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书楼余渖之诗联
‘我很念焦山， 我曾亲他的颜色， 我曾近他的体肤， 我只不能永远拥抱他在我的怀里。
我很念西湖， 我曾呼吸到他的灵气， 我曾沐浴到他的芳泽， 我只不能一口咽尽他在我的肚里。
焦山峨峨地峙着， 西湖汪汪地浸着， 我耿耿地念着， 还是他们的美呢， 还是我的爱？”
《爱》的第三章，《闽南白话诗稿十首》 民国十一年——十二年
以上是钱宾四先生在厦门集美中学执教时的诗作，收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之53《素书楼余渖》之“诗联辑存”中。同时还有“闽南诗稿十一首”则不是白话而是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诗了。然后有民国十九年苏州中学时的七首诗。再往下只有晚年新亚辞职以后在香港、马来亚和台湾的诗，在素书楼，有“双溪闲吟三十五首”，这三十五首中，有一首不是诗而是联语“幼生金匮让皇山啸傲泾让与傲习成性 老住台湾士林区外双溪士而双享余年”，这是说了自己的一生了。往下的联语主要是“历年春联辑存”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二十多年有几十副春联（不是每年收全，各年所收联数不等）。据出版说明，是编全集时收集，不完整了。
我在《思亲补读录》书中，“诗里的人生点滴”“四副对联写心情”二文里就是写的读这诗联辑存后的联想。其中写到的有厦门诗，苏州天平山诗，双溪闲吟等，联语方面写到的是“有忧有乐依世运 不知不愠在我心”“新春来旧雨 小坐话中兴”“粗茶淡饭长向孔颜守乐处 清风和气每于夷惠得真情”“飞越欧亚廿七年相依亲情应犹在 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四副，加上另外上引双溪闲吟中的“幼生金匮”就是五副了。当然还是提到的少，漏掉的多了。
这诗联辑存，只是《素书楼余渖》全书中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序跋”（43则），“杂文”（13篇），书札（致友人、及门、大陆亲人，共一百多通），晚学拾零（十八篇）。
有一些朋友读过《师友杂忆》《八十忆双亲》后，问我钱先生的学术著作，恐怕我们读不懂，有没有哪几本书我们看得懂的？我就推荐过这《素书楼余渖》，不能全懂，至少有能懂而且有兴趣的部分吧（有九州出版社的可以买到）。


素书楼余渖之致及门书
《素书楼余渖》这书的“重要部分”，或许还当首推“书札”部分。即以其中致及门部分说，给余英时、严耕望两位的信，就有二十八通和十三通。前后历时二十年和十三年（而且还不是钱先生写给他们的全部书信）。就读这个二十八通和十三通，也可以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有一种理解，不是说老师和父亲会有“封建的”统治地位，是儿子和学生所不能违抗的；而是说做老师的责任和父亲一样，要关心爱护负责到底，是一个终身的任务。同时也更可以知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说的“道”，应是人生之道，要解的“惑”也不单是学业上的专业上的“惑”而更重要的是人生之“惑”。此外，除了这两组以外，还有致大陆时候旳及门三人的六书（因为大陆历年多次运动，这类书信幸存的不多）致新亚时期毕业生唐端正、杨勇二位的书信有十通和三通。一共七位收信人，六十通书，自然只是钱先生所写给学生们书信中的一部分，一小部分，用成语来说不至于是管中窥豹，或许可以说是尝鼎一脔略知其味吧。

老师给学生写了十通二十通以至更多的书信，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中的部分。与此同时，学生们也会一封一封地写信给先生。这些信我们看不到。但是在《素书楼余渖》所收钱先生书札中，或许也能看出他们写跟给先生信中的曾写些什么。
例如一次给严耕望书中写“即日奉来函，相念之情溢于纸外，诵之感慰。惟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穆在此办学，亦是一时之不得已，惟既已作始，应有一终，此刻尚非其时。弟缄云云，穆实无时不在筹虑中也。此刻只有力求护摄之道，不使精力过于浪掷，人事应酬已省无可省内部只问大体……只是年岁日迈，精力有限，即复摆弃百事，亦恐不足副相知如吾 弟者之深望耳……”就可以看出严先生是在劝钱先生，别做新亚院长，专心写作研究，对社会对历史会有更大贡献吧。又一书说“久不通闻，方以为念，昨得来缄，不胜欣喜。 弟不欲应征中大史系教授，亦未为非计。担任此职，未必对中大能有贡献，不如置身事外，可省自身精力，亦减无聊是非。大陆流亡海外学术界二十余年来真能潜心学术有著作问世者几乎无从屈指，惟老 弟能澹泊自甘，寂寞自守。庶不使人有‘秦无人’之叹。此层所关不细，尚幸确守素志，继续不懈，以慰夙望。”去中大还是不去，严先生有了自己的打算，再去问问老师（告诉老师），于是得到这样的回信。是这样吧。
这里随手举了二例。不必多举，可以说是尝鼎一脔的一脔了吧。

