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抛一个引子：
1、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伪托名号。16世纪的耶会士搞的。企图用这个名号掩盖君士坦丁堡的本名罗马，以剥夺君士坦丁堡教会和政治的正统性。

君士坦丁堡由于其特殊地理位置，曾经是沟通欧亚的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个代表东正教（希腊正教）的宗教中心。但它从来没有形成什么跨欧亚非的大帝国。

2古罗马世界帝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与希腊帝国、马其顿帝国等等一样都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虚构的历史幻想和故事。所以没有什么道统可言。

3、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突厥人攻陷，对于西方欧洲也不是什么大事件。欧洲此前曾经被来自东方的匈奴阿提拉、柔然（阿瓦尔）人和阿拉伯人和蒙古人攻陷且蹂躏过很多次。

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曾经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和大部分意大利半岛长达800——1000年，阿拉伯人教会了欧洲人文字、学问和技术。

4、所谓德意志的什么大帝，什么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什么罗马正统的继承者，古代哥特人德意志人都是东方人眼中的鸟语巴里巴拉的蛮族，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蛮族的小国。用伏尔泰的说法——它既不神圣也不是帝国。


【附注】柔然人，原住在中国北方草原，唐代被击败西迁，进入欧洲被欧人称为阿瓦尔人（Avars），八世纪中叶由征服东欧和中欧，在今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建立柔然王国（阿瓦尔汗国）。
欧洲这种真历史，过去欧人的史书还多多少少承认。冷战以后，欧人认为须重建其历史意识形态，所以现在所建立的历史叙事几乎全部是彻头彻尾的伪历史。

西史辨：人类社会运动的轨迹已被篡改
——真假“古文明”相生相克影响未来
诸玄识

上篇 西方“世界历史”是汉学的衍生物
“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们（西方中心论学者）虚构历史……，发明一种以欧洲为主轴的虚假的古今‘普世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 –2005）
（一）最近横空出世的古代文明与历史
先是依靠夏朝和夏朝之前的（文献）信史作为框架，搭建起“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再凭借“科学考古”佐证之；然后则“盗憎主人、盗亦有道”，即像拆除建筑支架一样地削减中国历史，而凸显出泛西方的“高大上”！

在近代西方，中国信史与“世界历史”是体用关系——前者是实体，后者是滥用。17世纪，主要是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所提供的中国历史及年表，颠覆了欧洲神权及其时空观，而掀起了启蒙运动，导致“三重创世纪”：

一是“文明”——完成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世俗化与文明化〕；
二是“历史”——按照中国模式设计出“圣经编年”，再由它来展开“普世历史”；
三是“圣经”——它本身也被改版和改时间，以吻合于“中国标准”。

“圣经创世”（开天辟地）仅发生在几千年前，这是何等的荒谬！尽管如此，近代欧洲学者按照中国历史而将它上调了许多世纪，来理顺泛西方的编年史。正如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基德（Colin Kidd）所说：

中国历史……严重威胁着《圣经》的可信性。……（原先）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计算出“创世”与洪水分别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9年。然而，按照耶稣会士的介绍，特别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所写的，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中华帝国的开端是在公元前2952年。……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接受了汉学新知，从而用希腊文《圣经》代替（更权威的）摩西—希伯来版本，这就把“圣经编年”提早了1,400年；由此，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变成了公元前5400年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样，欧洲的汉学先驱们就将中华文明从一个令人不安的谜题，转化成了对摩西历史（神话式的普世历史）的确认。

图解 这是当代国外学者根据17世纪欧洲的资料，所整理出的一个“诺亚家谱”（洪水幸存者的子孙后代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其特点是使用了中国编年史的上古部分，作为它的时间标准〔左边的刻度线〕；这当中，伏羲（Fohi）或尧（Yao）、神农（Shin-Nong）、黄帝（Whang-Ti）都是“时间基点”。尤其是，该图表典型地反映了如此17世纪欧洲的主流观点，即中国人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并且诺亚本人就是尧（或指伏羲）。

18世纪，伏尔泰为法国《百科全书》所写的“历史”词条，是以中国为开端和“以人为本”（去神化），旨在配合启蒙运动。19世纪见证了“历史学十字军”——中东考古，它既与在欧洲急剧膨胀的“历史文献”相辅而行，又以“科学实证”来印证后者；与此同时，中国编年史仍被当作那层出不穷的“新历史”的尺度。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开始“反客为主、反攻倒算”——把中国从“世界历史”之首，贬为“文明古国”之尾。

我们将在后文阐明，仅从书写工具而言，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是在近代，基于汉字“表意”（概念）而被塑造或伪造的；这是因为：虽然文字种类繁多，但胜任于书写知识与文明的，只有表意文字（汉字）和摄取“表意”的现代文字。进而言之，人类社会中只有一个真文明，那就是中华文明及其所派生的现代全球文明。至于通行于今天的西方“世界历史”与“世界遗产”，无论是被考古所证的，还是载于文献的，全都不可信。

图解 这是一幅国外历史文章的插图〔笔者加上了中文标注〕，它说的是：〔图的上面〕在大部分的19世纪，中国历史不仅最古老，而且还成为（西方）“由考古所产生的新历史”的编年尺度；但后来〔图的左侧的垂直时间线〕，虽然夏朝仍被保留，但它之前的中国上古史都被减掉，以致古埃及成了最早文明（引者按：不久之后，夏朝又被减掉，苏美尔文明成了最古老者）。其中的地图说的是，在时间标准上，由中国历史（知识）“辐射”而产生的泛西方之编年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希腊和罗马）。

（二）按照“中国时间”构建的西方编年
“‘时间’是我们世界的奇妙工作者，也是偏见的终结者或真理的试金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说：“就像中国文化的特质，它的历史之绵延和文明之稳定；凡此，似乎已经表明，‘中国时间’是令人羡慕的真理试金石。在利玛窦和约翰·韦布的眼中，中国文化机制悠久的奥秘，在于它成功地抗拒了变幻莫测的历史沧桑，这就定义了中国文化与时间的普遍合法性。”

在1600—1880年间，西方的“世界历史”，无论是文本所写的，还是考古所证的，一直是按照“中国时间”、并且以伏羲开头，进行编年和叙事的。
近代早期的欧洲没有时间概念或是时间混乱。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等都是长达几万、几十万年，从而与仅在数千年前发生的“创世纪”相矛盾，遂被教会揭穿。接下来，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因获得和使用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就把安尼乌斯伪史“扶正”了。

加拿大历史学家伍尔夫（Daniel Woolf）指出：
利玛窦介绍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斯卡利杰等人，不仅用于协调圣经时间，而且还拿来校正那些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卫匡国于1658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使学者们能够用中国远古帝王伏羲来定位欧洲编年，那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

在卫匡国的书问世的百年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Sun Kiun-yung, 1689—1759）把巨量的中国天文历法典籍搬运和介绍到欧洲，“这项工作为欧洲普遍采用中国编年（时间）打下了基础”。

又过百年，“中国尺度”仍被用于定位“新历史”！即1853年《英国季刊》（作者：Henry Allon）写道：
（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传统怎样被用于对最近新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进行时间协调（synchronize with）。经过在这方面的长期精心研究，所有的古老帝国的历史基础现在都已被奠定，并与圣经历史达成几乎完美的和谐；虽然尚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但编年史的困难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到1884年，出版的相关刊物则有很大变化：虽然还有西方学者坚持中国历史最悠久，远比埃及古老，但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尺度”了。其原话是：

最近发现的有关古代埃及和西亚编年史的资料大量涌现，非常混乱。但学者们已没有多少兴趣，把它们去对照几年前仍被接受的以伏羲开头的编年史，后者派生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的古代中国。根据这个的编年史，中国第一个帝王的登基是在诺亚洪水之前的303年……和在第一个埃及王朝之前的137年。

尽管在上面的引文中，“埃及第一王朝”晚于中国历史（伏羲），但是，这段话已喻示不久之后发生的“史学变革”，即：西方学者打造的西边“古老文明”，已可以“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了，进而“更上一层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皆反超中国这一真正的和唯一的古代文明！

图解 西方“世界历史”的时间（编年史）并非其本身固有，而是来自中国。确切地说，在1600—1880年间，中国历史年代（包括年表）成为西方构建其“普世历史”的尺度。

