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周恩来和朱德将参加南京国防会议的发言稿准备完毕后即赶往西安与叶剑英会合，拟从西安启程赴南京。临行前，周恩来得知，在祁连山完败的西路军战俘已经被关押在西安，便立即前往西安行营与代主任蒋鼎文（此时顾祝同已调任贵州省 ）交涉，国民党方面鉴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战的新形势需要，先后释放了240多名西路军官兵。这些人后来有很大一部分成为了中 国 共 产 党 革命的中间力量。
日本方面，由于大批日军出国作战，日本议会于8月5日拨列了华北专项军费。因大战迫在眉睫，8月6日日本政府密令撤退在汉口的日侨。5、6两日，裕仁天皇趁首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长上奏之机询问中 日之间实现和平事宜。在他的心目中，日本对中国要始终坚持以战逼和的策略。这一策略在日中关系处理上，日本抢得了绝对的利益，可谓屡试不爽。因此，此次事变尽管他批准增兵，但内心的观念依然是以武力威逼外加诱降。根据天皇的旨意，日本外务省积极推行新的对华纲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后，拟定了多个方案供内阁决策。8月7日，《日华停战条件》和《全面调整日中国交的方案纲要》被确定下来。日本的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1、以连接德化、张北、龙门、延庆、门头沟、涿州、固安、永清、信安、独流河、兴农镇、高沙岭一线（包括线上各地）以东、以北地区为非武装地带，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由保安队维持。
2、日方的让步条件：日方驻屯兵尽可能自动缩减至事变爆发时的范围以内；撤销《塘沽停战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严厉取缔排日、抗日及防止赤化。撤销冀察及冀东政权，将权力归还南京政府，附带条件是，由南京政府选择亲日人员出任该地区行政首长，其次便是日方总不能忘记的日中经济合作相互提携。
日本政府委托老外交官出身、时任在华日本纺绩同业会副总董的船津辰一郎办理此事。8月7日，船津到达上海，与各方斡旋，期望早日解决事变造成的危机。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此时也回到了上海，他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由自己亲自负责船津所承担的工作，获得了外务省的准许。8月8日，日本外务省致电川越，停战交涉内容有所修改，即“以接近河北省内永定河及白河右岸的各城市以东、以北地区为非武装地带。若得到中方同意，即可废除《塘沽协定》等，但中方必须将河北省内的中央军全部撤出省外。”此外，还商订了在华北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政治方面
中方不再以满洲国作为问题；日华签订防共协定；根据停战条件，撤销冀东、冀察外，日方对内蒙和绥远不予干涉；日华友好，取缔排日运动。
二、军事方面
撤销上海停战协定和自由飞行。
三、经济方面
废除冀东特殊贸易、降低特殊商品关税。
就以上方案，外务省特别提醒川越大使注意保密，为的是免除招致扩大派的干扰。
8月7日，陕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部队分别向陕西咸阳市泾阳县、三原县和渭南市富平县集中待命。同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有多地地方军政长官共41人参加的国防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议题：
1、“七七事变”之经过及其措施；
2、军事准备事项；
3、研究关于战费问题；
4、大计讨论，各参会人员发表意见；
5、决议。
由于此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乎国家命运迫在眉睫的大事，因此各地地方长官也格外重视。从各地长官到达南京的时间就可以看出重视程度。阎锡山8月2日到，广东余汗谋、湖南何健8月3日到，白崇禧8月4日到，湖北何成浚8月5日到，顾祝同和湖北省 黄绍竑、财政部长宋子文分别从贵州、汉口和上海到，8月7日刘湘到。国防会议在决心抗战的议题上面获得了全体以起立鼓掌方式的一致通过。至此，中国政府全面抵抗日本对中国侵略这项国策从中央到地方获得了高度统一，有此基础，中国人民才能前仆后继、宁死不屈地将抗战坚持到底。
广西省政府 黄旭初8月9日抵达南京，同样没有赶上8月7日这个重要的会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8月8日到达成都，本欲与刘湘一同前往南京，却获悉刘湘因“有要事亟待请示中枢”而提前飞了。龙云和卢汉得知南京的会议已于8月7日召开了，干脆绕飞到西安。在西安经蒋鼎文介绍，2人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于8月9日同机飞往南京。这是中共在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南京露面。弹指十年，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终于站在一起抵御外辱，真是国之幸事、民族之大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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