，到东北定居。《柳边纪略》记载，康熙年间，“凡走山者，山东西人居多”，“岁不下万余人”。所谓“走山者”就是偷挖人参的人。从这一记载来看，柳条边的存在，确实极大抑制了关内百姓出关定居的趋势。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在东北边疆大肆侵夺我国领土，并极力进一步南下侵略扩张。彼时东北人烟稀少、地广人稀、国防空虚的状态岌岌可危。此外，伴随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高度依赖中央财政的黑龙江将军辖地和吉林将军辖地地方财政局面举步维艰。史料记载，黑龙江“各城俸饷十不及一”。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条奏放开禁令、移民实边，“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夷窥伺，并可借资抵御。”从此，东北逐渐弛禁，柳条边也逐渐废弃，最终兴起从清末绵延到民国期间“闯关东”的浪潮。

（十二）

两次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签订之时，彼得一世已在位多年。但彼时摄政索菲亚长公主专权，年少的彼得一世被完全剥夺了权力。《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彼得一世发动政变夺回政权。此后一百多年间，历代沙皇积极参与欧洲大陆事务，倾尽国力投入到旨在打通西北和西南方向出海口的大北方战争与俄土战争。沙俄对西方事务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让满清与沙俄在一百多年时间里基本保持和平共处的睦邻关系。

18世纪后期，经德国贵族出身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其孙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祖孙50余年“开明专制”的励精图治，沙俄政通人和，文化昌明，经济发展，国势强盛，彻底跻身欧洲一流强国之列。在西北方向，在“大北方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打通波罗的海出海口，还从瑞典王国手中强行兼并芬兰大公国；正西方向，三次参与对波兰王国的瓜分，与普鲁士王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奥地利帝国在中欧直接接壤；在西南方向，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国屡战屡胜，在黑海西岸兼并比萨拉比亚，在黑海东岸扩张至高加索以南。尤其是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取得胜利，更是让沙俄的声望达到巅峰。

18世纪末叶开始，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方兴未艾，英、普、法、美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完成对社会的近代化改造，沙俄却日渐沦为以反动和落后为主要标志的“欧洲宪兵”。1853年，第九次俄土战争爆发，因战争以克里米亚半岛为主战场，后世称为克里米亚战争。面对用新兴军事技术和大规模新型兵器武装起来的英法联军，沙俄猝不及防，屡战屡败。坊间传言，不可一世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无法面对失败，干脆服毒自杀。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一方面出于挽回颜面的心态，另一方面忌惮英法业已取得的军事优势，沙俄重新将目光投向东方，加紧对中亚和满清侵略的步伐。

沙俄在19世纪40年代曾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研究”入侵、蚕食黑龙江流域的新方案。从1849年开始，沙俄重启对黑龙江流域沉寂了100多年的小规模侵扰，或派小股俄军闯入我国村寨寻衅滋事，或派兵舰侵入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耀武扬威，或派哥萨克殖民者在我国境内偷建定居点。此时黑龙江流域居民仍以野人女真部民为主，在彼时已采用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名。鄂温克、鄂伦春和赫哲人民民风彪悍，与当地驻防八旗团结一致，对沙俄的窜扰坚决抵制，沙俄每当遇到抵抗，通常并不纠缠，占不到便宜就一走了之。但黑龙江流域地广人稀，人口密度极低，驻防八旗和当地民众难免顾此失彼，不可避免地让沙俄建立起一批侵略据点和定居点。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满清面对英法联军和太平天国，在两条战线上都节节败退。沙俄见满清深陷泥沼，焦头烂额，决心浑水摸鱼，借机对满清实施外交讹诈以一举完成侵夺黑龙江流域的图谋。1858年1月5日，沙俄政府就“黑龙江流域事务”秘密召开会议，会间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提出继续向黑龙江流域移民，并以武力为后盾胁迫满清就边界修约。会后沙俄政府通知清政府，任命穆拉维约夫全权负责谈判边界问题。