（三）中国古代信史的唯一性与普世性
伏尔泰指出，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鉴于古埃及和腓尼基等编年史的荒谬和奇葩，伏尔泰断言：“它们都是在重复那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而且存活至今的民族！”
伏尔泰坚持中国历史是唯一可信的，他说：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 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 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难道我们不应该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吗? 许多到过东方的、从属于不同教派的旅行家……都一致证实了这个可信的编年史的存在……。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民族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标记他们的编年。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书写的简洁性是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中看不到的。每个皇朝都有同代史官写史。他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致的，从而不存在矛盾错误的编年。……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文物，……都是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中国人理性地写作。中国与别国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提及曾经控制了他们法律的一个僧侣集团……。我们应该应用一个伟大原理：如果一个民族的第一部编年史就已经证实了一个广袤、强大和睿智的帝国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早在远古时，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这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书写他们的编年史……。

如前所述，作为“信史”的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被滥用，它实际上构成了西方伪史的标准和源泉。正如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 M. S. Johns）所说：“主导这个阶段‘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贡献于重建西方的过去。”
亦即，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指出：“中华文明已经构成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起源，她的内容已被普遍的‘历史存在’所吸收。”另一位学者也说：“中国历史不仅为（欧洲）‘古代’树立了新标准，……而且还成了普世历史的新渊源。”（Eun K. Min,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重申一下：西方为何不承认夏朝？近代西方学者使用从伏羲到夏朝这段历史作为框架，构建了“古老文明”（埃及、两河）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但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在这座崇高的历史殿堂空被盖好之后，中华文明就从“古代文明”之先行者，被降级为后起者。

图解 在20世纪前的欧美历史学界，夏朝不仅被承认，而且还被当作“时间基准”来定位那个阶段（2100—1700/公元前）的泛西方“古代文明”以及“圣经编年”（创世纪12至50章）。这个图表是当代英国一位教会学校的历史老师（Shawn Handran），根据19世纪的西方学术资料所制作的。笔者加上一些中文标注。

（四）与信史无关的古代文本都不可信
把文献当作检验历史的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的真伪，或者来自何时何地，这些都很难被确定。不过，唯一可靠的历史文献则是产生于治史传统和史官制度的“信史”（广义：经史子集）。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即由于缺乏信史文献，欧洲内外的泛西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

因为不具有像中国古籍那样的可靠文献，西方和西化的相关学者们都看重考古，而轻视其他标准；尤其是，他们总是用此种“科学实证”来诋毁中国信史。
然而讽刺的是，如前所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是参照中国编年史，来确定其“新发现”的文献（手稿）和文物（遗址）的年代的。亦即，他们利用从伏羲至夏朝的“时间基准”，来断代和编篡“古王朝”，并且尽量把它们变得“年长”；以致中华文明由世界历史的开端（从伏尔泰之前到黑格尔之后），降至“几大文明”之垫底。

也正因为重考古而轻文献，西方和西化的学术界就“有理由”腰斩中国上古史；何止是“不承认夏朝”，整个从伏羲、黄帝、尧、舜到禹这段被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被否定了——即使有了考古证据，也不被承认！

在17世纪的欧洲，从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到他的批判者牛顿，无不是依靠中国资料来进行“历史创世纪”；其高潮发生在两者之间的1650年代，在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回到欧洲，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其中的从伏羲到夏朝的内容尤为震撼，以致颠覆了《圣经》的唯一性或神圣性。

在西方，“卫匡国效应”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历史革命与社会革命：前者确立了“人本”或异教（非基督教）的“世界历史”，后者掀起了启蒙运动而实现世俗化（文明化）。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开始于17—18世纪！〔请读诸玄识的文章《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儒家引导的欧洲启蒙运动》〕。

再者，鉴于这一点，即在西方，包含概念、从而表达知识的语言文字，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逐渐形成（下文详述）；很显然，西方的历史和历史文献（包括名人名著）皆不可信。尽管如此，泛西方的“古代”文明或历史都基本上是建立在这种虚假文献之上的。

举例说明，19世纪，德国通过“发现”古罗马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亚志》，把它的土地置于“古典文明”的光环之下，也就是“古罗马行省之日耳曼尼亚”；无独有偶，英国干脆不用手稿，全然凭借考古再现“昔日辉煌”——“古罗马行省之不列颠尼亚”！

现在英国有许多“罗马遗址”，而最近（2020年）才被发掘的一个则很滑稽——竟然有简体字和白话文（“吉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是20世纪下半期伪造的！伪造者们弄巧成拙：对汉字似懂非懂，却期望通过它们以及汉朝的影响力，来来佐证古罗马的真实性和英国史的悠久性。在这出考古闹剧中，最荒唐的则是“科学鉴定”，其结论是“这个刻有简体中文的陶片和与其一道出土的古罗马壁画，属于同一个年代……1,600年前”！

回到如何鉴定文明史这一命题。文献与考古都是工具而已。如果存在信史（文献）的话，那应该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考古（发现）为辅，为什么？因为考古的对象是“死物”，其本身“死无对证”；相比之下，文献所反映的是“活的历史”，且能使文物或遗址“复活”、而成为过往文明之机体的一部分。
然而不管怎么样，如果坚持中国传统的标准，尤其是要求可靠文献；那么，西方就不存在文明史。

图 “现代伪造的古代文明史”（Modern forged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机械钟史问题合集》https://mp.weixin.qq.com/s/7LmoSlDE_9Qs13xeml2HLw
（论证北宋对地球公转周期演示史及秒的发明……），系统说明，天文、物理都源出中国。该作者论证，中国科技在北宋时就已很先进，元朝继续发展……但到了明清时，落后了。首罪是朱元璋

《西史辨伪简史 2.0》 原创 陈大漓1359 https://mp.weixin.qq.com/s/s3WFWSalWOiZAXYxI-vgGQ

西史辨伪迎来辨伪2.0时代？（一）
陈大漓1359 https://mp.weixin.qq.com/s/32UZgib4n_clDPLEBOm9LA
1 古希腊悬案何时终了？
2 文献学
……【欧洲文献学不成熟，…造伪，却要中国人来擦地板。中国人是被骗了，还不能埋怨欧美人，反要去帮欧美人写防骗指南书。这正如坦普尔所说：“一般认为欧洲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而且导致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的基础却都来自中国，而决非欧洲本土所固有的。”】
“第一个造伪时代是1452年至1728年，第二个造伪时代是1798年至20世纪。1452年，是瓦拉完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间；1728年，是牛顿《古代诸国修订年表》出版的时间。”瓦拉在整个造伪历史中的分量自不必说，其撰写的《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早已成为欧洲上古伪史的根源。”

“1728年，牛顿《古代诸国修订年表》出版，则标志着第一期历史造伪已经结束。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上古史编年时间是能和《牛顿年表》的许多时间一一对应，这点只要看拙作《新年表》便能一目了然。 目前，瓦拉作品的原稿或者抄本，都留存在梵蒂冈，谁有办法将其复制出来，这是一个问题。”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土耳其辖境）后，新的造伪浪潮到来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列普修斯伪造了《古埃及王表》，施里曼伪造了迈锡尼文明，伊万斯伪造了克里特文明。这些事件清一色发生于1798年之后。”

