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

读到周志文说荆轲刺秦王事，颇有启发，也想说说。

想想真有些奇怪，《史记》刺客列传共记五人，为什么独独是失败的荆轲最为著名呢，成了刺客的代名？这可能是以荆轲刺秦王记载最为详尽，既有前期准备工作，又有易水送故的悲壮画面，更有刺秦王的完整过程，刻画细致，人物形象最为丰满鲜明。再者，其事影响巨大，若秦王死，统一其事可能就要推迟，甚至历史还因改变，无论从天下，六国，或者秦国，都是可能影响历史走向的是一个节点。

自古而来，无数人为荆轲行刺失败而惋惜，我以前也是，却没认真想过荆轲失败的原因。这回读周，又重读史记刺客列传，也有点相信失败原因，可能真是荆轲剑术不行，否则很难找到其它更让人信服的理由了。周志文说荆轲并未携剑，所以不能说剑术不行，那难道使用匕首就不能称为剑术？虽然匕首不等于剑，但相信一个剑术出众的行家，用匕首也不会差到哪。毕竟，身法，技艺，招式不会因用了匕首，就失去威力，或者使用不上。当然，匕首太短没有剑的杀伤力和威力，这倒是真的。

我们没有亲睹这场刺杀，均以史记为本。史记说，图穷匕现时，荆轲“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刺之（史记不是刺字，我打不出来），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荆轲已经捉住了秦王的袖子，显然两人相隔很近，一个用力拉一个用力扯，以至袖子断了。按理说，如此之近，有心算无心，秦王反应本就慢一拍，荆轲怎会没刺中？就算秦王反应够快，即使秦王素来习武，无论力量，敏捷，速度断然不及以剑术出名的真武者荆轲。你想，荆轲已捉住了秦王的袖子，袖子要扯断，也是要一二秒，这么近刺不中，很不合常理。要知道，当时的人是席地跪坐的，秦王不能转身就跑，得先爬起来，当然，荆轲也是跪着，就算不能一跃而起，但一个前扑，刺中秦王不难。如此情景，别说高手，就是一般人，刺中也不难，竟然不中，真有些说不过去，难怪时人鲁句践就说荆轲刺术不行”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

之后，一个跑，一个追，绕柱而走，荆轲竟然跑不过秦王，又是一奇。后来秦王拔出剑来，一剑就断了荆轲的腿，荆轲豪无招架之力，又是一奇。扔出匕首，却又不中，又一奇。整个过程，荆轲毫无作为，显得笨手笨脚的，都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武术高手了。秦王事出突然，尚能避过他的一刺，他手有匕首，对着持长剑的秦王，却是束手无策，一下就给对方断了一腿，哪有半点高手的本事？一夫拼命，尚有相亡的可能，至少也会是两伤，而秦王只是断了一袖，自己却是一败涂地，这不是刺术差的问题，简直是会不会武，会不会剑术的问题了。不妨参考专诸刺王僚事，专诸借传菜走到王僚身前，以鱼中匕首刺杀王僚，这么近的距离，虽两边满是持械兵士，专诸还是很轻易就得手了。一般来说，只要能近身，以有心算无心，武技高强者，鲜有失手。
我觉得，可能是司马迁的记载太简略了，有些地方没交待清楚。比如，荆轲不可能走到秦王这么近，可以伸手就捉住秦王的袖子。实情应该是，荆轲跪在好几米，甚到是十多米外，图是旁人奉上的，荆轲是等到快图穷匕现时，才暴起冲过去，一手去捉秦王，一手抢匕首。但这段距离，足以让秦王站起，转身就跑，只是古人袖子太长，才让荆轲捉住。抢匕首，肯定是要弯腰的，且同时做两件事，也没有那么迅速，秦王挣断袖子时，有可能荆轲还没抢到匕首。就算抢到，一扯一拉，袖断，荆轲惯性后仰，又打断前冲之势。所以，有可能荆轲一直没能靠近秦王，而秦王极可能都拔出剑来，趁荆轲身形未稳，一剑就刺中荆轲大腿，卫士也涌了进来，所以刺杀失败。

刺秦其事，亲眼目睹者，全是朝上秦人，他们事后如何说此事，大概率夸大惊险程度，夸秦王，贬荆轲。司马迁写史记时，去秦王已百多年，若细节如此清楚，反而让人有些怀疑，怀疑如此绘声绘影，是后人添油加醋的小说家言。史记中记载，荆轲自叹开始是想捉住秦王逼其退还六国之地，没有以刺杀为目的，才错失良机，度至失败。若荆轲一开始真的离秦王这么近，他不刺，捉住秦王应是没问题的。秦时大殿的柱子，能有多大？顶多两人相抱，一个武术高强者，怎会捉不住一个秦王？

所以，我觉得史记所言，并非实情，荆轲是离秦王颇远的，突然冲上去，秦王早已惊起，能不能近身还是未知数，能不能抢到匕首也是未知数。若荆轲真能抢到匕首，高明之侠，手持见血封喉的利器，肯定如入无人之境，就算杀不了秦王，杀几个人也不难，竟然一事无成，还轻易败在持长剑的秦王手里，也真让人怀疑荆轲的身手了。对荆轲的强差人意的表现，周志文认为是太子丹的醇酒美人，淘空了荆轲的身子。有这可能，但是，难道秦王平时就不醇酒美人？怎么说，底子还是有的，剑客出身的荆轲比一般人还是要强些的。