见清政府不予理睬，沙俄政府令穆拉维约夫时刻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势，一旦满清局势不利，即可启动“修约”事宜。1858年5月，英法联军2600人攻占天津大沽口炮台，当月26日进抵天津城外。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看准时机，于5月初仅率军500多人，突然强行窜访瑷珲，要求与黑龙江将军“谈判”。5月23日，黑龙江将军奕山和副都统吉拉明阿抵达瑷珲。穆拉维约夫宣称应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两国边界，要求与奕山代表两国签订新的边界条约。见奕山不肯就范，穆拉维约夫就指使俄军从27日开始用少量枪炮轰击瑷珲制造紧张气氛。奕山身为康熙第十四子胤禵的玄孙，实属猪狗不如。区区500俄军仅仅开了几炮，奕山就被吓破胆，于5月28日擅自与穆拉维约夫签《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沙俄；同时承认乌苏里江以东直至太平洋海岸40余万平方公里由双方共管。

6月13日和18日，满清与俄美两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增开台南、海口、汕头三口通商；俄美两国传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满清准许俄美在北京设公使馆。此时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一事两国政府均尚未知悉。6月14日，咸丰帝获知《瑷珲条约》一事；他拒绝承认《瑷珲条约》的效力，但对奕山并未加申饬。正在天津洽商《天津条约》的沙俄代表普佳京则在6月19日才知悉《瑷珲条约》一事；此后，沙俄对满清外交的重点，完全围绕胁迫、诱使满清批准《瑷珲条约》。普佳京见咸丰帝畏惧英法联军兵威，就趁机以“军火援助”为诱饵，诱迫咸丰帝批准《瑷珲条约》，还表示如《瑷珲条约》可获批准，沙俄愿意出兵协助满清驱逐英法联军。咸丰帝对此态度暧昧，不置可否。

6月27日，以俄美《天津条约》为蓝本，清政府与兵临城下的英法签订《天津条约》，规定在俄美条约基础上，增开南京、汉口、九江、镇江、烟台、营口、淡水、高雄、基隆九口通商；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旅游及进行商务往来；赔偿英国军费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缴清赔款后，英法联军撤出广州。各方议定，该草约经各国政府批准后，定于一年后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7月10日，英法联军撤离天津。

在英法（包括俄美）看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业已结束，已进入善后阶段。年轻的咸丰帝却另有打算，并不打算履行条约。按照咸丰帝的思路，绝对不允许外国在北京设立使馆，也不得在北京和外国使节换约；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旅游、通商，也不能允许南京、汉口、九江、镇江这几座长江沿岸城市成为通商口岸。耐人寻味的是，对《瑷珲条约》事宜，咸丰帝的态度却大有松动迹象。咸丰帝深知一旦对英法违约，英法联军势必卷土重来；为做最坏打算，咸丰帝令蒙古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礼部尚书瑞麟、直隶总督恒福率军进驻塘沽、大沽、天津、通州，又从东北抽调大量驻防八旗入关，以做进一步的战争准备；与此同时，咸丰帝自作聪明，试图通过在《瑷珲条约》事宜做一定程度的让步、妥协，换取沙俄支持。

英法的诉求的核心，在于通商和外交官正式驻跸北京，而沙俄的诉求则为领土割让（以彼时沙俄的经济和文化输出能力，通商和传教事宜对沙俄只能算是聊胜于无）。在咸丰帝心中，宁可牺牲部分领土，也要全力避免通商和在北京直接面对外国外交官。对咸丰帝来说，用闭关锁国来延续“天朝上国”的迷梦，才更符合“祖宗基业”、“江山永固”的定义；为达此目的，割地赔款，不过疥癣之患。

（十三）

咸丰帝照会英方，要求推翻《天津条约》草案；作为交换，满清承诺向英方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对咸丰帝的出尔反尔，英方代表额尔金伯爵大为惊诧。考虑之后，他同意可不在北京设立公使馆，但坚持“英国公使有进北京商量要事之权利”。12月2日，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伯爵之弟弗雷德里克•布鲁斯为驻华公使。

《中俄天津条约》于1858年8月26日送达圣彼得堡，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委任外交副大臣丕叶罗福斯基为全权特使赴北京换约。12月17日，丕叶罗福斯基抵达北京；满清向沙俄亮出己方底线：可同意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地区定为两国共管，以换取沙俄赠送之军火。

满清的真实心态就此轻而易举被沙俄识破：推翻《天津条约》，为此不惜于英法联军再决雌雄；为在即将到来的续战中获得沙俄的支持，《瑷珲条约》事宜一切皆可谈。就此，沙俄以“向满清输送军火”为名，决定将大批军火送往西伯利亚由穆拉维约夫暂时保管，以根据局势发展，再决定是赠送给满清，还是用来增强远东俄军实力，必要时直接以武力压服满清。

