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法雨西来-中国佛教的开始

法雨西来，从公元前550年到公元前350年，大约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几乎是同一个时代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诸多我们尊称为“子”的大思想家，以他们各自的角度，阐述他们对人生、社会、宇宙，以及这个世界的认识，他们的这些学说，在后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发展并且构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文化的基础。那个时代，在世界史上称为“大黄金时代”。
在他们同一个时代里头，在遥远的南亚次大陆，乔达摩·悉达多诞生了，他同样也创建了一整套学说，对人生、社会、宇宙和世界的构成与认识，提出了自己的阐述。他以及他的学说，后世就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他本人则被尊为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
中国的先贤时代，过去了大约整整四百年的时间。法雨西来，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是一种宗教，它的思想、文化以及精神追求，都与我们本土文明有巨大的差异。佛教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展现在我们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说佛教思想与我们中国文化是对立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的思想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我们可以简单地对比一下双方的基础概念的差异——
比如世界的基础构成，佛教认为，世界的基础构成是四大学说，叫四大构成学说：地、水、火、风构成世界；对应的呢，中国是阴阳五行学说。
世界的地理概貌，佛教的世界地图是须弥山为中心的四大部洲；中国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央帝国与四方蛮夷。这是我们二者的世界地图的差异。
这是看世界，怎么看人呢？佛教阐述的宇宙规律，叫作四相——成、住、坏、灭，或者叫坏、空、成、住。它是循环的，坏空成住，一个圈儿，它落到现实人生里，这四相就叫轮回。生命的规律就是不停地轮回、一世一世的轮回，这是循环观。我们中国的生命观是单向的，但它也不是停止的，它是生生不息的，相续不断。
佛教的生命观叫：循环观，轮回。中国的生命观叫绵延观，生生不息。
中国人的世界有两个——地上的凡人和天上的神仙；佛教的世界也有两个——有情世间与出世间。
凡此种种区别，标志着在我们中国思想中出现了一股巨流，就是佛教思想，也标志着中国文化这一整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亚文化板块，就是佛教亚文化。这并不是一个小事，因为它背后站的是两个文明古国，它们各自代表两个文明古国的思想。
从公元300年开始，这两种思想就开始发生了碰撞，到了公元400年左右，这种碰撞的程度就激烈起来了。这种碰撞，以鸠摩罗什和庐山慧远的争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此后一直延续到唐朝。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呢，这种碰撞，文化上的碰撞是一场意识形态的路线斗争。
对，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地步，因为不是佛教思想征服中国，就是中国文化征服佛教。幸运的是，最终这两种文明：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它们互相适应了，没有谁消灭了谁，而是彼此同化了，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条道路，现在学界也经常有人提，叫“佛教的中国化”。这个说法是错的，我们必须给以明确的纠正，这条道路不叫“佛教的中国化”，这条道路就叫“中国佛教”。从公元400年开始，中国佛教就上路了，并在此后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它影响了、重塑了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
这个课的一开始，我们就必须的明确地说，佛教和中国佛教是两条不同的路。中国佛教最终从一个外来系统，被改造成了一个自生系统，并且独立发展起来，今天的就是独立发展的结果。
所谓中国佛教，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世界观下面，被我们所理解和研究，它一出现、一开始就与我们中国文化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宗教运动，它是一种非世俗的，又是纯粹思想性的。宗教的产生与推动，往往是基于某种社会环境下面的信念，懂什么意思吗？这就有点像某种主义，它是特定环境、社会环境下面的信念。
主义，就是一种亚宗教。什么主义、什么主义都是亚宗教，它跟宗教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信徒。因此，宗教它必然受到它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中，非世俗的、思想性的、固有文化的影响。在中国，这种非世俗的、思想性的、固有文化，最典型的就是儒教和道教。
佛教称自己叫法雨西来。法的雨从西边来，它确实也像雨水一样，润物细无声。佛教从未宣称过自己是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者一种哲学，虽然我们把它在四框架里拆为一种哲学，但它从未自称过。但是！它是，只是它没有说。因为如果它那样宣称，说：我是一种思想、我是一种哲学、我是一种理论，就会造成巨大的文化撞击，为我们中国文化所不容。
佛教的征服，它从来都是静悄悄的。我们中国人此前并没有接触过组织化宗教。最有组织的，诸子百家里是墨家，但是墨家它不能称为一种成形的宗教组织，它只能说是一种实践了的学说团体。
佛教，它提供了一套对世界的阐述，这套阐述是基于人本主义的阐述：人生是苦和十二因缘。
人生是苦，是它阐述的起点。
十二因缘，是人生的链条。
“人生是苦”这四个字啊，如一道闪电，一下就击中了中国人的心灵。“苦、集、灭、道”就像一朵生命之花，让我们中国人看到了生命这种形式它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以及存在另一种未来。
作为组织化的宗教，佛教它传入中国，不仅意味着某种宗教观念在中国得以传播，同时它意味着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僧团。
组织化宗教——组织化、组织化，你得有组织。佛教教义规定有三宝——佛、法、僧。这个僧，不光指个体的僧人，也指僧团。僧团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很大的事情，它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独立存在的神职阶层、神职人员群体出现了，就有点像古埃及出现了祭司阶层。

102.观念要素-自古佛学最难治

上一课我们讲了僧团的出现，它就必然推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
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它在中国文化圈里发展，就一定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反作用力。与之对抗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力量。谁是中国文化中的决定性的主流力量呢？是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古代称这个阶层为士人阶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铁肩担道义，长空万里行”，这都是中国士人阶层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所以，佛教思想能否真正地在中国发展起来，取决于中国士人阶层对这种学说的态度。士人阶层如果接受了这个学说，或者士人阶层进入了僧团，那对佛教思想最终中国化将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不光是佛教思想如此，它也包括近世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任何一种思想想以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生存，都是不可能的。历史上已经有无数次尝试了，不可能。理由很多，但根本理由，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感。中国、中国——中心的国，我们的名字就能体现出我们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中心感有两个侧面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叫文化中心感；一个叫文化大一统。因此，任何一种外来的思想和主义，被我们接受，都有一个同化的过程。我们最终接受的，不是原教旨主义，而是必须冠以“有中国特色”这几个字作为其定语，有没有不说，但实际上都是这样。
文化的同化，其实暗含着选择。佛教思想作为外来教义传入中国，就从来没有过一个被全盘接受下来的过程。从没出现过，说我一下就接受了，没有。并且一开始它就没有被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思想被我们所理解。
佛教思想在一开始就是被打散的，缩略成一系列的观念要素。这是一个宗教词汇，叫观念要素。换句话说，佛教是一个词、一个词、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一个观念要素、一个观念要素地被传入到我们中国文化中来的。苦、空、无常、无我、人、法...这一些系列的概念都是观念的要素。
为什么要把佛教这个整体的学说打散成为观念的要素呢？因为只有成为要素，简单嘛、明确嘛，对，它才能方便地和我们中国固有的观念与实践相结合。当然了，这种选择模式，可能完全是在无意中进行的。
因为，不论是最初外来传法的法师，还是我们本土出现的信徒，谁也不会在一开始就如此高屋建瓴地进行一次整体的顶层设计，说：我们要做观念要素式的传播，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往里压，不可能。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文科学的方法，跟这个时代概念素材的多少、观念素材的多少、技术的进步、人群整体思维水平的高下……诸多因素都有关系。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文科学方式是不一样的。
在早期，那就要用观念要素的方式往中国里传。比如，我们现在要用佛教四框架理论来整理佛学：历史、哲学、神学与文化。这是为什么？因为两千多年以来，佛教各种素材实在太多了，就它的概念素材太多了，也太杂了。
如果你用点、线、面，你都没有能力去囊括如此大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过于庞大，所以我们用框架理论、四框架，四根柱子一立，直接起楼。什么时候、兴起什么理论、并且以什么方式使用这些理论？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总有其内在规律，最终会使我们无可避免地走上这条道路来。
把整体教义缩减成观念的要素，这样就很容易被同化与融合、被接受。这样，同化一批要素、接受一批要素、再融合下一批要素...这里头就暗含着选择。这种频繁而持续的选择与混合，它的本质就是中国文化在对佛教的整体教义做改造，只不过是一块砖、一块砖地进行罢了。
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它很快就偏离了自己（的）航道。而这种选择工作，最重要的方式，是以静悄悄的方式进行的，它是透过译经这种工作来完成的。
译经——翻译经书，就是将佛陀原说的经书翻译成汉语。这是一个神圣的工作啊。译经最初的原文来源并不单纯是梵文，大家不要误会，它不光是有梵文，它什么语言都有，有摩揭陀文、巴利语、吐火罗文……
经、译经，啊，它的来源就很多了，但“经”这个字在我们中国书籍的分类里，它是等级最高的，经史子集嘛。
经书之所以敢叫经书，因为它代表着圣教量性。就是它很高级，它代表圣教量。但是，我们中国的信徒在译经的时候，我们万万没想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与印度的治学观念在根本上是不同的。都是文明古国，但不客气的说，我们真的比印度文明（强）。
中国学者治学，不是现在啊，古代，自古都是诚恳老实的。对于译经或者经书，会一字不差地抄写，一字不差地记忆、背诵这些外来经典。他们没想到印度的宗教学者，在创造经典的时候并不如此，他们完全是靠记忆和自由的沉思和临时的发挥，张嘴就来。
佛教密教最初的模式叫陀罗尼，什么是陀罗尼？它就是一种背诵法，就叫陀罗尼。因此印度的宗教学者产生了无法想象的、浩瀚的佛教经典。现存的缩略版《大藏经》5480卷，接近一亿字。
“自古佛学最难治”这句话呢不是白说的。
我们完全想不到，也从来没有面对过，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印度学派，就忽然来到我们眼前。他们以佛陀的基础思想为原则，从小乘佛教发展到部派佛教，又从部派佛教发展到大乘佛教。换句话说，它来到我们中国文化之前的时候已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了。大乘又在一个原则下面，开出了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在旁支又开出了净土教与金刚乘。
印度它作为早期佛教的发源地，其思想的输出能力，客观地说，在史前时代啊，完全是核动力级的。它们向我们中国文化动态地输出了建立在不同的时代里、不同的学派上、不同的理论上，各种复杂难解的经律论——大乘的、小乘的、部派的，以及数不尽的佛教传说。

103.译经家-佛教思想VS中国文化

上一课我们讲，印度早期佛教像核动力一样，向中国文化输出。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佛教教义传入的时候，直接就遇到了三大难题。
第一个，叫教义的异质性；第二个，叫文化的异质性；第三个，叫语言的异质性。异质性——不同的质。
第一、教义的异质性
什么是教义的异质性呢？佛教是一种宗教，每个文明它们都有自己的宗教，原始的也好、高级的也好，都是从自身文明出发的宗教观。佛教的教义它跟中国本土宗教的宗教观是异质的，不一样。并且它的大量的教义也存在着自身的矛盾。
第二、是文化的异质性
佛教的很多经书，它的文化背景，很显然是默认作者对古印度文化非常熟悉，对四吠陀呀、婆罗门教呀、两大史诗都很熟，他随便举的例子都是这里面的。比如轮回与业报的宗教观，这是婆罗门教的宗教观；阿修罗、八部天龙众、三十三天，这都是古印度的神灵；佛种、罗汉种、人种、不定种，这种种姓制度，这是印度的种姓制度。
对印度人来说，这些概念都是非常自然的、文化里面的，觉得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中国在接受这些教义的时候，因为文化的异质性，对这些教义所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环境毫无所知。怎么办？只能硬接受，这就是文化的异质性。
第三、是语言的异质性
在所有异质性里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语言。早期来到中国的高僧都是胡族，就少数民族啊、胡族，能用汉语表达的只有很少几个人，达到流利的交流程度的应该是基本就没有。
在公元300年以前，公元300年，这是个时间线啊，要记住，中国没有任何人，知道任何关于梵语的知识，没有，一个也没有。佛教教义为中国人所接受，都是通过一些外来的高僧——外国高僧，在他们（在）中国自学中文之后，给出的一些随意的，经常是无法理解的那种经文翻译。
这种译文被我们理解，其实往往都是一种误解。我们理解的，是通过译文中，他们所使用的中国术语去理解，因为这些外国高僧来中国，他们是现自学的中文啊，所以他们就学了很多中国术语，他们翻译的时候就使用了这些中国术语，而这种借用中国术语翻译或解释的佛经译文，他们借用的那个术语，比如说：玄呀、空啊、道啊、神啊，这些词早已经在中国语言文化体系里，有确定的中国哲学含义，或者有些词，比如说什么神呀、灵呀，它拥有广泛的中国文化内涵。
中国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它就是画儿，画儿这种东西它本身就自带有民族文化的认识。你画一个猪为什么画成这样？你不画成那样？画出来就已经带有这个民族的符号，所以佛教借用中国词，这些词自身意义产生的那些联想，就是非常中国的，一说神，啊，中国（人）能联想的神，对吧？或者说这些词产生的联想是非佛教的。
这些因素决定了，佛教从早期传入中国就最终必然走向汉化。也只有汉化，以中国文化的姿态出现，才能被我们中国人的心灵所理解、所接受，佛教的思想只有最终转换成中国的思想才能被我们接受下来，而且它才能进一步地转化成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人的佛教，才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
一旦这个事实被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其实就找到了一种研究方法。就是我们如果理解了这种模式，就是它必须变成我们中国的佛教和中国人的佛教的时候，我们就能找到这种研究方式，是什么呢？
研-究-译-经-家。
研究译经家和译经活动，因为只要通过经文翻译发展历程的考察，我们能找到佛教在中国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找到佛教思想是如何融进中国文化的秘密。因为它是一部一部翻译过来的，我们就知道它们到底是怎么融进来的。这就是我们意识到的方法。
译经这个过程，它是通过僧团执行的，进而我们就把注意力投向了僧团，这个神职阶层。僧团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渗透过程，实际就可以考察佛教文化是如何渗透中国文化的。
由佛教主导的...由僧团主导的佛教思想，这是一拨；和由士人主导的中国文化，这是另一拨。他们正式的理论交锋和融合，是从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始的。这之前没有形成气候，因为僧团主导佛教思想能形成气候与士人主导的中国文化同场较技，它需要一段时间。
他们正式交锋是十六国时期。交锋与融合这件事情，在文化上，它实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它们始终是相伴的，只是不同阶段，主流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看：隋唐以前，双方交锋是主流；隋唐之后，双方融合是主流。
我们从公元纪年的时间算，佛教，我们说它传入中国啊，公元一世纪，就是公元50年就来了。但是，它在中国真正扩张的时间点是什么呢？大约公元300年左右，就它来了两百多年以后才开始真正扩张。
这个时间点——公元300年左右，时间点，它在历史上是一个大朝代，我们一般笼统地称为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把这个时期，单独算一个阶段。比如，汤用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把它们划在一块儿，这就一块算。
魏晋南北朝如果在时间上做进一步的细分，它实际是有三个阶段的：西晋、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这三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佛学思想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说我们找到一条路，就是从佛教的翻译过程中看思想的变迁史，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晰地定位，佛教思想在中国真正开始发力的准确时间点，就是这个时间点，公元300年到公元400年，这个时期叫东晋十六国时期。
我们佛教通史课提出过一个佛学的研究方法，叫做以大佛学史观看佛教。就是看哪个阶段的佛教的时候，我们要看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化环境，来看为什么出现这个命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实。
我们通过大佛学史观来看，为什么佛教思想会在东晋十六国这个阶段开始发力，看清这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文化构成、社会结构，我们自己就能找到佛教发展，它的哲学和历史的内在规律。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宗教发展也是，它是那个时代社会关系的总和。扯远了。
我们来看一下东晋南北朝、就魏晋南北朝的大背景。魏晋南北朝在历史上分为三个阶段：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西晋从公元266年到公元316年，共50年。看过《三国演义》就比较了解这段历史，高平陵之变之后，司马氏篡位，传到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建国，历时四皇帝、五十年。
晋朝，是中国第一个由地方大氏族建国、崛起，形成氏族大家，最终建国的朝代，形成了南北大一统的统一王朝。世家大族的特点是什么？子弟多、儿子侄子多。这一点有好处就有坏处，跟现在一样，你孩子多你就要争遗产，争遗产你就要翻脸。因此，西晋的八王之乱，在历史趋势上，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104.八王之乱-十六国春秋

