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祖读谱记(发表于《佛山文艺》顺德专辑第4期）

蓝药师

一：寻祖行

走过东江湖的日落和祝融峰的日出，终于回到了熟悉又陌生的祖籍地长沙。说熟悉是因为虽然并不在长沙长大，但身为湖南人总是到过几次省城的，五一路，大学城，坡子街也都去过不少次；说陌生是因为在去年突然找到了族谱，确定了自己的长沙祖籍，找回了家乡的宗亲，还是第一次以长沙六百年土著子孙的身份回家探亲，心境一变地方也就跟着陌生了。在湖南，长沙人骂外地人最狠的话是这个乡里鳖，外地人则一般礼貌地回敬这个长沙鳖。像我这种能自然混合两种鳖又没有违和感的杂交生物，少有。

夜宿袁家岭省委附近，一夜无话，尽管族谱记载袁家岭曾经是我家的坟地。但在自己家坟地睡觉照样要收钱，这事也没有什么好矫情的——溥仪回故宫也得买票，时代的进步是挡不住的。一大早便直奔星沙，再直赴安沙镇乡下鼎功桥乡袁家祠堂。我早知道大家族在潮宗街和青竹湖的两大祠堂都已烟消云散了，暗地里就希望在偏远一点的地方，在市区三十公里外的小山村里，还能保存一个小小的支祠，保留多一点自己的基因痕迹——果然没有奇迹——这个我族我房的小祠堂，这个因出过袁绪钦进士而被《清朝朱卷集成》记载的望族香火点，也在五十年前那场文化浩劫里荡然无存。好在长沙人整体念旧，袁家祠堂的地名总算留下来了。现在只是个生产组名，和旁边袁家老屋和袁家坳几个村组相邻而居，都能在导航里找得到。我和族兄袁世林，顺着祠堂正前方的风水池转了一圈，我知道自己的染色体曾在这个小山村住了两个朝代将近两百年，我知道远处曾是我很多代前世的泗州庙袁家老屋，近处就是族谱里不断出现的能收一百二十担谷子的祀田，但山河依旧，不见故人，神鸦社鼓也无处寻觅。只能遥望着埋葬了一半亲人的袁山坡点燃三根白沙，天地寥廓，百年孤独。

心心念念幻想了两年的祠堂旧址，如今变成了一栋富丽堂皇的农村宅基地。现住的是当地一大富商，已经不姓袁了，姓文。感觉人倒是很友善，开着一辆宝马七系，笑问客从何处来？在家门口得知我的寻根来意后，竖了一下大拇指，气氛变得稍有点怪异。祠堂旧址偏房处倒是还住着个袁姓的大伯，房屋也老旧寒酸了很多，一问辈分果然是宗叔，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从四世祖明朝广西布政司俨公，聊到迁到此地的吉藩羽林校尉九世祖嘉悠公，更多的是既无风雨也无晴的闲扯，我们都奇怪如此遥远的事彼此居然能搭上话。袁伯说起身边这个占了祖祠地的文老板，半是羡慕半是愤恨，说这文老板祖上很多代都是我家雇工，还说他前两年不知道什么心态，带头组织修了个鼎功桥文家祠堂，从古到今鼎功桥何时听说过有文家祠堂这个地方？说罢自己也尴尬地笑了笑。我倒是片刻唏嘘后非常释然，今夕何夕？还能记得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老事，还能有心寻根修祠的人，不管是哪个姓可能都不多了吧。能见一见自己的前世固然好，如何建一建自己的未来可能更难。一家一姓的成败兴衰，即使没有政治因素，也都是常事，这文老板既能做好当下事，还能记着从前身，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人才啊。

更值得称道也必须要拜谒的当然还是曾叔祖袁仲贤将军，他更是一个摆脱了一家一姓得失的洒脱人。离开袁家祠堂，我就和另一位族中老兄世荣赶去了望城袁仲贤故居博物馆。袁仲贤应该是家族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大佬。族谱辈分兴贤肇庆，世泽大昌。袁仲贤是十八代贤字辈，而我和堂兄都是二十一派世字辈，族谱还静静地躺在他的故居陈列馆里。老爷子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曾经的三野参谋长，紫石英号谈判官，建国后周总理外交部的左臂右膀外交部副部长，一辈子戎马倥偬，五十来岁积劳成疾而逝，算是一个真正大写的人。但身为族人，站在他的故居，更能直接感受到一股子独特而复杂的历史张力。从家谱以及他已经倾塌了一半的故居就能看出，曾叔祖家毫无疑问的大富家庭，事实上他这一房从明朝开始就是富甲一方，一直是长沙铜官窑的代表家族之一，附近的铜官镇袁家湖社区就是他祖上袁嘉富的音译。那么是什么原因能让这样一个本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阔家大少，摆脱自己的原生家庭，去为贫苦大众打江山呢？是什么让他义无反顾走上革命的道路呢？这可能永远是个谜团了。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老袁家在长沙六百多年，历来不缺文臣武将，明清都有一些人品级还高过袁仲贤，但是最后能在故乡建纪念馆的，却只有这一位。毕竟紫石英事件在历史书上也是件大事，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国家靠着几艘炮舰在中国横行霸道时代的结束，也标志着英国炮舰外交的落幕。在我眼里，袁仲贤曾叔公在紫石英事件里身为主角之一出场的那一刻，其实就是我长沙袁氏家族六百年的真正巅峰。那不再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的荣华富贵了，而是小我融入了大我。

可见真正的功名，并不写在一家一姓的祠堂牌位上，而是写在千家万户的心中。真正的世家也不在于老房子是否还在上，而在于为这片土地做过点什么。化用海贼王里的话来说：我们是旧世界的残党，但也要能登上新时代的船。