西史辨伪迎来辨伪2.0时代？（二）
陈大漓1359 https://mp.weixin.qq.com/s/SoU1qkjUGjMpePw9yPh1Kg
3 欧美究竟有无文献学？
中国的目录学始于《汉书•艺文志》，发展至今，早已经蔚为壮观。
欧洲固然有目录学，但是从17世纪开始发展的。可伪作的主要时间是在15至16世纪，此时，伪作早已如山如海，目录学出现在伪作出现之后，目录学就变得没那么有意义。
因此，只能重塑目录学。
欧洲第一本真正意义的印刷书籍是《古腾堡耶经》，一般标注此书1455年问世，实际此书在1454年秋季便已印出，估计1454年并未开售。
自古腾堡印刷术问世以来，欧洲所有印刷书籍，都是用古腾堡印刷术印出。如此，我们便能料想到，1455年以后的头几个年份，印刷书籍少之又少。
目前，可将1455年至1554年定为欧洲百年著作史，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专门的目录学。
百年之后，便不再统计著作数量，而是仅论某部著作的重要性。
百年著作的工作量已经是大得惊人，大概有七万册书需要统计。
在百年著作的基础上，便可按十年为一个单位，进行统计，前三十年最为重要，因此，前三十年可视为欧洲前三十年著作史。前三十年大概有四千册书。
其实，目录学建立起来后，很多事情便一目了然。前三十年有四千册书，却不见某本书的踪影，却说某本书来自古希腊，已经是难以让人信服。如果在七万册书中找不到它的身影，却说它来自古希腊，就更难令人信服了。
伪史说，15世纪以来，欧洲人便十分热衷于看古希腊文的著作。这句话和《欧洲百年著作》放在一起，便真伪立判。
其实，15世纪以来，欧洲人使用的主要书面语言是拉丁文，特别是前三十年，基本是拉丁文著作。这样才是可解的，受众多，消费者才多，受众少，消费者自然就少。
欧洲当时印出的书都是要换成金币的，可不是公益性活动，印那么多希腊文著作做什么呢？这本身就是十分可笑的事情。
和目录学一道的，是版本学。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有版本学概念，并且从两汉开始延续至今。
只要翻开古籍出版社的古籍著作，便能看到一篇文章后面有校对，什么版本写为什么，什么版本写为什么，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等等。
而在欧美，《希罗多德历史》至今未形成版本学概念，其余著作则直接不用讨论了。
因此，有时候，读者会看到有些欧美学者说，《天文学大成》第一版问世于1515年，而有些欧美学者说，《天文学大成》第一版问世于1496年。如果有版本学传统，就不至于说不清问世时间。
一本书，用版本学的方法研究下来，其实就能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致的判断，比如《伊利亚特》，大陆目前有三个译本。第一本是傅东华译本，第二本是陈中梅译本，第三本是罗念生、王焕生译本。这三本实际不是一本书，而是三本书。这其实就已经暗示我们，《伊利亚特》在欧洲有多个版本。
但欧洲方面没有版本学传统，就不能把这个重要信息传达给中国的古希腊学者、古希腊继承人。
荷马，今天是说原名为Homer，然而这也是错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荷马名字是被人动过手脚的。荷马的原名有Homeri、Homerus，究竟哪个更早，不得而知。
维科《新科学•第六章发现真正荷马的一些语言学的证据》提到：
30 据传说，荷马是个盲人，因此他才叫做荷马，Homēros在伊阿尼亚土语里意思就是“盲人”。

1510年，荷马（Homeri）《伊利亚特》（Ilias）
一个字母的差异可是差很多的。我以大家熟悉的英语作为案例，clock是机械钟的意思，lock则变成了锁。
Homēros可能是盲人的意思，可Homeri、Homerus和Homēros根本不是一个单词，总不能说，我说它是，它便是？学术是由霸权决定的，没有讨论的余地？
这就显得很可笑。
通过版本学，我们就能看到古希腊问题就和浆糊一般。
《王以铸译本》在《出版说明》中说：“《历史》一书从十六世纪初出版以来，几乎在各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译本。”
徐松岩先生则只字不提首个《希罗多德历史》印刷版，问世于何时，估计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1474年，全球首版印刷版《希罗多德历史》正文首页
谢德风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到，1502年是第一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印刷版。
这里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误导，便是希腊文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早于拉丁文版，实情是约翰内斯•鲁贝斯（Johannes RubeusVercellensis）所出版的瓦拉，拉丁文版，1483？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才是全球第一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印刷版。
阿尔都斯（Aldus）所出版的希腊文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基于瓦拉版编造出来的。
佳士得，2017年拍卖1483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对拍品的介绍

1502年，阿尔都斯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该著作的介绍。这里能看出该书作者既懂拉丁文，又懂希腊文。
1502年，阿尔都斯出版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文
1483年，首版印刷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1483年，首版印刷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正文首页

这里就能看出，论据一旦出错，将会怎样。如果误认为阿尔都斯（Aldus）所出版的希腊文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为母版，那么，瓦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将成子版。结果就是时间在后的，反抢在了前面，至于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为何对其一无所知，就不管不顾了。
总而言之，从版本学角度去分析古希腊著作，便能发现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汇总起来，将对伪史案构成极大的打击。
所以，现在看古希腊学者，就觉得很可笑。他们自恃精通古希腊历史，结果在古希腊常识方面都发生如此多的错误，这能叫精通古希腊历史？
特别是徐松岩先生，他是一个能把《不列颠百科全书》当历史的当代伟大学者。
考据学的案例在中国俯拾皆是。《四书五经》注解，就是最好的佐证。而在欧洲，没有一本古希腊著作或者前罗马著作的注解是超过正文的。当然，徐松岩先生可能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能用《不列颠百科全书》来注释古希腊历史的大师。相信在徐松岩先生的不懈努力下，《希罗多德历史》注释部分超过正文，指日可待。
考据学，说白了就是溯源，在正常情况下，间隔时间越长，越难溯源。但古希腊问题，欧洲人则彻底打破了我们的认知，他们在无考据学传统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古希腊历史。
他们一会儿自称，在古老的教堂里发现了某本古希腊或者前罗马著作；一会儿自称，12世纪以来，开启了阿拉伯文献翻译运动；一会儿自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从君士坦丁堡发现了埋藏已久的古希腊文献；一会儿自称，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时候，大量希腊学者或者是希腊文献的搬运工，把这些文献带到了西欧。
后来，自称的说法则越来越传奇，19世纪，年纪轻轻的凯尼恩自称在埃及或买或捡，得到了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又经过年纪轻轻的凯尼恩的伟大释读工作，《雅典政制》得以重见天日。
可在2个世纪之前，同是英国人，伪造出了一本臭名昭著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杰作》，这本书畅销百余年后，有学者才意识到这是一部伪作。
这本书的问题之一便是早在公元前322年死了的亚里士多德居然信奉耶稣。所谓的公元纪年，便是以耶稣出生年份为准，进行编排的时间。公元前322年的另一个意思便是，耶稣出生之前322年。
这根本不是考据，这是盲从，这是故事大会。
自称有多少可信度呢？龙树自称，《华严经》出自龙宫；善导自称，《观经四帖疏》是极乐世界的人托梦给他的。
拿着片言只语去伪造出一本书来，其实中国古人早就这么做了。
中国伪造文献的历史可是都比法、德、英、美四国的建国时间都要悠久，欧美人有什么资格拿这些“小孩子”玩意来诓骗中国人呢？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
如果古希腊历史不是一部小说的话，那欧洲人所创造的拉丁文化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但很不幸，古希腊历史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由小说构成。这才能解释近在咫尺的意大利人“失忆”了两千年，才回忆起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回忆起伟大的古希腊文明是如何用中国纸、中国印刷术来改变欧洲世界的。
你可能仍不知道，19世纪以前，所有印刷书籍上的图案，如果不是手绘，那就只能使用中国印刷术印上去。这真真是伟大的古希腊，而中国真真是无用的文明。要不然，西源说怎么一直在鼓吹，中国是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呢？