1859年4月22日，丕叶罗福斯基在北京与清政府就《中俄天津条约》正式换约。此时满清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时承诺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的一年之期已日渐临近。丕叶罗福斯基眼见咸丰帝根本不准备履行《天津条约》草案之约定，就赖在北京漫天要价，不仅坚持立即让《瑷珲条约》生效，还节外生枝，提出新疆、外蒙划界问题。

穆拉维约夫在1859年4月4日收到军火，包括1万支步枪和50门火炮。随后，穆拉维约夫开始在中俄边境进行大规模军事动员，并出动部队加大对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地区非法渗透的力度，每当与驻防八旗和满清官员相遇，就极尽骚扰之能事。

满清与英法联军的战事最终再度爆发，1860年8月21日，天津大沽口再次失陷；9月18日，僧格林沁、胜保率京师一带能动员起来的几乎全部兵力与英法联军决战失利；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贪生怕死，毫无担当，携家眷逃亡热河后每日醉生梦死，只留六弟恭亲王奕在北京和各方议和。当月，满清与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1860年10月31日，英法联军依约开始撤出广州；11月9日，英法联军由北京撤往天津。此时，沙俄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浑水摸鱼，拿出沙俄版本的《北京条约》草案胁迫满清就范。这位“优秀”的“外交家”大耍流氓手段，他一面声称，英法肯和满清议和，完全出于沙俄的调停，一面威胁，如满清拒绝与沙俄签约，沙俄就让英法联军再杀回北京。与此同时，伊格纳季耶夫还要求满清务必将中俄《北京条约》草案对英法保密。

对伊格纳季耶夫的鬼话连篇，满清这帮满腹经纶的满朝文武信以为真。1860年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满清向沙俄割让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并约定对伊犁以北、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领土划界和通商问题，两国另简钦差大臣友好协商。4年后，《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满清在西北再向沙俄割让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北京条约》签订后，黑龙江将军辖地的驻防八旗，尤其是世世代代生活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各族人民多次掀起数千人规模的暴动，直到穆拉维约夫从尼布楚、伊尔库茨克调来1万多沙俄正规军尤其是数万哥萨克移民，逐渐从根本上改变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中俄人口比例，抗俄斗争才日渐平息。

（十四）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满清于1858年6月26日与英国代表额尔金伯爵签订《天津条约》，其条款之一，为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九处通商口岸。咸丰帝拒绝履约，英法联军卷土重来，最终在1860年10月24日，双方签订《北京条约》，又称《中英续增条约》。《天津条约》的有效性，由《北京条约》最终确认。牛庄，即今天辽宁海城市牛庄镇。《天津条约》之规定，使牛庄（实际操作时又被强行更改为位于辽东湾沿岸、开港开埠条件更佳的“没沟营”，即今天辽宁营口市）成为近代东北第一处对外通商口岸。

牛庄位于辽东湾顶部，在辽东千山和辽西医巫闾山之间。据地质学家考证，辽河下游一带在新生代时期，处于持续的沉陷过程之中；在第四纪冰期后期，发生规模很大的“盘山海浸”；到距今大约6000年时，辽东湾海面上升到最高点。当时的辽东湾东岸，在今天辽宁盖州、大石桥、牛庄、沙岭一线，距今天的海岸线平均达20公里之多。从史料记载来看，汉代辽东郡所辖文县（辽宁大石桥东南）、安市（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新昌（辽宁海城东北）、辽队（辽宁鞍山市西）、险渎（辽宁台安东南）诸县，均在盖州、大石桥、牛庄、沙岭一线以东。

辽东湾的主要入海水道为辽河（近代又分为双台子河和大辽河两条入海水道）、大凌河和小凌河，其上游和中游在汉魏时是随水草放牧的乌桓、鲜卑的游牧地，水土保持良好，河流来沙少，海岸线长期保持稳定。海城在辽代时，是东京道海州州治所在地，其附廓县则称“临溟”。从“海州”、“临溟”州县名称来看，迟至辽代，辽东湾东部海岸线，还停留在今天海城一带。据史料记载，汉代时，“大辽水南至安市入海”；北魏时，仍“西南至安市，入于海”；安市即今天辽宁海城东南营城子，为长期以来辽河入海口所在地。

