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墓志铭留字与日本国朝臣备书】

历史的印记是抹不去的，骨子里的东西是洗不掉的。
-- 阎焰，艺术品鉴赏资深学者，文物收藏大家，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

（一）正式外交场合之外的历史文化性的交情套旧插曲

国际政治的风起云涌是国家之间各种利益博弈的角力表象，它也体现在经济领域中零和游戏与实力竞争下的买卖关系，它们之间最有趣的是-偶尔冒头突显在正式外交场合之外的历史文化性的交情套旧插曲。尤其随着当前中美贸易战的水深火热以及美朝暧昧拉扯的剑拔弩张之加剧态势，我们喜见日韩首脑接踵来华访问，藉以松缓东北亚的紧绷弓弦。

今晨翻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看到一则新闻报导题为“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续而查阅其他热播互联网亦有引用这个日媒新闻，笔者日来忙于琐碎事务又饱受严寒，乍见窗外迷蒙初冬暖阳，心中粲然一乐，打算把它写成文字。

（二）“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

其实这则新闻是可以作这样简单理解的，话说唐朝有个官署机构叫鸿胪寺，主管外宾及朝会仪节等事务，当时有个接待外国人的鸿胪寺长官李训过世了（相当于今日外交-外事部的‘办公厅官员’），他的秘书丞褚思光起草了墓志铭.....。这墓志铭共328字，于2013年在河南省洛阳被发现，由于末尾书写者有署名“日本国朝臣备书”，故而引起中日学者共同关注与热心研究。该墓志铭目前由深圳望野博物馆保管，面向公众展出。


研究人员发现的吉备真备所写墓志（资料图）

相关新闻引述共同社报道，提到日本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气贺泽保规在日前表示，按墓志铭末尾刻有“日本国朝臣备书”来分析，应该是一位日本被称为“备”的人物所写，他推测可能是指吉备真备，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717年）与阿倍仲麻吕等人作为遣唐使前往唐朝留学，故而这篇墓志铭可作为解读其本人字体和留学期间部分生活提供了珍贵研究资料，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吉备真备的相关真迹即使在日本也未曾发现。

笔者找到署期2019年12月26日有关日本新闻报道，看来日本媒体表面上或以“遣唐使”这个历史文化交往事迹来和中国套近，或是有意放大墓志铭末尾书写署名的“日本国朝臣备书”来彰显“日本国”一词可追溯到唐朝开元时代的公元734年才是其真正目的。



（三）《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

无独有偶的是香港商报网，也在2019-12-27报道日前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的新书发布会，提到全世界第一次见到最早的日本人书写“日本国”。 （延申【日本】国名启用年代考据参阅《注释1》）

这位日本留学生即遣唐使“朝臣备”（全名吉备朝臣真备），曾于唐玄宗之开元/天宝年间两度到访唐朝；至于大家议论的墓志铭是谁亲笔书写的，其实最早发现者是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并作了系统性研究，其专著《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正式由文物出版社于日前出版，并举办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很显然的是日本媒体在中国相关研究的新书发布会之时，抢先报道了自己的观点。



在发布会上，作者阎焰（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指出:“这本《日本国朝臣备书丹 褚思光撰文 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共计5万字，配图15张，装帧精美。新书研究涉及了墓主人李训的生平家世、父辈信息、就职经历、社会交游，以及盛唐高宗、武后、玄宗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墓志撰文秘书丞褚思光信息进行的细致剥离，深度挖掘；以及最重要的“日本国朝臣备（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书”的深入思考，在以中日两国古代文献为根本基础的核心史料上进行梳理研究，使得唐代中日关系史、遣唐使、中日书法史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领域获得填补空白的全新史料”。

作者也透露他历经六年的甄别、梳理、研究、考证。他（1）将2000年陕西眉县长兴砖厂流散发现，现收藏于碑林博物馆的“李训妻王氏墓志”，（2）和2004年西安发现，现收藏于西北大学博物馆的日本人“井真成墓志”以及（3）洛阳流散“萧氏妻（李元恭女、李训姐）墓志”，进行关联，（4）并以日本古代文献及中国发现墓志及存世中古文本的比对，最终确认“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就是日本奈良时代的 “吉备朝臣真备（694-775）”在唐朝留学期间的名字。


李訓墓志拓本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也高度评价此次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意义，他表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中日关系是重头，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但遗憾的是存世实物材料太少一直进展并不多。相信此次望野博物馆阎焰馆长发现的朝臣备手书李训墓志，可为相关研究增添新的素材，促进中日文化学术的交流”。荣教授还指出，“唐朝的外交官让日本国的使者来写墓志，这在今天是让人诧异的事，而在唐朝看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分，这让人们从中看到唐朝的国际性和开放的胸怀。都城长安是一座汇聚了亚洲各国精英的城市，不仅物质文化丰富，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汇集地。朝臣备的名字不仅是雕刻在35公分见方李训墓志上的文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丰碑上”。

（四）遣唐使

顾名思义，吉备真备等人所代表的遣唐使，是指在唐代时候，日本派到中国学习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使节团之简称。话说从公元七世纪末期到九世纪末期，大约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了十几次遣唐使，不论次数、规模还是时间、内容都可以算得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举。第一遣唐使团是在公元630年的时候，由日本舒明天皇派出的，到公元894年，日本朝廷总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但最后有几次没有来到中国，到达中国的遣唐使总共有十二次。直到894年，也就是日本宽平六年，菅原道真向日本天皇谏阻，自此之后正式停止了遣唐使。（注释2）



遣唐使出现在初唐至盛唐之间的一百来年间，其根源和基础是唐朝的强大和开放，因为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扩展至四方，又因唐朝强大的经济实力，再加上唐朝开放的政治胸怀以及中国文化与技术的魅力，吸引着周边国家不断向唐朝靠拢，拜服于唐朝的繁华与兴盛，使得各国纷纷向唐朝派遣使臣及学生到唐来学习，这些国家中，以日本派出的队伍及人数最多，批次也最多，向唐朝的方方面面学习，大到国家及政治体制制度、文字、文化、宗教、技术等，小到穿衣及饰物和礼节等，有很多来到唐学习的各国学生及官员干脆不再回国而留在中国定居，其中有不少人成为唐朝的官员。

