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档案：一部个人史》，［英］蒂莫西·加顿艾什 著，汪仲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

“斯塔西”（Stasi),东德国家安全部略带贬义的简称（正式简称则是MfS)。这里的略带贬义，是蒂莫西·加顿艾什在其著作《档案：一部个人史》里对东德国安部调侃式的认识。“调侃”一词其字面所呈现出的玩笑意味让一段沉重而令人畏惮的历史在今天透着滑稽和轻松。

站在今天遥望过去，历史早已变成轻松有趣的睡前故事，它们不再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不再沉甸甸的如巨石般压在心头以显示出难以承受的千钧之力，而是以天方夜谭似的传说吸引着“我们的儿子”，这些“下一代”们雀跃的兴奋和对故事意犹未尽的追捧。

“再说呀，妈妈。再说一个笨警察的故事！”过去的生活情形和秘密警察的运作故事在“下一代”听来有趣至极。故事给他们带去了快乐，却无法在他们心底种上好奇以及在这份好奇的推动下探究真相的责任。责任滋生于勇气，而这紧密相连的二者对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下一代”来说，竟也矮化成了犹如时代症候群那般不可理喻。

两德统一后，新德国“最大量将过去 统治中的资料暴露于民众眼前”，这意味着东德国安部的档案获得了最大量的开放。随着德国民众查阅档案的热情高涨，东德国安部的档案被“下一代”赋予了同女朋友吹牛时粉饰自己个人份量的谈资。没有档案的大学生被女友抛弃，有档案的大学生则受到性感女孩的青睐。开放档案所带来的这一副作用以轻松的姿态迅速蔓延，加顿艾什的朋友们也不知不觉的卷入了一场嫉妒心作祟的对本书作者的钦羡之中。因为加顿艾什的档案有325页，比之异议歌手沃尔夫·比尔曼4万页的档案不值一提，可还是以他曾经是被国安部“关注”着的人引来了朋友们的嫉妒。

相对于这些副作用所带来的娱乐色彩，集聚在档案之上的悲欢则打开了一扇让德国民众直面过去的“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有女士同丈夫离婚，因为她通过阅读档案，发现她的丈夫从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打她的小报告。作家汉斯·约阿希姆·舍德利希则发现他的哥哥一直在监视他。这是开放档案之后曝露出的事情真相，同时，也让线民这一特殊群体浮现在人们眼前。伴随着悲欢而来的，是民众难以抑止的愤怒。因为充当线民，有人因此失去教职，有人被迫迁居，有人活在信念被真相戏弄的煎熬中。种种事例，在加顿艾什坦诚的文字里，无一不烙印出直面真相的残酷和伤痛。

可是，对一个勇者而言，直面真相才能在牢记过去的经验与教训中无所畏惧的前行。这前行，在加顿艾什的寄望下，“从研究我自己开始，研究历史”。在对他人眼里的自己的剖析和辨识里，观照历史进程中文明被野蛮吞噬的荒谬的过往。它是一段文明演进的必由之路，时至今日，这段路仍然在漫无止尽的延展，《档案：一部个人史》不过是一名勇者以微观史述的方式对来时的路于回望中所做出的暂时的总结而已。

这段总结在加顿艾什的警醒里拉开了一幕对过往的回忆。阅读自己的档案之际，加顿艾什想起了当年在东德生活时一段诡异的插曲。安德莉，加顿艾什青年时期在东德读书时的恋人。一天晚上，两人在房间相拥，安德莉突然拉开窗帘，开亮大灯，似乎是在营造一种置身在东德这个国度里无视禁忌的浪漫。事隔多年，加顿艾什读到自己的档案，对安德莉当年的奇怪举动有了不一样的认识。