读周志文这篇最受启发是，他说荆轲和太子丹并不相契，这可能是荆轲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古人说，士为知已者死，但太子丹基本不知荆轲，甚至不信任荆轲，荆轲迟迟不出发，是在等一个朋友，太子丹以为荆轲要打退堂鼓，便以言语挤兑荆轲：“日已尽矣，荆岂有意哉？请先遣秦舞阳。”荆轲大怒，怒叱太子，赌气说，你说要快，那就去吧！很显然，太子丹不但打乱了荆轲的计划，还让荆轲心怀不满。

我想，荆轲一定很后悔当初答应刺秦。太子丹的所为，不值得他以命相报，他既未曾受其恩，又非燕人，刺秦不过是为了义气。他与田光相知，田光把他推荐给太子丹，太子丹用人却不信，田光只好自杀以示不会泄密，荆轲极可能是感于田光的义气，才勉强答应太子丹。不曾想，太子丹先不信任田光，再不信任自己，小肠鸡肚，疑神疑鬼，这样的人，哪点有磊落大丈夫气，哪值得人性命相交？但一言九鼎，悔之已晚。负气而行，锐气顿失，更要命是打乱了计划，以至准备不足，埋下了失败的根源。刺杀现场，若是得力助手从旁协助，而不吓得股战的秦舞阳，秦皇九成不能逃脱。易水送别，悲之有余，壮却不足，人人只送亡，却无人祝成功，一片惨淡。刺秦王无论成与不成，荆轲是必死无疑，送行确是生离死别，但更是壮举，不能悲而不壮，送而不祝。估计那时候，荆轲就自知成功机会缈茫，准备不足，事能成否？心生不满，事能谐否？这样的问题，还要问吗。

荆轲之败，败于太子丹胸襟不广，用人却疑，非有为之君子。
2021-3-15

自知与他知

在《时光倒影》里，周志文畅谈今古诗文兼谈今古人物，很有启发性，极为可观。对文中一观点却颇有异议，不吐不快。

概而言之就是自知与他知的问题，看似两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涉及的人物，有两个，一古一今。古人是徐青藤，今人则是章太炎。二君文艺上各有大成就，都曾自评优劣。徐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徐生前声名不出里巷，死后，袁中郎山阴访友，在陶望龄家中无意发现徐那本字迹模糊的诗集，“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惊为天人。事后或著文或口传，不遗余力大力推荐，自此天下无人不识徐天池。后来郑板桥一见徐画，甘愿为青藤门下走狗，疯狂之态尤过中郎。周志文却颇不以为然，认为徐书第一，而袁崇诗，郑迷画，颇有买珠还椟之意。有人称誉章太炎为当代韩苏，周就更加不以为然，说今人都不读书，只知一味尊师重道，对太炎的学问及人性，其实不甚了了。殊不知太炎论文独标魏晋，不取唐宋，曾说“李翰，韩愈局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欧阳修，曾巩好为大言，汗漫无以应敌，斯持论最短者也。若乃苏轼父子，刚俗人之戋戋者。”以韩苏恭敬太炎，无疑是“唐突佳人”。

都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蕾特。读者各有性情，偏好也异，有人喜诗文，有人好书法，有人钟画艺，都是常情常理。中郎以诗文名世，对诗文最为关注，甚者独喜诗文，对书法不甚措意，赏诗而不论书法，难道就是不知人？同理，郑板桥为徐画倾倒，甘为门下走狗，亦不迷徐之书法，难道就不懂书法艺术？这样的定论，难免过于武断而且主观。且不说，人有偏好，只迷所爱，是极合情理的。徐诗书文画无不有成，难道爱其“下三流”，不爱其第一流，只赏“下三流”，不赏第一流，就浅陋无识之辈？若如此，何论多才多艺，只求第一，存其第一，定于一尊，其余皆不足道也，道者便不识人，不懂艺术也。只能有一，不能有二，何其狭窄，更有悖艺术种类之百变万化，表现手法之争奇争艳。如此一反推，读者若欣赏不是第一流，便是可笑之人，这种论断其实也很是可笑。

就算徐渭真的书法第一，真的就不能只欣赏，只称道他的诗或文或画，对其书就不屑一顾？喜爱是个人的，偏爱也是个人的，理解也是个人的，滋养各有不同，各有所寄，也是个人的，所以艺术欣赏是主观的，因人而异。《红楼梦》也有人不喜欢，也容人不喜欢。

再说，徐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就是定论，就是放之四海皆然？他人就不能提出异议，不能有自己的意见？自知与他知，都是容许的，自知是自知，他知是他知，若相悖，不称知已知人，不可谓其不懂欣赏，因人各有偏好。比如徐偏爱自己的书法，而袁偏爱他的诗，郑偏爱他的画是同一道理。可能，徐之四绝难分高下，章太炎的“自知”，就清楚得多，章曾说自己最高者医道也，张中行在《负暄琐话》写到章太炎如此“自知”，就忍不住说：“这不只使人生疑，简直使人发笑了。”按周志文的逻辑，凡称赞章氏诗词文章者，皆有眼无珠，因为章氏自称医道第一，所以得称之为当代的匾鹊，才有水平，才是知人。笑话誉章为韩苏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矣，不知周先生，以为如何？