上一课我们讲了，西晋的八王之乱，在历史趋势上，是不可避免的。
兄弟阋墙的起因，是因为娶了不懂事的媳妇。世族大家娶媳妇，不看相貌，看出身，讲门当户对。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是另一个世家——长安军区司令，长安镇守贾充的女儿贾南风，巨丑、巨胖、巨矮，性格还特别差，史书说“貌丑而性妒”。贾南风专权最终激发了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它前后呢要分两个阶段，共历时十六年。
第一个阶段，以击杀贾南风结束，时间比较短，从元康元年三月到六月，就三个月时间，公元291年。
第二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权了，那就是大乱，自元康九年到光熙元年，七年时间，就是从公元299年到306年。
西晋政权的灭亡呢，也不能全部都怪到贾南风身上，中国自古误国一般都是爱往女生身上泼脏水，贾南风同学的脏水是要泼的，但是，西晋本身它就有两大不稳定的因素存在：
一个，是它的人口比例问题，它的人口比例失调。因为经历了汉末和三国大战之后，关中汉族的人口大大减少了，因为战争的需要，各地的世族都征调了大量的外族战士——胡族的，因此引起了中国人口结构上的第一次大变化，这是以前没有的。
外族纷纷内迁，中国北方异族人口激增。在晋建国的时候，政治的中心地区——关中地区，外族人口在人口总数里头都已经占了一半，一半是胡族人。就是自河南以西到陕西甘肃这一带，古代秦国、魏国的旧地一半都是异族。
我们说外族，其实今天就是指北方人主体，现在我们都叫汉族了，这是多代混血的结果。实际上，原始汉族是客家人那种。这种人口比例的失调，就是此后南北朝，北方外族政权可以建立的基础和理由。
第二个原因，是晋惠帝本人。晋惠帝本人他由于是近亲结合他有点弱智，各地还分封了一堆他能干的哥哥，有亲哥、有亲弟、有堂哥、有堂弟，强臣弱主。强臣弱主的格局，是注定要乱的格局。
西晋末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族都参与了，其实不止八个王，更多，他们的主要代表是八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炯、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八王！
你听这些封号，八王的封号，其实我们大概可以在中国地图上确立当时西晋八王之乱战乱的区域——
汝南王，汝南是哪？河南驻马店；
楚王，湖北；
赵王，河北；
齐王，山东；
长沙王，湖南；
成都王，四川；
河间王，这也是河北，河北北部；
东海王，江苏北部。
那么，这八王之乱我们基本上就把战乱地区就都能划出来了。八王之乱之后，那西晋就灭亡了。我们在地图上划完之后，就知道哪个区域没有打仗，就是以长江为屏障的长江下游地区，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又平安又富裕。
这就开始了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第一次南迁。魏晋南北朝由此就进入了它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自公元304年，匈奴的雇佣兵首领刘渊建立汉赵政权开始，到公元439年，鲜卑的拓跋氏统一北方，这一百多年时间，史称东晋十六国。
公元317年，就八王之乱以后，镇守建康就是今天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在江南地区，依托于江南的几个大世族：王家、谢家、庾家，重建了晋室。
为什么是琅琊王司马睿会得到这几个大族的支持，在西晋灭亡之后，重建东晋的晋室呢？这跟他的封地有关，琅琊王、琅琊就是今天的山东的临沂地区，自古琅琊王氏就是一个超级显赫的大族。他世袭是琅琊王，那自然就会得到当地中原旧族的大力支持。
同时琅琊王司马睿他又镇守南京，那就跟当地的大族关系很好，当地的大族是谁呢？是陈郡谢氏。陈郡谢氏是从安徽合肥到南京这块区域的大族。安徽合肥到南京是很近的，就一二百公里，在历史上它是一个行政区，叫淮阳国，又叫陈郡。
有一首诗，叫“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就是这两家，王谢堂前，王家和谢家，那么琅琊王司马睿的支持就都齐了，王家谢家都有。
新政权史称东晋，东晋和西晋它的血脉是连着的，跟南北宋一样，南宋、北宋也是没有打断，血脉是连着的。它跟前朝的汉不一样，前朝的西汉、东汉，实际是被王莽打断了，前面的汉，西汉的刘，和后面的汉，东汉的刘，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大，别看都姓刘。有关系，其实是攀附出来的。
而晋朝不一样、宋朝不一样，他血脉是连着的，是一家。因此这个时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就是晋，因为晋没有灭，没有西晋这一说，这是后世说。北方那就是没有血统意义上的中国，用国民党的话讲，就是沦陷区。
东晋十六国，是站在大一统的文化观上去说的，后来北方政权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对吧？你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央政权还叫晋，你叫东晋十六国，凭什么你就是中国？那我们也是中国。“十六国”这个称呼实际是后来史学家叫的，很显然这十六国都完蛋了，只有完蛋了，史家才能挨个儿数，对吧？
南北朝，北魏的史家崔宏写了《十六国春秋》：五凉四燕三秦二赵，合并汉夏为十六。这十六国里只有三个小政权是汉族政权，剩下的大政权全部是外族的。
五凉：前后凉、南北凉、加西凉；
四燕：前后燕、南北燕；
三秦：前后秦、加西秦；
二赵：前后赵；
还有一个汉：成汉，李特流民大营的那个，他是在成都，叫成汉；
还有一个是夏，是匈奴的后裔建立的。
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正式交锋，就在这一个阶段，明确的开始时间，就是西晋末、东晋初、公元三百年。
第三个阶段，是正式的南北朝阶段，南朝：宋、齐、梁、陈，公元420年到589年。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四朝；北朝主要是魏啊：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朝。
中国传统史家是站在大一统的角度看这个时代的，所以称这个时代叫：大分裂时代。这个角度极其狭隘，因为从文化角度讲，这个时代恰恰相反，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的大繁荣时代。没有这个阶段的文化大繁荣，后面直接跟上来的盛唐，它怎么就一下变成盛世了呢？隋和唐怎么一下子变盛世了？天上掉馅儿饼啦？哪儿有这种好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又一大黄金时代。在这个黄金时代里，佛教思想加速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它将在下一个时代——隋唐时代，迎来它的最高峰，佛教思想的最高峰。
魏晋南北朝时期，谁是真正的中国呢？在宋朝以前，官方定的，北朝才叫中国；宋以后，官方定的，南朝叫中国。奇怪吗？不奇怪。
因为，接着南北朝建立政权的隋唐两朝帝王，我们说的盛世，隋唐盛世，他们的帝王都是胡族，不是汉人。出身于北周八柱国之一的李唐宗室——胡人，在修《晋书》的时候明确，北朝为中国正朔。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对吧。到了宋朝，史书轮到汉族人写了，司马光就在《资治通鉴》里称南朝为中国正统。
中国的“民族国家”概念是出现在宋朝的，华夷之辩这个事，到宋朝就被抬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我们后人呢，相对是比较宽容的，但是“民族英雄”这个称呼现在也不能乱叫。
谁是民族英雄？你叫不好就有分裂主义的嫌疑。现在岳飞也不能叫民族英雄，只能叫抗击金国的杰出将领。因此我们干脆就搞成一锅粥，南北朝都是我们中国的正统。因此传统史家所说“魏晋南北朝是大分裂时代”，这个概念是一个错误观念，要受到批判，只是一个小小的分裂罢了。

105.四十二章经-明帝感梦，永平求法

前几课我们讲了，佛教诞生于世界文明的大黄金时代，它传入中土的时间比西方公元纪年的时间还要早。
一般学界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起点是永平求法。这是一个标准说法，实际上的年代更早。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说：汉哀帝元寿元年，那就是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从月氏王使臣处，授《浮屠经》。我强调一下啊，念yue zhi。
佛教一传入中国，它的四框架就发动起来：
佛教历史，成为中国史的一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
佛教神学，是中国文化中三大神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支；
而佛教文化，更是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民俗。
除了佛教四框架的发动，佛教的很多语言、概念，也成为全民的语言和概念，它的价值观，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中国人群体无意识的思想根源。
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正式交锋的时间点是从公元300年开始的，就是公元四世纪。这个时间持续了一百年，在此之前，佛教一直是一个孕育的状态。虽然现在研究佛教萌芽的资料非常的多，但实际上的真实情况，是我们一无所知的。
此后，佛教思想就跟中国文化高度相融起来。我们很难再区分出来，就是从公元四世纪以后，到底哪些思想是纯粹佛教的？哪些思想是纯粹中国的。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交锋最激烈，并且扩展最迅猛的一个时期。一直有一种误会，认为佛教在盛唐八大宗派时发展速度最快，其实不是，是两晋，主要是东晋和南北朝时期。
法雨西来，是不同的人种，长着不同的外貌，操着不同的语言，宣扬着和中国不同的教义。如此异质的文化，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在某种形式上是新兴道教的功劳。中国人心中对佛教的第一印象是披着道教的外衣的，当时的很多人认为新来的佛教，不过是另一种通向长生不老的途径。
为什么说是新兴的道教呢？因为道家的老庄思想出现的时间很早，但是，道教作为组织化宗教，它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晚。我们说新兴道教，是指汉末时期组织太平道的张角，和组织五斗米道的张鲁。太平道的经书，就是那个《太平青领道》；五斗米道的经书就是《老子道德经》两卷。佛教最初在中国人心中就是一个新兴道教的类似组织。
佛教初传的问题，在中国佛教研究里头是一个怪现象，它跟大藏经的研究有些类似，初传时期的资料是最少的，就这个资料少，是总体相比啊。但是这种资料越少的课题，就越吸引大量的研究注意。
比如，大藏经的研究，我们以后会讲一门大藏经的课，现成的有全版全套《乾隆大藏（经）》，没有几个人研究，但是像《开宝藏》啊、《碛砂藏》啊、《辽藏》啊、《契丹藏》啊、《敦煌遗书》，这种只剩下几个残片的，反而是研究著作汗牛充栋，这是某种研究上的物以稀为贵。
在文化领域，这种情况其实具有跨领域的普遍性。比如。画家不死，那这个作品就不值钱；这个资料不少，就显不出来你研究的水平，佛教初传中国的研究就是这种类型。
在中国佛教史里头，公元300年以前的初传资料是最少的，但是，也没有哪一个时期比这个时期被研究地更加充分。包括我们这一门课，其实也属于这一类的画蛇添足。但是历史的真实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是我说的那四个字：我们一无所知。
我们一般把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起点称为：“明帝感梦，永平求法”。汉明帝刘庄，号永平，年号永平，公元58年到公元75年在位。他的祖籍是河北石家庄正定县，以前叫常山郡。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是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开创过明章之治。
有一天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金人。以前的人是很重视做梦这件事情，啊...都佛（弗）洛依德，很重视。因为这个梦的原因，皇帝派使者出使西域，这个典故就叫“夜梦金人，永平求法”。
永平求法，是被佛教史学家，定为中国（佛教传入）的官方起点。但是，这个故事是杜撰出来的。杜撰永平求法是皇帝做梦的目的，为了说明什么呢？为了说明，佛教属于官方引入中国的，因此大道东流，不光有合法性，它还有正确性——震旦皇帝自己做梦请来的。
最早求法的官方说法是派张骞出使西域，但实际上，在时间上对不上，但是这个普及版的说法曾经流传千年。张骞是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死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就是公元前114年，他离永平求法这个时间点，还差一百五十年。
即使正式书面版的永平求法，时间其实也对不上。永平求法的时间在不同时代的史书里，被先后改过四次，有：公元60年、61年、64年、68年四种之说。总之，甭管哪年，最后求法的使团成功地完成了汉明帝求法的任务，以官方的身份将佛教引入了中国，顺路携带回一本《四十二章经》——最早携带回来的经书。但是这本《四十二章经》是原文还是译本？不详；是什么文字？不详。同时带回来几名外国的传教士，就是最早的佛教徒。
这些带回来的外国传教士只有记录没有名字，但是三百年以后，在公元五世纪末，他们的名字突然出现了，就是《祐录》（《出三藏记集》）中写到了，这是中国经书史上的名著。外国传教士的首领，给了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并且皇帝还按照鸿胪寺的样式，为这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寺院，就是洛阳白马寺。换句话说，白马寺的传说是佛教来到中国三百多年以后，才出现在《出三藏记集》里的。
永平求法，它涉及到佛教初传的时间起点，这叫兹事体大。中国近代最顶尖的佛学家，对这个问题都做过分析，各个方面、各个版本，我们就不列正反双方的资料比对了，为什么？因为对永平求法这个时间点，大家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的，一类叫肯定说，一类叫否定说。
肯定说，这一类主要是中国佛学家，是以汤用彤先生为代表的；否定说，是外国汉学家，是马伯乐先生为代表的，他主要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这些外语佛学家。
汤用彤先生指出：永平求法的具体时间点是有点混乱，但是仍然需要从正面来肯定这个假说。因为在中国史中，中央政权向中亚扩张，就是远征西域，并在中亚稳固下来的时间段，是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就是汉武帝到汉明帝期间这二百年。所以永平求法这个传说，它具有背后的历史可能性。
具体的时间点是不准啊，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它在哪一天、哪一天里，但是永平求法，就应该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里，佛教传入中国也就应该在这个时间段里。因此汤先生指出，就他持肯定说，我们要用虔诚的态度来对待永平求法这个传说，永平求法可以确定为中国佛教，就佛教初传中国的起点。
但是，相应的，法国汉学家马伯乐断然拒绝了这个说法。

