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中级法院的庭审时，被告汪海一直盯着原告柳胜，眼里带着刀子。柳胜目光游移，躲避着锋芒。这是双方第二次法庭见了。

广州市的柳胜是做苹果生意的，他和产地某市瓦县的汪海合作多年了，这一年按照惯例与汪海口头商定了交易，准备购买价值百万元的苹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是一笔很大的生意。因为有交情、有钱赚，又为了造成事实，再加上还有一些扯不清楚的烂账，汪海决定提前下手，早早就从果农手里赊购。

两人原本只是谈了一个大概，汪海过于着急了，不久苹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都发生了变化，双方产生严重分歧。面临着怎么做双方都要赔本赚吆喝的局面，柳胜干脆撕破脸皮不买了。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汪海的苹果已经入库，柳先生又不肯接收，双方没有正式合同。面对着每天不断摊高的成本，急火攻心的汪海一咬牙一跺脚把苹果卖给了广东的另一个客户，自然吃了大亏。

汪海不是吃素的，岂能咽下这口闷气。他有一个弟弟是军界有点头脸的人物，就让他弟弟想个办法，既能挽回损失，又能出气。于是他弟弟动用了转业到“政法口”的战友，经高人指点，把柳胜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由于柳胜违约，造成了果农重大损失，破坏了地方经济，为了社会稳定，请法院明断。由于朝里有人，在证据并不完整的情况下居然打赢了官司。柳胜面临赔付100万元的无妄之灾。但在那个法律意识淡薄的年代，他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既没有上诉，也不去理会，躲在广州看看“北方佬”能拿我怎么办！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北方佬”到广州直接拎着脖领子把柳胜押到了某市，在一阵威逼后达成了一份还款协议，必须在在限定的时间内还款。料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把他放了回去筹款。

虽然柳胜惊魂未定，但也明白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道理。他知道唯一的办法也是“找人”。所谓找人就是找有能力的人解危，不找人就擎等着死吧。他找到了一个在这个城市做生意的香港朋友，这个香港朋友又找到了我，我就这样粉墨登场了。

我一介医生，无权无职，怎么办呢？只好继续扩大着“找人”的范围，朋友托朋友，当时社会的生态怪圈就是这样。好在我的朋友挺给力，黑白两道通吃，一场好戏拉开序幕。

因为败诉，判决已经生效，经过圈子里的人分析研究，柳胜即刻另案起诉了汪海，这就是本文开头提起的“第二次法庭见”。有人好办事，在极短的时间就开庭了。柳胜拿出仓储、车皮、买家等证据表明苹果被甲方发到别的客户那里卖了，并拿出与汪海多年的烂账凑数。（这些烂账在第一次官司中也是被海先生否认的）。此行为已经造成了柳胜货物损失和各种费用一百多万，如果胜诉，不仅可以抵消前案的金额，还有富余。有朋友相助，证据也有利，柳胜心情就放松下来。

当庭未判决，各自回家听信儿。就在这当儿，一件蹊跷的事情发生了，走出法院的柳先生神秘失踪了。

这可急坏了柳胜的“朋友圈”，柳胜的家人更是火上房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人间蒸发一般。朋友黑白两道撒开了网，网了一个星期也没有音讯，最后还是黑道得力，有个“混混儿”来电话说，柳先生关押在铁路检察院，今晚九点放人。

朋友突然想起来在开庭的那一天，后排几个上衣着便服，裤子是黄色检察服的人，别人坐着，他们站着，在观察着什么，当时就觉得有点奇怪，有意无意地记住了那几个人的模样。

铁路检察院是独立的系统，难怪查无此人。当年铁路货运十分紧张，因为柳胜经常和“车皮”打交道，可能涉及到人情往来，汪海的弟弟神通广大，从这个奇特的角度下手，通过战友以行贿罪的嫌疑把他拿下了。受贿人无事，行贿人锒铛入狱，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毕竟这只是可以抓人的借口，目的还是恫吓要钱。

晚上九点前我随着朋友来到铁路检察院的门口，准备接一下柳先生，没成想扑了个空。通过内线知道了他们去了市检察院招待所，刚走不久。“他们”？——应该好几个人。这是放人了还是没放人？放人了为何好几个人去招待所？事不宜迟，我们立刻上车直奔招待所。朋友电召了“社会人”前来帮忙，一辆出租车上挤了六个，都带了“家伙儿式”。司机吓得不轻，又不敢不拉。我一看这阵式有点要失控的意思，可是事到如此，已经由不得我了。