章太炎如何“看不上”韩苏是章的事，但在旁人看来，他们未必没有某些相同之处，作此类比或真有不得体（因章不喜欢韩苏），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别人作如此比喻？章太炎“看不上”有其道理，怎别人看他有些像韩苏，就一定没有道理？胡乱攀比，固然不好，“尊重”到亦步亦趋，也不见得就对。

自知与他知，都是知。不妨求同存异，各安其说，各爱其爱。但我怀疑，周志文教授不是这个意思，是我没看懂他的《徐青藤》与《太炎先生》。不明白周教授此说，是说徐章才大而性僻，后人不易知其庐山真面目。
2021-4-9

《书记官郭荣仁》

《书记官郭荣仁》，是周志文《家族合照》中一篇，可以说几是我印象最深的一篇。
这个郭荣仁的遭遇，真是让人叹息。他是军人，却是给强拉进军队里的。他原是某小学校长，生活虽贫苦，也算安乐。不料国民败退，经过学校，说要他协助，他以为是要他到下一个学校去接洽，接洽完就没他的事，就可以回家。谁料，一直不得脱身，最后竟然随着部队退到了台湾。军队就给了他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相当于不重要的文职人员。可他一个半路出家的人，国民党退败台湾后，对“民性”和“来路”格外重视，像他这样一个强拉进来的人，所在地又是共区，“身份”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尴尬。当了几年尴尬的军书军，他干得不乐意，军队看他也不顺眼，于是就退伍了。

那时，对退伍军人没啥保障，也没有什么退休金，给点遣散费就算。他是个外地人，举目无亲，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何以自存？周志文所在的眷村村长见他可怜，就收容了他，让他在村中空地，自建一座木屋住了下来，成了眷村一员。他那间木屋，都是拾别人的废材建成的，柱子是断木拼接，屋顶是几块雨毡，还有一件雨认，只能勉强容身，下雨必漏，和狗窝差不多。他不用村里的井水，可能自觉不是村人，就不好意思用吧？那时河水还很清，他就挑河水烧沸了喝。他的“狗窝”就在村里的公厕旁，大家都知道公厕肯定是又臭又脏，他为了感谢村人收容，就自觉打扫公厕。为了生活，他还在河岸边引水种茭白，就用公厕掏的粪便作积肥，茭白长得很好，又肥又甜，自己吃不完，常送给村里人。积肥是粪便混在泥土里，在屋前摊照，开始时，臭气醺天，干了才不那么臭。我们可以想象，没多少人，会到他家里来。周志文有次见他在摊晒肥料，他问：臭不。周说不臭。于是，他就说起臭在古代其实是香，故有其臭如兰之语，真的臭叫恶臭。周说他这样说可能是有一种自尊在。周后来才知道，古人说的臭，并非是说香，是说气味特殊，其臭如兰，可以说是其气味有点像兰花。

郭还会自己做鱼网，常到河里网鱼，有次网了许多，给周家送了些，周母把鱼做好，让周回送些给郭，郭“千恩万谢”，只肯要了两条小的，说自己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他们家里人多。从这些小事都可以看出，谦恭固然有郭的性格所至，也可知郭在村里一直有寄人篱下，无依无靠，活得有些卑微。郭有一套文选，他最喜欢的是《陈情表》，说这是天下至文，自己经常诵读。周上大学，当兵，又当了教师，还结了婚，就很少回村，有次回来，去找郭，郭却不在，只见他的床上，有几张纸，上面是他用毛笔写的《陈情表》句子。

郭孤家寡人一个，但他在大陆原是有妻有子的，儿子和周的年龄相仿，自给军队捉走，也不知孤儿寡母命运如何。海峡浅浅，今生却无法相渡，两岸相隔，生死两茫茫。也许，他喜欢陈情表，不仅仅是因为文学，而是文中的孤苦，让他想到了自己。他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活着而已，能说是好么？后来，他越来越老了，他是军人，村里人就帮他联系了荣院，住进去可以养老。他看过环境，很不喜欢，一是院后是坟，二是要和人同住。拖了几年，老村长去世，新村长对他说：你不到荣村，你死了，谁帮你收尸呢？郭荣仁听了这话，第二天就去了荣院。

在那个时代，不知有多少郭荣仁这样的人，生死随百草，让人不胜唏嘘。大时代中的小人物，被时代割裂人生，尤其可悲。周志文写他，可能就是写一个平常邻居，在那个时代，在眷村，谁没有故事呢，但郭荣仁还是较特殊的，无论是遭遇，还是在村里处境，所以周志文在众多的人里，仍然记得他。自然，周写这文时，郭肯定去世十年二十年了。
2021-4-2