106.丝绸之路-四夷之外的四夷

上一课我们讲了佛教初传中国的时间点——永平求法，分为两派意见：肯定说与否定说。汤用彤先生代表肯定说，指出永平求法就是佛教初传中国的起点；法国的马伯乐断然拒绝了这个说法。
马伯乐先生，姓：马，是一个共产 党 员，带有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维——永平求法是这个时间点就是，不是就不是，前后差几年也不行。马伯乐指出：永平求法的传说，它带有明显的传教性质。
就是我们说的：“诶，皇帝做梦了”。所以它应该仅仅是在公元四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虚构故事。因其虚构性，所以它材料中时间才充满了矛盾错误。马伯乐进一步指出：佛教初传就没这个事儿，关于“明帝感梦，永平求法”，它所有的说法、出处来源只有一处。它的资料是哪儿来的呢？就是当时带回来的那本《四十二章经》的序言。这额外提一句啊，《四十二章经》的真伪其实也一直是佛教学界研究的一个问题。
《四十二章经》是由四十二个独立章节构成的短篇，就短篇构成。它到底是梵文原本译出的呢，还是中国人杜撰的？一直无法确定，没有找到梵文原本。因此...而且，不叫因此，它的风格看上去太像中国的《孝经》或者《道德经》了。
根据大藏经各个版本的《四十二章经》比对，说明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在历史上曾经被多次改写过。只有宋朝的《开宝藏》和《开宝藏》的复刻版——《高丽藏》，它修改地比较少，可以看到《四十二章经》的原貌。但是即使如此，也露出了修改的迹象。但是这本经书在中国出现地非常早，这个时间是确定的，就是那么早，为什么？因为在公元166年襄楷在给皇帝的奏疏里引用过《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这个奏疏在《汉书》里是有记录的。
马伯乐研究表明，《四十二章经》的序言它是在公元600年才出现的，原来没有这个序言。这个序言在公元600年被收入了《出三藏记集》，离这个序言自己所说的时间点已经过去了四百年，而且在序言中，作伪露出了马脚，比如说，这一句“昔汉孝明皇帝”。
这句话说明什么？“昔”——作者写的时候已经出了汉朝了，它怎么是当时带回来的？并且永平求法的故事...我们说外国汉学家就是这么地精细啊。他调查，在不同的资料中有十四个不一样的版本，都有演化的痕迹，但每个版本因为杜撰，都有对不上的地方。因此马伯乐主张“否定”说——就是没有永平求法这件事情。不能说他的主张没有道理，但是过于教条了。
前一阵子，有个马屁塞子曾经说：“忠诚不绝对就叫绝对不忠诚”。这叫什么？这就叫教条，叫没逻辑。永平求法是不是这一年？佛教初传就不能定在公元一世纪吗？如果不是这一年就不能定在这个世纪吗？所以，在永平求法的时间点上，我支持汤用彤先生的肯定说——佛教初传中国大概就是在这个阶段里，但是，是不是一定是明帝做了梦，派人求了法，这件事情并不重要。
佛教初传的传说，永平求法，只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版本，实际上有五、六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时间点最早的那个版本，叫高僧（yi）释利防，他在秦始皇的时期，携经书来到中国见秦始皇，这个传说出自《历代三宝纪》。
我们今天看梁启超先生的《佛教十八讲》，十八篇的第二章：佛教初传，热烈拥护这个传说，热烈拥护这种说法。梁启超先生他有一个强烈的爱国热情，比如，什么“四大文明古国”啊这些不靠谱的说法都是他提出来的并且支持的。凡是能提高我们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说法，梁先生都是一概支持，时间能多早多早。这点，趋势我还是非常支持梁先生的。
其中，还有一些说法，比如：东方朔说、霍去病说……等等，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我们都没有确切的记录，都是传说。但是这些传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佛教的传入都跟皇帝有关，巧吧，都跟皇帝有关，说明什么？说明佛教初传的早期，它有一种急切的希望，希望是以被官方引入的身份存在的，想以这种形式得到中国文化圈的承认。
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上，佛教究竟是何时、我们说的是准确时间啊，像马伯乐那样的，传入中国这件事，其实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我们也像汤用彤先生一样，认为那也没必要知道，因为永平求法的大致时间段是正确的。
佛教，大约在公元后的第一个一百年里，被传入了中国。它走的哪条路线呢？这条路线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横跨欧亚大陆，其实有两条支线，这两条支线是在中国敦煌汇合的，佛教就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穿过河西走廊，进入关中地区，进而抵达河北平原，最后它穿越了两千年的时间到了我们面前。
佛教来到中国，这个文化环境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首先，佛教它肯定是外国人带来的，这毫无疑问。它被外国人带来，所以，也必须依赖于原本就信仰佛教的那些外国人，它才能维持和存在下去，单蹦儿来一个外国传教士，你是活不下去的。你不可能一来，中国就出一大堆信徒在这儿等着你，对吧？你连汉语都不会说呢，凭什么？传播一种宗教、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它总是需要过程和时间，何况语言还有差异。
这些信仰佛教的外国人，主要是当时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官方的使节、也包括一些跟随着商队来中国谋生的小手工业者、流民。当时中国就相当于世界的美国，对吧，所有人都跟着在丝绸之路就过来了，跟着商队就来了，就大量的跟随着他们商队的手工业者和流民，最初的佛教信徒就在这里。
繁荣的丝绸之路，它必然会涌来大量做生意，或者来中国...这个工作的外国人。以古代交通条件和贸易条件看，就必然会在重要的商业城市里头形成一些外国人的聚居区，有点像我们今天最初的使馆区一样，但是他们地位没那么高，但是会出现一些外国人聚居区。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在古代的交通条件和贸易条件下，就一定会形成这样的聚居区呢？因为，古代这个货运过来，你不是立刻卖掉，那农业社会，你得一层一层往下卖，从城市分销到乡村，货来了你得慢慢卖；而且卖完了你不能空着手回去，你得在本地收了货，你再慢慢回去。货收满了再回去，就像玩那个大航海时代似的。你从这进完了货到那个地方卖完了，还要从地方进完货再卖回来。
丝绸之路是两头走的，因此，这个时间周期，这个做生意的时间周期，就可能会很长。这个很长的周期必然就形成这些外来商人的聚居区。这样，外来商人的聚居区的周围，围绕商人贸易，你看外国人来做生意得有我们中国的...买办，不能叫外办，叫什么？贸易沟通的这些人啊，对吧？围绕他们也有一些人，那围绕他们的人，语言、文化慢慢就相合，这个时候甚至会出现一些跨人种的通婚就开始了。
在中国官方的历史记录里，并没有记录汉地这些最初的外来人的个人活动。为什么呢？就来了很多外国人，为什么我们不记呢？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里头，我们和外国人之间，是中央帝国与四夷之间的关系，他们都是野人、野人。
什么叫传统的四夷观？就是我们中国领土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都是野人，这些相貌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外国人，只不过是四夷之外更偏远的四夷。
我们中国佛造像里，最早的罗汉像，长地奇形怪状的，那个不是想象的，那个不是艺术的想象与创造，那个是写实主义啊！为什么？那些罗汉的样子，实际上就是我们最初看到来中国求法的外国人的样子。

@中天至正 2021-08-31 22:32:22
中国书籍分类的最高等级是书而不是经。从古至今，能叫书的书籍只有三本:《下书》也就是所谓《尚书》一千二百零一篇记史《中书》二百三十六篇论政《天地人书》这才是真正的上书，十五篇讲道。只可惜，全都十不存一。《尚书》今文古文合一也不足百篇。《中书》余素书残卷。《天地人书》仅剩一堆零碎叫做《道德经》
-----------------------------
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这话也没错。
不过，从经史子集的角度来说，说经是最高等级，也没什么问题。

107.彭城僧团-推恩所布，万邦来朝

上一课我们讲佛教最初的传教者，是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来到中国，并在主要城市的商业聚居区，驻扎下来传教的。
蛮夷地区的边民，受到我们中央皇帝，光荣、伟大、正确的恩德感召和吸引，不远万里，抢着跑过来，到中国献上贡品，啊，贡品不外就是当地出产的一些不值钱的特产，其实表达的就是蛮夷边民的崇敬与归顺之心。
作为推恩，我皇帝会赏赐给他们大量的援助。可以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以天朝心态与外国人交往的标准模式，称为：推恩式，就完全是推恩的，恩赏一下这些野人们。我们赏赐给他们的，总是大大超过他们所进贡的。
利用这种虚荣心的漏洞，其实古代日本跟中国做生意是赚过大量的便宜的，你以为日本派那么多批遣唐使，就是为了学文化啊？不是，他还要做生意的，以至于到最后，政府禁止日本遣唐使来华。正是这种历史背景下，就是我们说，外国人已经在中国定居了。
中国佛教的那些早期宗师，其实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外国人。他们大部分人并不来自于境外，而是就生活在中国境内，是非汉族人的移民家庭，那批从丝绸之路来的外国商人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商人、居士或者其他传教以外的目的来到中国，我们不是说中国就相当于那个时候的美国嘛。来到中国定居，后来出家为僧了。
比如，著名的大师，我们说的第一代、第一个——安士高大师。佛教记载，安士高大师是安息王子，来中国传法。你看王子、王子都不做了，中国好成什么样儿？跑中国来。其实，他的家族，虽然不是王子，也是一个王室，做生意的，在安息与中国之间常年做生意的大商人，而且是居士家庭，他家族的生意主要是由他的弟弟安玄主持。当安士高在洛阳创建僧团，并站稳脚跟之后，安玄也不做生意了，抛弃了家族生意，来到洛阳出家为僧，加入他哥哥安士高领导的僧团。
第一个时代里，另一位早期著名的译经家叫支谦。他的祖父一代也是就移居到中国来就定居了，他是三代以后的后裔。
翻译《法华经》的敦煌菩萨竺法护——这都是第一代大师啊，他世代就居住在敦煌，那个地儿就是中国，虽然历史记载竺法护是月氏人，月氏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的！
汉书记载，很多高僧，早期一说就是月氏人、月氏人，其实那个“月氏”还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月氏，我们知道那个月氏是公元二世纪初，巴克特里亚人，叫大月氏。实际上早期佛教的高僧是定居在甘肃西部一个地区，那个地方也叫月氏，叫小月氏，是中国人。竺法护他就是中国人，支谦，他们都是这种被误解的中国人。
在佛教史中第一个来中国的，洛阳白马寺的外国人，两个：摄摩腾和竺法兰，这竺法兰，他不光是中国人，他就是洛阳本地人。他的父亲是印度人来中国做生意，娶了一个河南籍的女子。所以第一批外国高僧，这个洛阳白马寺的竺法兰是我们所知最早的混血高僧。
翻译了《六度集经》，开创中国南方佛教的康僧会，他生于交趾，就是越南。越南这个地儿当时就是中国的，他的父亲长期从事越南对中国的生意，实际上那在中国当时是属于内贸生意，那都是我们的地方，他本人也长期居于汉地。
根据这些非官方的材料，证明佛教其实在永平求法之前，其实早已存在于散居在中国的，这些外来家族或者是外国人商业聚居区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当佛教，文献提到佛教初传中国之前，就永平求法之前，佛教的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了。这也符合正常事物的推理，因为在中国啊，一件事情往往发生了很久，它已经比较显著了，它才会被文献给记录下来了。总之，佛教初传绝不会是来中国的第一天就被记录下来的，说，诶，永平求法的这一天它就被记录下来，这不可能，这之前一定已经长期在民间存在了。因此，基于这个推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就是佛教到底如何初传中国的假说。
在公元前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汤用彤先生的看法，就是英明的汉武帝开始了他的西域政策，从汉武帝征服西域到汉明帝期间，这是一百多年时间，呐，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因为这个西域政策，被派往西域边疆，开疆拓土，彰显我们中国的文治武功，在中亚的这些国家、这些佛教国家里推行我们汉文化的文治武功。
很明确的是，当时佛教信仰应该已经在这些边地小国非常普及了，因此，中国的远征者或者出使的官员们到了那里，大多数应该都知道当地这种宗教的存在，当他们回到都城以后发现，诶？都城也有这种外国人的聚居区，诶，在这种外国人的聚居区周围，这种信仰也在悄悄的传播。因而，就把这件事情汇报给了皇上，即而可能在某一个契机上，引发了“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对佛教初传中国，提出来的这个“永平求法，夜梦金人”的一个假说。
正因为最早来华的外国人他们是商人，是从事贸易而来的，所以最早出现的僧团，也一定会集中在贸易最繁荣的城市里，对不对？它不可能一来僧人就找一边疆，不可能。他们跟着外国人来，就在外国人的定居区里传教，所以他们一定在商业城市中，哪个城市的贸易最繁荣，他们就在哪个城市中。
当时有几个这样的城市呢？有两个。一个是洛阳，洛阳是丝绸之路，这边的尽头，连接丝绸之路以西诸国；一个是彭城，彭城是什么呢？是东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截儿连着东丝绸之路，联系东方诸国，是丝绸之路向东的延伸。
丝绸之路是有东段的，因为东段丝绸之路的存在，才有日本的建国。就没有这条路，日本没有建国。这条路是对三韩就是：朝鲜、交趾（越南）、日本进行贸易的一条重要的通路。这两个僧团在历史上，一个称为：洛阳僧团，一个称为：彭城僧团。
洛阳大家都知道是哪儿，彭城在哪儿呢？彭城就是徐州，徐州的古称之一，有很几个古称，古称之一就叫彭城。
彭城这个地方，在汉朝是一个了不得的大城市。华夏九州，徐州是九州之一，它是两汉文明的发源地。中国有几个地方被称为帝王之乡，专产皇帝的，徐州就是一个...哦，彭城，当然了，彭城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地方在山东和江苏的交界，徐州嘛，在汉朝的时候它是一个独立的封建王国、领主国，彭城是它的首府。
在公元41年，汉光武帝的儿子刘英被封在这里，称为楚王，居住在彭城，这是有明确记载的，记载什么呢？记载楚王刘英祭祀浮屠。诶，祭祀浮屠它就是一个佛教祭祀咯，当然这个浮屠它还不是佛陀，它只是一种佛教祭祀。
早期的浮屠祭祀是很特殊的。因为在祭祀浮屠的同时，也祭祀黄老之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和道教一块崇拜。准确地说，在这个时期里，道教也没有出现。前面课里我们说，道教的兴起是以东汉末年“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为主要形式。
所以，楚王刘英祭祀的黄老之道，它不是道教之道，它是道教崇拜的一种原始雏形。他祭祀的浮屠也不是佛陀，它是佛教崇拜的原始雏形。它的祭祀方法是从民间方术上发展起来的，上承道家，下启道教。
祭祀浮屠呢，它这种仪式我们不知道从何而来，因为没有早期佛教祭祀仪轨的记录，当然了，也没有道教仪轨的建立。祭祀的形态，它属于“礼”的范畴，“礼”是什么呢？礼是儒家的祭祀法。就是刘英以儒家的礼仪祭祀佛与道两家。
史籍上称这种祭祀仪式叫做“淫祀”，淫，荒淫无道的意思，所以这种祭祀都是不合理的叫淫祀。但是，记载中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楚王刘英的周围，已经围绕着一个僧团，就是早期，最早的两大僧团之一——彭城僧团。