历史回到公元716年，日本又派出了五百五十余人组成的第九次遣唐使团队，包括22岁的吉备真备和19岁的阿倍仲麻吕，二人在此时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当他们来到了梦中的长安城以后，受到了朝廷的优待。这批日本留学生有著名的儒士为他们讲解儒家经文，并且这些留学生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成绩好的话还可以留在朝廷为官。而在所有的学生中，只有阿倍仲麻吕一人考上进士。他还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晁衡，而这个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唐朝的文人墨客诗文之中，由此可见他的才华还是能得到文化上层圈子的认可，并且他的才能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阿倍仲麻吕决定留在长安暂不回国，继续进行文化上的深造。他还被任命为辅佐太子钻研学问的老师，也使得其他人很是羡慕。阿倍仲麻吕不仅才华过人，知识渊博，还性情豪爽，与那时唐朝的许多著名人士交下了朋友，如例如李白，王维，赵晔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而吉备真备则与他相反，性情十分低调，因此他的生活也相对安静得多。但是他的才华也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只是他没有在唐朝做官，而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了钻研学问上。这位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生于695年（持统天皇9年），卒于775年（宝龟6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学者、政治家（公卿），曾两次出任遣唐使，官至正二位右大臣，明治时期被追赠为勋二等，著有《私教类聚》50卷。他是在716年（灵龟2年）被选为遣唐交流生。隔年（养老元年）与阿倍仲麻吕（晁衡）、大和长冈及学问僧玄昉等随多治比县守为首的第九次遣唐使团，入大唐朝拜交流。在长安鸿胪寺，下道真备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在大唐近十九年，他研究中国的经学、史学、音韵、佛学、算学、音乐、法律、兵法、建筑、天文、历法、围棋、书法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他带回日本的重要资料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大衍历立成》12卷、《乐书要录》10卷、《东观汉记》、测影铁尺、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弦缠漆角弓、马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各1张、射甲箭20只、平射箭10只等等。归国后仕途顺利，先后任大学助、东宫学士、春宫大夫等职，先后给大学竂学生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还给孝谦女帝讲授过《礼记》，他把一辈子的精力都用在了弘扬唐朝文化上，他还教授的史学，为日本后来的史学奠定了基础，他给日本带来了围棋；依据唐朝的《大衍历经》废除了日本旧有的“仪凤历”，改用太衍历。他还按照唐朝律令，删定了《养老律令》。据说他还发明了片假名，是日本的国语之父，带来了唐朝的兵法，被称为兵法之祖。这让他在日本民间形成了类似于诸葛亮的地位。吉备真备对日本文化的筑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吉备真备纪念园



时至今日，让我们有幸再认识及走近这位新闻人物，就到《吉备真备纪念园》吧，它位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门东侧，原唐国子监遗址的所在地，1986年为了纪念吉备真备将唐文化传入日本1250周年，由日本友人出资修建。纪念园采用中日合璧风格，借取日本枯山水手法，以石子铺路，做成水流状；还有一株百年老藤，盘于花架，枝条苍劲，根深叶茂，别开生面。园内用一块未经斧凿的天然花岗岩，建造了一座吉备真备纪念碑。正面镌描吉备真备画像，并由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题写碑名；背面用中日两种文字刻写碑文，其中日文版本采用的是片假名，以纪念吉备真备发明了片假名。

2019年12月27日写于滕王阁对岸

注释《1）：【日本】国名启用年代考据
中国史称日本计有：倭、扶桑、东夷、海东、东瀛等等，直到唐朝，中国统治者才正式赐予“日本”国名。（1）《新唐书·日本传》记载高宗李治赐倭国以藩属国名为日本。原句是“咸亨元年，倭国谴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夏言即汉语，咸亨元年即为公元670年。（2）另有记载称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年），倭国遣唐使来朝，再次提出更改国号的请求，这一次，武则天正式同意，准许倭国更名为日本国。史料可参阅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记载：“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据清代学者钱大昕考据这著作成书于开元廿四年即736年）。

而这一段历史，则因近年陕西唐朝古墓接二连三挖掘新发现，再次得到实物上的验证。
（1）有媒体报道2017年6月，西安博物院开展的“十年藏珍：西安博物院新入藏文物精品展”上，展出祢军墓志。据说这位唐朝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军的墓志铭，刻有“于时日本余噍，据扶桑以逋诛”字句。说的是百济（今韩国）的遗民逃到扶桑（今日本）以躲避惩罚。祢军死于仪凤三年即公元678年。
（2）撰写于先天二年（713年）的《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中，提到武后对703年到访的第八批遣唐使的招待实况：“皇明远被，日本来庭，有敕令公与李怀远、豆卢钦望、祝钦明等宾于蕃使，共其语话。”杜嗣先当时任礼部侍郎、昭文馆学士，而李怀远、豆卢钦望则是前任宰相，武周政权派文人学者和高级官僚接待遣唐使者，看重的也是礼仪问题。最后，“则天宴之于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麟德殿是长安大明宫中规模最大的殿堂，武则天在这里宴请日本使者，应当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参阅叶国良1995年出版的《石学续探》收有《唐代墓志考释八则》）。
（3）2004在西安东郊建筑工地发现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铭碑石，上有赠尚衣奉御井公墓志文并序，碑文开头即有“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井真成死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734年。
（4）2013年洛阳发掘到唐朝鸿胪寺丞李训（死于734年）墓志铭上刻有“日本国朝臣备书”。


注释《2》：东渡日本的鉴真高僧
唐代文化对日本有重大影响了除了借助遣唐使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等人的大力传播，还有同代东渡日本的鉴真高僧。央视四台在12/31/2019的【国宝发现】节目即对2008年在江苏张家港发现黄四浦寺院遗址，经过十年考据，发现与鉴真高僧在日本督建的日本唐招提寺极近类似。故而推断在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就是在黄泗浦登上了遣唐使的大船,开始了他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东渡之旅。据学者研究“黄泗浦”三字,最早出现于日本真人元开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中:“(鉴真和尚)乃于江边为二十四沙弥受戒。讫,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另日本学者安藤更生也在其著作《鉴真和上》中阐述:“黄泗浦这个地方,不仅是鉴真,也是迄今唯一可以知道的遣隋使船舶出发和到达点的遗迹”。