至于辨伪学，实际兴起于朱熹。两汉是已有辨伪概念，但无辨伪学，西汉•扬雄《扬子法言》便提出，很多署名黄帝的书，都是伪作。
同样的道理，经度概念和经度学是两码事。经度概念只是知道经度的雏形阶段，这以后，还要有许多概念需要确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经度。
这也是为什么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要等到1540年出版的原因，时间点没到，某个东西就不应该出现。
凡事都不必考虑前因后果，那CPU都能说是伏羲发明的。
话说回来，辨伪学实起于朱熹，到了明清，辨伪学便越来越盛，也是到此，辨伪学便形成了一个传统。
我们今天敢去质疑古希腊，能做一定的系统地整理，这其实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辨伪学。可以说，没有中国古代辨伪学，就很难有今日的西史辨伪。
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说，没有中国，伪史必将横行天下。原因便是除了中国，没有地方有体系完善的辨伪学。如果一切从零开始，有多艰难，读者可以自行拿着印度人或美洲土著民去想象。
尽管欧美已经出了几本辨伪著作，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野生的。本特利其实和查尔斯•波义耳闹了矛盾，才有了《论法拉利斯的书信：以回应尊敬的查尔斯•波义耳的反对》（《A dissertation upon 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 With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of the honourable Charles Boyle, esq.》）。人家的书名就已清楚地说了一个事实：“我是因为和查尔斯•波义耳有矛盾，才写了这本书”。不过这本书后来被改名了，在徐晓东先生《英国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的书名是《论法拉利斯、地米斯托克利、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等几人书信，兼谈伊索寓言》（《A Dissertation uponthe Epistles of Phalaris,Themistocles,Socrates,Euripides,and others；and the Fables of Aesop》）。
徐晓东先生没有提到书名被改一事，应该是徐晓东先生没有见到母版的本特利著作。1697年的书尚且难以见到，就更不要说15世纪的书了。
不能见到，其实已经丧失了一定的发言权。
这场较量本就十分不公平，法庭上，欧美人私藏证据（我们不管这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中国人却要在见不到对方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辩论。
不过很不幸的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逆转，大量证据已经散布于互联网的各个角落，辨伪者只要将这些证据一一组织起来便可。
过去，欧美人用了中国古代科技力量击溃了中国，如今，中国人反用了欧美人的科技力量反击欧美人，这真真是一种讽刺。
只要明白了辨伪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便知道欧洲的一些辨伪著作是怎么回事。
如今已经知道的欧美辨伪著作如下：15世纪，意大利，洛伦佐•瓦拉《君士坦丁赠礼辨伪》（《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备注：原文为拉丁文，目前只有英文。
1690年，法国，哈杜因（Hardouin）《古代作家批判导言》（《Ad Censuram Scriptorumveterum prolegomena》）备注：目前只发现拉丁文原著。
1766年，哈杜因《古代作家批判导言》扉页
1697年，英国，本特利《论法拉利斯的书信：以回应尊敬的查尔斯•波义耳的反对》（《A dissertation uponthe epistles of Phalaris : With an answer to the objections of the honourable Charles Boyle, esq.》）备注：目前只有英文原著。
1699年，本特利《论法拉利斯的书信》扉页
1878年，英国，约翰•威尔逊•罗斯（John Wilson Rose）《塔西佗和布拉乔利尼：15世纪伪造的编年史》（《 Tacitus andBracciolini: The Annals forged in the XVth century》）备注：目前只有英文原著。
1890年，法国，波利多尔•奥沙尔（Polydore Hochart，1813-1916）《塔西佗之编年史和历史的真实性》（《De l'authenticitédes Annales et des Histoires de Tacite》）。备注：目前只有法文原著。
英国，弗朗西丝•伍德著，洪允息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著，王岽兴、张蓉译《虚构的犹太民族》
美国，约瑟芬•奎因《寻找腓尼基人》（《In Search of thePhoenicians》）备注：目前只有英文原著。
2014年哈维尔•马丁内斯（Javier Martínez）《古典文学的赝品和伪造者》（《Fakes and Forgers ofClassical Literature》）备注：目前只有英文原著。
阿瑟•弗里曼（Arthur Freeman）《虚构的图书馆：公元前400年至公元2000年，与文学伪造有关的书籍和手稿集》（《Bibliotheca Fictiva:A Collection of Books &Manuscripts Relating to Literary Forgery, 400 BC-AD2000》）备注：目前只有英文原著。

到此，我们可以问，欧洲有文献学？说有也有，但其实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和中国这棵参天大树比起来，欧美的文献学如同幼苗。
也正因为欧美文献学的不发达，才会导致伪史案出现。面对伪史案，欧美人早已束手无策。而从现在看，只能是中国人出手解决伪史案。
如今看，西源说学者连古希腊著作具体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连欧洲“文艺复兴”史具体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可他们却能对此津津乐道，并大言不惭地说，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如何如何影响中国。
他们知道世界吗？错误俯拾皆是，上面的错误，不就是真实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迹？
他们明明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可他们却自负地认为已经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四处指导芸芸众生如何迈向幸福的未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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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文主要先看个大概。细节方面，辨伪派另有人作过更详尽论述）

西史辨：人类社会运动的轨迹已被篡改
——真假“古文明”相生相克影响未来
诸玄识

上篇 西方“世界历史”是汉学的衍生物
“在今天被视为次要学科的汉学，竟在17世纪的欧洲，在形成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理论等现代学科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我们大家都是这种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信徒。……他们（西方中心论学者）虚构历史……，发明一种以欧洲为主轴的虚假的古今‘普世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世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它们都是西方中心论的伪造物。”——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 –2005）

（一）最近横空出世的古代文明与历史
先是依靠夏朝和夏朝之前的（文献）信史作为框架，搭建起“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再凭借“科学考古”佐证之；然后则“盗憎主人、盗亦有道”，即像拆除建筑支架一样地削减中国历史，而凸显出泛西方的“高大上”！

在近代西方，中国信史与“世界历史”是体用关系——前者是实体，后者是滥用。17世纪，主要是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所提供的中国历史及年表，颠覆了欧洲神权及其时空观，而掀起了启蒙运动，导致“三重创世纪”：

一是“文明”——完成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型〔世俗化与文明化〕；
二是“历史”——按照中国模式设计出“圣经编年”，再由它来展开“普世历史”；
三是“圣经”——它本身也被改版和改时间，以吻合于“中国标准”。

“圣经创世”（开天辟地）仅发生在几千年前，这是何等的荒谬！尽管如此，近代欧洲学者按照中国历史而将它上调了许多世纪，来理顺泛西方的编年史。正如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基德（Colin Kidd）所说：

中国历史……严重威胁着《圣经》的可信性。……（原先）大主教乌雪（James Ussher, 1581—1656）计算出“创世”与洪水分别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和公元前2349年。然而，按照耶稣会士的介绍，特别是卫匡国著《中国上古史》所写的，中国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中华帝国的开端是在公元前2952年。……福修斯（Isaac Vossius, 1618—1689）接受了汉学新知，从而用希腊文《圣经》代替（更权威的）摩西—希伯来版本，这就把“圣经编年”提早了1,400年；由此，创世和洪水的时间，分别变成了公元前5400年和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样，欧洲的汉学先驱们就将中华文明从一个令人不安的谜题，转化成了对摩西历史（神话式的普世历史）的确认。

图解 这是当代国外学者根据17世纪欧洲的资料，所整理出的一个“诺亚家谱”（洪水幸存者的子孙后代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其特点是使用了中国编年史的上古部分，作为它的时间标准〔左边的刻度线〕；这当中，伏羲（Fohi）或尧（Yao）、神农（Shin-Nong）、黄帝（Whang-Ti）都是“时间基点”。尤其是，该图表典型地反映了如此17世纪欧洲的主流观点，即中国人是诺亚的直系后代，并且诺亚本人就是尧（或指伏羲）。

18世纪，伏尔泰为法国《百科全书》所写的“历史”词条，是以中国为开端和“以人为本”（去神化），旨在配合启蒙运动。19世纪见证了“历史学十字军”——中东考古，它既与在欧洲急剧膨胀的“历史文献”相辅而行，又以“科学实证”来印证后者；与此同时，中国编年史仍被当作那层出不穷的“新历史”的尺度。到19—20世纪之交，西方开始“反客为主、反攻倒算”——把中国从“世界历史”之首，贬为“文明古国”之尾。

我们将在后文阐明，仅从书写工具而言，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是在近代，基于汉字“表意”（概念）而被塑造或伪造的；这是因为：虽然文字种类繁多，但胜任于书写知识与文明的，只有表意文字（汉字）和摄取“表意”的现代文字。进而言之，人类社会中只有一个真文明，那就是中华文明及其所派生的现代全球文明。至于通行于今天的西方“世界历史”与“世界遗产”，无论是被考古所证的，还是载于文献的，全都不可信。

图解 这是一幅国外历史文章的插图〔笔者加上了中文标注〕，它说的是：〔图的上面〕在大部分的19世纪，中国历史不仅最古老，而且还成为（西方）“由考古所产生的新历史”的编年尺度；但后来〔图的左侧的垂直时间线〕，虽然夏朝仍被保留，但它之前的中国上古史都被减掉，以致古埃及成了最早文明（引者按：不久之后，夏朝又被减掉，苏美尔文明成了最古老者）。其中的地图说的是，在时间标准上，由中国历史（知识）“辐射”而产生的泛西方之编年史（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希腊和罗马）。

（二）按照“中国时间”构建的西方编年
“‘时间’是我们世界的奇妙工作者，也是偏见的终结者或真理的试金石。”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说：“就像中国文化的特质，它的历史之绵延和文明之稳定；凡此，似乎已经表明，‘中国时间’是令人羡慕的真理试金石。在利玛窦和约翰·韦布的眼中，中国文化机制悠久的奥秘，在于它成功地抗拒了变幻莫测的历史沧桑，这就定义了中国文化与时间的普遍合法性。”

在1600—1880年间，西方的“世界历史”，无论是文本所写的，还是考古所证的，一直是按照“中国时间”、并且以伏羲开头，进行编年和叙事的。
近代早期的欧洲没有时间概念或是时间混乱。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等都是长达几万、几十万年，从而与仅在数千年前发生的“创世纪”相矛盾，遂被教会揭穿。接下来，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因获得和使用中国历史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就把安尼乌斯伪史“扶正”了。