《家族合照》

这是周志文回忆三书中一本，书名家族合照，主题自然是与家人家事有关。在我国传统文化里，有为亲者讳，或家丑不外传的说法，所以，我们以前看到与家及家人有关的文章，多是温暖，少有不睦。有，也是语言不详。周志文这本《家族合照》，竟是“怨”多于爱，颇不合敦厚之教。我却喜欢，我觉得有些事，真不应讳，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怎能只报喜不报忧？心里话，说出来了，未必有用，但情绪释放是有帮助的。

在周志文之前，我没听过眷村文学这个名词，也许曾听过，但没往心里去，毕竟这些离我的生活很远，我们也有自己的名词，比如反右，文革什么的，这些影响至今仍在。是读了周志文的回忆三书，有人说这可以算是眷村文学，恰好又刚读过白先勇的《台北人》，里面的台北人全是大陆解放，跑到台湾的人，虽身在台北，他们的喜怒哀乐都隐隐约约离不开大陆。我突然明悟，什么叫眷村，为什么台湾的眷村文学非常流行。那是有时代的大根源。国民党退走台湾，不光是政治大事件，也是社会大事件，因为竟有二百多万人（我以前没意识到有这么多人）退到台湾，大部分是军人及军眷。我们知道，从此大陆与台湾如隔天河，那退守台湾的二百多万人，有如飘蓬，不，是连根拔起。一个人，活生生背井离乡，有家归不得，从此与亲人生死相隔，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如被抛弃了一样，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不好的命运。

所谓眷村，就是那些退守台湾的军眷住的村庄，极其简陋，他们的生活也极其艰苦。二百多万”眷“人及无数后代，你说酝酿出多少喜怒哀乐，对社会，对历史都是一个巨大事件，怎能轻轻就一笔抹去？台湾流行眷村文学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周志文的回忆三书，严格说，并不算“正宗”的眷村文学，因为他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意向，只是生于斯（眷村），长于斯，人生的背景和腹地都离不开眷村，只要一下笔，处处离不开眷村。

其实，周志文比一般的眷民还远远不如，因为他不是眷属，当时也只有军人直系亲属才有供给，周志文和母亲，三姐，妹妹，只是依附于二姐，以旁支亲属身份生活，没有任何供给，全懒二姐夫与二姐。母子四口，颇有些寄人篱下的味道。别说本身生活就艰苦，就算环境很不错，长贫难顾，时间久了，定生不愉快。所以，周志文的处境，比一般眷属还远不如。还有一点，二姐和周志文他们只是同母（母亲再婚，大姐，二姐是前夫的孩子），却异父，所以当母亲一死，周志文的处景就更为艰难，家面临崩溃。二姐一家孩子渐多，压力更巨，周志文和三姐，妹妹（这三个和周同父，与二姐异父），如何自存，就成了大问题。

三姐已二十一岁，再难寄篱下去，断然出走，另谋出路。周志文十四岁和更少的妹妹，还无法自立，只能继续寄人篱下。家难留，却不能不留，这段经历，周志文写来虽然较为平静，仍难掩心头伤痕。他努力说虽然他是寄食在这个家，这个家也有用着他的地方，比如重力活全靠他，还给二姐带孩子，补习等，妹妹也承担做饭的工作。周志文如此在意自己也有贡献，说明当时寄人篱下的处境是相当艰难。二姐家负担沉重，母亲在世，还看在母亲面上，母亲去世，这份情多少有些磨损，二姐在心情不好时，就会打骂周志文，他成了这个家的出气筒。他常常一二天不食，就是不想见人，饿了偷偷到厨房找吃的，拼命吃得饱饱的，这样才可以几餐不食。

贫贱夫妻百事哀，别说还多了四人”外人“，我们不能说二姐二姐夫不好，其实他们也不容易，其实他们也做得很不错了。周志文自己也说二姐对他们其实也不薄，只是生活所逼。你想呀，周志文母子四人在他们家可不是一年二年，而是好多年了，对谁来说，这都可不是容易的事。当初，二姐只和姐夫到台湾，不带周志文母子四人，也说得过去，可他们还是带着他们，怎么说，这都是亲情。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三姐，妹妹，就全错，或她们的敏感，就全无理由，只能说是贫困生活，让亲情变得粗糙，又不断磨损而变薄。

现实就是现实，茅盾肯定是有的，也很难解决，作为劣势方的周志文三姐妹，处境肯定难堪，这也是事实。这也是周家兄妹恩怨的根源。但奇怪是，周志文和二姐相处还行，却和同母同父的三姐和妹妹反而闹成了敌人，在路上遇见，她俩真视之为路人。究其原因，是周志文没有和她们统一战线，和二姐“作对”，于是在她们眼中，他就是背叛者。被认作背叛，除了亲疏，还有一个原因，周志文读大学，前二年曾得三姐供养。所以在她们看来，周志文就还多少有些负恩忘义了。是是非非，旁人无法尽知，更不分出谁是谁非，只能同情与惋惜。这段“寄篱“生活，很明显对周志文三人，有着巨大的心理影响，甚至影响终身，三姐和妹妹竟然都终生未婚。我们不知她们未婚的具体原因，两人都未婚，肯定不是巧合，应是心理有共同问题，极可能，她们已不太容易和人相处吧，甚至失去了对人的信任，这些都是环境带来的心理创伤。如此看来，寄人篱下的日子，可能比我想象的很艰难，要痛苦。

