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错开的花》，张承志 著，收录于《张承志作品系列：卷二·中篇小说》，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

“经历了三次巨大的极地攀登，又三次都在半途失败以后，我只有祈念真主”。最终，“我”坚定了心志，寻求到了皈依真主的路径。这段寻求在“我”不停地修正方向的努力下，实现了生命怒放的意义。

就“我”实现的意义而言，“我”不再渲染感伤和别情，只会沉醉下去。这是经历所叠加、累积的至高的精神境界，张承志用状若洁净白纸的一页将此种境界形容的绝妙而深沉。

或许，对“我”所代指的世间个体说来，在精神领域皈依一个象征之物也是一种成功。它慰解了世俗中的失败，甚而，于世俗层面遍尝失败后，对精神的皈依方显出神质上的价值体现，

“我”所悟及，“错开的花”，这朵“神感的异花”，它包括万物万事，“无限南疆北界”，都只是一个字形的倒影。这个字形就是真主一词既简单朴素，又玄秘艰深的涵容。张承志在小说中，用图解式的文字对真主的阿拉伯文－－الله（音译：安拉）－－作出了虔诚的描绘。

“……这是一个字，和这个字的倒影。这字在右边：真主。倒影在左边：真主的影子、追随者、你。”（P477)

在“我”出自不解的惊诧里，文字化作真正的图腾，牵动着“我”的心境。此时，置身在自己内心世界的“我”，已然体味出一种痊愈。它让“我”从世俗的失败中脱身而出，在对真主，亦或信仰的投靠下得到拯救。

拯救是四十天坐静时“我”在回顾后所找到的通途正道。回顾“我”的肉身所历，卸下“我”的心事重负。这让世俗的“我”变得不再重要，皈依真主的慈悯是“我”今后投入的圣洁和光耀。它让“我”不再看重自己，不再对惑乱心神的世俗持有痴态，不再对人间的赐予保持幻想和感动，这些皆为对皈依的牵绊，也是四十天坐静中“我”那奇异的血性对它们的消融。

《错开的花》记录了一个求索者肉身的跋涉。在幻想和现实的时空交错中，这个求索者历遍文明的失语、家的幻灭、英雄梦的遗落，最终遵从内心的召唤，走向神示之路的过程。过程由四个章节还原出“我”那艰辛的求索之旅，源自心间的召唤主导了旅程的峥嵘和皈依的坚定。

阿斯帕安，与浪漫无缘的无人峡谷，依附其上的“文明”的象征让外国人捷足先登，成为和追慕他们的年轻文人讨论历史、分析地理的天然的舞台。他们在银幕上忸怩作态，电视前的“我”失声痛哭。哭声中，“我”顿悟，自己“崇拜的探险家属于十九世纪”，他们走尽了“我”的路，带着对后来人的羞辱和俯视。

“我”深深不安，探险的失败让“我”试图在草原寻找到一种宁静，一种能让“我”远离粪坑般的都市，获取一线生机的所在。这个所在在“我”的旅程上，是绝美的第二极境，它让“我”有了一个女人，女人带来的家的概念象征了永久的驻足和停留。“我”却在如此尽善尽美中清醒地看见了自己的内心，那里涌动着的血性提醒“我”，“使我不能最后向一个牧人沉没下去，深深地麻木地沉没”。女人明白了“我”不是那种世俗的胜利的追逐者，她放“我”远行，独自一人在草原上默默眺望。

带着血性的灼烤，第三极境在“我”眼前铺开一场焚烧着鲜血的战事。饥民组成的义军向着官家冲锋，茫茫原野可能是“我”此生最后的归宿。文字中的暴烈对应了“我”勃发的心绪，“我”的理想形象就在战火升腾的时空悄然铸就。“当一名冲在反叛义军前哨的猛将”，这个形象随着“我”被官家扑杀而成了末日的罪孽。罪孽也是一瞬的辉煌，它真实的主宰了生命对世俗的一切体验。这让历遍三个极境而失败的“我”淡漠了人性的可塑性，以一颗平实的心接近了精神领域朝向神性的皈依。

这就是张承志笔下的寻求，寻求一种超拔于世俗的守望。守望内心的纯粹，世俗所历皆为虚妄和贪嗔。唯有精神不死。这不死之精神是祈求真主这一信仰之力的实质性内容，它是“我”的唯一活路，在其它大道都被堵死了之后。

关于真主的信仰，囊括了世间万物示现出的那个映象，它是倒影，是投靠，是修正方向后矢志不移的前行。前行中有奇迹和启示，它们深藏在真主一词蔓延开来的感召以及对它的追随里。张承志书写了一种转变，当精神复归信仰的本质，世俗的一切就会从心中排泄净尽，心灵重获白纸般的洁净，个体则重拾生命的起点。世俗世界的游历不过是经验累加下的成长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会让信仰的建立成为精神领域内沉醉于此的观照而如“一朵怒开的鲜花”那般盛放。

（全文完。作于2021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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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栩。所用笔名有王沐雨、许沐雨、许沐雨的藏书柜、王栩326，定居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