加拿大历史学家伍尔夫（Daniel Woolf）指出：
利玛窦介绍了明朝的标准历史，……被斯卡利杰等人，不仅用于协调圣经时间，而且还拿来校正那些古代王国的新编年史。……卫匡国于1658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使学者们能够用中国远古帝王伏羲来定位欧洲编年，那是公元前3000年代的早期；别的可做定位的中国帝王，分别对应于亚当、诺亚和其他的洪水前的人物；……尧被定位于诺亚洪水。

在卫匡国的书问世的百年后，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Sun Kiun-yung, 1689—1759）把巨量的中国天文历法典籍搬运和介绍到欧洲，“这项工作为欧洲普遍采用中国编年（时间）打下了基础”。

又过百年，“中国尺度”仍被用于定位“新历史”！即1853年《英国季刊》（作者：Henry Allon）写道：
（我们）极为满意地看到，中国历史的事实和传统怎样被用于对最近新发现的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历史与文物，进行时间协调（synchronize with）。经过在这方面的长期精心研究，所有的古老帝国的历史基础现在都已被奠定，并与圣经历史达成几乎完美的和谐；虽然尚有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但编年史的困难已经荡然无存了。

但到1884年，出版的相关刊物则有很大变化：虽然还有西方学者坚持中国历史最悠久，远比埃及古老，但已没有人再心甘情愿地接受“中国尺度”了。其原话是：

最近发现的有关古代埃及和西亚编年史的资料大量涌现，非常混乱。但学者们已没有多少兴趣，把它们去对照几年前仍被接受的以伏羲开头的编年史，后者派生于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的古代中国。根据这个的编年史，中国第一个帝王的登基是在诺亚洪水之前的303年……和在第一个埃及王朝之前的137年。

尽管在上面的引文中，“埃及第一王朝”晚于中国历史（伏羲），但是，这段话已喻示不久之后发生的“史学变革”，即：西方学者打造的西边“古老文明”，已可以“自立山头、自成体系”了，进而“更上一层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皆反超中国这一真正的和唯一的古代文明！

图解 西方“世界历史”的时间（编年史）并非其本身固有，而是来自中国。确切地说，在1600—1880年间，中国历史年代（包括年表）成为西方构建其“普世历史”的尺度。

（三）中国古代信史的唯一性与普世性
伏尔泰指出，除了中国之外，“所有的古代史都是神话，人们则信以为真”。鉴于古埃及和腓尼基等编年史的荒谬和奇葩，伏尔泰断言：“它们都是在重复那绵延不绝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她才是全人类最古老的、而且存活至今的民族！”
伏尔泰坚持中国历史是唯一可信的，他说：
特别令我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历史，在那儿，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和实际可能的；我敬佩它，是因为中国历史没有被任何神怪的事所渲染。相比之下，为什么所有别的民族都采用了荒诞的起源呢？法国古代编年史，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古代，称法国人是赫克特（Hector, 特洛伊王子和战神）的后代；……把罗马人溯源至弗里吉亚（Phrygian, 希腊神话）；……说诸神居住在埃及约1万年。……难道我们不应该借助中国的编年史吗? 许多到过东方的、从属于不同教派的旅行家……都一致证实了这个可信的编年史的存在……。只有中国的编年史确凿无误地记载了中国人的过去，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它把天的历史和地的历史统一了起来，这与其他民族都不同。中国古人常用日月食和行星的会合期来标记他们的编年。我们的天文学家，检查了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基本上是准确的。别的国家创造了寓言神话，中国人用笔和星盘书写历史，书写的简洁性是在亚洲的其他国家中看不到的。每个皇朝都有同代史官写史。他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致的，从而不存在矛盾错误的编年。……中国人早已知道把字刻在竹简上了。他们现在还保存了一些这种古文物，……都是以漆涂面以防止腐烂。这可能就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的。……中国人理性地写作。中国与别国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提及曾经控制了他们法律的一个僧侣集团……。我们应该应用一个伟大原理：如果一个民族的第一部编年史就已经证实了一个广袤、强大和睿智的帝国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早在远古时，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这四千多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书写他们的编年史……。

如前所述，作为“信史”的中国历史，在近代欧洲被滥用，它实际上构成了西方伪史的标准和源泉。正如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约翰斯（Christopher M. S. Johns）所说：“主导这个阶段‘全球历史’研究的，是中国编年史，……它贡献于重建西方的过去。”
亦即，美国鲍登学院教授陶茨（Birgit Tautz）指出：“中华文明已经构成了……其他民族的历史起源，她的内容已被普遍的‘历史存在’所吸收。”另一位学者也说：“中国历史不仅为（欧洲）‘古代’树立了新标准，……而且还成了普世历史的新渊源。”（Eun K. Min, 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

重申一下：西方为何不承认夏朝？近代西方学者使用从伏羲到夏朝这段历史作为框架，构建了“古老文明”（埃及、两河）与“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但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在这座崇高的历史殿堂空被盖好之后，中华文明就从“古代文明”之先行者，被降级为后起者。

图解 在20世纪前的欧美历史学界，夏朝不仅被承认，而且还被当作“时间基准”来定位那个阶段（2100—1700/公元前）的泛西方“古代文明”以及“圣经编年”（创世纪12至50章）。这个图表是当代英国一位教会学校的历史老师（Shawn Handran），根据19世纪的西方学术资料所制作的。笔者加上一些中文标注。

（四）与信史无关的古代文本都不可信
把文献当作检验历史的标准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的真伪，或者来自何时何地，这些都很难被确定。不过，唯一可靠的历史文献则是产生于治史传统和史官制度的“信史”（广义：经史子集）。
我们姑且不论这一点，即由于缺乏信史文献，欧洲内外的泛西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历史。

因为不具有像中国古籍那样的可靠文献，西方和西化的相关学者们都看重考古，而轻视其他标准；尤其是，他们总是用此种“科学实证”来诋毁中国信史。
然而讽刺的是，如前所述，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人是参照中国编年史，来确定其“新发现”的文献（手稿）和文物（遗址）的年代的。亦即，他们利用从伏羲至夏朝的“时间基准”，来断代和编篡“古王朝”，并且尽量把它们变得“年长”；以致中华文明由世界历史的开端（从伏尔泰之前到黑格尔之后），降至“几大文明”之垫底。

也正因为重考古而轻文献，西方和西化的学术界就“有理由”腰斩中国上古史；何止是“不承认夏朝”，整个从伏羲、黄帝、尧、舜到禹这段被文献所记载的历史，都被否定了——即使有了考古证据，也不被承认！

在17世纪的欧洲，从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到他的批判者牛顿，无不是依靠中国资料来进行“历史创世纪”；其高潮发生在两者之间的1650年代，在华耶稣会士卫匡国回到欧洲，发表了《中国上古史》，其中的从伏羲到夏朝的内容尤为震撼，以致颠覆了《圣经》的唯一性或神圣性。

在西方，“卫匡国效应”是划时代的，因为它引发了空前绝后的历史革命与社会革命：前者确立了“人本”或异教（非基督教）的“世界历史”，后者掀起了启蒙运动而实现世俗化（文明化）。西方的文明与历史均开始于17—18世纪！〔请读诸玄识的文章《西方文明诞生于18世纪：“中国化”的产物——儒家引导的欧洲启蒙运动》〕。

再者，鉴于这一点，即在西方，包含概念、从而表达知识的语言文字，是在17世纪后期才开始逐渐形成（下文详述）；很显然，西方的历史和历史文献（包括名人名著）皆不可信。尽管如此，泛西方的“古代”文明或历史都基本上是建立在这种虚假文献之上的。

举例说明，19世纪，德国通过“发现”古罗马塔西佗手稿《日耳曼尼亚志》，把它的土地置于“古典文明”的光环之下，也就是“古罗马行省之日耳曼尼亚”；无独有偶，英国干脆不用手稿，全然凭借考古再现“昔日辉煌”——“古罗马行省之不列颠尼亚”！

现在英国有许多“罗马遗址”，而最近（2020年）才被发掘的一个则很滑稽——竟然有简体字和白话文（“吉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是20世纪下半期伪造的！伪造者们弄巧成拙：对汉字似懂非懂，却期望通过它们以及汉朝的影响力，来来佐证古罗马的真实性和英国史的悠久性。在这出考古闹剧中，最荒唐的则是“科学鉴定”，其结论是“这个刻有简体中文的陶片和与其一道出土的古罗马壁画，属于同一个年代……1,600年前”！