她是不是在向窗户外面的人发出可以照相的信号。安德莉是否曾经受雇于国安部。类似的疑问在档案开放后，成为德国民众重估一切的契机而掀起了探寻真相的热情。加顿艾什却以学者的冷静深刻洞见到，开放档案不应以一个极端替换另一个极端，用正义之名对那些参与迫害的人加以新的迫害。这让两德统一后，负责管理国安部档案的高克机构成为加顿艾什笔下倍受揶揄的对象。这番揶揄的所指在于，高克机构就在原来的“国家恐怖部”的地盘上组建了新的“国家真相部”。它仍然沿袭了旧日里众多为人所熟知的运行模式和工作习惯，浓郁的东德味道让当年秘密运转的警察机构和今日最大量开放档案的举措在翻覆中突显出历史的吊诡。无论体制如何变化，以往的工作习性依旧深入人心的保留着。这让高克机构同原来的国安部相比，除了没完没了的将国安部撕碎的纸张拼接起来，和后者并无其它显著的区别。

拼接纸张也就是揭示真相的过程。在加顿艾什看来，这个过程令人不适。因为，“阅读档案的结果可以极为可怕”。依照德国法律，密报者不受保护。这使得线民的负面形象随着档案的开放而掩盖了民众对体制的深度思考。而这，恰恰是德国凭藉高克机构的工作成效在反思历史的层面收获的所谓“成功”。这样的“成功”究竟有何意义？加顿艾什无法发掘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事情的真相，可他找到了第三种方法。

带着自己也是当年被国安部“关注”的人这一个人信息，加顿艾什走访了数名当年的线民和国安部官员，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寻找自我的调查。在“寻找自我”的指称下，这场调查之旅同时也在寻找一个失落的时代。“失落”中，有人遗落信念，有人缅怀过去；有人坚定如一，有人矛盾深重；却无人表示悔意，因为他们完全否认指控（对线民而言，则否认知道国安部将自己列为线民）。

“否认”，无论对线民还是国安部官员来讲，都是一种掩盖，掩盖自己内心的不安。按照程度的强烈，文特少尉一直拒绝接受采访将这种不安最大化的表现在对加顿艾什软硬兼施的措辞里。加顿艾什体谅到这些当事者的担忧。尽管现在的德国民众对国安部不再那么偏激，可曝光的后果仍然能够让一个人的生活陷入难以弥补的尴尬处境。

加顿艾什不是道德论者，他没有权利去指责当年的线民和国安部官员有违道德的行为以及深藏在行为后面的动机。多年后，加顿艾什的受访者们将自己当年的所做所为归因于一个道德混乱的时代似乎也说得过去，这全然在于那个时代的东德原本就腐败盛行，道德的纯洁性也就无从谈起。这里，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与侵害显现的欲盖弥彰，成为一种干扰极易左右走访中的加顿艾什对公正的记录。

公正在加顿艾什笔下彰显出不偏不倚的文字。它是一种写作风格，有着英国人“下笔微妙”的梳理文字的功底。这份功底在加顿艾什对受访者的访谈记录的整理下，寓含同情和体谅，深具俏皮与揶揄，对历史的忠实陈述里不无调侃式的幽默。那些文字掩去了棱角的尖锐，然而细读之下仍能体味出内在的犀利。

因为阅读档案，加顿艾什知道了“一个人如何形塑另一个人”。线民在观察报告里对加顿艾什的重建非常正确，这就将事无巨细的要求同线民的工作内容紧密联系了起来。线民“舒尔特”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惊异的表率。“舒尔特”以烦琐、近似于流水帐式的记录为自己在与之合作的国安部那里赢得了认真、良好的工作口碑，同时，也赢来不菲的奖金（尽管那些报告里大多都是毫无价值的内容）。

作为加顿艾什的受访者之一，“舒尔特”是个无趣的人。这个无趣的人当年却是监视加顿艾什的五名线民中的一个。“我一个人显然就获得五名线民的注意力”。加顿艾什如此写道，说不上是自我的显扬还是婉转的批评，语气里的百感交集倒透出了一丝自嘲的况味。加顿艾什对当年监视自己的五名线民的依次走访中，窥见了诸多人性层面上与本能有关的赘生物，它们可以统共用一个“贪”字囊括出人性所有的弱点，成为国安部操控线民的手段和技巧。