唐招提寺-日本奈良

【遣唐使代表中有‘朝臣’封号为名之史料补遗】

（一）‘朝臣’因在唐任官授仕而名？或过世后‘谥号’，或日本社会特殊户籍？

“朝臣”是一个汉字词语，意思是朝廷的大臣。但在遣唐使代表中，却有多位享有”朝臣“封号为名者，譬如著名的遣唐使（1）阿倍仲麻吕，又名阿倍朝臣仲麻吕，（2）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又名下道朝臣真备及吉备朝臣真备。他们究竟是因为在唐任官授仕而名？或过世后的‘谥号’，还是生前在日本持有特殊的社会阶级户籍？这课题在当前陕西古碑墓志铭频繁出土，尤其12月26日报道的【中国发现遣唐使吉备真备所写墓志或为真迹】之后，引起诸多讨论热潮。

四川大学讲座教授王瑞来（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在2020-01-02的澎湃新闻作了解释说：这里的“朝臣”虽写作汉字，但却不是汉语，而是日语中古老词汇。事实上，“朝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姓，日语旧读Asomi，后来又读作Ason。他举例《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说明在天武天皇年间，为了树立天皇的权威，于天武十三年（684）十月制定了八色之姓。八色之姓依次为（1）真人（Mahito）为天皇五代以内的近亲（2）朝臣 (Ason)特别 赐予与天皇亲缘稍远的皇亲，以及豪族和地方势力家族包括苏我、石川、巨势、春日、下道、藤原、石上等。其他等级还有（3）宿禰(Sukune)、（4）忌寸(Imiki)、（5）道师(Mitinosi)、（6）臣(Omi)、（7）连(Murazi)、（8）稻置(Inagi)。王瑞来教授进一步引据史料记载指出吉备真备原姓叫作“下道朝臣”， 在日本的天平十八年（即公元746年）被赐姓为“吉备朝臣”，另与吉备真备一起入唐的阿倍仲麻吕的姓也是“朝臣”。他援引《旧唐书》卷一九九《日本国传》的记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历仕左补阙、仪王友“。仲满即阿倍仲麻吕，来华后另取名“朝衡”，可能有意保留同音的”朝臣“，至于又作“晁衡”，乃因“晁”更接近中国人的姓氏。

显然的，这“朝臣”之名，不是因为在唐朝任官授仕而赋予名号或过世后的‘谥号’，而是生前在日本持有特殊社会阶级的户籍定位。但写于公元734年鸿胪寺丞李训墓志铭署名‘日本国朝臣备书’的出土文物，充分说明‘朝臣备’这名号，早在734年已经拥有及使用，而不是到了公元746年才被赐予。

（二）公元670年日本推行《庚午年籍》的户籍制度

根据史料记载，始于公元670年日本推行《庚午年籍》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向大唐天朝学来的管理方法，因当年是庚午年，而称《庚午年籍》。到了天武十三年684）十月便制定了八色之姓，完善了户籍管理，包括上述的“朝臣”等姓氏封号。

话说天智天皇（626年~672年）在位年间，大力推行【大化改新】，把日本由一个落后的部民奴隶制国家，推向中世纪封建国家质变的关键一步，这也是遣唐使频繁的时代背景，这对日本启蒙发展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天智天皇在公元668年继位（天皇元年），将先前作为中大兄皇子于645年颁布的日本史上第一部成文法《近江令》，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将土地收归国有，使所有部民成为国有公民，促使日本开始走向法制化道路。另在670年，制定日本最初的全国户籍制度（庚午年籍）；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新税法；废除世袭氏姓统治制度，建立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等等。

当时建立户籍制度的时代背景是，自从日本在朝鲜半岛兵败白江口后的几年，很多人流离失所，离开故土村落，开始向东流浪迁移，没有正当职业的沦为盗贼流寇，尤其是没有姓氏的人更在各处流窜与骚扰。天智天皇为了稳定社会扭转这局面，同时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开始向东扩张，便建立了户籍制度。这个制度把每个乡村部落作为单位，按照单位把各家各户的人口、姓氏统计记录下来，这个户籍把人分为了良民和贱民，每六年做一次检查改订，确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体系，并且按照这个户籍制度进行征税、政令传达、并给予公民身份。但到了八世纪末期，律令制的实效性减弱，尤其是政府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沉重负担，而逐渐变成难以实施的制度。到了恒武天皇 ( 781-806年) 废止了这项制度，实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用简单有实效的制度取代。

这个巨大的变化，始于公元663年朝鲜半岛的白江口之战，当时的大唐和新罗联军打败了日本和百济联军，让日本在此之后再不敢觊觎半岛，并开始真心臣服中土政权，并加速了遣唐使的学习之路。（参阅署期2013-02-01我写的博文【那场改变了东北亚千年格局的战役】。http://blog.tianya.cn/post-3155598-49513623-1.shtml ）。

虽然说在这次对中日韩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白江口战役之前，日本也曾派过四次《遣唐使》，但其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外交途径，维持其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同时探听唐朝的对日政策，以便及时采取对应措施，免遭不测之祸。但在白江口之战以后以及整个奈良时期，日本不再计较朝鲜半岛南部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民间风俗习惯以及思想领域的儒家，佛学，文学，体育，娱乐等，全面吸收唐朝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果，以致形成所谓“唐风文化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朝臣仲麻吕与朝臣真备

至于先前提到的‘朝臣“，说明只封给与天皇亲缘稍远的皇亲及地方豪族有势力者，事实也是如此，著名的遣唐使（1）阿倍仲麻吕，全名阿倍朝臣仲麻吕，亦名朝臣仲满，入唐后改名晁衡。公元698年(日本文武天皇二年），生于奈良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父船守，官拜中务大辅，位至正五位上。而（2）吉备真备，生于695年（持统天皇九年），原名下道真备，又名下道朝臣真备，吉备朝臣真备。他的父亲是右卫士少尉下道国胜，下道氏是吉备地区的地方豪族吉备氏一族。