108.洛阳僧团-来自安息的光

上一课我们讲了，在公元40年左右，徐州地区的藩王——楚王刘英的周围活动着一个彭城僧团——早期两大僧团之一。
佛教信仰在彭城一直延续了一个多世纪，虽然史籍上没有记载，但是它的发展应该是非常繁荣的。因为到东汉末年的时候，在彭城地区的佛教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汉献帝初平四年，就是公元193年，三国时期有一个小军阀叫笮融，玩过三国志游戏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这个人不太有名，他篡夺了彭城地区的管理权。
这个人呢道德比较败坏，臭名昭著，武力值也很低，所以他从来没有被佛教史提到过。但是，他对佛教是有贡献的。
《三国志·吴志》里记载，笮融举行了中国历史上首次浴佛节，《吴志》说：“每浴佛，前后至五千余人，布席于道路，多设酒饭，民众来观，浴佛及就食者且万人”。
那这个浴佛节的规模就很大了，这是我们中国史料里第一次明确的提到“浴佛”这个概念——首个浴佛节。
传说中，在佛诞日、佛的生日，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要每年一度的举行浴佛节，今年的浴佛节在五一的前一天。笮融组织的这个浴佛活动，是不是准确的在四月初八？并不能确定，但是这段文字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记载了中国最早浴佛节的活动，时间、地点、规模、人物——
时间：公元193年
地点：彭城
规模：万人
并且在《吴志》里还记载了浴佛的过程，比如：佛洗金身、读经、斋戒、布施饭食等等，那这个过程就很有史料研究价值了。
相比彭城僧团，更重要的一个僧团，是在同一个时代里的洛阳僧团。汉朝的首都是长安，佛教徒为什么没有留在汉朝最大的都城长安，形成长安僧团，却抵达到另一个都城洛阳呢？这是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洛阳是连接丝绸之路以西诸国最远端的那个节点。
根据日本史学家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认为丝绸之路并不是截止在洛阳的，它是对西部诸国贸易的终点，但是它又是对东部诸国贸易的起点。
丝绸之路是一条很长的路，它打通了欧洲至日本整个欧亚，它的东路就是从洛阳开始，穿越高丽，经对马海峡，延伸到日本，东西方换货的这个节点就在洛阳。而且洛阳这个位置也是渡过黄河最好的一个点，这就是为什么最早的僧团，没有出现在长安，而出现洛阳和徐州。徐州是出海的一个位置。
洛阳僧团出现的时间是最早的，我们可以以永平求法的时间来记，法雨西来是公元一世纪的中期，公元50年左右，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洛阳，标志着洛阳僧团的出现。但是，先得萌芽，对吧？任何事情都有过程，先得萌芽，先得默默无闻的孕育。洛阳作为佛教中心，它真正的繁荣起来，是一百年以后的事，就是到了公元二世纪的中叶，你看公元50年再有一百年那就公元150年左右。
洛阳僧团它繁荣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安息传教者安世高大师的到来。安息，我在相忘集的印度史里讲过，它位于帕提亚高原，范围是今天的伊朗大部分，又叫帕提亚帝国或波斯第二帝国。安息帝国存在的时间还很长，它存在了大约500年，从公元前247年到公元224年，中国史称之为安息。
安息位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中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它相当于连接了东西方。在同一时期，这条纵轴，地理的横轴上，安息、汉朝、罗马、贵霜，这叫欧亚四大强国。
安息的文化是非常特殊的。首先，它的本土以波斯文化为主，安息嘛，伊朗、波斯帝国，但是它经历过一个强烈希腊化的过程。在前史时代啊，希腊文明曾经传到东、东土，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对他所进攻波及到的东方诸国进行过一次希腊化的大改造，这个过程在哲学上就叫希腊化的过程。在希腊化过程里，产生了很多东西方观念的融合，这种融合的观念，在思想史上，向东它就影响了佛教，向西就影响了后来的基督教。
安世高大师他就是从这么一个文化背景的帝国里来的。他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第一个、NO.1佛教大师，伊朗人，没有之一，就是第一，最早和最有名的。安世高他开启了系统的佛教经书的翻译工作，就开始向我们介绍了，并且组织了第一个专业的单位——译经场。
今天看，安公翻译的佛经用词都非常的质朴，就很古朴、很原始。但是他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什么是译经呢？译经是用另一种语言展开文化活动的方式。他的译经开始了通过中文，把佛教这个宗教理论系统地向我们开始介绍。安世高的译经活动，我们可以看做是佛教思想对中国文化最有影响力的成就之一，最有。
汉语言有两次词汇的大飞跃，第一次就是从安世高译经开始的。中文佛教词汇被创造出来，陆续地被引入了汉语。在我们古汉语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词汇是从佛教里来的，安世高的译经就开启了丰富中文语言的这个历程。
我们前面课里讲，我们找到了一条研究道路——从译经和译经家这条路入手，我们就可以研究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它们交汇的历程和时间。上来第一个，我们遇到的就是安世高大师。
路是找到了，但是很不好走，为什么呢？因为佛教史有别于普通的历史。研究佛教史、佛教的历史和人物，它的困难在于......我们中国官方的正史史籍是很多的，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不提及关于佛教的存在。我们对佛教所有的认识，基本上是从佛教自己教内的典籍里得到的，比如僧史、教史、经史、回忆录……而这些记录呢，我们要抛开教派之见、抛开夸大其词的部分。但是，即使我们找到他们记录的那些事实，往往也穿插着大量的传说、民间故事和杜撰。
以前佛教研究啊，它没有佛教四框架理论，不能很清晰地把一个故事区分在历史里还是文学里。他们就把很多佛教的神话、文学这两个框架，就是佛教神学的内容和佛教文学的内容，这两个框架放进了佛教历史，就把它当真事儿了。
在早期佛教人物传记中尤其如此，并且教内的这种历史书，往往是以无可争议的口气，即使是神话，或者是文学杜撰传说，也认定为史实。这就让教外的历史学家很尴尬，为什么呢？因为从纯粹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它这种记录和材料，可信度是很打折扣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佛教历史中的信史部分研究非常的困难，就哪一部分它们的教史到底是信史？很困难！
首要的工作就是甄别，我们需要从那些模糊可疑的材料里，尽可能地还原事实，找到那些早期译经家的身份、经历、背景、过往，来走我们提出的那条研究道路——通过译经和译经家，我们来了解佛教思想是如何融入中国文化的。

109.译一切经-标准工作流程

上一课我们讲了，我们要从佛教历史的信史部分中，找出这些早期译经家的身份、经历以及过往。
译经家，就是中国第一代翻译家。但是译经又跟今天的翻译工作不一样。今天的翻译工作可以是一种个人工作，译经不行，译经是一种集体工作。这种集体工作要在一个地点开展，这个地方就是译经场。首次、首个译经场是在佛教的中心洛阳展开的。
早期经书翻译完之后，一般都会做一个题记，这个题记呢就包含有关译经这项工作的方式和细节。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译经是怎么开展的。
第一步，如果经书有原本，那么大师就会根据经书的原本读诵出来，就是有书，我照着读。如果经书没有原本，大师就要凭着记忆背诵出来，直接背。假设呢这个大师有足够的汉语知识，他就会直接翻译出经文，就背完了直接就翻译出经文，这种直接翻译叫口授。
当然了这是一种假设，因为大师，尤其是早期大师会汉语这个事情非常少见。早期能口授的翻译家和译经师只有一个人——竺法护。这是第一步：口授。
第二步，如果大师不是直接口授的汉语经文，就是说他、他不能直接说汉语给你让你记出来。那他就得直接读诵，对吧？那读诵或背诵出来的这些就是外文，那中间就需要一个助手，这个助手就必须通晓外文和通晓中文。
这种人是有的，因为丝绸之路你要做生意，肯定是要有通晓两种语言的中间人，这种人我们现在讲就叫同声翻译。大师背出梵文的、吐火罗文的这些文字的经书，呐，这个同声翻译就把它翻译过来，这个工作就叫传译，这是第二步。第一步：口授，第二步：传译。
第三步呢，由大师口授——直接说汉语的，或者是传译，传译变成汉语的经文，他就负责说，旁边还得有一个中国的助手，一般是中国籍的僧人或者居士，把说的写下来，这叫译文。这个过程叫什么呢？嘴里说汉语的叫口授，这个拿笔写下来的叫笔授。这是第三步。口授、传译、笔授。
第四步呢，笔授完了它没结束。最后这个经文要交给一位了解佛教义理的中国籍高僧，外国籍他本身就不懂汉语嘛，中国籍高僧对笔授好的译文，根据佛理进行校订，这个过程叫证义，证明的证，义理(?)叫证义，就第四步我要看你，你笔授地到底对不对，证义
呐，一二三四步，译经就作为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需要四个人，四步：口授、传译、笔授、证义。
在翻译过程里啊，有很多佛教的词汇或者是理论，这些词我们都是第一次见，以前没见过，比如说一个词：无生法忍。你见过吗？没见过。所以大师在翻译经典的时候，他就会给这些比较少见的词做口头的解释，翻译了一个词，笔授完了以后不知道什么意思，怎么办呢？口头给你解释一个。
把解释记下来，这个解释记下来的过程叫口解。早期注释经文的口解，它大部分...因为它，念完词就直接口解，大部分都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就是临时做出的口头解释，直接记下来了。
这种临时做出的口头解释，它有的时候没有经过深思，或者它是一个比喻，比如说，空，然后他就给你比喻一些东西，如寻香城，如幻影如梦等等，他给你一些比喻，仅仅是为了说明。但是，不幸的是呢，早期在译经的时候，这些口解，因为它是译经的过程中给你解的嘛，就直接混进了经文的正文，导致于后来我们无法分辨到底哪些是原经？哪些是口解？
这个情况，到今天古代佛经研究还是没有解决。后期译经，这种情况就被重视起来了，大家就发现了，那怎么办？就把大师的口解，或者是译完经之后，大师对经的注解，单独做一本书，这本书叫注疏。
它是一个专门的词，注疏是一类，在佛经里头，在佛教论述里是一类、注疏，单独保留下来。
这就是译经的完整过程，就是：口授、传译、笔授、证义，然后呢中间还有口解。但是译经它不光是一个集体工作，作为集体工作，它不光消耗人力应该说，你光有人不行，为什么？你还要消耗大量的物质和金钱呀，不是都是义务的高僧啊。
吃喝拉撒、笔墨纸砚这、这都是钱啊，尤其是一些什么誊抄的员工啊，你雇的那种中间的传译，那人家本来是商队的做传译，给你雇来做翻译的，这些人需要工资的。就不光有精神工作啊，你还有这个物质支撑。所以后期的译经啊，大部分是一种官办事业，译经这个事是很花钱的，都由皇家出资支持。早期译经场往往都是大商人捐助的。
支持译经、刻经，这都属于很大的功德，三布施中它属于法布施，很高等级的，是佛教功德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所以在早期经书的题记里，一般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款儿，这个款叫劝注者，说明这本经书的翻译工作所需的物质基础是某某某居士、某某某居士所提供的，题在经书上，以彰其功德。
历代大藏经，就是我们去看大藏经的刻板啊，包括拓下来的拓片，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字样，比如这部经是谁谁捐的、这本经是谁谁谁的、捐一部、捐一版或者捐一套，都有，在大藏经的刻板上都有。
从安世高创建洛阳译经场开始，这个流程就完整了：口授、传译、笔授、证义、口解、劝注，六个环节就构成了一个译经场完整的工作模式，成为后世中国翻译佛经的标准模式。
从安公以后，我们前前后后翻译了多少经书呢？就他是起点嘛，泛泛地说，从他以后翻译的经书——“不可计数”，就是这个....太多。
这个总量，《大藏经》可以给出一个大概数。《大藏经》，藏经、藏经，这个“藏”它是一个数量单位，什么叫一藏？五千四百八十卷叫一藏，“藏”是数量单位，大藏。
但是，五千四百八十卷这一藏也只能是个大概，为什么？因为大藏经它入藏是有标准的、有取舍的，不是什么经我都收，我得有一个标准，符合我标准的才收你大藏。那没收进大藏的呢。那就不可计数了。在没有完全收录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现在所译、所造的佛经，明确的数也在五千到六千部以上。
译经这项工作，在文化分类上它属于文献学。它的发展呢，促成了中国文化里另一个学科巨大的进步，这个学科叫图书目录学。佛教初传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经书，你也不需要整理一本目录，对吧？你一共就那几本经，你搁那儿就行了。你要什么自行车啊？要什么目录？
但是佛经译经场这个模式一旦启动起来，对吧，那译经的数量就、就、就控制不住了，经书的数量是几何级数增长的。
有佛教相关基础的同学呢，可以粗粗地这么一算就知道，佛教分大乘、小乘；然后呢又分经、律、论三藏，大乘有经、律、论，小乘也有经、律、论；经律论三藏之外又附有大师的注疏。那你想想这个量就有多大。
而且同一本经，对吧？在前后不同的时代里，还有不同的翻译，就这本书不是翻译了一回。
佛经版本学里有一个常用词叫几存几失。比如说一本经，一般就说什么三存七失、五存八失，比如某经七存八失——七个存，八个失，什么意思？翻译了十五回，还有七个版本在，八个版本丢了。译经到后期，还要拆分教派、还要拆分宗派，每个教派自己还有经，比如，天台啊、华严啊、净土呀、禅宗呀……那这个量就无以计数。
大量的佛经出现，它就最终推动了佛经目录学的产生。