“舒尔特”不厌其烦的记录下加顿艾什的日常，以巨细无遗的报告表现自己的认真，兴趣在于国安部支付给他的奖金，这让“舒尔特”对自己同国安部的合作越来越感兴趣。与“舒尔特”对金钱的贪念不同，“史密斯”的“原则”让他的贪念表现的能在桌面上进行一番正当的操作。虽然“史密斯”因为受到胁迫而与国安部合作，他却因此看见了一个削弱了金钱考量的“机会”。这个“机会”在于，同国安部合作的这场游戏里，“史密斯”认为自己可以藉此建立起同国家高层沟通的渠道，“将政治信息传达至最上方”。这让他在观察报告中秉持“原则”，不屑于打别人的小报告，而是大量谈论政治和社会议题，以此实现参与政治的目的。“史密斯”迥异于“舒尔特”的贪念，加顿艾什于多年后对其人的采访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国安部不要线民对国家政策出谋划策，只要求线民搜集大量资讯，那些在“史密斯”眼里无关痛痒的琐碎日常恰是国安部看重的重建被观察者“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重要资料。

加顿艾什对“史密斯”当年的天真所做出的揭示，不仅对国安部招募线民的性质解析的鞭辟入里，更以此可以透视出加顿艾什本人“态度倾向开放、民主”的个性特点。这让这个“受自由人文教育长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时期在东德读书时难免不会受到国安部的“关注”。因为他的个性特点和教育背景，使得他看起来很像异议人士。有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认识，再来观察加顿艾什的日常生活，就会越看越像。直到确定他就是“间谍”，国安部招募线民对其进行监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这“情理之中”成为线民的“米夏拉”有着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机。她在自己的丈夫格奥尔格以及丈夫的前妻、曾经服务于克格勃的丽丝二人的影响下相信加顿艾什是“间谍”（后者二人都认为加顿艾什真是间谍），这让她对体制残存的信仰有了用武之地。更何况，身为国家公务员的“米夏拉”，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知道，要解除体制对自己的怀疑（亦或让体制对自己放心），唯一的途径就是同它合作。这当中，个人的贪念多少也主导了“米夏拉”自己的选择。当年，在柏林的国家艺术经纪单位工作的“米夏拉”深深知晓，自己工作的单位在国安部官员的羽翼下，总是能从经费拮据的东德政府中搞到大笔现金。

和“米夏拉”以信仰之名通过充当线民利用国安部获得不断出国（哪怕没有任何确切目的）这一特权作为对自己的回馈（奖赏）不同的是，“R太太”则是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线民。坚定的信念是“R太太”充当线民的精神支柱。别人告诉她加顿艾什是间谍，在信念所主导的单一、固化的思维模式下，她就彻底相信了。信念的纯粹即使在德国统一后，也没有让“R太太”失去对待“精神信仰”的那份坚定的心志。只是，随着国安部档案的开放，线民的负面形象让“R太太”活在了信念被真相戏弄的痛苦的煎熬中。因此，面对多年后前来采访自己的加顿艾什，“R太太”以自己历经苦难的个人回忆无论表现出对一段历史的逃避、还是掩盖，都是在试图摆脱那段往事给自己带来的困扰（这一切，当然是以苦难的名义）。

在曾经监视过加顿艾什的五名线民中，丹普教授是唯一一个宣告“清白”身份的人。何为“清白”，加顿艾什只能对读者加以巧妙的引导。德国统一前，国安部总部还未被抗议者占领之际，有些资料已经被销毁。加顿艾什手上对丹普是线民的证据就只有档案里的只言片语，而那也可能是当年国安部故布疑阵的结果。总之，如今的丹普在加顿艾什的记录里，仍然是一个没有受到肃清，在柏林洪堡大学担当指导教授，顶着一个大大的问号的人。

这些被国安部操控的线民在自己的工作之外，从事着监视他人的任务，对东德政府而言，完全不必施加任何压力，就能获得如此广泛的民众合作的基础，是否称得上是个奇迹？这不是奇迹。因为对存在着秘密警察制度的国家来说，援引退休官员的话，“他们的最佳情报员，永远是志愿工作者”。再说，“做这种事，还有钱拿呢”。这让人性在侵犯自由的考量下变得一文不值，贪欲则最终成为大放异彩的价值体认。

（全文完。202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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