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学习唐朝先进文化的热情更高。他们顾不上当时海上交通的艰难险阻和巨大牺牲，不断向唐朝派遣使者和留学生。19岁的阿倍仲麻吕和22岁的吉备真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公元716年，作为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队（共五百五十余人）到唐朝学习。

其中阿倍仲麻考上了进士，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大唐朝廷的赏识，任命为辅佐太子钻研学问的老师，故而他决定留在长安不回国，继续进行文化上的深造。他还入乡随俗，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晁衡，而这个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唐朝的文人墨客诗文之中，由此可见他的才华还是能得到文化上层圈子的认可。

而吉备真备作为遣唐使，在大唐近十九年（717年~735年），研究唐代的天文、历法、音乐、法律、兵法、建筑等知识，均有较深造诣。回国后任命大学助，指导400多名学生学习大唐的先进文化。公元752年（天平胜宝4年）吉备真备以遣唐副使身份，随藤原清河大使第二次朝拜大唐，与阿倍仲麻吕再会，并于753年（天平胜宝5年）至扬州拜访著名高僧鉴真，对其日后东渡有所影响，同年和鉴真大师一起回到日本，担任朝廷重要职务。769年（神护景云3年），吉备真备转任右大臣，与左大臣藤原永手（藤原北家）一起执掌朝政：地方豪族出身而被破格提拔，出人头地，以学者的身份位至大臣的，在日本近代以前，只有吉备真备和菅原道真两人而已。吉备真备于775年（宝龟6年）去世，享年80岁。

朝臣仲麻吕与朝臣真备，对中日的和平交往与文化传播，起着非常重要及深远的影响。

薛依云初稿于2020年1月5日

【唐诗映照下的遣唐使之中日文化交往】

（前言）
最近读到一些唐朝墓志铭碑石新发现的考据文字，引申出遣唐使历史的系列报道，那些厚重沉朴勾勒横陈的文物实体，以及泛黄线装古书的文献记载，似乎要比大家熟悉的唐人诗句更贴近历史，只是少了几分牵动人心之文艺范的温馨情味。

（一）公元752年一场盛大的国事欢迎会
话说公元752年（大唐天宝十一年或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它是中日外交兼文化交往上重要的一年。这年迎来了第十一次遣唐使的大使藤原清河（706~788年）及副使吉备真备带领的五百人盛大学员队伍，同年十月，藤原清河离开长安返国，在华任官职三十六年的晁衡（阿部仲麻吕）授以唐王朝使臣身份回访。这群宾客中的阿部仲麻吕和吉备真备，都曾是学习有成名满长安才华昭著的第九批遣唐使成员。

（二）唐玄宗五律诗《送日本使》
这次殊荣隆重的场面，留世记载的有大唐皇帝李隆基（唐玄宗/唐明皇）特地写了一首五律《送日本使》来嘉贺代表团：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

东渡日本的鉴真大和尚之高足弟子思托，后来在日本延历七年（788年）撰写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僧传《延历僧录》，记载了这次唐玄宗在长安接见藤原清河时说过的话：“闻日本有贤君，今见使者趋揖自异，礼仪国之称不虚。”言下之意是赞许日本使者通晓唐代礼节，举止不俗。《送日本使》末句所谓 “彼君子”一语正与此相吻合；而“王化远昭昭”当然也是赞赏一批又一批的日本遣唐使，对大唐文化传播所起的积极而又深远的作用。

（三）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那次送行的唐朝诗人大咖颇多，有记载说晁衡先前送给李白一件日本裘，李白甚为感动留诗有云：“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晁衡亦为王维留下惜别诗和宝剑一柄“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这些欢送诗作中，最为传颂的还是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意思是说：辽阔的大海没有尽头，怎么能知道大海以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与天朝九州相隔何止万里，太阳升起的地方应该是你的国家，回国的帆船还得等待定期的信风。海中的大鳖身影把天空都蔽黑了，鱼眼放出的光芒也把海浪映红了。故土的树木在扶桑国土上，送行主角的家就住在孤岛。分别之后天各一方，我们何时再能互通音信呢！

（四）李白《哭晁卿衡》悼念诗
这支归国船队后来在琉球附近遇到风暴，与其他船只失去联系。当时误传晁衡遇难，李白听闻后悲伤写下《哭晁卿衡》悼念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意思是说：日本友人晁衡卿，辞别长安回家乡，乘坐帆船远去东方绕过蓬莱群岛。噩耗传来阁下你如同明月沉海一去不返，思念你的心情如苍白愁云笼罩着苍梧山。

诗人李白把好友晁衡（阿倍仲麻吕）比作皎洁如璧的明月，把他的死比作明月沉碧海。好友的不幸遭遇，不仅使诗人悲痛万分，连天宇也好似愁容满面，层层白色的愁云笼罩着海上的苍梧山，一起沉痛哀悼好友的仙去。

1990年郁贤皓编注《李白选集》作补充说：“此诗乃天宝十三载春夏间在广陵遇见魏颢，闻晁衡归国时遇暴风失事的消息后所作。”，其实晁衡是随船漂流到安南驩州（即今越南荣市）一带，遇上海盗，同船死者一百七十余人，唯晁衡与藤原等人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辗转回到长安“。

晁衡这次东渡未能成行继续留在唐朝任职，直至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才以七十三岁高龄在长安逝世。晁衡原名阿倍仲麻吕，是在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随日本遣唐使来华留学，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任秘书监，兼卫尉卿等职，在中国生活与工作长达五十四年之久，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日本人民十分怀念这位中日友好的杰出代表，在东京的护国寺建了雕像和纪念堂。近年来，中日两国又在西安和奈良分别建立了纪念碑，纪念这位友好使者。