辽代在上京道潢河流域设仪坤、饶、丰、永、降圣、龙化、乌诸州，进行大规模移民垦殖，“专意于农”。潢河即今天的西辽河。又经金、元进一步耕垦，辽河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日渐严重。随来沙渐丰，辽河三角洲不断向外延伸。

史料记载，明代辽东都指挥使司盖州卫（今辽宁盖州市）“西北有梁房口关，海运之舟，由此入辽河”。据考证，明代“梁房口关”故址在今营口市东白庙子一带，可见彼时辽河在营口市东郊一带入海，营口市区所在位置彼时仍是一片汪洋。明末清初，辽河口外形成名为“桃花岛”的沙岛，其位置在今天营口市区范围内。嗣后，辽河三角洲扩张速度急剧加快，先是桃花岛与陆地相连，到道光年间，辽河入海位置已从明末清初时的营口东郊，延伸至营口西郊一带。
康熙年间，辽河口成为巴尔虎人的驻牧地。巴尔虎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游牧部落，在不同史料中亦称“八儿忽”、“八喇忽”、“巴尔浑”、“巴儿忽惕”。唐代时铁勒诸部中有拔野古部，游牧于贝加尔湖沿岸；巴尔虎人正来源于拔野古部。金代时，巴尔虎人与蒙古乞颜部、泰赤乌惕部、蔑儿乞部相邻；到明末清初，巴尔虎人基本为蒙古喀尔喀诸部领主的属民。康熙年间，满清将巴尔虎人分批从外蒙南迁，编入八旗后游牧、驻防于黑龙江、吉林、盛京各处，其中一支，就被安排游牧于辽河口一带。

据当地史料记载，因巴尔虎人的窝棚连接成片，远看如军营一般，久而久之，当地就得名“营子”。事实上，迁居于盛京将军辖地的巴尔虎人的聚居地，本就多以“巴尔虎”、“营子”或“达子营”相称。开原巴尔虎后裔聚居于开原“巴尔虎营子”村；辽阳巴尔虎后裔聚居于今天海城“达子营”；复州巴尔虎后裔聚居于今天瓦房店“巴尔虎沟”村；岫岩巴尔虎后裔聚居于今天庄河“巴尔虎营子”村。

康熙年间后，辽河口本已得名“营子”，又因辽河三角洲入河或直接入海的潮沟、湾汊密布，潮落时潮沟干涸，潮涨时潮水没沟，故当地又名“没沟营”。据史料记载，到道光年间，没沟营”“地仅四区，亦一隅小村落而已”。

清代中叶，牛庄称得上是辽河下游一带最为繁盛的商贸集镇之一，但其规模、地理、交通条件对开设通商口岸来说，似乎并不突出。可能英国前期对东北的情况只靠道听途说，就将牛庄与南京、汉口、九江等通衢要津一起列入《天津条约》中要求增开的通商口岸的名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1861年，英国派员到牛庄做开埠准备，才发现牛庄开埠条件并不理想，就立即在辽河下游一带重新勘查，见位于辽河入海处的“没沟营”河宽水深，开港条件和商贸潜力更佳，就以“牛庄”的名义强行在“没沟营”开港开埠，建立通商口岸。

开港后，清政府官方文件中将“没沟营”称为“没沟营口岸”，简称“营口”。1866年，清政府在营口设“奉锦山海关道”，管辖西起山海关、东到鸭绿江口全部涉外、厘税等事务。1867年，清政府增设“营口海防同知厅”，管理海防和城内治安，“营口”成为当地正式名称。彼时辽河河床远较今日为深，流量为今日营口段水道流量之数倍，数千吨商轮可经辽河口直驶入营口码头。英、美、日商行先后在辽河北岸建贸易网点和货品仓库，城内外国银行、洋行、商店、客栈日渐兴隆。到20世纪初，辽河南岸十里码头，舳舻相接；距离河岸不远的西大街东到老爷阁，西到西大庙，为彼时营口口岸的主要商贸集散地，既是来自关内各处的“南货”进入东北的集散地，也是东三省珍贵药材、辽东湾海产向关内输运的集散地。