二、家谱故事

虽然一直知道自己爷爷长沙出生，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但到底有多大没有概念，有哪些故事也不清楚。还是去年才在家史研究第一人袁世荣那里找到了自己的家谱，我曾说阅读家谱的那种感觉：就像一条小溪孤零零地流淌了好久，不经意间转见了自己源头处的大河，又亲切又陌生，又激动又荒谬。直到这一趟长沙之行，和世荣重谈谱事，又亲踏故里河山，一颗滚烫跌宕的心总算放到了实处。尤其是走在祖上躬身耕耘过土地里，阅读和推测他们曾经故事，就如同在跟前世过门，多出了一些沧桑感悟。我相信一家一姓的感悟其实就是一朵顽强的野花，只有无数的野花荼蘼一片，那才是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真正的历史和生存密码。至于一朵花好不好看，历史就是历史，无论多么奇形怪状，首先都不能粉饰和否认。我家就有好几个有些奇特的家史小故事，均不加润色，以飨读者。

首先，始迁祖翰仙公是个特立独行的奇人。

谱记他是元朝至正二十六年的进士，然后元朝就灭了。元灭时，我家祖上曾痛不欲生，当时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出于家规就不对外说了。总之从此不再仕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为元朝守死节的汉臣——居然就是自己家的。这让一直有点“皇汉”情节的我，很难接受。但是事实就是事实，白纸黑字的事实，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也无法因后辈的喜好而更改。这大概就是存在先于本质吧。

老祖宗在元亡后，心灰意冷到什么程度了？他曾跑到衡山差点出家，当然如果真出家也就没我了。不知什么原因又到了长沙府盐仓街定居，然后将堂名取为培远堂，仍有思念元朝之念。生的三个孩子取名都充满出世之意：澄瀛、悔庵和松林（谱名另起）。可见他老人家当然多么痛苦，对元朝的感情又是多么深沉。身为后人，又身为汉人，总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别扭然而别致。后来一查才知道，当年的价值观确实就是忠臣不侍二主的，元亡后也确实有不少江南汉族的遗老遗少。当时好像也确实没有明史和后人记录的那么多民族认可和民族情绪，讲的都是天命和忠贞。至少蒙古皇家不合民心的部分，在我家族谱里看不到。我想这至少也是历史一小部分的细节吧，细节也许也能成为宏大叙事的真实补充。

再回头说说袁仲贤将军。他放下荣华富贵，为泥腿子争天下，这固然是一种大公无私和高风亮节。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个最优秀的家族后辈努力打破的一切，或许正是他的祖上竭力争取的一切。我虽然叫他袁仲贤曾叔祖，但其实分支比较早。他是第九派袁嘉富那一脉的，我是前文所写鼎功桥袁家祠堂袁嘉悠那一脉的。嘉富和我九世祖嘉悠是不同房的堂兄弟，当时也都住在祖屋一起，两人自然很熟，准确地说，嘉富是靠着我家祖上嘉悠的官场关系发家致富的。嘉悠当时是长沙吉藩王的羽林校尉，嘉富打着嘉悠在长沙王府的招牌，一番经营加绿灯才有了长沙铜官窑一条街的生意。其中的辛苦遭逢尔虞我诈真写出来不在《大宅门》之下，地方志曾有记录，一次湘江发洪水，把他家的窑器冲满一个湖，别人一问发现窑器都是袁嘉富的，都是供给王府的，才有了流传到现在的长沙铜官袁家湖社区的名号，以及他的后代袁仲贤将军。要细说下来，长沙铜官窑真算是袁家祖辈一砖一瓦辛苦打下的江山，自然中间也不乏血汗手段和剥削压迫。而这样的大宅门，又成了最优秀的晚辈袁仲贤们努力推翻并且已经推翻的对象。这只能说那史册温柔不肯，落笔都太狠。

最后再说一下我家九世祖袁嘉悠，不仅嘉富是靠着嘉悠打的江山，这次我回到的鼎功桥袁家祠堂那一堆的地名也都是他挣下的家业。我们这一房乃至整个家族承上启下光大门楣的人物也就是他了。但其实他当时只是个明末从六品的武官，考虑到明朝的武官是很没有地位的，实际上只算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如果算上家里四世祖袁俨曾做到正儿八经的封疆大吏广西布政司，后代混到给藩王做低品武将，至少在当时看算得上家道中落了——但历史的第三个吊诡又出现了。明朝藩王是一个历史级怪胎般的存在，明史记载，长沙吉王的土地最多时占到长沙府下长沙、善化两县百分之四十的土地，藩王太富甚至是明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身为吉王心腹，王府警卫团团长的袁嘉悠，单是王府赏赐的土地，应该就在袁家家史上空前绝后了。甚至后来为了管理土地，离开祖宅，带着好多兄弟迁到了长沙县纯化都附近的封赏处，从此修桥施粥，兴办族学，耕读传家，后代又出了一堆的读书人，直到清末还出了康有为同榜进士袁绪钦，让培远堂官方称呼直接变成了长沙纯化袁氏，其姻亲包括棠坡朱家、翰林左隽家等等，给岳麓书院写下“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的袁名曜也叙了宗亲。一个从六品武将（明重文轻武，也就相当于一科处级干部）的田产却荫庇子孙和亲人几百年直到民国，成了长沙望族，也真是历史的玩笑和彩票。但这些藩王赏赐的田产，到底算不算不义之财，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恐怕也完全说不清楚了。

我的天涯，真没啥人气了啊。当年我随便写一篇，十万点击没啥问题。兴衰都是常态吧，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