（五）唐诗映照遣唐使
其实早在中国隋朝，日本正处于飞鸟政权时代，当时摄政的圣德太子就开始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隋朝学习，直到日本天皇迁都平城京进入了盛世的奈良时代（710—794年）遣唐使更是阵容恢弘。后来到894年，日本才废止了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据非正式资料估计总人数约达六七千人之众。）
遣唐使确实在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促成唐文化及佛教文化在日本的广泛传播。

据学者张步云在1984年出版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有云：“我通读了《全唐诗》，并较广泛地阅读了有关中日关系的古籍，得历代中日往来诗129首，其中二首不全，计99位作者人。含中国方面56人，诗66首，日本方面23位，诗63首。”，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于2012年的论文《唐诗中的‘日东’与‘扶桑’等地理指向考辨》提出在唐初之日东/海东/东海，有可能是指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也有个别特指渤海及日本，而扶桑即日本地域或风物。

唐代诗人和日本使者进行诗歌交流的人数很多，从初唐直到晚唐都有，著名的有李白、王维、刘长卿、贾岛、钱起、刘禹锡、皮日休、方干、司空图、韦庄、曹松等，都有与日本使者进行交流的诗作流传下来，见证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密切交流。

这些唐代中日诗歌交流的内容基本可分为三大类：一是赠别诗，此类诗最多，占所有诗作的三分之二；二是酬唱赠友诗；三是思乡抒怀诗。谨举例几首如下，以飨读者。

唐代：钱起（722~780年）《送僧归日本》
上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浮天沧海远，去世法舟轻。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惟怜一灯影，万里眼中明。

意思是：只要有机缘，随时都可以到中国来；一路雾霭茫茫，船只象在梦中航行。天海浮沉，小船驶去遥远的天际；超脱世俗，自然会感受到法舟轻盈。心境凝定清寂，一切都如水月虚幻；海内鱼龙，也会上浮听你诵经。最可爱的是，有盏照亮心田的佛灯；航行万里，眼中永远都是灿烂光明。

唐代：徐凝（元和806-820年间有诗名）《送日本使还》
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来朝逢圣日，归去及秋风。夜泛潮回际，晨征苍莽中。鲸波腾水府，蜃气壮仙宫。天眷何期远，王文久已同。相望杳不见，离恨托飞鸿。

唐代：韦庄（836年~910年）《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意思是说：遥远的扶桑已在渺茫视野之外，您家在扶桑东面还要往东。此去谁能与你一起到家乡？唯有一船明月和满帆清风。

（六）日本推崇的唐朝诗作
先前提到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他也没少介绍李白、王维等人的诗歌，但日本人对李白、王维诗作的喜爱，远不如白居易。譬如日本平安时代的著名学者大江维时编撰的《千载佳句》一书中，收录了中日诗人1100首诗歌，其中白居易诗歌就有535首，排名第一，这主要是因为白诗的特点为“平易浅切”，“欲使老妪都解”。据记载在平安时代，日本还设立了关于白居易诗文的讲座，日本百姓还喜欢弄一下诗会，然后专门拿白居易的诗文来学习，模仿和引用，进而评判出诗文的高下。

确实中文对于日本人而言，毕竟还是一门晦涩的外语，想要完全理解诗人诗词所表达的意境是很有难度的，即使对日本朝廷官员和贵族来说，想要看懂李白那飘逸狂放却内藏锦绣的诗句已经很是困难，华丽不羁的词藻，再经过一层语言的转换，就难上加难了。但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深了，乃至今日，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乃有大篇幅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古诗词，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等等。

（七）日本嵯峨天皇是张志和《渔歌子》的粉丝
唐诗广受流传得到日本人喜爱，主要还是那些短小精干，凝练简洁特色的。其中就有一首张志和写于公元774年的《渔歌子》，得到当时日本天皇的喜爱，还编入教科书，开启了日本填词的先河。

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描写的是：西塞山前白鹭在飞翔，春汛时期桃花盛开；水流湍急，鳜鱼也很肥美。江面小舟中，一位老翁戴着青箬笠，披着绿蓑衣，冒着斜风细雨，在江面上垂钓，沉迷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江南春景里，久久不愿离去。渔夫“不须归”固然是因为“鳜鱼肥”，风光宜人，同时渔夫也很享受在“斜风细雨”劳作，另诗人以渔夫自喻，表达了对自由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之情。

这位喜欢张志和（730~810年）的粉丝天皇就是嵯峨天皇（786~842年），他是日本第52代天皇，擅长诗文书法，被列为平安时代三笔之一。他迷恋汉学，诗赋、书法、音律，亦有相当造诣，这点倒是与中国的宋徽宗很像，他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唐化”，从礼仪、服饰、殿堂建筑，甚至是生活方式都模仿唐朝。公元823年（即日本平安朝/弘仁十四年）当这首《渔歌子》传到日本，嵯峨天皇就非常赞赏，亲自在贺茂神社开宴赋诗，朝庭大臣和皇亲国戚以及学者名流，皆随天皇吟唱，并争相仿效，嵯峨天皇还在在宴会上亲作五首《渔歌子》：

（一）江水渡头柳乱丝，渔翁上船烟景迟。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风吹。
（二）渔人不记岁月流，淹泊沿回老棹舟。心自效，常狎鸥，桃花春水带浪游。
（三）青春林下渡江桥，湖水翩翻入云霄。烟波客，钓舟遥，往来无定带落潮。
（四）溪边垂钓奈乐何，世上无家水宿多。闲钓醉，独棹歌，洪荡飘飘带沧波。
（五）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八）张继【枫桥夜泊】
但在日本历久不衰的唐朝诗句，要算是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据说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张继进京赶考，名落孙山，郁郁还乡，途经苏州，夜宿枫桥触景生情，而写了这首意境深远的《枫桥夜泊》，表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想感情。

诗人运思细密，全诗以愁字统起，短短四句，却蕴含六景一事，用最具诗意的语言构造出一个清幽寂远的意境：秋夜江畔渔火点点，旅客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它既描写了秋夜江边之景,更表达了思乡之情。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则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夜行无月，本难见物，而渔火醒目，霜寒可感；夜深阗寂之时，却闻乌啼钟鸣，如此明灭对照，无声与有声的衬托，使景皆为情中之景，声皆为意中之音，意境疏密错落，浑融幽远。一缕淡淡的客愁被点染得朦胧隽永，在姑苏城的夜空中摇曳飘忽，为那里的一桥一水，一寺一城平添了千古风情，吸引着古往今来的寻梦者。