途径斯大林广场，眼尖的朋友看见两个路人，其中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是开庭那天站在后排上穿黄裤子的人。大家跳下车呼啦一下围住了黄裤子，大喊着：“把人交出来！”未等他开言上去就给了他几个嘴巴，拿起砍刀就要砍。黄裤子手摸向腰间，低声带有哀求地说：“你们别再打了，我有枪，”说着往外掏枪。如果失控，我是始作俑者，出了事我倒霉。我立即摁住他的手，果然有枪！平生以来第一次将要面临着枪战。我不知哪来的镇定，对着他说：“你不要乱来，你是私自执法，出事了你能担待得起吗！”黄裤子一看我的语气，马上说到：“大哥你冷静，劝劝他们，不要打了行不行，有话好好说。”我大声对众人喊道：“大家听我的，先不要动，我们先搞清情况再说。”又问黄裤子：“你把柳胜弄到哪里去了？告诉我们就没有你的事了。”黄裤子提出两个条件：一、去了不准打人，二、往后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不要牵扯到我。后面的条件好理解，为什么又来了个不让打人呢？原来黄裤子把柳胜交给了汪海，此刻他们正在招待所的308室呢。汪海要采取什么手段不知道，反正是私刑。黄裤子的不让打人是指汪海。

黄裤子带我们进了308房间，柳胜正在筛糠的身子立刻不抖了，他知道有救了。汪海先是大为疑惑，接着陷入惶恐。黄裤子对汪海抱怨说：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差点出人命。你们自己解决吧。我听着他如此腔调，不禁哑然。

几个朋友把汪海从308薅出来绕着斯大林广场走了两圈，一边走一边拳打脚踢，试图给他留下点“印象”，也是由于我的干涉，在答应不再纠缠柳胜以后，把他放了。

市中级法院的判决很快下来了，柳胜胜诉在意料之中。汪海当然不能咽下这第二口闷气，为了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话说柳先生回到广州，心想这下可以安生一点了吧，被抓了两次，皮肉之苦还算事小，精神折磨可谓恐怖，哪知道噩梦还在继续。

一天晚上我接到柳胜的电话，当时号称瓦县公安局的人不远几千里空降到广州，闯进他家里要带走他。这些人没有任何手续，但是有当地公安的协助。柳胜给我打电话他们并不阻止，我在电话里问到：“你们为什么抓人？”他们没有直接回答，厉声反问我是谁？看来他们让柳胜打电话的目的是想看看他背后的人是谁。我当然不会轻易就范，虽然一切已成秃头上的虱子。

在不长的时间里两场官司，三次抓人，像电影剪辑的蒙太奇。本来和我没关系的事情发展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我欲打退堂鼓了，反倒是我朋友两肋插刀，非得干到底。

这一次明确知道人在瓦县，瓦县离市区大约一百多公里，不远也不近。为了稳妥起见，不得不“找人”，找到了当地公安局的一个副职，他居然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为了安全，我们叫上这个副职的老领导一起去瓦县压阵。

先到了这个副职的办公室，由他领着我们找了主管副局长，副局长叫来几个人一起和我们谈。

我开门见山就问柳胜是不是被他们抓来了？副局长一口否认，并以审问犯人的口气询问我是干嘛的，在哪里任职等等，我当即说：“你不要管我是谁，你到底想不想解决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不然我们马上走。”副局长稍作沉吟：“好，你们去谈。”

带车领路的是苹果产地那个乡的派出所的头头。曲里拐弯到了城边一个旅馆。原来他们也忌惮抓人带来的麻烦，把柳胜放在这里由几个“社会人”看管，实则软禁。“社会人”在当时可谓大行其道，也好使。

看到了缩在墙角的柳胜，他神情有些麻木，对于我们的到来没有了上一次被救时的反应了。他极为谨慎地看看我们，又看看一旁的“社会人”。没少挨打吧，至少胆儿已经吓破了。

谈判是在一间茶室进行的，双方都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其实这个头头是汪海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谈得还不错，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谈的。我估摸头头也损失不了几个钱，就提出让柳先生适当补偿一点钱，彻底了结此事。经过艰苦地讨价还价，谈到了十万元这个数。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些钱够打发了，就替柳胜答应了下来。拿点钱消灾我早就和柳胜商量好了，他为了一劳永逸愿意出五十万元，只不过汪海逼人太甚，非一百万不可，到头来鸡飞蛋打。最终双方签订了一份协议，一结两清，不得反悔。

后面就进入闲谈时刻，双方语气更加缓和，有些话也敢说了。派出所头头感叹：“你一个当地人何苦帮一个外地人，老百姓叫你们害惨了！”我问此话怎讲？他说：“汪海的收购款已经不能给他们了，钱都用来打点关系了，飞一趟广州就得几万元。”我说到：“这个也不能归罪我呀，你想想，三次抓人，两次判决，哪一次不是在走钢丝？”他回答：“此话不假，实话和你说，今晨得知你们来谈，我们高度警惕，多重警力布防，怕你们带人来闹事，也有可能对你们采取行动。” “在你们的地盘我们哪敢造次？”我嘿嘿一笑。

和解协议由我担保，柳胜回广州以后不日就汇来了10万元钱，这件事情就此划上了句号。

事情已经过去将近三十年了，是非早已经没有意义。如今的社会环境已不可同日而语，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走向会完全不同。不过作为亲身的经历，我无法淡忘。只是觉得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因为我是一个胆小的人。





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