周志文为大姐，二姐，三姐，妹妹，都写了一篇，多是姐弟，哥妹间的“恩怨”，读来让人悲伤不已。只有大姐除外，大姐在周志文出生时，已经结婚，有自己的家，不在一起。相见好，同住难，所以他们间就少了像二姐那种纠缠不清的恩怨情仇。更有一点，大姐在周志文眼中，像半个母亲，因为周出生时，母亲没有奶水奶他，他是喝大姐奶水长大的，那时刚好大姐也刚生了个女儿。在所有写亲人文章中，我觉得最有意味的，也是写大姐的，其实周志文很少见到大姐，和大姐相处不多，可写的内容其实极小，可能是心存好感，加上对比二姐三姐妹妹的恩怨，和大姐虽然平淡却如一抹暖阳。大姐的命运，也是极苦的，不识字，结过二次婚，生了四个儿女，夫丈都早早去世，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女（和前夫所生的，不知为什么老早就不知所踪，周志文也不敢问是啥回事），不知受了多少苦，但对苦累，只能是忍受再忍受。大姐的形象就像世间所有平凡的人一样，为了活着，也只能为活着，似乎活就是全部的目的，自身总是那么微不足道。最后因害怕失智，也就是现在说的老人痴呆，一个人去了海边跳海自杀。二姐，那个周家最聪明的人，最后几年，就是在痴呆中度过，谁也识不出，这样大姐心生恐惧，担心负累家人。

看着周家姐妹的一生及结局，深感人生之不易。在大时代面前，人如飘萍，只能随波逐流。我们如今大多数人，虽然生活好了，但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只为了活着，为了活着，我们还得尽最大的努力。数十年光景，还不知是怎个结局，说不难过，是假的。人，有时真的很卑微。
2021-03-13

“我是客”
既然说到周作人及四弟子，也就想起之后的破门其事。

大家都知道，所谓破门声明，就是逐沈启无出“师门“。以前一直弄不明白，周作人为什么要逐沈启无,不久前读谷林《等闲变了故人心》，才知道点缘由。其缘由极可能就因元旦遇刺事。其事，在《知堂回想录里》有记载，过程如下：当时周和来访的沈启无正在说话，又有人来访，周请进。来人只对周问了句你是周先生么，就给周一手枪。“这时，客人站起身，说“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会，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扑地。那人从容出去，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

看到谷林文章前，已读过《知堂回想录〉，《元旦的刺客》当然是看过，遇刺想必非常惊险，但周文几无宣染，读来也就不觉得多危险，顶多认为这是惊吓。经谷林一分析，才知道大有文章。文章不在刺客，而在于来客沈启无的那句“我是客”，谷林说这话有二个作用，辨诉与指认---我是客，那当然“他是主”了。

文中，谷林列出沈启无五种可能应变，最好的是扶起周，以身遮拦，其次是顺手茶果盘掷向凶手，再次是大呼救命。最差是蹲地或滚进桌底，甚至抢先疾抢进内室。由谷林的意思看，后两种，属自保，但也是人之常情，虽有不堪，还可以接受。毕竟事出突然，生死之际，惊慌失措，以至自顾避险逃命，也不好太过责难，人之常情，顶多也就是懦弱或胆小而已。却站起来，说“我是客”就不同了，虽然也是自保，但比之后两者耐人寻味，且更为不堪：这不仅仅是自保，还陷周于险地。颇有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意味了。

人性最怕考验。有时我想，要是在场是我，我会怎样反应？估计也多般是惊怕失措，躲藏避险。周沈有师生之宜，民国去古不远，师生仍有大义，就算后两种所为，估计作为学生，弟子，没能挺身而出，护住老师，只怕于道义也见亏损。 这种事，谁遇上，除非真的能以身相护，否则，易落于“无地自容”。谷林说一句我是客，最堪咀嚼。只因“此际急不择言，最能显露本性之真，以后破门声明，或已伏笔于此。”，我头脑简单，断想不到，只简单我是客三字，竟有如此深意，发见人性之幽微，也惭愧自己读书之不求甚解。

事若止此，周作人顶多心里有些不舒服，案之情理，不会过分怪罪沈启无。文中可见，周自己中枪，没有倒地，沈中枪却应声而倒，刺客一走，周赶紧退归内室，并没有查看沈的伤势。按理常来说，沈这是池鱼之秧，周不看，可能是见沈已爬起，也有可能是惊慌下，别的全顾不上。无论哪种原因，危险面前，出于本能先求自保，是常情，沈的我是客，虽然不堪，但也不是不可原谅。

最让这周介怀的是，事发后，沈的受伤被说成是护周而伤。此说法，极可能还是沈启无自己说的，为此，周作人还特意写文澄清。沈受伤，虽不是护周，却也与周有关，周作人所以要澄清，不肯成其美名，估计周对沈的“我是客”本来就介怀，见他歪曲事实邀功谋名，更大为反感。