清朝著名学者俞樾在《新修寒山寺记》）中说“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庐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我猜想它之所以能让日本人如此深爱，广为背诵，除了学校教科书的推广，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诗作符合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有点类似日本樱花忧伤之美，让人读起来有淡淡凄凉之感，其内在关联亦深深牵动着许许多多的遣唐使：人在他乡，孤寂难眠，思念故国之情油然而生。譬如晁衡有《望乡诗》“翘首望长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

有学者说：天下最嘹亮传得最远最久的钟声，要数张继的《枫桥夜泊》。是的，它荡漾映照下在遣唐使的中日文化交往上，直到今天，还得延续下去。

记得2003年岁末苏州寒山寺听钟会后，自己也写了一首诗：“今夜，客船不在，夜泊枫桥边的，就剩下这半截弦月了。其实，何必去追究，当年鉴真大和尚东渡时带走了什么？谁会计较我们有没有一口世界最大的钟呢。今夜，我们欢聚寒山寺，一百零八响的祝福，全世界都听得见。和我一起挤在台前人潮中的，还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树，年轮般的暗槽里，重播着一首流传千百年的歌，它生生不息地，伴随着每个炎黄子孙思念的脉动。今夜，寒山寺，灯火辉煌，相同的钟声和祝福，在全世界响起！”

薛依云写于2020年1月7日

谢谢首席@关粉儿 关注与赏读，敬请移步参阅系列文字之四：【试探遣唐使留存书法所蕴含的宝贵文化信息】衔接：http://blog.tianya.cn/post-3155598-131232288-1.shtml 不作转载，因为举例图片有点多。

日本学术界一直表示对没能在日本的本土发现‘吉备真备’的书法真迹而感到莫大遗憾。

笔者搜索日本近年《奈良天平时代-中国唐物展览》的网络资料，发现一幅标题《伝吉备真备行书》（见下图），只是不知真伪。这幅不完整的轴帖，右上首有吉备大臣，下端右侧为‘故园东望’和左则为‘切物’等字样，其下居中是一个类似‘古琴’的闲章图纹。


《伝吉备真备行书》

展品有傍注书写于中国唐代天宝年间，对比即公元742~756年。当然明眼的读者也会猜到诗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还有下句“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那是边塞诗人岑参（715~770年）的名篇《逢入京使》，他时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成员，于天宝八载（749年），第一次远赴西域，告别了在长安的妻子，策马踏上漫漫征途有感而写，其中思乡之情与渴望功名之情，一亲情一豪情，交织相融，真挚自然，感人至深。

据记载岑参于天宝十一年秋（公元752年）自安西回京述职，相邀高适、薛据、杜甫、储光羲等同僚诗友出城郊游，来到慈恩寺，见宝塔巍峨俊逸，拾级而上，触景生情，遂吟诗唱和以助兴：高适首唱作，岑参遂再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极有可能与当年（752~753年）吉备真备刚好作为遣唐使副使二访长安，或曾在外事场合或文化聚会相识或重逢，拜读这首诗作深为喜爱，或留墨抒怀，或祝愿美好友谊离别后思念的手物。

但基于画轴上有注明“大臣”字样，而吉备真备是在天平神护二年十月二十（即766年11月26日）到宝龟二年三月（771年3月）才被封为“右大臣”。看来这或是后来官员整理入库时添加上的，而书法则可能是原迹。

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中国唐物”享誉世界。至于“唐物”一词，最早记载见于《日本后纪》恒武天皇大通三年（808年），正仓院始建于八世纪后半叶，保留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代艺术品，包括衣物、乐器、家具、兵器、茶具、佛具等各种宝物9000多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者傅芸子多次进入正仓院，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正仓院陈列物以圣武天皇遗物为基础，这位笃信佛教、热爱大唐文化的天皇，渴望将当时日本的首都平城京，打造成一个像长安的政治文化中心。除了圣武天皇旧藏外，正仓院还收藏了皇室捐赠、重臣比丘等进献以及亚洲各地来的宝物。来源一为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精致文物，二为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西域文物，三为奈良时代日本仿制中国文物所制成的物品。

《唐物》还有一幅题为‘吉备么’的古写经帖。


吉备名字之下加个‘么’字，看似无解，因为它不像是有违情理场合的‘公’字，而吉备亦非家中老幺，但接连旁注‘一切智始’及书帖文字与经文相关，再查阅新华字典，笔者猜想或含‘么道’的简化语境，意思是‘如此说、这样说’，用现代词语即‘如是说’，接近的典故可参阅后来宋朝陆游 《送佛照光老赴径山》诗：“御香霭霭云共布，法音浩浩潮收声。报恩一句作么道？常遣山林见太平”。‘吉备么’或是‘吉备如是说’（？）。

至于书写经文或是《金刚经》。这‘金刚’取其‘坚、利、明’之意，亦即观智：照见一切法的智慧。而‘一切智’指的是圆满之真实智慧，也即‘般若波罗密’（梵语，意思是圆满之观慧）。它可以彻见一切凡情妄相，‘始于菩萨菩提心，以善根修行’，指的是一切菩萨戒其根本为菩提心，若无菩提心种子，其余善根何以增长?