回到如何鉴定文明史这一命题。文献与考古都是工具而已。如果存在信史（文献）的话，那应该是以文献（记载）为主，考古（发现）为辅，为什么？因为考古的对象是“死物”，其本身“死无对证”；相比之下，文献所反映的是“活的历史”，且能使文物或遗址“复活”、而成为过往文明之机体的一部分。
然而不管怎么样，如果坚持中国传统的标准，尤其是要求可靠文献；那么，西方就不存在文明史。

图 “现代伪造的古代文明史”（Modern forged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简要证明古希腊为伪历史》 陈大漓1359 https://mp.weixin.qq.com/s/XHivKEXlxqLh10tpQ23pEA
“古希腊是虚构的吗？答案很残酷，凡是古希腊的，都是虚构的，能虚构整个历史出来，恐怕西方人当之无愧属于第一。”

伪史案证据链极为庞大，一般人进入证据链，如入汪洋大海，有感于此，特写一篇简要版。
首先，古希腊是虚构的吗？答案很残酷，凡是古希腊的，都是虚构的，能虚构整个历史出来，恐怕西方人当之无愧属于第一。

那么，该如何证明古希腊是虚构的呢？
学界现在认为《希罗多德历史》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这是至早于16世纪产生的说法。然而事实是，《希罗多德历史》为意大利罗马人洛伦佐·瓦拉约于1457年所作。瓦拉充分利用了西方纪前的历史空白，杜撰了《希罗多德历史》。

证明《希罗多德历史》为瓦拉所作的证据是如山如海，如“阿拉伯”在《希罗多德》中出现了67次，但我们知道，阿拉伯崛起于7世纪，公元前5世纪乃至更早的时候，不可能有强大的阿拉伯文明；如出现了2个风箱，风箱是炼钢时代才有的产物，如果觉得2个风箱不够炼钢的话，可以把风箱加到20个，《伊利亚特》中，可是有20个风箱的。

图片-日本古法锻造钢刀，制作者左手所拉的东西正是风箱。

图片-现代炼钢场景，炼钢需要把炉温提高到1500℃，现代方法和古代方法虽然有区别，但炉温不会变。

夏至、冬至也如此，至少在公元前46年之前，就不可能有人知道夏至、冬至，夏至、冬至概念是《儒略历》或325年《尼西亚历》的内容。按照西方学界的说法，《儒略历》在公元前45年才产生，《儒略历》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又是如何得知《儒略历》的呢？合理解释便是，瓦拉在写历史穿越小说《希罗多德历史》。

图片-古代，全球唯一一个有测影习惯的国家：中国

学界又认为托勒密是公元2世纪的人。这一说法源自《天文学大成》作者自称的说法，为了提供天文学数据，《天文学大成》作者只能自行交代自己所处的精确年代。

然而，要知道经度，只能利用机械钟。在古代，所有计时器中，只有机械钟装载了等时装置，只有机械钟体积小巧，具备抗震抗压功能。在19世纪以前，要想测量经度，只能使用机械钟。机械钟是测量经度的唯一工具，没有一台仪器或一种方法能替代机械钟被用于测量经度。

图片-真正完成测量经度的仪器，H4机械钟，也因为它，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成为了本初子午线所在地。

而托勒密知道经度，却又不是机械钟时代的人，这是不可解的。这就如一个人知道原子弹，却又自称自己是公元2世纪的人一般，十分可笑。

《希罗多德历史》和托勒密著作是支撑古希腊的两座大山，这两座大山一倒，会导致什么效果，读者可想而知。
有人可能会说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伊利亚特》、阿基米德、毕达哥拉斯等人、著作难道不需要证明吗？难道这一大堆著作不能证明古希腊存在吗？

首先，我在前面就已经说了，《伊利亚特》可是提到20个风箱，这可是炼钢时代才具备的东西，中国在南北朝才进入炼钢时代，中国是背靠黄河、长江等大量水域，才只能在南北朝由冶铁时代转而进入炼钢时代，古希腊人又是如何做到让炼钢时代的东西提前出现于《伊利亚特》中的？我可以说，在公元前8世纪看见了原子弹爆炸的情形吗？

谎言编织得再丰富，也终究是谎言。
真正愿意去了解古希腊的人，应该好好想想，《希罗多德历史》到底是不是瓦拉所作，到底能不能出现不该出现的事物。《希罗多德历史》不是号称西方第一部史学著作吗？这部著作都倒了，我何必去考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到底是谁所作，总而言之，它和《希罗多德历史》一样，也是15世纪以后人伪造的。

真正愿意去了解古希腊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托勒密倒下了，意味着什么。

西方的造伪史其实十分丰富，只是因为欧洲中心论的原因，这些造伪劣迹被隐蔽了。

瓦拉就曾问一个人，谁写了《约伯记》。那人回答瓦拉，约伯本人。瓦拉便冷不丁问他，那约伯如何提到了自己的死呢？

这个瓦拉，就是伪造了《希罗多德历史》的瓦拉，瓦拉的事迹就仿佛在告诉我们，如果不能战胜对方，那就加入对方。

当年的因为造伪而发生的争执有很多，比如安尼乌斯就很喜欢质问，底本在哪里，这些底本用的是什么语言？尽管安尼乌斯也是著名的造伪者之一，但这不影响他对其他造伪者的发难。

一个群体，既然劣迹斑斑，我们就应对其所说的审慎对待，可事实恰恰相反，民国以来的学者把西方人说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爱迪生救母》《地震中的父与子》、《中学历史教科书》对狮身人面像的描述等等案例就是最好的说明，这都不需要你进行二次论证了。

他们对西方是盲从的，对中国古代的则是不加捡择地反对，比如《中学地理教科书》就把全球第一个知道“地球是圆的”的人赵友钦（14世纪人）斥为不知“地球是圆的”，要利玛窦（1552-1610）等人来传授。

西方的造伪事迹，早已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如徐晓东《十八世纪文学伪作研究》便提供了很多论据，如瑞士学者史铁林（Henri Stierlin）、艺术家、伪造家肖恩·格林哈希（Shaun Greenhalgh）、奥古斯特·克斯特纳博物馆，埃及藏品部门主管克里斯·罗本，指责路德维希·波哈特（Ludwig Borchardt）伪造了娜芙蒂蒂像。格林哈希更是明确指出，娜芙蒂蒂像其实是石膏制品。

图片-娜芙蒂蒂像，造型为日耳曼女人，由石膏制作而成。石膏是造伪者的惯用手段，日耳曼女人就更不可解了，因为埃及原住民是黑人。难不成说，德国人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占据了埃及？可笑！

如西方学界便指责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Simonides）伪造了《西奈抄本》。
伪造羊皮纸的，有之；伪造莎草纸的，亦有之，可怎么一涉及古希腊、古埃及、古代西亚，就又成了真的了？难道伪造羊皮纸、伪造莎草纸的目的不是为了杜撰这三个地方的历史，而是为了杜撰法国的历史？
对骗子，我们本应是大胆怀疑，可是我们现在的学者在面对这帮骗子，却是噤若寒蝉。
喜欢偷换概念、自闭视听的，总是嚼着舌根，认为这是造伪漫谈。

说《希罗多德历史》是瓦拉虚构的，还是造伪漫谈？说托勒密《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是虚构的，还是造伪漫谈？

图片-伪托勒密《地理学指南》插图，无解

如今面对这一堆伪作，中国学者的态度就如面对一个骗子以自己的人格担保，决不会骗人。
可鄙的是，中国学者还信了这么无稽的话。

那么，西方人有无可能承认自己伪造了历史呢？答案恐怕是永无可能。西方人是因为欧洲中心论而伪造了历史，如今，你让西方人放下欧洲中心论，那是不可能的。这点看美国制裁华为等行为，便能知道让西方人主动承认伪造历史的可能性无限趋向于零。

说到底，中国人只有学会自救，才能谈救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谈什么救世，本身就很可笑。

总而言之，在欧洲中心论和造伪史极为丰富的履历加持下，西方学界说，自己找到了失传已久的古希腊历史，我们就更应该怀疑古希腊历史的真实性。

湮灭说，也是证伪古希腊的关键点。
湮灭说看似是古希腊学者证明古希腊历史存在的杀招，其实，这恰恰是证伪古希腊的方法之一。
首先，湮灭说是孤证，它仅是西方人的陈述，这个陈述的出现时间都很值得深究。其次，基督教不可能迫害古希腊学者，如果迫害的话，15世纪，古希腊更不可能迎来“光复”。再次，罗马人更不可能迫害古希腊学者，伪西塞罗、伪维吉尔等人都承认古希腊了，还如何实施迫害？