据民国时《中东经济月刊》第八卷第二号之《营口工商状况》记载，“营口在百余年前，本为一无民之大草原，外洋来往之海船，或北泊牛庄城，或南驻盖平西方之西河口，辽河流域之贸易中心，实为牛庄城，但其后因辽河流出之沙土，淤塞河身，航行不便，至道光中叶，船舶次第移停于现在之营口，至道光末年，营口之商势乃大盛。”民国四年《修竣辽河报告书•辽河与营口之关系》记载，“辽河水利最有关系者，莫如营口商埠。营口者，辽河之尾闾者，由营口上溯通江子，下达海口，内则帆樯衔接，外则轮舶飙驰”。营口商港之繁盛持续到伪满年间。建国后，营口港口之地位，被大连港彻底取代。

（十五）

1860年，满清正式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袤地域割让给沙俄，并获得海参崴这一几百年来让沙俄梦寐以求的不冻港。此后几十年里，沙俄对外扩张的重点，再一次集中于与“西亚病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国争夺巴尔干半岛东部和与孱弱的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西部争夺势力范围；对广袤而人口密度极低的远东边疆，沙俄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人力物力去缓慢消化。此后，沙俄在东方边疆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平静。此消彼长，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在远东掀起一场持续达半个多世纪的血雨腥风。

与我们惯常的印象不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已经既不积贫积弱，也难称腐朽落后。在江户时代，日本享受了将近200年的和平。到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社会经济已相当繁荣。到明治维新前夜，日本男性和女性的识字率已分别达到33%和25%。从史料记载来看，彼时英国和满清的成人识字率，则分别在25%和4%。幕府和各地大名一直致力于大力投资、兴办面向武士子弟的“藩校”和面向平民子弟的“寺子屋”。1711年，幕府颁布《寺子屋师匠九条》，对寺子屋的教学制度和师资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并规定全国的寺子屋都由幕府直接管理。据《日本教育史资料》记载，到19世纪初，登记在册的寺子屋已达16560所；没有登记的非正规寺子屋，则达到7万所之多，可称“邑无不学之人，家无不学之子”。正是依靠江户时代留下的数量庞大、教学完备的寺子屋，日本才在明治维新后有条件迅速实现国民六年义务教育。

尤其是，江户时代日本“兰学”盛行，社会各阶层已在相当程度上熟悉和掌握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兰学”指江户时代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西方学术、文化、技术的总称，因是通过荷兰人引进，通称“兰学”，包括荷兰语、自然科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测量术、炮术、制铁等）和西方人文科学（西洋史、世界地理、列国概况等）四大领域。兰学的普及，让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已完成工业化所需知识和人才的储备。

江户时代的日本城市化进程发展很快。1700年，日本已有超过5%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同期欧洲则为2%）；当年江户人口已达100万，同期日本全国人口仅在3000万左右。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让日本国民经济在工业革命以前，已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并重的格局。

19世纪中叶，日本由德川幕府掌握中央实权。天皇号称“万世一系”，在民间社会被视为神道的化身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却被幕府完全架空。地方上的藩士诸侯在江户时代对幕府非常恭顺，但以长州、萨摩为代表的诸藩对正在西方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颇多了解，渴望变法维新，让日本迅速跻身列强行列。

1853年，“黑船事件”爆发，美国海军舰队突然闯入江户湾，要求与幕府谈判通商事宜。面对“黑船”来袭，天皇下令“攘夷”。幕府对天皇“攘夷”的命令不予理睬，于1854年与美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神奈川条约》。不久，英法也相继迫使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时至今日，幕府对朝野上下维新图强的诉求仍然消极回避，地方诸藩借题发挥，借机提出“尊皇攘夷”，实则是要推翻幕府，以天皇的名义自上而下彻底开展深刻的社会变革。1866年以名为“尊皇攘夷”的倒幕运动正式爆发；到1867年，幕府倒台，明治天皇继位；1868年，“明治维新”全面揭开序幕。

明治维新期间，天皇颁布法令，废除有等级之分的“四民”（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废除封建俸禄；废除武士特权；开展司法改革，订立法式刑法、法德混合式民法和美式商法，立法保护私有产权；推行“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允许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创建现代金融制度，设立中央银行；由工部省实行“官办产业”，大力兴办实业、修筑铁路、公路、电信邮政网络和船舶运输业；实行近代化军事改革；普及义务教育，大规模派遣公派留学生留学，兴办西式大学；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及习惯。