110.大藏经-佛经目录学起源

上一课我们讲了，译经场的出现，推动了大量的佛经的出现，大量的佛经出现，推动了佛经目录学的产生。只有出现一种科学的分类法，依法地去分目录，才能整理如此庞大和快速产生的经书体系。文科学的进步，它往往跟理科一样，也是需求来推动的。
佛经目录学它在佛教里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就是《大藏经》，你要编修《大藏经》，我们说，一藏五千四百八十卷，你要编修它，你第一步需要一个指导理论，这个指导理论就是佛经目录学。
早期佛经的数量很少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数量很少，说的也是针对完整《大藏经》体系来说的，说它少。但是单给你看也很多，为什么呢？好几百本！
中国第一个把不同的佛经，按照某一种规则整理分类形成一个目录标准的人，是弥天释道安大师。
道安大师做的《道录》就是《大藏经》目录学的雏形。《大藏经》这个概念啊在印度佛教里完全没有，印度人不懂，什么叫大藏经？WHAT IS 大藏经？
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本土概念。“大藏”这个词，到了隋朝才出现在天台宗一本经书的注疏里，它第一次出现《大藏经》这个概念。《大藏经》最后出现，实际上在佛教史上它是一个很晚的事情。
到了唐中期以前，对所有的经书，就是对经书整体，说所有的经书，不叫《大藏经》，叫什么呢？叫众经，就是众人的众，叫众经，或者叫一切经。
当时皇上下旨就是什么“抄一切经”、“抄众经”，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十二部经。就是“十二部经”这个词它就代表大藏，十二部经，说是十二啊，它代表的是一切，它十二部典型经。
道安大师所写的这本《道录》，全称叫做《综理众经目录》，它是公认的中国佛教第一部经书目录集、经学的开山作、佛教目录学的开山作。《综理众经目录》这个题目其实很直白，什么叫“综理众经”，综合整理众多经书的目录，就这么简单，听着很复杂。
道安之后呢，他写这本《（综理）众经目录》的时候已经有好几百本经了，但是他之后，这个经书呈几何级数的膨胀，所以陆陆续续就有人在做整理佛经目录的工作。
《道录》是第一个有影响力的，第二个有影响力的，就下一个出现的有影响力的，是律宗僧人僧祐所写的《出三藏记集》，我们的课里会经常引用《出三藏记集》。这本书合并了《道录》，称为《祐录》。
《大藏经》，它的构成和发展历程是一门独立的课，它内容很庞大。在《大藏经》之前，有影响的，一个《道录》、一个《祐录》、然后就是《大藏经》。它涉及，就是整体的佛教的经书，整藏涉及历史上二十二个版本，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这个我们以后会有专门做一门课讲，就《中国大藏经》。
现在我可以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一课介绍的是译经和译经家，在后期译经家中，有好几位大师都会涉及到《大藏经》。
佛教教理提佛、法、僧三宝，对吧？佛，你到庙里可以看见；僧，你到庙里可以看见；法，法在哪呢？你见过吗？《大藏经》，这个“大藏”它就是法在世间存在的实体，什么是法？法的实体它就是大藏。
大藏经目录学它最终的成型是在唐朝，就在这之前只有两个：《道录》与《祐录》，它最终成型是在唐朝，标志呢？标志是一个叫智昇的大师，他撰写了《开元释教录》，又称《开元录》。这本书在他当时写的时候并不出名，但后世实在太出名了。
这个智昇是谁？北京的同学应该知道，北京有一个房山云居寺，又叫藏经山，就满山都是石刻，石刻上刻着经。那些满山经书的石刻，诵经人就是这位智昇大师，就是他写的《开元释教录》。
《开元释教录》的出现，在佛教文献学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的目录编排结构直接指导了从唐中期至清二十二个版本《大藏经》的目录构成，中间只有一个版本没有使用《开元释教录》，使用的是《至元录》，就是元朝，元朝的普宁藏，它用的是《至元录》。剩下的像什么《碛砂藏》啊、《资福藏》啊，这、这都用的是《开元录》，或多或少做了些修改。
为什么我们说在经学系统中，第一步需要佛经目录学作为指导性的科学，才能够处理这些经书呢？目的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处理的经书太多吗？说佛教经书太多，五千多卷，太多不好分类吗？
是，又不是。有没有这个理由？有，这个理由当然有，你...那么多，你不整理怎么行？你没个规矩怎么行？但是，它最初的目的，在道安大师的时候，它还不是这个目的，因为我们说最初经书并不多，你要什么自行车呀？对吧，就那几本，摞起来就完啦。
佛经目录学，它是图书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也是图书嘛，图书目录学这个分支。但是它又明显不同于图书目录学。
因为图书目录学啊，你只要解决好分类的问题就行了。诶，植物的、动物的、啊，生理的、哲学的，你整理好分类啊，有一个编排规则就行了。
经书目录学在这之上，就是整理分类之上，有一个比它更高的要求，有一个比它更重大的问题要解决，什么呢？佛经的真伪问题。
道安大师当时编《道录》的时候，目的不是为了整理它，是为了佛经的真伪问题。为所有的佛经，建立一个系统，大系统，建立指导目录，核心的核心就是这个——为了防伪，防止伪造的佛经。
什么是伪造的佛经？其实经常有同学问我，说吴老师这...这本经是不是伪经？因为我有的...有的课里讲过说这本经是伪、那本经是伪经，经常有同学问我这个经是不是伪经？伪经这个问题我们先不能谈，我们可以到《大藏经》里去谈，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为什么？
判断伪经涉及到经学的四个标准，就任何一本经它是不是伪经，在经学里有标准，四个。如果我们在这里展开，这课就没有完了。
现在学界也一般不称这些经为伪经了，对吧？因为叫“伪”它就有贬义，争议太大。所以我们一般都把这种经书呢称之为本土经典，或者叫民族原创佛经，叫本土佛经，或者民族原创佛经，就不叫伪经了。
为了防伪，你就要给《大藏经》建一个目录。建一个目录是什么呢？宣布一个入藏标准，那硬标准第一个就是真伪。除了真伪之外还有别标准，但第一个标准，硬标准就是“真伪”。
中国自南北朝以后啊，经书膨胀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翻译地太多，自造的也太多，在最好的翻译年景，可以一天出现两本经书，你说这个速度有多快？
造伪经这个事儿，就我们为什么要说一定要甄别真伪呢？哪来那么多伪经？真经还翻译不过来，是不是？但是不行，伪经这个事儿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造伪经这件事儿啊，它是中国文化上的一个传统，你甭管爱不爱听，这是一句实话。
我们中国文化上就有造伪经的传统，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代圣人立言。这不是泼脏水啊。就是造伪经这个事儿本身它就不是坏事，也不算个坏事，为什么？思想这个东西，百花齐放，你造伪经总比不让人说话好，对吧？
如果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人能发声，只有一个声音，那那个声音往往就是个谎言。百花齐放永远比不让人说话要好。
从汉朝开始，了解汉朝史的同学应该知道，汉朝兴起了儒家造伪经的热潮，这是我们中国造经的第一拨，造经运动的第一拨。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国学经典，像《列子》什么的，都是汉朝造的伪经。所以说，造伪经它也不是什么坏事。造经的第二拨高潮就是在南北朝，它们主要造的呢，就是佛经。

没想到曾经的天涯论坛今天成了这个样子，再敢给我吞帖子——连警告我内容有问题都没有的话，我就弃贴了，各位如对剩下的内容有兴趣——这里现在特别封闭，那里不让说这里不让说，你们懂的，反正就是各种搜索，百度啥的，还有手机上，你们说吧，最常用的是什么软件，搜它就对了。

111.小乘经-安于世间的高人

上一课我们讲了，伪造佛经的高潮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在道安大师在世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多市面上流行的经书实际是伪经，或者是假经，或者说民族原创佛经。
这就是他做经书目录的最初的动因吗《道录》的动因。道安大师认为，如果没有一个佛经的标准目录，那么无论是谁，他都可以写佛经，只要前面加上“如是我闻”四个字，后面你再写得晦涩一点、古朴一点，诶！你都可以混到佛经里头去。
那怎么办呢？怎么辨别真伪呢？辨别一本经的真伪，道安认为要从经的出处开始鉴别，什么意思？一本经，你是何时译出的？谁译出的？译出的时候你依据的梵文原本有没有，在哪儿？这是第几次翻译？这位译经师的风格是不是和他翻译的其它经的风格一致？等等……
凡此译经的种种细节，他都要明确地标识在这本经书目录学里，就是目录嘛，在目录后面都要标识出，哪本经是这样？包括这本经的翻印细节，比如说，这本经是谁助缘——就谁花钱赞助印的吧、谁助刻——就谁、谁印行的，也都要记在这个经书目录的题记里。
按现在的话说，道安大师认为，必须为佛经建立一套身份回溯系统，可以追到源头，要从源头来把握经书的真伪。记录翻译和流通过程里的种种细节，我们说道安大师啊，考虑不可谓不细。
译经的工作是在哪儿完成的？在译经场。译经场，理论上它是应该建立在寺院里的。按洛阳僧团的情况看，安世高应该是把译经场建立在了白马寺，但实际上当时洛阳有多少寺院？又坐落在何处？现在是不得而知的。
最初参与译经的工作人员是很少的，虽然它有四个环节。并且早期译经的过程中，翻译各部的经典，各部经典几乎都涉及到了，但唯一没有翻译的经是戒律，这事是很奇怪的。戒、定、慧，戒学第一个，但是早期翻译的经书中没有戒律，并且在早期译经家中没有律僧，就是没有这行的。
但是呢，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在《大藏经》的历史上，就是历史上开始修《大藏经》，到最后所有目录的编修制定都是由律宗完成的。诶，这就很特别了，早期译经中没有戒律，但晚期所有编经的，都是律僧，它就构成了一组鲜明的对比。但是原因为什么？不得而知，就是感觉很奇怪。
我们就插着介绍完了译经和《大藏经》。我们返回来讲这课的主人公——译经家。
第一个译经家——安世高。按我们中国的看法：安世高，安息人，所以姓安。早期外来到中国的僧人他们姓什么是有一个统一标准的，一般都代表他们所出的地域，主要有四个：安、支、竺、昙。就是姓安的、姓支的、姓竺的、姓昙的。
安息，就姓安。安息呢，伊朗地区，古波斯帝国，如果非常具体地说安世高时期，是哪个国家呢？是当时的阿萨克王国，它其中有一个族的名字简称“安”。安公世高，这个名字，虽然我们老叫，但是其实没有意识过，这名字肯定是我们中国人起的。
世高是名字，安是姓，代表他的地区，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它是本名的翻译。什么叫世高？世界的世，高人的高，意思就是“一个安于世界的高人”，对吧？安世高这个名字，安于世界的高人，太中国了，对吧？这...太中国了。
在中文语言的意境中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并且充满我们尊重的名字，显然是我们中国后人给他取的。因为在公元三世纪中期的资料里头，经书的题记里明确地写了“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这就扯了，我们中国人——关羽，字云长；他伊朗人，他还姓安，还字世高，这么中国，这不现实，对吧？
佛典中记载，安老师世高，他本为安息太子。啊...外来的高僧是某个王国的太子，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上对外来僧人的一种身世描述，这种描述是一个有原型的。就是我们说佛教文学创作是有原型的，它的原型就来自于释迦牟尼——本师释迦牟尼，舍弃王位出家为僧，是这一系列的故事的那个雏形。
王子出家的这个身世模型在佛教史中被反复地借用，为什么呢？它是有目的的，它的目的在于想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佛法是高于世间的，出世的理想远远高于在世间的王侯，所以才要借用这个模型。
呐，我们中国人一般听故事，听完了，我们就信，对吧？因为它...它无关特别重要。但是西方人，就西方的汉学家或者佛学研究者他们都是非常讨厌的、非常好事的。我们前面课讲过，提出“永平求法否定说”的那个法国汉学家马伯乐，他就是这种，西方人的这种特点。
他考察了公元前250年到公元250年期间，整个在安息——安息当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啊，安息当时，就伊朗高原、帕提亚高原是众多小国的联合体，他考察了其中的阿萨克部族，阿萨克部族就是...这个主要部族，他过筛了阿萨塞德斯家族每一位在历史上有记载的王室成员。这个人真是很讨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安世高不是太子。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史说他是安息来的太子，最后马伯乐说没有这个人，没查着。
诶……不过，安世高先生他确实是出身于商业大亨的家族，他是于公元148年来到洛阳的，并且在我们中国渡过了二十多年幸福的时光。他所翻译的佛经无一例外，全部是小乘经，这点大家要注意，第一个来的大师，翻译的全部是小乘经，无一例外。
到底有多少经书可以归于他的翻译？这个是一个至今没法回答的问题。在早期道安公所写的《综理众经目录》里呢，就是在公元370年左右统计的时候，安世高名下是有三十本经书。到后期不同版本的大藏经中呢，最高一个就统计到176种了。呐，你说，是道安对啊，还是后来大藏经对呀？对吧？这就说明佛经目录学的重要了，到底哪些经是他说的呀？
在道安大师所整理出的三十种经里，实际上只有四部，可以明确地归为是这位佛教先驱者所译；还有十五部，大概是他和别人共同翻译的，有的是和安玄翻译的，有的是和严浮调翻译的。但是，一般这个事儿我们就不深究了，对吧？我们一般都是按《道录》的看法，因为它时间最近，我们确定有三十种经书是由安世高先生...安世高大师翻译的。
安世高翻译的佛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性的、一类是实践性的。就我们讲，什么叫理论性的？佛教哲学就叫理论性的；什么叫实践性的？佛教神学就叫实践性的。这两类佛经的重要性，用一个词就可以形容，叫做——奠基性的贡献。
他对中国佛学起到奠基性的贡献。在理论类里头，安世高翻译了一系列的短经，这些短经都是普及字典式的，把佛教的一些基本词汇、基本概念，我们前课说过，全部打散成观念要素，比如：五蕴、六入、十二因缘——当时没有十二因缘，把这些名词解释，介绍给中国。
这就是他的理论部分。实践部分呢？

