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

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也算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不过在儿时的印象中，家里与别人相比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同，那时都很清贫，大都每家两间房，厕所也是公用的，家具不多且简陋。哦，父亲爱好音乐，家里有一把不错的小提琴，每当父亲拉琴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倒是挺热闹。

稍长大懂事点，发现家里比不少家庭多点东西，那就是书。首先父母有不少医学书，这些书小孩子当然看不懂，但仍有不少同学喜欢在我家里翻看，尤其是里面的解剖图谱，有时他们的表情还特别的暧昧，嗯，他们喜欢看女性的解剖图。那时我家有两个没上漆的木书架，有不少文学和音乐方面的书，家里还有一个漆成红色的大木柜，里面也放满了书。我上小学之前对这些书都没什么兴趣，读一、二年级那会儿，由于识字不多，加上很多书都是繁体字，也很少对它们问津。记得有一次看了其中的一本小说，由于不认识其中的繁体“爷”字，结果读到最后我也没搞清楚书中那位“爷爷”的辈份。

家里藏书的功用到了我上初中时还是显示了出来，我变得很爱看书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我都读得废寝忘食，甚至还读了当时还是作为内部批判资料的四卷本《红楼梦》。父亲爱好古代诗文，家里收藏了不少这方面的书，他经常敦促我背诵其中的一些诗词和散文，这对我后来爱好文学无疑是有关系的。顺带的收获是因此认识了许多繁体字，这使得我上大学读专业的中医古籍时一开始就没被繁体字难倒过。

上大学日子过得比较清苦，没多少零用钱。好在学校的图书馆藏书丰富，也不虞没书看。不过有些书仍想独自拥有，这就只得自己掏腰包了。当时买本书也不容易，常常得为此节衣缩食。等到快毕业时，我床上靠内侧的一边垒起了一长遛的书，差不多占了半边床，不仅让同学们吃惊，也使我颇为得意。

毕业工作后虽工资不高，买书却更上瘾了，以至于每当发工资的第二天，一次性买好一个月的饭菜票，再去城里看两场电影外，几乎把剩下的钱都买了书。那时我最羡慕厂里的一位办公室主任，因为他与市新华书店和古籍书店的领导很熟，不知怎么弄了很多好书回来，有一阵子我经常缠着他，想法让他便宜点转让给我一部分自己非常眼红的书，他好酒，所以每次我请他喝酒就从他家里弄一批书回来，其中包括好几十本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好几套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五史，摆满了两个竹书架。

八、九十年代读书气氛还是挺浓的，喜欢读书的人会被人高看一眼。当女友第一次在我寝室里看到我那几架满满的藏书时，发现她眼里闪着星星，一副赞赏有加的模样。那段时间我买了不少书，把她好不容易存下来的一点钱都发光了。

结婚生子后，经济上变得很拮据，我买书成了家里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妻子也从开始时无条件支持变得对我买书提心吊胆起来，不时要埋怨几句。有时我实在忍不住了买几本书，就发现回家后怎么藏起来不让妻子发觉是最头痛的，并时常演变成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有一次我因事在家里大发脾气，然后赌气去书店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全唐诗》回来，从此这成了惯例，全家人都知道我生气了就会要去买书的。

买回来的书多了，家里就出现了名副其实的书灾，到处摆满了书，连阳台和过道也占了不少地方，妻子对此的态度也升级到了愤怒的程度。两年前买的新房特意弄了两个书房，现在书也是满满的无处可放了，唉，藏书，真是见了鬼的爱好啊！

@远烟空沫 2021-08-04 23:35:52
问好松鸣，藏书多了确实会变成烦恼。不仅是放不下的问题，这个可以通过多买房子解决，关键是人生苦短读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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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了这本书。

发现那些大学者谈自己专业领域的学问都很有分寸，甚至很谦虚，如余英时、何炳棣等。但聊及自己的业余爱好却有点大言不惭，甚是有趣，如余英时谈与牟宗三下围棋，字里行间就流露出常胜将军的得意之态，而何炳棣在谈到他几乎从来不听的古典音乐时，却表现出自己对之极具天才领悟力的样子，令人莞然。

李欧梵的音乐随笔还是可以读读的，毕竟出生于音乐世家。

《中医与西医：一位美国医生在华三十年》读后感

出于职业的兴趣，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印象中民国时代由于现代科学尤其是西医的冲击，中医的发展特别举步维艰，政府大多时候对它是不支持的，甚至还进行打压，社会上对中医的批评和责难也很厉害，尤其是搞西医的一些人，如余云岫、汪企张等，更是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医并企图取缔之。所以我曾经也想当然地认为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西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可能更会变本加厉，可读了这本书后倒使我的看法改变了不少。

本书是由湘雅医学院和湘雅医院的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医生胡美于1949年撰写的回忆录，书中记载了他于20世纪早期在湖南从事医学工作的种种见闻。爱德华•胡美（Edward H. Hume，1876—1957），美国人，出生于在印度传教的基督徒家庭，是位虔诚的基督徒。1897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01年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1903—1905 年在印度从事鼠疫预防工作。1905 年夏，接到雅礼会邀请，携妻带子前往长沙。1906年，创办了湖南省第一所西医医院——雅礼医院。1914年，他与颜福庆共同努力，促成雅礼会与湖南育群学会合作，创办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此后，他担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直至 1927年返回美国。

这本回忆录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作者作为美国医生对待中国传统中医学的非常客观的态度，对中医在某些疾病上的治疗效果由衷地表示赞赏。如一位中国的孕妇由于妊娠反应太大，胡美医生认为只有打掉胎儿才能挽救孕妇的性命的建议被家人拒绝后，在一位高明的中医生的治疗下，不仅让孕妇痊愈了，还顺利地产下了一胎男婴，这让胡美医生大为钦佩，甚至写道：“我想知道中国医生开的是什么有效方。”还有一次，胡美医生与一位王姓的中医生在对一位患了肾病和心脏病的患者进行诊疗时，对王姓医生对患者的病情分析和诊断手法（包括脉诊）之准确也极为佩服，并且还邀请这位王姓的中医生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为学生们讲授中医学知识。从这两件事可以体会到胡美医生对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不囿于一种学术和文化传统，对新鲜事物尽量抱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这是很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个年代的西医当然与现在不能相比，但那个年代的中医是个什么水平呢？书中有一段话挺有意思，“越来越多的人在街上或在一些官方聚会中遇到时，常常对我说：‘先生，作为外科医生，你有很大的名声。但是，我们不相信西方医生对内科疾病开的药会像中国医生开的药那么有效。’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让我做一个坦率的评价，我认为这样说是有确凿证据的，哪怕我在中国呆了二十五年。那就是：‘我们相信你的外科手术，但更信任中药。’”胡美医生这个判断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医的水平和信誉。

胡美医生在这本回忆录中最后写到：“只有那些通过友好方式到达中国本土的人，才能有效地进入她的生活。”善哉！胡美医生，仁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