若护周而受伤真是沈启无自己说的，至少是在此事上，言行确实不佳。见危而胆怯，可以原谅，睁眼说假话，就难以原谅。
2021-3-17

礼貌与称呼

古人有名有字，还有号，以示尊重，都是称字呼号，而不名。但现在只有名而无字，更别说号，称呼当然都叫名。平时生活，大家都称名，这没啥，提到古人，就有点麻烦，是尊古称字呢，还是按今呼名？

突有此说，是看到周志文的《少陵草堂》一文：“昔时的少陵草堂现在大家都称它为”杜甫草堂“，连名带姓的，一点都不在乎礼貌，这是目前人们对古人的态度，叫祖父如叫孙子没有什么两样，多了也就惯了，并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有趣的是，文中周志文也常称杜甫为杜甫，并没叫杜少陵，顶多有时是简称为杜氏，不名且不字。

人的名字，难道不是用来称呼的？我个人意见，还是顺今为好，既然如今大家都是称名道姓，叫杜甫也不是什么不礼貌的事。何况礼貌多在于心，而不在于言，韶山的“毛泽东故居”，也是连名带姓，并没有叫毛 故居，或者毛润之故居呀。难道要恢复古代的避讳才是礼貌？在古代，习惯称字，那就称字，在如今都呼名唤姓，就呼名唤姓，都是一种习惯而已。当然，上了年龄，称老以示尊重，也是行的。

谁不知道杜甫呢，但有多少人能马上就想到少陵是谁？毕竟，如今只有名而无字号，大家都只知杜甫，都不太熟悉杜少陵了。命名上，尤其是景点，当然是越清晰越好，不叫杜甫草堂，反而取名如今不流行的少陵草堂，至少宣传上的广而告之是逊色不少，与其循古，确实不如从今。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字号压过正名的，就是苏东坡，但苏东坡只是特例。

我也理解周志文，周是教授，是学者，凡学问越大，越尊古制，因为这些也是“学”的一部分，“礼”的一部分。所以，他觉得称少陵而不应叫杜甫，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只是时移世易，世上只有名而无字，那就从俗好了。人人都能称名道姓，有时也是平等的表现呢。要知道在古代，只有读书人，有身份的人，才有字，平头百姓，能有个名字就不错了。
2021-3-7

郑伯克段叔

春秋据说是孔子所著，我没读过，却也知道春秋大义，微言大义的说法。说是一字褒贬，看似微末，都有深意。因春秋过于简略，故古人有传，《左传》是三传之一。
提到《左传》，是前段时间读郑伯克段叔一文，心有所感。在春秋里，这故事只一句话的事“郑伯克段于鄢”，左传是这样解释其中微言大义：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孔子是圣人，他的评定，为后世范，故后人评论这段史实，多是讥讽郑庄公，而鲜少责难段叔。突然觉得很不平公，其实如庄公者，对兄弟其实是很宽厚的，而道德真君，却说他故意纵容段叔，不加以管束，故罪在庄公。这是何其古怪。

古人以名教为重，段叔本为弟，却有不臣之心，是自己找死，怎难怪庄公？庄公待弟，不论是装样子，还是真宽厚，若段叔知足，守本份，肯定可以当一辈子的富家翁，一生锦衣玉食。是段叔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人心不足，才自寻死路。说这是庄公故意纵容，难道不是段叔自己早有恶念？别人，顶多是顺水推。难道，要庄公一开始，就严加管束，甚至软禁，才算加以管教？真这样，道德真君，又会如何责难庄公不能容弟，不够宽厚。

其实，罪在其母。当母亲的从小偏心，讨厌庄公，却偏爱段叔，多次要武公废长立幼。庄公和段叔都是亲生儿子，却偏心如许，也真不多见。对庄公是何其不公，对段叔又是何等宠溺。段叔不臣之心，应是做母亲种下的果，她想废长，怎少了怂恿段叔自立？还好武公没有听老婆的话，母亲的又帮着小儿子讨赏，讨要国内最大的城池。段叔也是无忌惮把争权夺利，摆上了明面，公然要附近的城池，听其号令，形如二君。国无二主，这样的情形，对国家稳定是极其不利的。更离谱是，当母亲的一心要帮着小儿子夺位，作为内应。

庄公真是惨，摊上这样的弟弟，更摊上这样的母亲。你说他怎办？当然，他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道德真君所说，严厉管束弟弟。比如，母亲要向弟弟讨大城，不给，给小城，甚至一城不给，还处处提防弟弟。可这样一来，母亲生怨，弟弟不甘，甚至不明就里的国人也会说庄公对弟弟太无情，庄公落个坏名声。但这是最安全的。几乎就是同时，在邻国卫国就发生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只是偏爱小儿子的不是母亲，而是卫国国君，结果然是持宠生骄的小儿子在老子死后，就把哥哥干掉（暗杀），夺了国位。可见养虎为患，这是多么大的风险，弄不好，郑庄公也会身死名消。从几位大臣都曾向庄公进言，要他及早除掉，至少是正视段叔的潜在巨大危险，就知形势之恶劣，庄公是在玩火。

