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云南省财政厅在官网公布了一批地方政府违规举债问责情况。其中，普洱市思茅达康扶贫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向农发行融资贷款7500万元，用于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建设，属于思茅区人民政府违规举债形成新增政府隐性债务，思茅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奇等12名领导干部因此被问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借债务一律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措，除此以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法律规定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可是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偏偏不信“邪”！绞尽脑汁地利用各种方式非法举债！比较典型的案例除了普洱市思茅区违规向农发行融资贷款外，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灵山县政府和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政府。前者多次通过当地自来水厂、公立医院等企事业单位，以公益性资产融资租赁方式违规举债，后者则先后两次向保山市一家水务公司举债融资7000万元，用于偿还拆迁补偿款、医院借款等之前欠下的债务。
专家表示，政府债务规模增长要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债务资金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债务风险就会相对收敛可控；反之，则会进一步增大风险。既然有风险，为啥还要不顾一切的违规举债？权威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究其根本，与个别领导干部走偏的政绩观有关。一方面，“唯GDP论”让一些领导干部不惜透支地方财力大肆举债，并将其投资于见效快、成效明显的行业。另一方面，问责不到位，导致某些领导干部错以为债务有国家“买单”，亏空之后可以“一走了之”推给下任。畸形的政绩观、发展观，让他们把举债上项目，甚至是打造“形象工程”作为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手段。或许有的领导干部的确因此在仕途上又进了一步，可借来的钱迟早要还的，五颜六色的肥皂泡转瞬即逝！到头来，蒙受损失的还是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居家过日子还得精打细算，量力而行，不该借的钱不敢随便借，唯恐到时候还不上。这方面，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就有过描述。当金波父亲金俊海问为儿子孙少安张罗娶媳妇的孙玉厚“三百元够不够”时，淳朴的孙玉厚连忙说，“约摸二百来块就差不多了......”他实在不敢多借，怕的就是将来还不上人家，岂不没了信誉、丢了脸面？在孙玉厚兴奋地、迫不及待地把他借钱的事儿告诉孙少安后，他儿子却有点生气地说，“那么多钱以后怎么给人家还？最多一百块钱就够了。”这就是孙少安的本色。他对待金钱有着自己的认识，不愿意因他的婚事而给本就贫困的家庭增加过多的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