素书楼余渖之致友人书
那些给学生们的书札，可以说是论学书札，《素书楼余渖》中的致友人书，收入给十二位友人的书信，就更是论学书札了。其中或可以给杨联陞先生的四十通书札更有代表性。
先介绍一下收信人杨先生的情况.
钱先生<师友杂忆>中讲到,新亚研究所派去美国进修的余英时,在哈佛研究所读学位,导师是杨联陞. “联陞.浙籍,肄业保定某中学,其师缪钺彦威爱其才,嫁以一妹.……联陞则毕业清华,留学哈佛,留校任教授职.自哈佛协款新亚，联陞屡来港,时有接洽.对余及新亚研究所助益良多。
作为杨先生的学生,余英时先生他在一篇纪念老师杨先生的文中写道：“在正常情况下，人文学者在出国深造之后，总是愿意回到自己本土的学术环境中去工作，一方面可以更新本土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个人的长处发挥得更充分。在抗日战争之前，——－——第一流中国文史学者都宁可在国内发展自己的研究传统，而不肯长期留居西方做汉学家。――――――杨先生留在美国，是偶然的，不得已的。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上的文史研究完全另起炉灶，他已没有本土的研究传统可以认同了，和他同时在美国留学的文史界朋友回到中国以后，没有一个人能继续发挥他的专长，有的更卷入政治旋涡，身不由己。杨先生晋材楚用，终能在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中推陈出新，这无论是对他个人或对汉学界来说，都是意外的收获。一九六五年他获得哈佛燕京讲座的荣衔，我曾有一小诗贺他，他的答诗说，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古月寒梅分别指胡适之梅贻琦两位先生，他一生的学术基础早已在中国奠基,北大和清华的学风对他具有定型的作用,尤其是胡适之先生和他论学时间很长影响更大。海外发新枝，不仅是指他的学生,而且也包括他自己在内.然而这种发展并不是始料所及的。这首诗最能说明杨先生的饮水思源的精神.”(见<犹记风吹水上鳞*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
钱先生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作讲演,就是请杨先生翻译的。
这四十通书，前后多年，钱先生从新亚辞职，到马来亚，由香港迁台湾，写作《朱子新学案》，从开始计划到全部完成；所有这些事，都在这些年中，在这些书信中都有言及。要写钱先生传记，这四十通书（和其他致友人书），肯定是极好的材料。要了解钱先生那一辈学人的生活、为学和为人，这些书信也是极好的材料。即如台北钱先生居所为什么起名素书楼，在有的传记作品中，就写有几种传说。但是在钱先生刚给杨先生一信中，就说到当年母亲逝世，钱先生给自己书斋取了“思亲彊学”之名，现在年纪大了，不敢言彊学，就用当年无锡祖居随母亲读书的素书堂之名，把新居称为素书楼，以表思亲之意（大意如此）。
《朱子新学案》从写作开始前到全书完成后，钱先生近乎每信必谈，怎样想，怎样做，进度怎样了，有什么新发现，体会等等，还有杨先生提供意见提供材料等等，书中历历可见。也举一例；“目下本书大体均已写就，但尚留未运用之大纲不少。此等大纲因归属何篇须斟酌，或所蕴义理须特加阐发，故搁到最后始逐条分别添入。然亦时有新发现，故尔乐之不疲，亦不敢草率下笔。有时更想将《文集》《语类》重新再看一遍，然实无此毅力矣。 今日又添入一段，乃论孟子善、信、美、大、圣、神六字之善、信二字。朱子晚年解释与《集注》不同，而《集注》未及改正，当时写大纲未经深研，标题有误，至今细读《语类》各条及《集注》此章，始能识破此中复杂之蕴奥，几于喜不自胜，然全日工作亦仅能添入此一条而已，少此一条于全书似固无妨，然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所余十里路程亦终不愿舍之不前也。”著书甘苦，于此或可见其一斑（这里所说添入之一条，读《朱子新学案》者，还不知是否都能注意到呢）。
除了《朱子新学案》，这四十通书信，谈到的事很多很多。以时间为序，至少有1、钱先生到耶鲁讲学，2、杨先生病休一年，3、钱先生重校新刊旧作事，4、新亚书院、中文大学事，5、太极拳、静坐、散步等养生健体方法，6、为翻译《中国思想史》找学者审阅事，7、《史记地名考》，8、为写《朱子新学案》寻求资助事，9、喝茶喝咖啡，林海峰围棋赛事，10、由港迁台，素书楼初创，11、迎头赶上四字要不得。一切仍须按部就班，无可以迎头赶上之理。读书做学问如此，创兴新文化更不易，12、法门寺之刘瑾，13、《文言文自修课本》，以书养书，14、每周兼课四处六小时课，15、写字画画。粗略点数，得到这十五事，其实还多。而且这些题目之下，文章还是很多很精彩，而且不是一次谈及，有的题目还会多次出现，而且互相关联。例如《朱子新学案》计划刚开始，杨先生就在美国帮钱先生找补助，到写作完成后，又帮助申请到印费。钱先生迁台，杨先生还问到缺不缺钱，钱先生说可以自己解决的。后来又问生活费有没有问题，钱先生才说到四处兼课和以书养书的事（又说到故宫研究院代申请到帮助后将把兼课辞掉等）例如太极拳静坐的事，钱先生说自己获益良多，力劝杨先生试行，这样的信两次三次多次出现。等等。