无法迫害，也无迫害的动机，自然就不存在湮灭说。很显然，湮灭说只是二重谎言。第一重谎言是伪造了古希腊文献。

到此，我们已经知道了，《希罗多德历史》是瓦拉伪造的，托勒密著作是15世纪以来的人伪造的，西方人的主观性很强，湮灭说并不成立。这就有四个要点了。

真实的历史，一定是客观的。很多人对这四个要点一无所知，自然就不明白古希腊为何是伪造的。这些人，还包括了司马南先生。

司马南先生可能是关注辨伪圈最久的人了，然而他还是未能想通古希腊为什么是伪造的。其实，司马南先生就是没弄懂《希罗多德历史》的事件本末，司马南先生只知西方人对《希罗多德历史》的描述，觉得西方人说，《希罗多德历史》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司马南先生并不知道实际写于1457年，实际出自瓦拉之手，实际的流转过程。

图片-1474年，母版《希罗多德历史》

司马南先生也不知机械钟意味着什么，不知经度是如何产生的，这才觉得古希腊天文学似乎没有破绽。

其实，一个真心关心古希腊历史是否是伪造的人，只要把以上四个问题搞懂，很多问题就逐渐清晰起来了，如何不懂以上四个问题，只能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没有西史辨伪培训课，因此，一切只能靠自己，在下只能写写文章，余下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制作了西方伪史？》
何新 (2021-09-20 21:41:36)

有充分的史料和人证、物证，可以证明，西方伪史及伪考古的制作并非个人行为。
伪史、伪考古及伪文物是被批量制造的。
制作时间是14世纪以后的几百年。
背后的组织者和造作资金来自教廷，来自耶会和梅森及归属他们的金融机构、文化基金会。

教廷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性信仰组织。事实上，从中世纪以来它一直就是一个极其富有的金融机构。
其实中国古代以至现代的一些大寺院也都如此。
一方面可以接受大量信徒的直接财富捐赠，另一方面通过各种附属基金会参与世俗性的金融投资活动。
西方教廷及许多宗教机构富可敌国。
几百年来，教廷及修会以大量金钱资助制造伪史、伪文物和伪考古。
这些伪史基本都是为论证《耶经》神话的可信性服务的。
西方伪史体系，实际是围绕着《耶经》中的故事和神话，将其实化为历史的伪史学。

关于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地区的伪史、伪考古、伪文物最多，为什么？
因为《旧约》认为人类历史即起源于此地。
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云云，最初都是出自于《耶经》中的传说故事。

实际上，所谓的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都不是什么反宗教的人文主义运动。

文艺复兴是几代教皇亲自推动的，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达芬奇都是教皇的特聘雇员，得到美第奇银行的资助。
美第奇家族本身富可敌国，出了好几代教皇。
而文艺复兴三杰的代表性作品，也都是献给教皇、是为教皇私人订制而制作的。

天主教自中世纪以来是西方最强大的宗教、政治和文化势力，至今没有改变。

我们知道的大部分近代史也是假的，是经过西方伪史学所精心包装的，是具有先入为主的误导性的。
遗憾的是，
中国学术目前还没有能力批判西方伪史，从而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历史之学。

笔记本偶感：
西方（教会）为何先伪造古希腊、古罗马，后伪造古埃及、两河？
因为先有《新约》，后有《旧约》！

Gong济会：关于西方伪史的来源
现在西方主流世界历史观点基本出自Gong济会的世界历史观点：
1717年英国Gong济会爵士安德森写作的《Gong济会大宪章》、19世纪《Gong济会世界历史》（美国Gong济会内部读物，
根据来历不明的神话传说和犹太人版《圣经》所制作）…
以上可以说就是现在伪版世界历史体系的编制大纲和基础。

@何新老家伙
偶感：关于西方伪史的来源
老夫曾经说，
西方伪史的系统制造和传播与Gong济会有关。
此说有根据吗？当然有，老夫从来不发无据之论。
老夫曾经披露过，老夫私人藏书有
美国Gong济会内部读物《Gong济会世界历史》。
此书煌煌七大卷，金碧辉煌。里面有共济会观点的世界历史五千年。
当然，
这些历史全部是根据来历不明的神话传说和犹太人版《圣经》所制作。
此书美国Gong济会19世纪出版。

大家可以查阅到的公开伪世界历史读物，则有
1717年英国Gong济会爵士安德森写作的《Gong济会大宪章》，
里面有从巴比伦、埃及到18世纪的Gong济会建筑师历史五千年。
对比就知道，现在西方主流世界历史观点基本出自Gong济会的世界历史观点，以上可以说就是现在伪版世界历史体系的编制大纲和基础。

要注意的是，
当Gong济会制作这个世界历史的时候，什么考古发现的巴比伦，什么两河文明，埃及纸草，中东古文明，等等，基本都还没有被发现。
那个神奇破解埃及古象形文字的天才少年商博良也还没有出生。

但是，老夫近期进一步研究欧洲历史后才发现，Gong济会拟制的系统假历史也并不是最古老的版本。
更古老的版本出现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天主教教廷，
系统制造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耶稣会修道院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教会大学系统。
而最早向中国人传播推介西方伪造版世界历史的，则正是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大师，在他们的著作中。
所以
西方伪史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宗教问题。
那现在就懂得为什么伪史传教士要设立宗教法庭和异端裁判所了。 这叫一脉相承啊！

《蒸汽机起源于中国》
陈大漓1359？

李约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说法：蒸汽机=风箱+水排，这里的蒸汽机是瓦特蒸汽机。
风箱水排就是利用水流做功带到风箱鼓风，完全就是瓦特式蒸汽机的逆向装置，只要再加一个锅炉就是瓦特蒸汽机，不说蒸汽机，单论这套机械装置就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意义。

风箱水排
瓦特蒸汽机

根据通行历史，瓦特是改良了蒸汽机，之前还有纽可门的大气机，
在知乎上有网友提问中国有没有可能发明蒸汽机，有答主说不能，就是举的这个大气机的例子，说是什么有了真空原理（也就是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之后才有了大气机，然后才有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显然是没拔过火罐。
再往前
总源头是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在观察蒸汽逃离他的高压锅后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的工作模型。
当然还有追溯古希腊蒸汽球的，笔者看到古希腊三个字头疼，就忽略处理了。
到了1680年，牛顿设想出蒸汽机车的方案。
18世纪下半叶瓦特发明了瓦特蒸汽机。

然而——
1658年来华的传教士南怀仁于1672年为康熙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这个时间竟比欧洲蒸汽机的总源头还要早7年。
有说法称南怀仁的蒸汽机车是布兰卡冲动式蒸汽机车，根据的是意大利科学家勃朗伽的设想。
但笔者遍寻找不到勃朗伽这个人的出处，也不是伽利略全名中的一部分，
而且也不符合通行历史所说的1679年法国物理学家丹尼斯•巴本创制出第一台蒸汽模型的说法。
而且
根据1640年明朝人王徵的著作《额辣济亚牗造诸器图说》（“额辣济亚牗造”意为受上帝启发创造，王徵也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说“也”呢？）这部书里面还提到了：
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汲、水漏自升、 火船自去、 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气足传声、机浅汲深、机小起沉、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等二十四种发明；此外已有名称而未编入的还有十八种。
其中的火船自去，虽然图片散失，但根据这个名字，除了作蒸汽动力应当别无他想，火船自去总不能是绑两个火药筒往后喷射吧？
人们赞誉瓦特改良蒸汽机，就是赞誉瓦特“发明”的这套利用蒸汽的传动装置，
而这套装置通行历史却也是承认由中国传到欧洲的，
而且还有著名的李约瑟的蒸汽机=风箱+水排的公式，这不精神分裂奇了个大怪吗？
是不是造假得多了，圆不过来了呢？

再回到那个知乎问题上，中国有没有能力发明蒸汽机呢？
有。单论李约瑟提出的蒸汽机=风箱+水排，这个风箱水排就是中国发明的，差利用蒸汽的想法了，
而这也不难想到，正如有的说法说蒸汽机是看见壶盖动然后发明的，通行历史说是看见高压锅发明的，这说明看见壶盖动想到利用蒸汽是不难的，而中国人烧水都烧了小几千年了。
而且中国还有两个发明，相传三国时期的孔明灯与至晚宋朝的走马灯，孔明灯利用的浮力原理，而走马灯就更厉害了，用的是燃气轮机原理，能想到利用热气的中国人想到利用水蒸气有什么不可能的？