112.禅之始-古意盎然的原典

上一课我们讲了安世高大师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两大类，理论类与实践类。理论类主要介绍的是一些观念要素，他的实践类经书贡献更大。
安世高大师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关于“禅”的概念，并且提出了禅的实践。有概念，有实践。什么是禅？如何修禅？如何行禅？什么是不净观？什么是数息观？如何修不净观？如何修数息观？
凭着一本《安般守意经》，安世高大师立于禅修界不败的地位两千年，他给我们提供了“禅”这个概念，这个影响实在太大太大了。此后两千年，“禅”这个字影响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它作为一种精神修炼系统和一种精神境界，成为中国读书人一个永远的追求。
“禅”的概念一被介绍到中国来，就受到了极大的、广泛的关注。行禅的方法，我们说两个——数息观与不净观，它其中尤其是数息观，暗通着道家的身心修炼方式。
我在佛教哲学课中，实际仔细讲过不净观和数息观，可以去听。在文化领域中呢，最吸引人的命题，往往不是完全陌生的，而是带着熟悉的陌生，这就是“禅”为什么会引起我们极大关注的原因，对吧？
如果“禅”、“行禅”完全陌生，我们也没有兴趣；“行禅”完全熟悉，我们也没有兴趣。就是这种似乎熟悉又不熟悉，对吧？就像讲一门课一样，你完全不懂你不会听，你完全懂你也不会听，最好的就是你以为你懂，一听发现你不懂，半懂不懂，在文化中这叫“熟悉的陌生人”理论。“禅修”、“行禅”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它有些像道家。佛教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在中国流行，一直至今，禅修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的。
其实不光禅修有暗通道家的影子，在安世高大师所翻译的早期佛经中，他也经常地会使用道家的词汇来来翻译佛教术语，这种做法让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一种误解，以为中国早期的佛教受到道教严重的影响，我们说外国汉学家也受过这种误导，有一本书就是《道教的佛教徒》。
其实不是。安老师他只是借用了词汇，道教的词汇。而且他借用的词汇量在中国早期佛教、佛经翻译过程中它所占的比例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一丢丢...很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借词的情况，我们只要设身处地去一想就明白了。
在安世高大师翻译的时代里，你大量的词你完全不知道中文的意思，对吧？你说你咋办？所以一方面他要被迫地创造出大部分完全没有任何汉语词源的词，对吧？这个...完全不知道这个词哪儿来的，硬造。
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带有义理的，需要理解的那种词汇，你就不能硬造大家没有词源的词啊，你只能去借词，不得已而为之，否则你完全无法说明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因为这些重要的词，往往都是那种宗教性的或者哲学性的词汇，那我们只能向中国本土的宗教和哲学去借词、借概念，这就让我们产生了早期佛教深受道教影响的这种错误概念。
我们讲过翻译的流程，就是译经的流程，对吧？口授、传译、笔授、证义四个过程，我们猜测，啊，中间还有一个口解，对吧？口解这个东西加进来的最多。我们猜测，很多词很可能完全是早期译经者在翻译的时候即兴创造出来的，而且这种创造词汇的能力啊，非外国人不行，一定是外国人，诶，中国人造不了。
我教过外国人学汉语，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们本国人受语言习惯和思维定式的限制啊，
我们很难把两个那么组词，或者三个汉字那么组词，这种即兴的组词和造句的方式，反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汉语。
安世高他作为第一个译经者，译经运动的起点，我们就会多研究一些、研究地多一些，对吧？为什么？因为他是起点嘛。如果以他为起点，翻译方法、语言风格、所用的词汇.....它有很多个维度，我们就可以通过他设立一个关于译经家的坐标轴系统：他在原点上，横轴与纵轴，我们就可以把后世所有的译经家都放到这个坐标轴里头去看，我们不是说我们找到了一条研究道路嘛——通过研究译经和译经家，看佛教思想是如何进入中国文化的，他就是这个坐标系的原点，所以我们要介绍地多一些。
回看安世高，他最早翻译的经书，我们发现有几个奇怪而有趣的特点，四个，不是有几个，是有四个：
第一个特点，叫阅后即焚。
什么叫阅后即焚呢？在经书的翻译史上，尤其是佛经的翻译史上，有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中国翻译某本经书的日期往往成为印度原本存在日期的下限。这句话有点绕，什么叫做“中国翻译经书的日期往往成为印度原本的下限”呢？
简单说，我们翻译完这本经，这本经的原文你就找不着了，尴尬吧？佛教终结者。
这本经以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不知道。我们翻译完这本经，印度原本存在日期的下限——就没了，这而且不是一个少数情况啊，这在大藏经系统里是个大比例情况。
印度人他喜欢背诵经书啊，他不是我们写，他是背诵经书，他从背诵经书发展出来一套背诵法叫陀罗尼。这就发展了整个印度的密教系统，密教系统就是从背书来的。在构成《大藏经》的同时与《大藏经》并行还有一套叫《大藏咒》，就是这套背书结构。印度人不喜欢做文字记录，这可能跟他们没有纸，就没有发明纸有关，那没有纸当然就没有笔。
从印度被高僧口授传来的这个经书，往往一旦被我们通过汉文记录之后，我们就找不到它的梵文原本啊，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找不到第二个高僧会背。因此，我们很难猜测一本经书，有的时候啊，它在被翻译成中国佛经之前，它到底是有？它到底是没有？
当然也并非全部如此啊，有大量经典款的经书，我说的这是少量..你们不常听说的，经典款的《法华经》啊、《华严经》经典款的经书，不存在这个问题，翻译之前就有原本，翻译之后还能找到梵文原本，这一类在《大藏经》里头，呐，是比较重要的，虽然比例不高，但是它们都是比较重要的。
安世高翻译经的第二个特点....呐，第一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叫阅后即焚。它的第二特点叫做“古意盎然”。什么叫“古意盎然”呢？
佛经的翻译，它一旦翻译成中文，它就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体裁，对吧？因为它的这种翻译法，也是中文嘛，它就是一种外来因素，但是它这种体裁在文学风格上，严重偏离了我们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对吧？
一个简单的事情，外国人说中国话，你每年春晚看，你把外国人说中国话都当笑话看，对吧？都当相声看。
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它的这种译文呢，词不达意、语气不通，但是又显得古意盎然。大多数早期翻译的佛经啊，充满了这种我们中国人完全不会使用的句式结构或者句法。还有冒出来一些匪夷所思组合起来的词汇和短句，这种东西就会造成我们很大的理解障碍。
而且很多词汇是一种古代方言，主要是陕西方言，中间也有河南方言，这跟安世高学汉语的老师有关，也跟汉朝的这个都城有关，因为它一个就在陕西、一个就在河南嘛，所以人家那个陕西话和河南话相当于官话，相当于现在的北京话和上海话。
研究中国早期的佛经，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最早翻译佛经的，实际使用的是公元前后的陕西话，或者说中国北方口语。
即使翻译到这么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对吧？古意盎然。
安老师译经的第三个特点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什么特点？就翻译地这么词不达意，这么语句不通的，但是对他的历史评价是——极高。
如果用文学作品翻译标准看早期佛经啊，基本属于狗屁不通的，毫无疑问翻译质量是最差的。但是，最差的反而是所有佛经中评价——极高的。
原因呢，跟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个观念叫复古。就是凡是古的，一定是好的。什么叫人心不古？为啥？古代好，你不古，人心坏了，对吧？复古论是我们文化的一个传统，它的本质上是说“现在不如过去”，就是一种退步论。
不同的人，看法不同，我对文化持有进步论，我对复古论啊、退步论啊，都持强烈的批评。如果现在不如过去好，那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进步了？有的观点说，什么现代文明就是人类自己在走向毁灭，这个话就是放屁。
那你倒退回猴子你就不是自我毁灭啦？那到时候一个天花就让你们彻底毁灭干净。文明就是文明，人类就是要一阶一阶地走向更高级的文明，不存在现在不如过去好的事情。这又扯远了啊。
说的是安老师的翻译最差，但是评价最高这事儿。为什么？因为文化传统，我们不能片面地谈论好与坏，这是各自的观点，传统就是传统。
所以自道安大师以来，就把安世高及其学派的作品奉为圭臬，称之为翻译艺术的典范，此后历代中国佛教经学家、佛教佛经目录学家，看法无不如此，都是——啧！安老师翻译地太好了！
我其实很难理解他们的欣赏水平到底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标准上的。
但是呢，有两种可能性造就了他们这种对安世高佛经的评价心理。
第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对先祖啊、古人的一种崇拜，复古嘛，推而广之，就对佛教的原始典籍，那也是很古老年代来的，产生的崇拜。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不熟悉的这种语言表述方法和句法，它反而体现出某种古朴而神秘的力量，更加洞穿人心，使这些经书，它是经书啊，就具有更强的宗教神圣性。如果古人的欣赏格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就是古朴、迷人的宗教神圣性上的，那么安世高先生译经的第四个特点我们就非常好理解了。
他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含义悠远。早期的古译本、佛经古译本，都不是忠于原文翻译的，它的随机性很强。译经家在原文基础上经常自由发挥，对一些重点经句做特别的摘录或口解。
古代经文呢充满了模糊不清的概念，以及还没来得及标准化的术语。用模糊不清的术语来描述模糊不清的概念，恰巧又碰上了是我们中文，中文词汇它本身就具有扩展性的想象力，对吧？一个词它本身就自带想象力。
这三者组合起来，那就有一种魔力了，导致古佛经啊，含义极其悠远，想象和解释的空间极其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语言的边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人对概念想象的极限就是语言的边界”。就大到这个地步。
当译经学高度发展以后，就是我们拥有了同一本佛经的印度原本以及忠实的译文之后，其实我们仍然对这种古译经充满热情，为什么？因为它含混晦涩，但是又意义悠长，其中经常含有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力量。

113.难继者后-大乘宗师支娄迦谶

上一课，我们讲了安世高大师译经的四个特点：阅后即焚、古意盎然、历史评价极高、涵义悠远。他是第一个译经师，但并非是第一代里独自的译经师，第一代里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他的弟弟安玄，和他的弟子严佛调。
严佛调老师我们要专门讲一下，他也是一个起点性的人物。严佛调是我们明确已知的第一位中国籍僧人，中国沙门之祖，安徽人。因为河南和安徽是挨着的嘛，所以他很早就出家，来到河南，跟随安世高大师。
安玄和严佛调合作翻译了《法净经》，这本经一直流传至今，《法净经》跟安世高翻译的小乘经不同，《法净经》它在整体义理上是属于大乘佛教。
这一点证据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第一代译经家的时候，有小乘佛教也有大乘佛教，在公元二世纪，法雨西来初传的这个阶段，大、小乘佛教就是共存的。传入中国时间上没有先后顺序之分，同时传来。
安士高、安玄、严佛调，这三位大师，我们称为中国第一代译经家，在四百年以后的《出三藏记集》里头，他们被僧祐尊称为“难继者”。
这个名字我们要记住，难继者，他们的成就太大了，让我们这些后人难以继承。安世高大师他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独一无二的，称为“难继者”是当之无愧的。作为第一代译经家，安老师向中国人展现的是小乘佛教的世界。大乘佛教呢？那就要早期第二代译经家来展现。
在三位难继者之后，紧接着就是第二代译经家，接连有四位，全部是大乘佛教的大师。翻译了《道行般若经》的支娄迦谶、翻译了《维摩诘经》的支谦、翻译了《六度集经》的康僧会、翻译了《正法华经》的竺法护。
在安世高去世二十年之后，佛教早期译经家中另一位杰出的人物来到了洛阳，他叫支娄迦谶，我们一般简称他为支谶。关于他的身世记录非常少，可以从他的姓来判断，姓支，我们说有四大姓嘛：安、支、竹、昙，他姓支，说明他是一个来自月氏的僧人，就是来自贵霜帝国的大月氏僧人，啊，也可能是甘肃小月氏僧人，这点很难考证。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念月氏（yue zhi）。
早期佛教高僧，有几个人特别神秘：他们不知所来，不知所去。支娄迦谶就是其中的典型，因为他最后失踪了。我们能明确的，只有他来到中国的时间，他晚于安世高大师二十年，在公元168年来到洛阳，成为洛阳僧团的第二代领袖，在公元168年到188年之间，他主持洛阳僧团，也在中国渡过了二十年幸福的时光。我们说那时候中国就跟美国一样。
在研究支娄迦谶的时候，我们又一次要面对佛经目录学的问题。就是到底有多少经书是归于他的翻译？《道录》和《祐录》两本书提的版本不一样，那大藏的大藏录就不用看了啊，提的太多了。
《道录》提的是十二部，《祐录》提的是十四部，数差的不多，但是合并起来，能确定的经归到支娄迦谶名下的实际只有三部，这三部都是早期佛教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一部理论经、两部实践经。
大乘佛教理论的经是《道行般若经》，涉及到大乘佛教实践的经他翻译的是《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其中对后世大乘修行实践影响比较大的那本是《般舟三昧经》，大乘禅法、我们说大乘禅法十五讲，大乘禅法大部分都跟《般舟三昧经》这本经有联系。
另一本经：《首楞严三昧经》它在宋朝之前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宋以后没有什么影响，没落了。是《首楞严三昧经》，大家记住啊，《首楞严三昧经》跟我们常读的《首楞严经》是两本经，名字很像，我们常读的那个叫《大佛顶首楞严经》。
在三本经书，就这三本都是大乘佛教最基本的教典，在历史上它们曾经多次被重译，所以支娄迦谶老师被公认为是把大乘佛教引入中国的那个起点，这样我们就有两个起点了。安世高老师是小乘佛教引入中国的起点，支娄迦谶老师是大乘佛教引入中国的起点。
支娄迦谶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它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版，原经的梵文是一个从印度到中国流浪的僧人竺朔佛带来的节选本。《道行般若经》就是《般若经》这个大体系......六百卷，这个大佛系的一个节选，但即使是节选，大乘佛教的根本思想——“实相无相，诸法性空”也就此在中国发端了。
《道行经》的译出，它标志着大乘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开始，这一开始就非同小可了，佛教思想在公元200年到公元300年之间，这是个萌芽阶段，开始向中国文化的各个阶层渗透，它的武器就是大乘佛教，主要的思想武器不是最早安世高老师带来的小乘经典，而是支娄迦谶老师提供的这本大乘经典。换言之，佛教思想第一次被中国知识阶层、中国知识分子、士人们所思考所接受，就是大乘思想。
《道行般若经》向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大乘的核心思想：四个字“诸法性空”。
“性空”这两个字啊，就一下戳中了士大夫阶层的那个敏感点。性空，太有口感了，谈论“一切皆空”这个命题瞬间就在士人阶层风行起来。
人呢，他最爱对什么事发表意见？他就爱对自己觉得自己懂的事发表意见，我们前面说过这叫什么？熟悉的陌生人理论。
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跟当时中国文化圈子兴起的那个玄学一拍即合，当时我们中国文化圈在讨论什么呢？在讨论玄而又玄，诶，你佛教就传来一个诸法性空。
佛家讲，因缘；在历史上讲这叫文化的巧合。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传进来，一下就和中国士人阶层谈的“玄而又玄”合拍了，瞬间就对我们中国士人阶层产生了亲和力和吸引力。
此前，佛教传入是由安世高带来的的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在佛教早期被称为禅数学，我们说它主要对知识分子吸引的是行禅，是数息观，所以我们管它叫禅数学。
小乘佛教虽然在佛教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传入中国很久以来影响力只局限于僧团的内部。中国知识分子对小乘佛教感兴趣的部分主要是禅数学，集中在禅修上面。
我们对禅修的理解呢，有点像佛教瑜伽当作道家的吐纳术啊、引导术，相类似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手段。最初，在中国形成一个思想性的，佛教信仰的阶层，就是在思想上产生了佛教信仰的阶层，叫士人佛教，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乘佛教“一切皆空”的教理和士人中清谈玄学的潮流，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共振，它最终促成了中国士人佛教的形成，这是它们的文化理由。
支娄迦谶来中国的时间不太好，因为历史马上就要走到汉朝的覆灭了，汉帝国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了逐渐分裂的状况。
到公元184年，黄巾大起义爆发了，对吧？你道教指导黄巾大起义就爆发了，帝国崩溃。四年后公元188年支娄迦谶不知所踪、失踪了！就一代大师可能就死于战乱了。