《素书楼余渖》书外的致友人书
《素书楼余渖》中所收书札，都是当年编全集时，各地的亲友门人（或他们的家人）提供的。所以虽然编在全集里，其实是很不全的。其他很多书札，或许很难见到了；但是也有一些致友人书早前公开发表过，并收入钱先生的其他著作中，所以《素书楼余渖》未收，而在全集他书中可以找到的。例如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就收有《答徐君书》作为附录。

《答徐君书》，这篇文字是钱先生１９６６年所写，是徐君来信讨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某部分，而钱先生写的复信。大陆三联本没这篇文章，九州本有这个附录。
此书原载香港《民主评论》十七卷八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徐先生先直接去信给钱先生，再把意见写成文发表。钱先生写此作为答复。徐先生说读了《历代政治得失》，要为张江陵昭雪。钱先生说，本书专讲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并不想批评人物。对张江陵，书中也是说：“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在此文中，又说“张江陵的事业，历史有定评；张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权奸，在我书里没有触及到。所谓权臣、大臣之辨，也只转述当时人从明代政制上所发的意见。”
书中有：“政治该分两面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较变动，可以创造制度，改换制度；而制度较稳定，也可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而这一番演讲，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的。”文中又说“徐君纵然揭出当时反对者系刘台之类的居心和人格之种种的不是，但刘台有些话，却是根据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来打击张江陵。”下面又引书中结束语里的：“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是法，而是我们之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文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藉此再一提。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徐君似乎有些像站在近代欧美民主政治的时代意见之大理论之下来衡评全部中国的政治史。我决不是有意菲薄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只认为论史该客观，不该和时代意见相揉杂。”这段讲历史应怎样讲，不应怎样讲，是超出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便是“另外一些意见”了。这意见，显然也就有更大、更普遍的意义了。
在文章最后，钱先生又说：“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现代化主义者将认我反现代。无怪陈龙川要叹无须之祸了。但我总觉得真要讲历史，实该如此讲。不然受冤枉的，还是在历史之本身。”
这《答徐君书》答了徐君所说“为张江陵平反”这个具体问题，讲到制度和人事之间关系，又推而广之说到历史、理论、时代、立场等等。作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附录，好像是很有意义的，三联本少了这一篇，很可惜。

定居台湾的外省人写的思乡诗，比较有名的有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传世名作。其实，在两岸交通、交流严重受阻的几十年中，这样的思乡诗是很多很多的。下面是其中的两首：“平生爱读放翁诗，长忆中原墨渖悲。浮海始知翁足羡，故乡垂老固相依。”“呜呜四面满窗喧 ，何事相呼总不言，宁有深情难倾吐，欲随病叟去中原。”
陆放翁的诗很多，这第一首里“长忆中原墨渖悲”所指，恐怕是说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一首。陆放翁可悲，但是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人，却反而觉得他还比我好，至少还能在家乡度过晚年。第二首以鸟儿鸣叫起兴，讲的还是思乡，想回乡。诗人自称“病叟”，病中寂寞，更思乡。非但我思乡，想回乡，恐怕鸟儿也思乡，也想回乡吧。“深情难倾吐”，是说鸟，其实是说自己。此情难倾吐，只能写成这样的诗了。二诗之深情，之感人。当不逊于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名作吧。
二诗见《钱宾四先生全集》之《素书楼余渖·诗联辑存》，二诗原无题，编者将其编为《双溪闲吟三十五首》之二十四、之二十五。这三十五首的写作时间，编者标明是“民国六十三——七年”。
《素书楼余渖》除《诗联辑存》外，又有《历年春联辑存》，其中“民国七十年辛酉”之一联似与这二诗相关。附录于此“书剑飘零吾身为报国为偷生满心愧耻终何事 云山缥缈大陆是天堂是地狱尽日瞻望竟忘年 ”。
旧帖复制，二诗也是在《素书楼余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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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大陆出版以后（九州出版社），我买过几本，送友人。书很厚，不一定会被全部读完。即使读一部分感兴趣的（估计会有这种内容的吧），也是很好的。

钱先生给杨先生的信中讲《朱子新学案》极多。杨先生给钱先生的信也有出版。如果找到一起读，想必很好（我还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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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高而和者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