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觉醒年代》里出演陈独秀的于和伟，曾是央视2003版《三国演义》即所谓“新三国”中刘备的扮演者。说实话，我很不喜欢新三国的刘备，阴沉沉的，整日价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全无半分英雄刘皇叔慷慨挥洒的气度，直是给曹操作配角来的，比94版三国孙彦军扮演的刘备差远了。然而十多年后同一位演员在演出另一位“乱世的英雄”陈独秀时，却一反当年演刘备的颓废窝囊，出奇地潇洒大方，风流倜傥，把一个才华过人、见识超人、英气逼人的豪杰加名士演活了。可见没有不好的演员，只有不好的剧本，是三观不正“尊曹抑刘”的新三国把于和伟老师给耽误了！
《觉醒年代》里的陈独秀，不同于以往在建党大片里出场的陈独秀。因为《觉醒年代》的大部分篇幅放在建党前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四十三集的电视剧，差不多有四十集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还在探索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还在各种思想各种主义之间选择徘徊，还没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觉醒”，或者说“正在觉醒”。而一个“正在觉醒”的陈独秀，自然不必为他日后犯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承担责任，这便让陈独秀甩掉了历史包袱——确切地说让电视剧的编导们甩掉了历史包袱，绕过了那些以往必须小心在意的历史功过的泥洼，从而可以大胆自由地去塑造去再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了——再配上强大的演员阵容，这样的一部“前传”自然是可以拍得摇曳生姿，精彩好看的。
以下资料来自百度：陈独秀，安徽安庆怀宁县人，1879年生，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应举江南乡试落第，18岁撰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对时事政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7年进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使陈独秀深受震动，从此走向革命道路。1899年，他因发表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却不思悔改，继续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而逃亡日本，在东京参加进步组织青年会，并多次举办爱国演说。此后他像一只候鸟往返于故乡与东瀛之间，为了他的革命理想孜孜不倦地奋斗，先后在国内组建安徽爱国会，准军事组织岳王会，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遭到通缉便逃亡日本，先后就读正则英语学校和早稻田大学，求学救国两不误。他先是反清，清朝垮台袁世凯上台紧接着又反袁，屡被当局抓捕坐牢，又在同志的营救下获释。
早年的陈独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努力求索的思想者。他在上海安徽东京等地办报纸办杂志，向国民宣传新文化，大搞其思想启蒙。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时局深感失望，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出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他发下誓愿“二十年不谈政治”，一心一意想用办报刊的方式改变国民的思想。在此背景下，著名的《新青年》杂志诞生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因与他人重名更名《新青年》。他在创刊号上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提出新时代青年的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在上海震旦学院演讲时，将这六条标准掷地有声地一一说出，犹如将六枚炸弹扔向台下的青年学生，顿时博得仿佛爆炸冲击波般强烈而持久的掌声欢呼声，穿越震旦学院的围墙向四周扩散。在这篇《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首次提出科学与人权是人类进步的两个车轮，后改作科学与民主，德赛二先生从此发轫，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口号。《新青年》一炮打响，影响力迅速扩大，让主编和主笔陈独秀名声大噪，很快成为当时思想启蒙界的明星，天下英才如水之归海，纷纷聚集到他树立的“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
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1917年初，陈独秀的安徽同乡，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蔡元培，刚刚出任北大校长，便将一个天大的机遇摆在了故交的面前——邀请陈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统辖文史哲社会学等诸门学科，月薪三百大洋，相当于北大副校长。陈独秀经过慎重考虑后接受了蔡校长的委任，举家北迁，并将创刊一年多的《新青年》从上海的小弄堂搬到了冠盖云集的京城，落户在箭杆胡同9号他的寓所，一座充满书香与花香的整洁而幽静的四合院。
说“幽静”恐怕有些不确切，因为自从那间小院门口挂上了“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以后，便常年进出着许多喜欢热闹的不安分的人物，院子中总是高朋满座，笑语喧哗，偶尔还会传出激烈的争吵声，再难与“幽静”结缘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陈独秀利用他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又有校长蔡元培的支持，网罗了一批北大的教授加盟《新青年》，充当“同人编辑”。所谓同人编辑，既是编辑，又是撰稿人，每个人轮值一期，总负责还归陈主笔。办刊物第一靠作者，拥有如此强大的写作力量，想不火也难了！在《新青年》当过同人编辑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要么是革命家兼思想家，要么是思想家兼文学家，要么是文学家兼革命家，以及在某一领域独有建树的学者。这些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以箭杆胡同9号为据点，在那间“安静”的四合院内捣鼓出了多少迅烈的风雷！我试将《新青年》从1917年到1919年间发表的有重大影响的文章（部分）粗列如下：
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需要做的八件事，用辜鸿铭的话说是“给古典文学列了八宗罪”，此文一出轰动一时，无异于吹响了革新旧文学的号角。陈独秀紧随其后，在下一期发表了措辞更猛烈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个推倒，三个建设，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用一句话概括便是：文学要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写实，国民，社会，通俗；不要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古典，山林，贵族——像这样痛快淋漓的文学主张即使放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亦未过时也！
1918年1月《新青年》改版，废弃文言，采用白话文写作，使用新式标点，大力推动白话文运动。5月，周树人以“鲁迅”的笔名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为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初试啼声，翌年发表的《孔乙己》，亦是大先生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二先生周作人也不落后兄长，12月发表《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的思想探索文学的内在灵魂，在理论上为新文学的创作开辟了道路。
1919年1月，李大钊发表演说稿《庶民的胜利》，针对一战结束后世界上普遍流行的“公理战胜强权”的宣传，指出“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全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为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帝国主义庆祝。”他在文中激情地预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将）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这就已经超越文化与种族，对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以及人类未来的前途命运进行拷问，进而号召民众以直接行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了……
振聋发聩的声音还有很多，不举例了。这便是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在一百年前那个思想启蒙的年代所做过的思想启蒙的事业，每篇文章都是一面胜利的旗帜，飘扬在用它们猛烈的文字织成的炮火所攻克的堡垒上——而所有这些威力巨大的炮火都是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那间普普通通的四合院里制造出来，向整个中国发射的！

（3000字）

2021年7月27日

勘误：陈独秀和蔡元培是革命时期的故交，却不是同乡，陈独秀是安徽安庆人，而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和鲁迅是同乡，作者误记了。

陈独秀（照片）

这张陈独秀特别有型，邪魅狂狷

提一下去年的觉醒年代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