114.帝国崩溃-中国南方的兴起

上一课最后讲公元184年由道教思想指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四年后，支娄迦谶不知所踪。
三国割据的时代开始了，北方战乱掀起，北方大量的世族就奔向了南方，洛阳僧团随之瓦解，士人、僧人各个阶层的流亡者就逐渐汇集到了南方一个新兴的城市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
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率先称帝了，次年刘备在成都称汉帝，10年后，公元229年，孙权将都城从湖北的武昌迁到了江苏的建业，自立为吴帝，三国的格局就正式开始啦。
吴国在早期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是轻视了，因为它标志着中国南方开始全面的汉化，啊，今天那很发达啦，但以前那里是蛮荒之地，散居着南蛮，有大量绵延的土地而且还没有开发、没有开发成耕地。
而北方的魏国所占据的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我们说的中国是北方，它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相连，形成商路。这样，吴国建立之后它只能被迫地向南方和沿海发展，打通通向越南啊、日本啊、柬埔寨啊、印尼啊这些海陆。
吴国的首都建业，它经过五十年时间的积累，奠定了南京这座城市的未来一直到今天。积累了作为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的物质与文化基础，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南部与海外连接的那个政治与文化中心。
建业对外海陆的建立，成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另一条道路，为佛教传入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建业海路，所谓的“南传佛教”。
支娄迦谶有一位重要的合作者，吴国译经家康僧会他就是南传而来，其它翻译家来华的路，都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北方，而康僧会则是沿着海路来的。
他是交趾人，啊，就是越南河内人啊，从越南出发走海路，经过海南岛，沿着中国的海岸线，一路往上抵达广州的番(fan)禺，还是叫番(pan)禺,登陆了。然后休整之后再次出海，沿海岸线北上，进入长江口，抵达南京，这就是海路。
佛教初传这样就有两条路了，一南一北：北方是陆路、南方是海路；北方叫丝绸之路、南方叫建业海路。
前课我们讲过洛阳僧团和彭城僧团，佛教传入中国形成僧团，它是以贸易的集散地为落脚点的，就是哪个地儿是商贸城哪个地儿落脚出现僧团。
依此原理，我们可以根据佛教南传的路径，确定在公元二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那肯定就是南传途中的两个登录点：一个是南海，啊，就是今天的广州番禺；一个是建业，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因为康僧会就是顺这条路来的嘛，他在这登陆一下，然后又进来......根据这个推论，我们其实也可以在中国史籍中找到这个证明。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汉帝国崩溃、群雄混战、三国割据，整个中国就陷入了一种巨大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里，而它必然引起的是什么呢？就是思想领域的剧烈运动。为什么？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的基本命题：社会的存在决定意识。既然中国社会陷入了巨大的动荡和变革，那引起思想界的剧烈运动也是必然的。
社会存在的形式发生了转变就决定了思想意识的转变。同时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思想意识的转变又反作用于社会的存在。呐，意识形态的转变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的转变往往意味着未来政治格局和政治方式的转变和可能。
从汉朝开始，中国历代王朝奉行的是一种叫外儒内法的官方哲学，这套哲学是包含着法家思想的儒家学说。就是外面穿的是儒家的衣服，里面是法家的内核，表面上儒家提供的是一套调整社会里人和人关系的模式。
但其实内在，中国文化的这套外儒内法是要构造一套“家国同构”的模型，家与国是同构的。法家思想是一种层层对下的思想，法旨择下不择上。
它就包裹在儒家的道德中，宣扬一套老百姓和统治者应该如何和谐相处的标准规范，这个规范简单说就是两个字：忠与孝，儒家一般称之为道德，什么是道德？忠与孝。
儒家经典就上升成为了圣人的学说，圣人的学说那就不能变了，对吧？孔子所说那就是万世不疑的经典。《论语·里仁》里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一以贯之，那就作为圣人的微言大义了。一以贯之什么意思？文化大一统的起点“一以贯之”。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吸收阴阳家学说，儒家就发展出了一套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中国大一统文化这种思想由此照造。
这是谜一样的大一统文化观，儒家希望以一套宇宙观、一套学说统摄和解说数目惊人的庞大分支，将所有世间的现象，包括它们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关系都归于“一”。
佛教思想发展到了华严宗之后，也走上了这条路，即“一即一切”。中国文化和佛教思想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抱着“以一生一切，以一贯通一切”的执念。
两千年的时间，大一统就成为了中国的文化基因，渗透到了中国人观念的每个角落里，就到今天，大家还是这种习惯，认为一套学说是不是可以解释通所有的问题，其实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历代理论家都同意将儒家的这种规范作为政府唯一的行为规范，三皇五帝的上古时代成为了追忆。一提就是三皇五帝，被认为是“礼”的黄金年代，就是一切都是在“礼”的指导下，要严格遵守社会的礼仪与义务，强调社会基础的家庭责任，为什么要强调社会基础的家庭责任呢？因为儒家社会是家国同构的。
家国同构那依靠的，父亲对儿子，对吧？那就是依靠德政而不是依靠刑法来管理这个社会。总之，听着都是挺好的，但是它一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复古论。因为三皇五帝成为了追忆吗？复古就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不灭的幽灵，时不时地要发作，它的副作用，复古论的副作用就是退步论。
公元二世纪的下半叶，汉王朝风雨飘摇，帝国行将崩溃，儒家学说就失去了它先前的崇高威望。汉朝的最终崩溃就加速了儒家学说的倒台。政权决定意识形态。
随着中央政府的崩溃，原先那些与中央政府共命运的人，执掌政权、执掌行政的士人阶层他们的地位也随之崩溃了，这就叫政权决定意识形态。
这个链条上有三个环节：政府、行使政府权力的士人、儒家意识形态。政府的崩溃导致了士人阶层的崩溃，进而导致了支撑这种政府意识形态的崩溃。
很难说这种崩溃是从链条的哪一环传向哪一环的，也许相反，先是儒家意识形态崩溃了，然后导致政府崩溃，进而导致行使政权的士人阶层崩溃。
又或者，是执政者——士人阶层的腐败导致了崩溃，进而使意识形态崩溃，进而使政权崩溃。
总之，政权、执政者、意识形态，这三者互为因果，此后在回忆帝国崩溃的教训的时候，专制者提出“控制意识形态”是稳定的第一因素。

115.新儒家-玄学的存在与虚无

上一课，我们最后讲汉帝国的崩溃导致支撑政府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的崩溃。大乘佛教到来的时候，儒家学说正在遭到全面的唾弃，崩溃后的士大夫阶层充满了失望和沮丧，他们正在寻找其他的路径和方式，企图来重建这个社会的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各种思想学派就在这一时间段迅速的恢复了，法家、墨家、道家、形名家、阴阳家，各种学说重新兴起，预示着又一个文化的黄金年代即将到来，这是一种知识阶层的自救行动，努力在寻求一种新的理论，替代已经失败了的意识形态，替代已经失败了的儒家理论来调整社会与人之间的关系。
北方的曹魏政权选择的是法家学说，依据法家重建社会的秩序。法家学说主张的是什么？论功行赏、按才选士、不问门阀，不问出身，咱们就看考试成绩。
公元260年门阀大世族司马家夺取了政权，曹魏的法家政策就宣告失败了，儒家意识形态再一次回到了历史的舞台里，司马氏恢复了自汉朝以来的传统，宣扬的仍然是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的道德、礼仪，但是此时的司马家所恢复的儒家已非汉代的儒家思想了。
这个阶段的儒家学说，我们一般称之为新儒家。汉代的儒家学说实际是一套类宗教的学说，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儒家学说是不一样的。它是在神学观指导下的儒家伦理观，其中有一大部分，比如谶纬学这一系列的都是神学观。我们今天文化所谓的反动迷信，比如占卜啊、奇门遁甲呀、算卦呀、预言呀，这实际都是汉儒家学说，汉儒家是一种旧儒家，带着神学的。
司马氏恢复的新儒家，它的文化内核里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玄学”的新的文化动向，这种趋势跟当时兴起的道家学说有关，儒家传统伦理崩溃之后，在重建的过程里，百家再次争鸣。
新兴的道家伦理观对士人阶层产生的吸引力，道家主张什么？主张没有法律和限制性的伦理，自由，道家相对的观念是比较自由的。
但是它这种自由，理想是回到原始社会中去，通过放任天性，放任天性与自然名合。这种与自然名合就是道家角度的天人合一，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道家的个人终极目标，是逍遥。
玄学就被引入儒家，道家思想引入了儒家就形成了玄学，基础还是儒家的路线，以儒家的《易经》哲学借用早期的道家思想，对《老子》和《庄子》中的观念，做了一次全面的重新阐述。
玄学就将作为新朝的意识形态支撑，它有三部奠基作品：王弼的《易经注》、《老子注》、以及后期向秀和郭象写的《庄子注》。就是《易经注》、《老子注》、《庄子注》。
用道家思想重视儒家经典，把道家思想引进儒家文化产生了这个时代中国士人阶层，或者说中国知识界的主导思想——玄学。两大派：有派和贵无派、崇有派和贵无派。
后期我们总有很多人搞不清楚《易经》这本书到底是儒家经典还是道家经典？起因就是玄学，因为此前《易经》是一本纯粹的儒家经典，当玄学兴起以后，就是道家思想进入了儒家思想形成新儒家的时候，《易经》就变成了道家经典，就它既是儒家经典也是道家经典。
按我们唯物主义哲学的分类体系看，玄学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有钱、有闲士大夫阶层的消遣，带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和诡辩性，它属于叫精致的文人哲学。
这种哲学，玄学的兴趣已经从日常的具体事务中抽离出来，转向了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讨论的都是纯粹形而上的问题，比如有与无之间的关系，性与灵之间的关系。
这...这个哲学一讨论到有与无，什么叫有？存在，一讨论到存在。这种话就没法听了。圣人是有情还是无情？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呐......讨论的都是这一类的问题，这种问题最后已经都推到了维特根斯坦。
总之，玄学的讨论已经触及了中国早期的知识论与本体论性质的讨论，在玄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叫做谈虚无。谈虚无跟谈存在一样，这两个概念是杀知识分子的利器啊，不光是我们中国读书人，只要是读书人，都讨论，热衷于此，一个文人他就肯定爱讨论这个事。
中国士人讨论“存在与虚无”这个问题要造萨特两千年，不要小看这个针对虚无的讨论，针对虚无的讨论对中国知识界接受佛教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性！
在佛教教理中谈虚无这个事儿是谁的专长呢？当属大乘佛教。虚无的极致是什么？大乘佛教的诸法性空。小乘也谈空，小乘佛教的空叫“人无我”，虚无的不彻底。
大乘佛教的虚无诸法性空那才是真正的毕竟空、空破空、空到没有空。支娄迦谶所翻译《道行般若(经)》是大乘空理论的起点，大乘译经师的路还很长，还要走下去，我们讲第二代四大译经家：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他们都是早期大乘佛教的代表人物。
其中有两位居住在南方新兴的吴国，一位是月氏的优婆塞支谦，一位是康衢的僧人康僧会。这就奠定了中国南方佛学的一个基础方向，你看四大大乘译经家有两个在吴国，那就奠定了南方佛学的这个方向，就是大乘佛教。
支谦和康僧会，他们祖籍都是外籍，你听这个姓，姓支、姓康，对吧？祖籍是外籍，你看，但实际上呢他们都生于中国，从小接受的就是中国文化教育，实际上就是生于本地的少数民族。
这两个人的性质还不太一样，支谦是一位纯粹的译经家，而康僧会他主要的工作是传教士，译经家是他的副业。
吴国的这两位大师，就第二代的啊，与大乘佛教的先驱，我们说起点支娄迦谶大师有巨大的不同。支娄迦谶月氏人，是一个纯粹的外国人，他在文化上孤立无援，他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路口，对吧？汉帝国行将崩溃了。
文化、社会环境，双重的孤独，孤独double。一个胡人传教者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头，他努力想去向别人阐述一种别人前所未见的学说与教义，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支谦和康僧会的条件那就比他们好多了，我们说他们是第三代生于中国的少数民族嘛，汉化了的中国文人，我们先说支谦。
支谦，又叫支越，字恭明......你看这就是中国人啦，他有字啦，字恭明：支越，字恭明。他跟第一代的，就是第二个译经家支娄迦谶是有关系的，都姓支嘛，相当于他的孙子辈。
支谦的爷爷跟支娄迦谶，他倆人是哥们儿，他们是同一批来到洛阳的月氏人，支娄迦谶收了一个弟子，叫支亮，这个支亮就是支谦的亲叔叔。支谦受到叔叔支亮的影响，成为了优婆塞，优婆塞就是接受了三皈依的在家居士。这样早期两位大乘先师的关系，那就清楚了，对吧？
支谦很小就体现出他的语言天才，在《出三藏记集》中说，“谦少有大才，十二岁 书”，十二岁就能看外国书，据说他精通六门语言。

