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三国，名将如云，文有诸葛、周瑜、郭嘉、荀彧、徐庶等，武有吕布、许褚、孙策、赵云、马超、典韦等。论文论武，关公都不是最优秀者，但自三国时代至今已有1800多年，关公却远远超越所有人，称为中华民族所有人顶礼膜拜的武圣、财神、恩主公等。如果仅仅是历史的偶然，但1800多年，信众中不乏大智慧者，如南宋朱熹，理学大师，亲题“神勇”匾额于东山关帝庙，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作诗凭吊关羽“誓志灭孙曹，遗恨裂皆发。石上青龙恨，看取初三月”，并题联慨叹关庙“庙貌与恒河沙比数”。
与王阳明同时代的文士，如方孝儒，徐文长，王世贞，文征明，李贽等都有诗文称颂。徐文长在《蜀汉关侯祠记》中说：“祠孔子者止郡县而已，而侯则居九洲之广，上至都城，下至墟落。。。。肖像以临，球马弓刀，穷其力之所办。”关公信仰已经遍及城市乡村，分布于中国每一个角落。
为什么关庙如此之广呢？方孝孺分析道“左右昭烈，誓复汉室，此其忠义之气，固足以服天下；凡尝为汉民者，皆宜为之悼惜也。”这番话说得十分切合实际，也反映了包括文士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群众，已经把关公忠义精神融入到内心，甚至潜意识中了。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关公能够从众多谋臣武将中脱颖而出，靠的不是其文韬武略，而是人格魅力。《孟子滕文公下》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就是关公凛然正气，光明磊落，大丈夫伟岸形象的最好注解。
关公之所以受到世人的崇拜是因为其道德品质，其人格魅力感染之深远，不仅遍及中国、跨越1800多年，而且传播世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对外形象。
关公精神之“忠”在三国演义一开篇就做了大段描写。在初识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时，焚香说誓曰“……则同心协力，救国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简短但饱含满腔热情的报国誓言，足能体现有识之士对国尽忠报国安邦之心志。这是对国之忠。对刘备的“忠”有三种成分：为弟视备为兄，事奉兄长；为将视备为主公，报效主人；为臣视备为君，尽心君主。关公屯土山约三事(降汉不降曹；礼待二嫂；一旦得知刘备下落，便当辞去)时：曹操厚待关羽，小宴三日，大宴五日；曹操赠袍，关羽穿于衣底，上用刘备所赐旧袍罩之，不敢以新忘旧；曹操赠赤兔马，关羽拜谢，以为乘此马，可一日而见刘备；关公斩颜良；关公挂印封金；古城兄弟相会等。关公之忠诚忠义忠心耿耿感天动地，千载之下，犹在眼前。
关公精神的“义”，其义重如山，被三国演义罗贯中称为“义绝”。如义释曹操一节：曹操晓以《春秋》大意，折射出关公的信义；“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透视出关公的仁义；“张辽骤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反映出关公的情义。关公知恩图报，华容道义释曹操，表现的是关羽重情重义，是人与人之间投桃报李，守望相助的人际交往之本义。此事可用后人诗作评：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义名。
关公精神之“信”，出乎一片天然之诚，非为信而信。关公进曹营时言，“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于是就有了斩颜良诛文丑。当得知刘备下落，多次拜辞曹操，不得见。乃往张辽家相探，张辽亦托疾婉拒，遂写辞书：“……今探知故主现在袁绍军中，回思昔日之盟，岂容违背？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兹特奉书告辞，伏惟照察。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最后，封金挂印，千里走单骑苦寻义兄，这前前后后凡人难以做到的大信义，连操都不得不感叹：财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
关公文化源远流长，其核心是道德文化。以关公文化为内核组建“中华全国道德建设促进会”的缘由。德促会曾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中国人其实是素有以伦理道德代宗教之优良传统的，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人素有宗教般重视道德的传统。”关公文化与道德建设的本源是如此相通和相近，这也是对于所有自认为关公信众的人在道德危机时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关公文化核心的传统道德精神，就是华夏文明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民族内在精神。无论是真实的关羽还是美化的关公，都是在这种民族道德环境中产生和演化的产物。弘扬关公文化，传播关公精神，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来龙去脉、本质内涵，也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养和塑造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激发国人关心道德建设、支持道德建设、参与道德建设的巨大热情，从而提高全民的道德修养，实现共同发展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引用微信近来很流行的一段话：未来，不是穷人的天下，也不是富人的天下，而是一群心正、言正、思正、行正、气正、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正能量越大，谁的福报就越多！与善者同行，与义者同行。同心同德，才能共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