吉备真备在公元752~753年作为遣唐使的副使二访大唐，并说服鉴真法师同船东渡日本。鉴真大师及其弟子对日本佛教影响重大，并作了巨大贡献，鉴真大师在日本受到崇高礼遇，例如天皇将最高僧位“传灯大法师”授予鉴真。二是将唐朝的建筑、雕塑艺术传到日本，特别是在雕塑艺术方面，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唐招提寺派”。三是将汉语言文学及书法传到日本，使日语中长期保存着唐音。四是作为名医的鉴真，东渡时带去了许多药物，这对日本医药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说说唐朝与佛教的渊源。其开国皇帝李渊出身士族世家，其妻独孤氏笃信佛教，虽然隋唐制度一脉相承，但与前朝不同的是李家政权的先祖是道家之老子李耳，道教大有凌驾佛教之上的趋势，但诸代帝王亦在儒佛道之间取得了平衡，尤其是遣唐使兴旺的武则天、唐代宗、唐德宗、唐宪宗、唐宣宗时代，特别是唐高宗尊崇玄奘法师，深知佛教在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不可低估，而武则天借佛篡位。

到了公元729年，唐玄宗将注意力转移到打击官办的寺院，有诏令要求每隔三年对僧尼造籍，相关文件要一式三份：一份送朝廷祠部，一份送鸿胪寺，一份当地州县保存。到了公元736年，唐玄宗再诏令，将国家管理佛教事务的权力，重新归于鸿胪寺，而这正是吉备真备所在的机构部门，长期耳濡目染而深受陶冶。

其实日本在“大化改新”后，佛教便成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的官方宗教。日本积极、主动、全面地学习和移植唐朝文化，比如统治机构、赋役制度、法制法令等，都是以唐朝为基础。日本把遣唐使作为国策，不断派使者赴唐朝学习，特别是从第六批遣唐使起，完全以学习唐朝的文物制度为目的，此外另设“学问僧”“请益僧”“还学僧”，主要目的就是学习和传播唐朝的佛教。

有学者对李训墓志的真伪表示尚待进一步考究，其中直接质疑的观点是认为“日本国朝臣备”这一署名，不符合当时行文规范，包括“俻”字的使用为相对少见的异体字等等云。

其实在唐代譬如虞世南（公元558~638）就用过“俻”字写法。朝臣备在734年采取这写法就不足为奇。



我们再看‘备’这常用汉字的历代演变，它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古体字电脑无法显示），本义指箭袋，引申指具备和完备。加上人字旁为‘備’，本意是谨慎，特指有所戒备而引申为准备。整合后也有完全、周遍的意思，如：完备，备受欢迎。又包含具有即具备，同时引申为配置如装备。在书法上后来楷书吸取草书的简化体为“俻”，近代“俻”去掉“亻”便成“备”，遂使形声旨意全失，成了结构上不可分析的记号。

另有褚遂良书写于唐永徽元年(650年)的《樊兴碑》现存陕西三原城隍庙，也有异于正统‘備’的写法。

笔者也关注到‘備-俻-备’在日语中的使用习惯，查证了日本朋友，发来了当前小学课本（见下图），还在使用繁体的‘備‘字，其解读和汉语一样有‘准备完备’的意思，还注明人体“背负”（承载功能）的象形寓意。（据悉当前日本小学六年课程编排，必须学习1006个汉字，老师还分配学生每天有汉字抄写作业。）

吉备真备名字中有两个‘備’字，他的一生：既‘承载’显耀家族威望的责任，后来作为遣唐使，更赋予‘传承’唐朝文化的国家责任，实际上他全方位也做到了。

【吉备真备学习草书及深爱音乐对片假名创字的启发】

吉备真备在唐朝学习整整十八年（717~734年），所修课程包罗万象，包括经学、史学、音韵、佛学、算学、音乐、法律、兵法、建筑、天文、历法、围棋、书法等等。他学习有成，算是个少有的全才型人物，回国后一度受到天皇重用，对唐文化的移殖与普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吉备真备时任右大臣

中国学者指出：日文“假名”源于唐代“乐谱”与“草书”
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日文的假名（主要是片假名）是源于盛唐时代的乐谱（即燕乐半字谱），以及在汉字草书基础上加以简化而成。遣唐使把唐代乐谱符号和书法中的草体夹杂在木牍文字中，这在藤原宫遗址和平城宫遗址木牍上的文物出土就是例证。我们也可从唐代乐谱如《上代木简资料集成》看到了这种交叉现象，即乐谱中的谱符多为片假名，尤其是盛唐时期曹柔发明了“减字谱”，将原来的文字谱简化，譬如当时宫廷即采用“燕乐半字谱”如“亻”、“阝”、“彳”之类的汉字偏旁记录乐谱。由于这种谱符是汉字偏旁，容易书写，遂成后来日文片假名创立的依据。从总体上看，汉字是日文产生的母体，日文构成中的各个部分均由汉字衍化而来。

在武则天时代，这些乐谱被整理成《乐书要录》。由于吉备真备精通音律，自然认识并能演奏燕乐半字谱。他回国时向天皇献上了书籍含音乐书(乐书要录》十卷，其内容有“辨音声，审声源” “七声相生法”“论二变义”“论相生类例”、“论三分损益通诸弦管”“论历八相生意”“七声次第义”“论每均自立尊卑义”、“叙自古书传论声义”“乐谱”（以上为第五卷）；“纪律吕”“乾坤唱和义”“谨权量”“审飞侯”（以上为第六卷）；“律吕旋宫法”“识生律法”“论一律有七声义”（以上为第七卷）。乐器含(铜律管、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等等。遣唐使期间中古琴音乐被大量传入日本，含各种琴谱、琴书、琴器。据佐世在奥所辑《日本国所见书籍目录》曾著录当时库藏，包括晋孔衍撰《琴操》三卷，唐赵耶利《琴法》《琴录》《琴叙谱》《琴用手法》各一卷，《杂琴谱》百二十卷，《雅琴操》和《弹琴用指法》各一卷，还有中国失传的唐人写本古琴谱《碣石调-幽兰》谱等等。

学术界中有种说法猜测吉备真备在教学时，可能首次将燕乐半字谱中的谱符用来记录日语语音；或者他是受‘燕乐半字谱’的启发，用汉字楷体偏旁记录日语语音，遂成为片假名之开端。在他的大力倡导和影响下，最后完善并定型为日文的片假名，在遣唐使延续两百年后的九世纪开始，日本有了自己的正式文字。


（江户时代的哥川国芳（1798~1861年）画的《吉备大臣》
唐人繁复华丽的服装与吉备真备的黑色形成鲜明对比牡丹审美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着日本的服饰文化）。