《简略聊聊西方伪史》

有一个挺有学问的公众号，关于世界史，发了这么一番议论：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1453年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之所以这一年如此让人铭记，是因为有两件大事发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英法百年战争的落幕。
这两大事件掀开了近代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纪元。

1、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普世基督教世界（罗马公教，即基督教中的普世派）失去了千年以来的东方屏障。
——信奉希腊正教（或称东正教，即基督教中的正统派）的拜占庭帝国，第一次需要在东方直面穆斯林的侵袭。
因此，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强烈恐慌。
2、基督教世界上一次如此规模的恐慌，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公元410年，西罗马帝国首都——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

3、古罗马帝国在西方文化中被看做“正统”，相当于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天命”，
在东方，天命所归，才能君临天下，
西方则是获得罗马的道统，才有号令天下的资格。

3、罗马帝国在在公元395年分裂为东西罗马之后，西罗马帝国的道统在罗马。

4、城陷落500年之后，被德意志的奥托大帝（Otto der Große，公元 912年 11 月 23 日～973 年 5 月 7日）所继承。他逼迫教皇将其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名义上成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

以上这段高论可以代表国内主流对于世界近世历史的典型观点和认知。

这里主要提出了四个论点。每一个论点都浸透西方制造的伪历史臆说。对真实的世界历史则几乎毫无所知。

——何新老家伙 (2021-09-10)

董并生：欧洲科学的中国源头
……达芬奇“机械图纸”是抄袭中国元代《农书》的“三传手”
“达文西（达芬奇）之机械是迪乔治之机械的一流图解副本和改良版。
他运用其敏锐的头脑洞察这些机械的本质，他没有把这些机械当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奇之作，而视其为诸多零件之组合体。根据加卢齐的说法，
达文西能够理解从数量有限的机制可以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机械，他把这定义为“机械的原理”。
正如加卢齐所言，
他对机械和人体的解剖学观察，被珍藏在一系列标示着现代科学图解之诞生的精巧图画中。
借由比较达文西（达芬奇）的图画与《农书》，我们已经证实了
达文西精采地加以图解的每一个机械的原理，中国人在比较简单的手册上早就用图说明过了。”[27]
达芬奇的“发明”抄袭自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著作《论民用和军事建筑》，
而法兰西斯柯•迪乔治的作品又是从马里奥诺•塔科拉那里抄袭来的，
马里奥诺•塔科拉则抄袭自中国元代的活字版《农书》。
原来从达芬奇之前开始，当时的提水机、碾米机、排水机、运河开凿机等农业机械，都以中国原创的图示为蓝本，是对1313年问世的中国元代活字本《农书》（著者王祯）的抄袭！
“三传手”抄袭简历示意
达芬奇 → 迪乔治 → 塔克拉 → 王祯《农书》（1313年元代活字本）
……

何新：关于希腊罗马伪史研究的总结
2021-09-27 12:39:58

这就是希腊半岛的地形：穷山恶水，孕育了伟大文明？屁话。

我青年时期读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谈到希腊民主的起源，慕之以为理想化的政治文明之楷模。早年读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说：希腊令欧洲人有回归家园之感，深受感动。
黑格尔讲希腊哲学，不仅生动而且深刻，曾经成为引导我理解哲学为何物的启蒙读物。早年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伯利克里的“阵亡战士纪念演说”，备受震撼。所以我早年亦崇拜希腊文明，赞叹地中海碧海蓝天旖旎风光，惊叹雅典城邦作为一蕞尔小邦，其思辨及文化，何以如此伟大、深刻、卓越、灿烂，以至殖民地无远弗届，一直影响欧洲、非洲与亚洲。

但是中年以后系统研究世界史，乃逐渐发现，西方所述之希腊、罗马以及印度历史令人愈读愈感到糊涂。不仅文献来源含糊不明，而且所谓考古文物，多有后人伪造，说词漏洞百出之痕迹。
且荷马史诗所述传说发生地都在亚洲，与希腊及雅典那个群山 荒凉之贫穷半岛完全无关。后来研究耶会及梅森会文件历史，不断深究之乃更发现，所谓古希腊历史与古罗马历史、古印度历史，其实全部是欧洲教廷与银行资本集团于文艺复兴后，有组织而系统大规模人工粉饰和制造的伪历史。
于是我后来陆续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及《希腊伪史续考》等一系列颠覆性著作。
兹将主要论点总括如下：

A 关于希腊问题
一·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古文明
1、历史中从来不存在一个以雅典为中心（都城）的希腊帝国或者王朝。
【现代的希腊共和国、希腊王国在世界历史上本不存在。19世纪初，有希腊半岛人在乌克兰敖德萨建立秘密组织“友谊社”（从属于共济会大东方会社的分支），策动希腊独立运动。1821年3月25日，希腊半岛爆发反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同时宣布建国独立。于是由英、法、俄、德根据西方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共同扶植建立起了一个新国家——希腊国。】

2、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或者文化区域。
3、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古代雅典人为核心族群的所谓“希腊人民族”。
西方承认，现代希腊人与古代希腊人并非一种人，两者毫无血缘关系。现代希腊半岛人与阿尔巴尼亚人和斯拉夫人属于一个族系。

下面这行字放不出来，贴图看看：

4、历史中从不存在一个雅典为中心首府横跨欧亚非三洲五海的大希腊殖民地。
5、现在的希腊半岛古代不叫希腊，叫格里斯Greece等等。
6、“希腊”之名，来自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半岛。
换句话说，小亚细亚有地区古名“希腊”。
小亚细亚与叙利亚地区曾经存在悠久的古代文明。文艺复兴以后被西方文人移花接木于雅典为中心的格里斯半岛，于是格里斯半岛被冒名顶替而称为古希腊，转嫁了许多原产于小亚细亚及西亚地区的神话、哲学以及古文明。

近代西方人伪造了一座雅典卫城，伪造了包括某些克里特在内的可疑的考古发现和文物（克里特岛的统治者据说是一个牛头王——米诺斯神话）。
于是，伪造的雅典希腊，就被谎称为欧罗巴（欧洲）文明的起源地、中心和曙光区域，而成为近代西方编撰的世界历史的开篇。

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雅典文明的东进——伪造的“希腊化”进程Hellenistic process
1、荷马史诗以及书中宙斯体系的所谓希腊神话，其原型实际来自现在土耳其地区的小亚细亚半岛，本与雅典希腊无关。那个著名的女神“雅典娜”，则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西方文人虚构出来的一个怪异神灵。
【荷马其人本身也是一个来历不明、年代不明甚至性别不明的传疑人物。所谓荷马史诗本身也是来历不明。但现代西方学术界普遍承认，该史诗所述传说与希腊的雅典无关，来源是今日土耳其所在的小亚细亚地区的一些古代传说。】

2、希腊哲学起源和繁盛于地中海东岸的小亚细亚地区。大多数所谓“希腊哲人和智者”都是小亚细亚地区人或者意大利半岛人。
3、所谓“希腊”的历史，主要是小亚细亚地区的传说和历史。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一位传疑人物），也是小亚细亚地区人。

4、大多数希腊式样的建筑和古代雕塑作品，例如著名的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爱奥尼克柱式 Ionic order、科林斯柱式 Corinthian order等——其原型并非来自雅典或者格里斯Greece半岛，而是来自小亚细亚地区，即今天的黎巴嫩、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土耳其，并且至今仍可在那里保存着的大量古代建筑奇迹遗址中见到。
5、著名的亚历山大征服故事和所谓“亚历山大帝国”，完全是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欧洲人根据一些神话传说虚构的伪史。
6、历史中根本不存在所谓希腊化过程Hellenistic process，即所谓的雅典文化向东方、亚洲地区的传播。

[以上考证，详细可参看何新著作《希腊伪史考》（2013-02/北京日报出版社•原同心出版社）、《希腊伪史续考》 等著作（2015-06 /中国言实出版社）。]

利玛窦：西方从中国复制文明的“先行者”_诸玄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zmwi.html
《一篇短文澄清世界文明的来龙去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zp3p.html

《明清传教士与中国科技：是礼赠，还是窃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zg1x.html

《亚里士多德是毒赝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zfzn.html
【“汉字密码”展开的西方：《约翰逊英语词典》说明一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6ae1f80102zf9g.html

何新：现行中学世界史教科书充满西方伪史（2021修订版）
——误人子弟通篇伪史的中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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