庄公难道就不知国有二君，是大患吗？难道就不知道这等同玩火，有可能会让自己万劫不复？却依然满足母亲的请求，容忍弟弟。庄公不是庸人，自信一切尽在把握中，这险不是冒得很大。卫国发生的事就是证明。若段叔只是贪些小便宜，哪怕在封地里作威作福，无不君之心，相信庄公仍然会容忍他，只要他不超过庄公的底线。庄公为了孝，满足母亲的非分要求，纵容弟弟的过分，这是很大的包容。若庄公不那么英名，或者段叔不那么柴，失败身死的，极可能就是庄公，庄公如此纵容，玩火而没有自焚，全得益于庄公有雄才伟略。或许，庄公太自信，又不想负不孝之名，确有纵容的意思，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这其中也包含着容忍，更有具大的风险。

以铁血手段，以残酷之法，把风险消灭于萌芽，是最容易，也是最正确的，也是最有利的。庄公偏偏选了最危险纵容。我个人认为，做兄长，做儿子，可以做到这样，也算很可以的，比那些为了提防兄弟，一有风吹草动，就或杀或禁，庄公宽厚得太多了，哪怕他是有“伪”，也比那此无情无义者，强了许多许多。那些道德真君为什么不称赞，反而是讽刺，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似乎是在呼唤强权和铁血手段呀。

郑庄公，在历史上，真是一位极特殊的人物。我估计孔子讨厌他，是因为他的行为，不符合孔夫子的行为准则。儒家其是宗周公的，最重名份等级，可是郑庄公，却是第一个打破君臣等级的人，周平王东迁，郑国出了大力，故郑武公为周平王卿士（重臣），庄公子承父业，也当上卿士，后来平王有意削郑庄公之权，另立卿士，郑庄公很是不高兴，于是发生了周郑换质子，后来更是发动了战争，在战场上，郑庄公还射伤了周王。郑庄庄这一系列动作，在孔子看来，都是以下犯上，都是臣子不尊臣礼本份的行为，你说孔夫子能喜欢“乱臣贼子”？所以，郑庄公顺母容弟的宽厚之举，就成了引蛇出洞的权谋，比残暴者更令其发指。纵观历史，能有几人如庄公对弟之亲厚者，难道也要弄出七步成诗这样的事，才算是管教？

郑庄公，是开启春秋霸主时代的小霸，在历史上，也算大有作为之君。但作为上位者，不喜欢庄公这样的人，却也是明矣。
2021-4-6

“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原文好长，我没看完，只就此观点一说。我觉得这观点，看似正确，其实也有些以偏盖全。这里的亡，若作消失说，肯定不准确，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古文。显然只能作原貌不存的意思。若是此意，我就不明白难道只有明人才好校改古书，之前古人就一字不易？显然不是，汉代今古文之争，虽有秦王焚书为前提，但古文后出，也并没有让今文消亡，其争议连绵二千年。古今经相争意义之深远先且不说，今文其实就是改动古文，可见校改古人文字，不独明人，那么明之前的古籍，未见得就存原貌，总之无论何目的，这都不是特例。

明之前古书未亡，不见得明之后古书就亡，只能说“校改”可能是明人较普遍而已。再者，书的作用，只是启智，并非圭臬，古人早说过，尽信书不如没有书，所以改动，可能变了意思，甚至相反，但毕竟只是占小部分，而人有了一定智力，就具自主思辩能力，断不会以书为准则，为教条。当然，能不改自然是不改好，尤其是愚民与粉饰为目的改动，其心可诛。但不管改不改动，我们读书明理都要以常情为度，不尽信书，也不矫枉过正，多思多想，独立为要。

最后一条，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死亡，我觉得尤为不经。其理由是“乱点一通”，请问，若说标点是乱点一通，那么句读难道就不是乱读一通？标点所依无非就是句读，标点若错，是句读有误。若句读无误，标点自然无错，若句读本不通，与加不加标点无关。说标点是乱点，不过是标点有目公睹，故错为人知，而句读闻者寡，大错特错也无人知罢了。我一直就很奇怪，智慧过人的先贤，创字上万，穷尽人力，为什么偏偏忘了看似小节，却实为至关重要的标点？实在不应该呀，句逗，比创一字实在要简单得多。再说，句读其实就是潜在的标点，只差没在木牍竹简上，点一点，画一圈而已，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有点无点，却是天差地别，再没有千人千句读的情形了，表达更清晰，更小歧义。为什么不标点，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很明显，标点是一大进步，即使真是“乱点”，公之于众，众目睽睽，真若有错，错亦能改，慢慢就合乎规范了。而句读呢，人各有读，不入三耳，有错谁知？错不但难改，还影响子弟。标点的优点还要再说？看如今情形，其实那句话是说反：今人不标点则古书亡。
2021-03-21

有感季羡林

看了几篇季羡林怀念母亲的文章。说真的，季老的文章我还是很喜欢的，不知是心存偏见，还是如今心境改变，总觉季老这些文章，有些“言过其实”。

在《怀念母亲》里，季老说知道母亲去世，“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睡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在《赋得永久的悔》里，又说最后悔的就是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即使整天‘吃红的’”

不知为什么，读着这些感人句子，我总觉得有些别扭。我别扭的是，实情如此，真的需要这样说吗？“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睡不安席”，文学容许夸张，但我觉得写亲情不宜太过“真情”，否则就容易过火。尤其是“我真想随母亲于地下。我的愿望没能实现。”除非季老为此自杀自残过，否则这样说，真让人不解。真有这样强烈的愿望么，真有这样的愿望？没能实现，多遗憾的样子呀，似乎也是“永久的悔”一样。