与明治维新之初的1872年相比，日本出口总量到1883年增长一倍，到1914年增长15倍；到1914年，工业产值增长12倍，铁路里程增长30倍，蒸汽船总吨位增长70倍；到二战期间，日本国民识字率接近100%，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已高达30%。明治维新后短短30年，日本就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颁布的日本宪法赋予日本政权以神权和种族优越论的属性，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宣称日本是“神国”，日本国体“优越于万国”，坚信天皇应统治世界。1882年，又以明治天皇的名义颁布对军人的训令，即《军人敕谕》，规定“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应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由此，武士阶层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即所谓“武士道”，从法律上成为日本全体国民的主流价值观。对天皇“神性”和日本种族“优越”的鼓吹以及对全民进行“武士道”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民意基础。与此同时，工业化、近代化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思维的极度膨胀。

（十六）

从江户时代后期到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朝野形成多种“系统”而“完备”的侵略理论。“战略理论家”佐藤信渊的扩张“方案”，奠定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基础。佐藤信渊鼓吹，日本应采取“西进”和“南进”并进的扩张路线，向西先侵略满洲再征服中国；向南经略南洋。这两条“路线”深深影响了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的“建军思想”和战争思维。更加“务实”的长州藩士吉田松阴提出“补偿论”，声称日本暂无力与俄美英法抗衡，在贸易甚至领土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和满洲之土以偿。伊藤博文等“维新志士”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鼓吹，日本的工业革命，需要朝鲜乃至中国充当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

为了增强图谋侵略、霸占东北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日本还鼓吹“满洲”（即我国东北）并非“中国领土”，自欺欺人地声称，“向满洲扩张并非侵略中国”。尤其是，到19世纪末沙俄重新将扩张重点转移到南下东北，日本朝野上下都鼓吹加紧向东北扩张并图谋独霸东北，声称由日本独霸东北，是避免东北落入沙俄之手以至于打破日俄之间均势的“预防性”措施，是出于确保日本国土安全的防卫需要。

明治天皇登基时，朝鲜是满清的藩属国。明治天皇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与朝鲜建立全新的外交关系。因为在这些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敕”等字样，所有国书均被拒绝受理。1875年5月25日，日本海军派遣“云扬”等3艘军舰以测量海岸为名义，闯入朝鲜釜山海域示威。9月20日，云扬舰又侵入朝鲜首都汉城附近的江华湾，并派出小艇向草芝镇炮台挑衅。为捍卫领土和主权完整，草芝镇炮台率先向日艇开炮驱逐，云扬舰又于次日对草芝镇野蛮炮击。9月22日，日军在永宗镇登陆，杀害35名朝鲜士兵，并在撤离前纵火焚烧永宗镇。

1876年1月8日，日本全权办理大臣黑田清隆和副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率领3艘军舰、4艘运输船、水兵800人和陆战队262人从神户出发，准备带着“和平”的使命与朝鲜交涉通商事宜，并追究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中的“责任”。与此同时，日本在下关设“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进行军事动员，一旦谈判破裂就向朝鲜开战。日本政府这时还不忘自欺欺人，还安排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黑田清隆在驶往朝鲜的途中担心舰队遭到朝鲜炮击，请求日本政府增援两个大队的兵力以备不测，竟被日本政府以“违背和平主义方针”为由拒绝。

比黑田舰队出发之日稍早，日本派森有礼为驻华公使，前往北京刺探满清对日朝“遣使修好”事宜的真实态度。对于森有礼提出的请清政府干预日朝交涉的请求，满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口回绝，并声称“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森有礼在1876年1月20日向日本政府报告，“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还称交涉过程中“彼等无愤发之气色，亦更未显注意朝鲜祸福之状，想必是因满清内部不洽之形势，无他顾之余力耳”。满清礼部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森有礼交涉的相关文件以“五百里飞咨”传递给朝鲜。从史料记载来看，满清在此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对朝鲜政府后来的决策产生很大影响。1876年2月27日，《日朝修好条规》（当时朝鲜称为“丙子修好条规”，后世通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签订。当年，日朝又签订《江华条约附录》和《朝日通商章程》。

云扬号事件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冒险，而《江华岛条约》从商谈到签订的过程，则是日本的第一次外交讹诈。不论军事冒险还是外交讹诈，都异乎寻常的顺利。日本就此在军国主义扩张的罪恶之路上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