吉备真备在晚年毅然辞官还乡，时而屹立‘小田川’清流畔巨岩上，弹琴低吟，追思缅怀伴随他前后度过十八个春秋的文化名城长安，在恬静山野中度过余生。这方饱含历史灵性的巨岩，至今犹在，被称作“弹琴岩”。为了纪念吉备真备，当地町民至今仍珍视每年两次隆重的传统节日：（1）仲秋明月之夜，举行“弹琴祭”，在‘小田川’河畔的弹琴岩上鼓琴吹箫，深情歌吟；（2）在盛夏之际举行“遣唐使行列祭”，人们身着唐朝服装，扮作遣唐使节，排成逶迤长队行进，十分雄壮威武。

历史从未消失，它只是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或者某些选择性的记忆里。

中国最近冠状肺炎疫情严峻，日本援助的一些物资，包装箱上引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两鄕”等中国诗句，俨然一场【中国诗词大会】重现，也有朋友说“当年遣唐使没有白学”。

问好@劲舞苍穹2015 谢谢赏读，顶帖鼓励。

有文友今早在【闲闲书话】，发表了一篇介绍新渡户稻造写的书【武士道】，附图封面还有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书【菊花与刀】(中国书店有新版翻译本售卖），不知何故饭前还看到，饭后就不见了，或是因为涉及敏感而被删除。笔者多年前念大三时老师布置研讨课，稍微翻读过两这本书，有点模糊印象；顺着以上【遣唐使】课题余温，觉得还是可以赘述几句，以增加对近邻日本的了解。

（1）新渡户稻造（Nitobe Inazo 1862~1933年）于1899年用英文撰写出版的“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意在向西方世界宣传日本武士道精神。121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本书，应该本着怎样的认识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有评论者指出：作者新渡户稻造是通过粉饰的手法，描述出与以往历史断绝的一种”新武士道”精神，同时他是以一个基督教徒的身份，来论述日本道德体系，以证明日本有着同西方一样的伦理道德，显示出日本与西方的类似性（或同质性），以期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和接纳。

作者写作的时机与动机，明显是企图消除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后，西方世界对日本所抱有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为日本作辩护，特别是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人的“良好品德”；另一方面将武士道理想化，使原本只属于某个特定阶级的武士道，提升为全体国民的道德，也即武士道的“国民道德化”，正如作者所言“全体日本人都（应）具有的日本精神或者说是大和魂，适用于现代的日本国民，成为了日本人所憧憬和向往的道德目标”。

个人浅见以为，其骨子里的军国主义基因隐然若现。

（2）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848年）在1946年成书出版的“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菊花与刀）是一本解析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成名著作。作者在1944年应美国政府之邀，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对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作参考。书本出版后，在日本和世界引起广泛关注，被公认是了解日本的必读书。

在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对日本民族精神、文化基础、社会制度和日本人性格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以上因素对日本政治、军事、文化和生活等方面历史发展和现实表现的重要作用，因其深刻思想性与语言流畅的完美结合，在学术界和读者群深受好评。但作者是西方人，难免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的差异而有所偏倚，另外这本书是74年前写的，时局剧变和社会变革也牵动着许多思潮的变化。

书名“菊花与刀”用日本最具象征意义的两种事物，来揭示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动人的艺术性。英文原书名的Sword，中文翻译为刀也蛮凑合。有说中国人爱剑，日本人爱刀。简言之：单边开刃，曲刃挥劈，称之为刀；双边开刃，直刃扎刺，称之为剑。笔者窃见以为或译‘樱花与武士刀“前者软柔凄美，后者刚韧刀道。

笔者读写郁达夫随笔，即套用了”水仙与手鼓“为书名，不敢掠美。

您好!您的文章《唐朝墓志铭留字与日本国朝臣备书》已被推荐至"论坛置顶_文学_闲闲书话_图片"栏目，感谢您对"论坛置顶_文学_闲闲书话_图片"栏目的支持!

@加菲猫 谢谢青睐，推荐置顶，我以为这类文字感兴趣的朋友不多，就快沉底了，哈哈。

您好!您的文章《唐朝墓志铭留字与日本国朝臣备书》已被推荐至"天涯聚焦_人文"栏目，感谢您对"天涯聚焦_人文"栏目的支持!

问好@雨落川 谢谢青睐，推荐上榜。

@迷茶小姐 谢谢顶帖支持。

中国在2020年二月份面对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日本团体捐赠了一些抗疫援助物资，包装箱特别标注印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以及"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等中国唐朝诗句，表达了"人分两地，情同一心"的情怀；对比国内"加油加油"的口号，俨然一场《中国诗词大会》重现，顿时传为美谈，也有朋友说"当年遣唐使没有白学"。其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绣袈裟衣缘》，据查当年日本长屋亲王崇敬佛法，在赠送给大唐的千件袈裟上，都绣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的偈文，鉴真大师被此偈文打动，决心东渡弘法，成就了中日友好佳话。（相关文献亦可参阅《元亨释书-鉴真传》以及《古大明寺唐鉴真和尚遗址碑》）。而"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出自王昌龄《送柴侍御》诗句，意思是：虽然山水相连，毕竟人地两隔；但在夜间互相思念之际，看到的却是同一轮明月。这场政治公关显然充分利用及超越了这次热闹一阵子的唐朝墓志铭花边新闻。

中国外交部长近期即将访日，有望打开中日关系新格局。回想中国媒体曾广泛报道日本引用中国古诗词的公关之作，个人感觉少了礼尚往来的回应。

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赠送防疫物资给名古屋市，引用了小林一茶俳句：“花の陰あかの他人は なかりけり”=“雾尽风暖，樱花将灿”。

大连市赠送防疫物资给日本和歌山县、北海道、北九州市，引用了夏目漱石的俳句《季雨别》：“春雨や 身をすり寄せて 一つ傘”=“潇潇春雨下，相约一把伞”。

祝愿各国冠状疫情早日得以克服。

据联合早报报道，东京奥运会火炬在2021年5月7日开始在日本长崎传递，其中一段路线由“遣唐使船”载着火炬在长崎港举行，再现了中日两国在中国唐代时期开展文化交流的盛况。，显然是再次利用《遣唐使》文化牌拉近双方彼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