也许是我自私，无法理解这样的感情吧。不过，据我所知，季老六岁就离开了母亲，过继给大伯，母亲也在季老读大二时就过世了，这十多年间，他们见面的次数，不算太多，甚至最后八年，还不曾一见。而据季老说，大伯对他也不错，按理说，小少离家，季老和母亲的感情真是如此深厚？深厚到八年不求一见？我总觉得，这是母亲去世后，单方面的想象把这种感情无限放大了，由其是季老后面功成名就，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样的伤感就更甚，于是也把这种感情再次放大。回忆最美，但回忆也往往失真。

我不太怀疑季老的真情，也读出季老的真情，只是我觉得无必要这样写，虽然我们常说先感动自己再感动别人，我还是认为感动在朴素间，而不是为了感动别人，就拼命地“真情”。可能季老没有煸情，我却觉得季老有种不管你感不感动，反正我自己是感动的样子。写妻子也是如此，写老祖也是如此。总之，季老写亲情，那亲情就是亲得如胶似蜜，她们好得就完美无缺，用现在的话来说，非常正能量。我后来读过《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在季老儿子眼中，季老和妻子，并算不上和睦，更谈不上幸福。当然，很多事，都是如鱼食水，冷暖自知，旁人未必清楚，哪怕即使是儿子。却不妨从另一方面看，季老写人，是循古人敦厚温和出发，只说好，不说坏。文章自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是如此“升华”，如何“美化”，真的是最好的？我不认为。如此一来，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无心说谎。

2021-4-23

徐渭身后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天池等，杀妻惊世，自残惊心，一生不得志，最“风光”是曾在胡宗宪幕下，胡倚之堪重。但好景不长，数年胡失势，只得卷包袱回家，穷困潦倒，越老越甚。有提画诗堪称一生写照“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其人多才多艺，曾自评“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可一生蹇厄，且名不出故乡。畸人奇才，自古文人，最可叹可伤者，非徐渭者谁？

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徐渭和张岱其实渊源甚深。徐渭杀妻可是大罪，全靠张岱的曾祖张元汴，才能免于一死。徐渭自言生平有四恩人，一是养母有养恩，二是胡宗宪有知遇恩，三四是张氏父子有救命恩。张氏父子，就是张岱高祖与曾祖。徐渭是山阴人，张氏父子也是山阴人，本是同乡，住处相隔也不远，徐渭有不少诗作是写给张氏父子的，可见一向感情不错，徐渭有事，张氏父子自然能帮就帮。早在张岱出生前徐渭已去世好久，两人并不曾相见，但张岱很是欣赏徐渭，曾大力搜索徐渭轶文，雕刻为集。张氏一家对徐渭，可谓情义深重。

张氏父子出大力相救徐渭，多般是怜才，但徐渭虽有才，直到去世仍是默默无闻。让徐渭闻名天下者，是另一名鼎鼎大名的才子，他，就是张扬独抒性灵的袁中郎。袁宏道到山阴访友，在陶望龄家中，无意翻出一本又破又烂，无头无尾的诗集，不少墨痕字迹都变淡褪色。也许是无聊，也许是好奇吧，也许是习惯使然，中郎拿起来凑到灯下翻看，未读几首，跳起惊叫：这诗写得好呀，作者是谁，今人，还是古人？袁中郎“发现”徐文长其事，在其《徐文长先生传》中记叙甚详，亦推崇备至。其时，中朗已是名闻天下，徐渭于是亦随之天下知名。若没有中郎的发现，或中郎没有“到处逢人说项斯”，徐渭也许名随野草？我们老说金子总会发光，那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发光的，其实有许多金子湮灭于尘埃。徐渭如是，《浮生六记》不也是差点就“不能发光”，乃至仍缺二记（后二记是伪作，以成公论，文笔明显与前四记不同），同一文还有不同命运呢。能不能发光，真不是必然的，充满无数偶然与不确实因数。

名列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性爱骂人，其怪亦是公认。可谁曾想，如此怪异之人，对徐渭却是五体投地，顶礼莫拜，甘为“青藤门下走狗”，言怪行乖，比中郎更加“疯狂”。令人不得不感叹：徐青藤有何魅力，何至于让人仰慕如斯？中朗、张岱、郑板桥，哪一位不是文史上，赫赫威名，自成大家？

徐渭的艺术成就，自不必我去评说，我也没这水平评说。但这里却有一个极有趣的现象，徐渭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而让中郎惊呼者是诗，张岱雕刻的是诗文，教板桥愿为门下走狗者是画。三人最推崇的都不是徐渭最自许的书法，更不用说现在我们一提到徐渭，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的画，大写意画。就是说，世人所重，和他自许，刚好相反。这很有趣，但也许不必奇怪，章太炎也自称医术第一，自论，世论，不妨存异。再者每人偏爱不同，张袁以文称雄，自然重视诗文，郑板桥以画名世，当然更注重画。可以肯定却是，徐渭诗书画文无不佳，推崇他书法的，肯定也不少。
20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