116.萨云若-译经用字原理

上一课我们最后讲了支谦，他跟第一代大乘先师支娄迦谶之间的关系。支谦少有大才，十二岁即通六门外语。从学术脉络上看，支谦他相当于支娄迦谶的法孙，继承的是支娄迦谶在洛阳所传的大乘佛教一脉。
南北大战开始以后，他就先去了南方，到了武昌，因为吴国最早的首都是武昌，公元229年，他又随着吴政权的迁都来到了建业，就是南京。
在南京时期他开始了大量地翻译佛典，从公元220年到公元250年这30年间，就是孙权在位期间，支谦翻译了数量可观的经典。因为支谦他的身份是居士——我们说优婆塞，他不是出家人，所以他的工作只能是翻译佛经，只能是译经家，而不能传教。
可以译经不可以传教、居士可以弘法不能传教、可以写论不能讲经，弘法和传教是两回事，这是历来的规矩。
老有同学说：“吴老师给我们讲讲经。”我统一答复，正好讲到这，统一答复大家，白衣不讲经，不是出家人，讲经是不合规矩的。支谦老师跟我一样，他比较懂规矩，不该干的事情就不干。他的主要工作是译经，实际上在公元三世纪，支谦是中国南方唯一的一个重要的译经家。
早期译经的好坏呢，完全看译经家的个人修养，面对佛教中大量汉语没有的新词汇，译经者比如安世高大师那就要做即兴式的发挥。
文学水平好，这个经译地就好，词发挥地好。烂，你就没有办法。呐，支谦就是早一代里个人文学修养最好的译经家，因为支谦他是接受了中文教育的三代外国人，译经家，就是少数民族。
中国文人开始接触佛经之后，包括支谦啊，支谦算中国人，你别看他姓支，他算中国人。
中国文人开始接触佛经以后，那对佛经的要求就高啦，我们民族对文字美是有要求的，而且这是佛经，它不是一般的书，你不光要美，你还得准，对吧？你不能光美，美着美着不准了，佛经有特别性的准确要求，顾着句子顺、顾着句子美，意思给你走没了，那这不行。
这些要求就迫使译经家不得不面对佛经翻译中一些译音的问题，比如佛经里有一个词，这个词汉语里没有，意思比对里我也找不到对应的词，那安世高就是找一个词给你借上。我找不到这个对应词，或者说找不到不贴切的对应词，就是意思有个大概，但是它不贴切，这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硬译。什么叫硬译，就是直接用汉字注音的方式把这个字给拼出来，来表示印度的专有名称或佛教术语。
汉字它是象形文字，它不是拼音书写系统，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讲它其实非常不适合翻译佛经，藏文就适合。汉字是自带词意联想的，它每个字有独立的意思和指示范畴，就每一个字都能引起你很大的遐想空间。
应用汉字在佛经里头如果不加以区别，就这个字日常我们也用，佛经我们也用，那你就会把我们日常的意思不自觉地带到佛经的理解中去，会引起歧义和乱义，那坏处是很大的。
因此，用汉字去拼写佛经中这些没有的词汇，用于佛经的翻译，用于佛经的译音注音，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就成为了一个问题。译经家就建立起一套便于在翻译音译时使用的有限符号，这种符号不是字母，而是一整套汉字符号。我们现在经常在佛经里看到一些字，比如阿弥陀佛的阿、摩诃萨、揭谛、萨云若，包括“般若”这个词，这一类的实际都是早期译经家建立起来的那套汉字符号系统。
选用这些汉字来标注佛经里的译音，它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这个单字它最好就没有含义，对吧？比如“般若”两个字，你单取一个字，什么含义？啊......揭谛你两个字，你、你解释一下，最好没有含义，或者说它含义很少。
第二它必须很少出现在规范的书面汉语里，就我们日常规范的书面汉语经常用这个词，对吧？比如“摩诃萨”，你说你正常的汉语的里头，你什么时候可能用这三个字？
第三在表音的时候这个字不容易混淆，所以他选的这些字都挺奇怪的，不容易混淆。比如摩诃萨埵，这种常见的佛经单字都是，“般若”这些词也是。
早期译经家使用这种汉字标识音译系统它有这三个原则选字之后，就使佛经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高深感，高深莫测。
其实呢，我们初一学英语的时候也经常这样，它就跟我们标识三克油，爱老虎油其实没什么区别。
这个系统神奇不神奇？很神奇。但这么神奇的汉字符号系统它肯定不是外国人想出来的。那个时代，我们中国就是世界文明的高地，其他地方我们统称为蛮夷，对嘛？他们怎么可能想出来，这套神奇的系统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并且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我们已经广泛地使用了这套汉字音译标识系统。
诶，奇怪吧？问题来了，我们佛经翻译有需求使用它还说的过去，为什么在有佛经翻译需求之前我们自己已经发明了这套汉字音译标识系统呢？
因为汉武帝，汉武帝时代是中国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地理大发现的需要。
西汉，从汉武帝开始中国采取了扩张型的国策，击匈奴、破南越、东进朝鲜、西取大宛，恩服了整个东亚，开辟了西南夷，你想想这征服的地方有多广。打通丝绸之路，我皇帝的威名远播中亚，秦皇汉武不是白叫的，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地步。
为了记录皇帝在西域的文治武功，呐，征服了那么多地方对吧？那《汉书》、《后汉书》你得记录下来呀，你就要凭空记录很多外国的地名，那这地名就不好写咯。
在两部书里头都有《西域传》，《汉书》和《后汉书》的《西域传》涉及到二百多个叫着非常不顺嘴的地名。为了记录这些地名，中国史家就发明了这套音译汉字标识符号系统。这些特殊的字，是我们中国人选出来的，并且几乎全部被用于翻译佛经的音译系统，它们都采用了。
从佛教的因缘观角度讲，就佛家讲这个世界都是因缘，有因有果。世界一切都是因果的必然，我们经常说历史有偶然也有必然，其实不是，从佛家的因缘观讲，这个历史没有偶然，都是必然，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佛教译经采用这套音译系统的因缘，就是这种文化的必然。
我们中国史家发明这套系统之初，对吧？一是有需求，第二它是属于一个很前卫的、很稀奇的文化创造，怎么它就会被刚刚到来的佛教所借用呢？这就叫一环扣一环的因缘。
汉朝的时候，僧人的管理机构叫鸿胪寺。我们现在的庙都叫什么寺，啊，少林寺啊、东林寺，什么寺什么寺，这个“寺”字怎么来的呢？这个“寺”字就是从当年汉朝僧人的管理机构鸿胪寺这个“寺”字来的。
鸿胪寺实际是汉朝的外交部，这些僧人都是外国僧人：番僧、胡僧，所以他们属于外宾，来了之后呢就由外交部处理，最早住在哪呢？就住在鸿胪寺礼宾司，诶，礼宾司管，归外交部管。
把僧人从外交部挪到国家宗教管理局、设立僧官、建立专门的僧人管理机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那是隋唐以后的事，对吧？隋唐以后有专门的这个相当于宗教管理局这样的单位了，此前和外来僧人打交道，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外交事务。
外交部日常处理行政工作，打交道都是外国人，涉及到外国的地名，用的是外语，所以它必然养着一批翻译人员，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必然要发明和规范一套汉语音译系统，主要...主要为了干什么呢？为了向皇帝上奏用。
比如翻译一下外国使臣递交的国书，对吧？你...好多地名。翻译一下皇上的圣旨，皇上经常下一些圣旨给这些蛮夷，把这些圣旨翻译给这些蛮夷，对吧？
外交部的人员和外来的僧人他们住在一块，都住在鸿胪寺，那这套技巧就传给了最早来华的僧人，而且最初的译经工作转为中文，我们讲有四个步骤，对吧？
口授、传译、笔授、证义。
第二步叫传译，传译是什么？就是专业翻译，这个工作最早谁来做？这个工作最早可能聘请的就是礼宾司的文员，就是鸿胪寺的工作人员，懂了吧？因此，佛经翻译中使用的这些奇怪的中国汉字，这套汉语音译标识系统，就是这么从中国文化里到的佛教里。

117.支谦-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上一课我们讲了汉字的音译符号系统是怎样被引入佛经的翻译工作的。
到了支谦翻译《法句经》的时代，早期译经家就都发现了在佛经翻译过程中，它存在一些固有的基本困难。
要么，你就是忠实原文地去翻译，准确地翻译，后果是什么呢——安世高大师：不像人话、不忍卒睹、不忍卒听。
要么，就是牺牲准确性，追求行文的优雅流畅，塑造一种适合我们中国人理解的文字效果，后果是：可能跟佛经的原意相去深远。
《道德经》里不是说嘛：“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白话翻译过来就是说，翻译地好听了它就不准，翻译地准了它就不好听。用我们现在的概念讲，就是佛经的翻译它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
内容的准确性和形式的优美，二者很难同时达到，只能是一种妥协。比如，支谦翻译的《法句经》，“法句”，顾名思义，佛祖的法句，佛祖的话才叫法句嘛。
《法句经》是一本普及佛教基础教理的名言集，里头有五百个从佛经里摘录出来的偈语组成的，有点像格言集。现存的《法句经》呢，跟巴利文的原本大致是一致的，说明在佛教初传时期，南、北传的经典一致性还是很强的。早期经，原本是二十六品，新本是三十三品。
但《法句经》在支谦之前实际被翻译过两次了，市场反响很差，就没传开。支谦在建业又把《法句经》翻译了一遍，这回文句优雅了、义理通达了，但稍有偏差，但是该经，才得此因以流行。
《法句经》就是为了传播内容迁就形式的一个典型。这本书自支谦翻译之后一直是中国最通行的佛典。
支谦是职业译经家，他翻译了多少本经呢？在《道录》里头收了三十部，在《祐录》里头收了三十六部。其中有二十三部入藏，流传至今，基本上都属于大乘经，有好几本经是属于被支谦首次翻译成汉文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阿弥陀经》、《维摩诘经》、《了本生死经》。
《阿弥陀经》，就是《小无量寿经》啊，它是净土教的基础经典，净土三经之一。支谦的翻译，《阿弥陀经》可以算作净土学说在中国流传的起点，就是我们可以追溯净土学说来中国最早的点，就是支谦翻译的这本书。
但是经书有了，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净土信仰的信众。支谦还翻译了大乘教的、中观派的，就《维摩诘经》、《了本生死经》、《大明度无极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维摩诘经》。
《维摩诘经》是中国最受尊崇的经典，从公元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这四百年中它是最流行的，它曾经被七次翻译成汉语。我们今天用的《维摩诘经》是鸠摩罗什翻译的，然后它的文字是由僧肇润色的。
但是，鸠摩罗什翻译的这本《维摩诘经》，其实他绝大部分，直接抄的，直接引用的支谦翻译的原文，可见支谦超高的文学造诣。
《维摩诘经》它自身就具有超高的文学性啊，它是一个故事，有场景转场景的故事，它本身又蕴含着很深邃的哲理，这个我们在后面会重点讲到这本经。
在佛教经典中，《维摩诘经》一直是最吸引有文化的士大夫的一本经，在唐朝之前，它最流行，影响力超过《金刚经》。
支谦他还翻译了一本当时不出名，后来很出名的经。他翻译了在佛教理论第二次转型期中最重要的著作，涉及到佛性论的《大般泥洹经》，两卷。但是当时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三百年之后，北梁昙无谶翻译了《大般涅槃经》，支谦的早期译本才被想起来。
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很流行的、宣教类的经书，比如《法句经》、《佛医经》、《瑞应本起经》。
最后，因为他的文学造诣很高嘛，他对以前翻译的一些经做了中文的润色，最著名的就是《四十二章经》和《道行般若经》。我们说那个《道行经》最开始翻译的没有法看啊，经他润色之后，它就在中国南方流行起来了。
总之，支谦老师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职业译经家。他的人生结局，跟他的叔爷爷——支娄迦谶是类似的，从公元241年开始，支谦就隐居在江苏吴县的一个穹窿山，此后没有记录了，我们一无所知。
在战乱年代，很多人最后都是不知所踪。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到公元247年，大乘佛教早期四大译经师中的下一位——康僧会来到建业的时候，支谦应该已经去世了。
康僧会，康居僧人。我们说早期四大译经家：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竺法护，他是第三位。
康居僧人，他的名字要这么断，康僧会——康僧，名：会。生于帝国的最南端，交州的首府交趾，交州就是今天的越南，交趾就是今天的河内。
他是康居僧人，康居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阿富汗，新疆北疆到阿富汗这一块，中间这块地带叫做康居。康居在中国史书上有记录的，跟中国史关系很大——“康居去长安万二千里，西域大国”，在西汉的时候呢，它分别被大月氏和匈奴征服过。到了东汉，它独立了，成为一个西域大国，人口广大，从新疆北境一直到中亚。在中亚地区当时有三个国家形成三足鼎立，跟大陆一样，就后来的大陆三国一样，它是月氏、康居和安息。
康居这个国家是很有眼色的，因为它挨中国也近，没有眼色就被灭了嘛。到了晋朝，他们对中国十分...就还是十分地归顺，不光汉朝，一直到唐朝，中国史书里把它称为康国。所以叫：康僧，会。
康僧会家在新疆北部，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生）在交州，就是跑到越南去呢？因为他们家是商人，古代贸易实际是很发达的，比我们想的要发达，他们家世代居于印度，然后在做对中国的贸易。
到他父亲那一代，就改居河内了，改居河内之后呢就开始做中国南方贸易，原来是走北路，走北方贸易。
越南，那个时候中国和越南之间的贸易啊，在中国属于内贸，它不是外贸，为什么？因为越南它自古就是我们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交趾那是我们中国南方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
在汉帝国行将崩溃的最后几十年里，那，比较机敏的人就先动手了，先跑了。大量的中国文人、富人、官员就开始往南逃了。不是说到最后打了仗才跑，那个鼻子灵的人早就开始动了，早就开始移民了。
逃难这件事呢，也看胆子——
胆子大的人，他逃不远他就停了，比如到南京那就算一站了。
那再南一点，就逃到福州、逃到广州，也就打住了。
那胆子更小的呢，那您就得继续往南逃。
最南的这拨，就逃到了交趾，No.1...哇，逃那么远。到交趾那个地方，那肯定就是个和平地区了，因为那个地方实在太偏了。
按我们中国的地理角度看，那叫南蛮之南、啊，南蛮之南——太南。最终，因为中国人的到来，促成了越南这一地区的发达。
从公元100年以后，越南地区，中国的文化影响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到近代。交州的太守那也是由我们中国任命的，他直接由吴国中央任命。
康僧会，他的父亲，世代是从印度到中国做生意，到他父亲的时候，就从越南开始做中国内贸，但是并不顺利、家贫、父母早亡，移居过去不久，父母就都死了。
所以康僧会在幼年时期就成为了孤儿，被当地的出家人收养了，直接出家了。

@法治第一 2021-10-10 17:03:33
除了原始佛教，其余的所谓“大乘佛教，密教”不是佛教思想。部派佛教接近佛教，误差很大。思想史就是蜕变史。
-----------------------------
其实，佛教作为一个发展了2500年，几乎半部人类文明史的宗教，我认为它有变化是很正常的。难道我们指望它一直不变吗，这个世界，变才是永恒，原教旨主义其实是蛮可怕的。
另一方面，今天，在东南亚（除了越南）和我们国家的西南地区，虽然我们一般认为是原始佛教，或者说上座部佛教，但其实它们的佛教是一种混合了原始佛教和印度教的东西，更别说柬埔寨，尤其吴哥窟这一个地方，基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其实是全球最大的）印度教寺庙建筑群。
所以说，即便这些现在以原始佛教自居的，也不见得还是佛陀在世或者那些先贤所在时代的那个样子。

@yxw5ds改 2021-09-02 09:13:00
好帖人少。
看了B站一个up做的佛教史的视频，其中提道佛经最初是巴利文写的，后因在印度的传播需要译成了梵文或者干脆就用梵文书写，最后被印度教抢夺了解释权而逐渐消亡，后面的密宗流于怪力乱神（非贬义，想不到更合适的词汇）被更精通念咒瑜伽的印度教婆罗门教所取代。
中国也有幸有儒道学说的根基，本就有出世超脱的情怀，与释家涅槃清净的思想所契合，所以才有后面佛教到了“中国才有大成的气象”的说法。说不......
-----------------------------
@场边的闲人 2021-10-17 21:24:26
看上去是一个系列，具有学习价值。顶一个！顺便问一下前面还有很多是发在哪儿的呢？
-----------------------------
这个地儿，不然提一些其他的平台，希望我用相对隐晦的语言，能让你们找到。
VX，搜 闲者知无涯 或者 一灯能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