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一读一译:黑暗时代的人们 汉娜·阿伦特的粉丝如何误读后真相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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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2-01-17 04:39:53 更新时间:2022-01-24 06:02:21

楼主:onedayoronelife  时间:2022-01-16 20:39:53
因上周贴了一篇有关苏珊·桑塔格的文篇,这周就找了一篇有关她的偶像,另一位“学者型白痴”汉娜·阿伦特的文章:)
文章主要讨论特朗普是否是JQ主义,以及美国政治中谎言的普遍存在,供大家批判:)
有些词语用了简写省写,敬请谅解。
文章观点不代表译者观点。
楼主:onedayoronelife  时间:2022-01-16 20:47:40
黑暗时代的人们 —— 汉娜·阿伦特的粉丝如何误读后真相时代的总统?
作者:丽贝卡·帕诺夫卡
翻译:One Day



汉娜·阿伦特在1959年写给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的 中,对她们共同的痛苦经历深表同情:她们的文章被《纽约客》审查过。在之前的通信中,麦卡锡认为该杂志的审查部门简直是 “我的某个私人检察官发明的,目的是打击我的士气”,阿伦特说她也有同样挫折感,并说,事实核查(fact-checking)是“一种折磨”,一种“繁琐的程序”,是 “准作家迫害作家的众多形式之一”。阿伦特对事实核查的反对程度远不止个人恼怒。在她的作品中,她对科学术语和方法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批评。她认为,用听起来很科学的语言来表达论点,是宣称有能力知道或预测那些永远无法预测或知道的事情,而事实核查是这种大趋势的一部分:她在给麦卡锡的信中说,这种做法是一种“虚假的科学性 ”。
这个阿伦特——刻薄、夸张、对事实核查的概念不屑一顾——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后出现的情况不太一样,当时她被重塑为某种事实的守护神。《华盛顿邮报》社论编辑露丝·马库斯(Ruth Marcus)写道:“欢迎来到后真相总统时代,”她认为阿伦特是 “先知先觉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出现之基础”的思想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一篇题为《真理之死:我们如何放弃事实并以特朗普告终》的文章中,同样将阿伦特视为先知,认为她的 “话语听起来越来越不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纪的报道,而是对我们今天的政治和文化景观的不寒而栗的描述。”学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在《纽约时报》上宣称,在阿伦特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对20世纪JQ主义恐怖的批判,还可以听到对今天渗透在美国和欧洲政治中的某种力量的警告。”这类时评文章层出不穷,并大量引用阿伦特1951年的大作《JQ主义的起源》和1967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真理与政治》中许多类似的话。在亚马逊上,《JQ主义的起源》很快就卖光了,相关页面上只出现这样一句提示语:“此书为何对我们当下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
阿伦特在特朗普当选时被提及,在他拒绝戴面罩时也被提及,甚至在他败选时还是被提及——每次危机都被认为证实了她文章中的预测。《泰晤士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埃德索尔(Thomas Edsall)写道:“当国会将确认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时,汉娜·阿伦特的话有了新的意义(1933年她在纳粹德国被捕后又逃离。)”在1月6日国会大厦暴动后的《纽约时报》杂志封面故事中,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援引阿伦特的话,将特朗普的“大谎言”(他赢得了选举)与希特勒的“大谎言”(犹太人统治世界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破坏了德国)相提并论。“后真相时代就是前法西斯主义时代,”斯奈德写道,“而我们特朗普是后真相时代的总统。”
正如学者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所观察到的, “在解释特朗普总统职位时,阿伦特的观点是被使用和滥用得最多的哲学资料”。他认为,引用阿伦特的话,“给许多时论文章披上了有名无实的外衣”。在一连串宣扬阿伦特福音的文章中,她的理论内容往往显得无关紧要——太过复杂,无法在一两段中加以总结,而且对“现任总统大放厥词是危险的”这种明显的论点,也无必要。但是,尽管不需要阿伦特直接谴责特朗普的谎言,但她的思想在另一个谴责,如反直觉的意义上还是有用的:提醒我们超越特朗普和他离奇的、对事实的严重歪曲来看待问题,并更仔细地思考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谎言传统。
《JQ主义的起源》这个书名略有误导,是在文本基本完成后才加上去的。(在创作之初,阿伦特将其称为 “帝国主义书”)。《JQ主义的起源》写于二战后的几年,为理解希特勒的出现,她试着追踪为欧洲JQ主义统治做准备的 “潜流”。该书分为三部分,前两部分并未直接论及JQ主义领导人的崛起;它们是关于上个世纪第三帝国之前的反犹主义和帝国主义。如今阿伦特最受欢迎、被广泛引用的话语都来自第三部分“JQ主义”,其中讨论了希特勒政权和斯大林政权。但即使在这个部分里,她的分析也很难适用于特朗普。正如阿伦特所定义的,JQ主义试图“改变人的本质”,它是一台“永动机”,一个必须对其臣民实施绝对控制的引擎,并要求这种控制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她写道“无论它在哪里上台,JQ主义都会‘摧毁那个国家的所有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不是由一党专政,而是由群众运动取代了政党制度。”JQ主义总是“将权力中心从军队转移到警察,并确立了公开指向世界统治的外交政策”。
公平地说,《起源》一书的作者及传播者并没有宣称美国在特朗普统治下陷入了JQ主义Ducai,只是说特朗普的政治风格符合阿伦特所确定的一些警告标志。(“后真相 ”是“前法西斯主义”,而不是全面的法西斯主义。)而阿伦特对JQ主义治下的臣民易受阴谋论影响的一些描述,确实与特朗普支持者的自由派漫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下面这段话为例,它是当代阿伦特文章中最常引用的一段。
“JQ主义统治的理想臣民不是忠诚的纳粹或忠诚的CP,而是民众,对于他们来说,
事实与虚构(即经验的真实)之间的区别,真与伪(即思想的标准)之间的区别已
不复存在。”
阿伦特认为,对于一个打算实行全面控制的政权来说,“理想的臣民 ”是不问问题的人。一个有思想的臣民,即使是同情支持他们的臣民,也可能随时提出异议。(阿伦特的导师和曾经的情人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 “忠诚的纳粹”,一个支持第三帝国崛起的知识分子,但在该政权上台后却不是一个理想的臣民:他公开批评希特勒的政府背叛了该运动的“内在真理和伟大”)。当阿伦特声称JQ主义改变人性时,她的意思是,一个政权只有通过将其臣民融入类似于一个有机体的东西之内,使个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建立绝对控制。
阿伦特相信,在战时的欧洲,社会的原子化和社区纽带的断裂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孤独感。她写道,意识形态对孤独的心灵具有诱惑力,因为它将代表现代生活的任意性编织成一个单一的、充分解释的叙述,承诺“通过发明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来消除事物的巧合。”在现实感到脆弱和偶然的地方,JQ主义运动可以“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它比现实本身更适合人类心灵的需要。”
阿伦特认为,纳粹主义和C...munism努力将历史塑造成一门科学,一种按照普遍规律行事、因此可以预测的东西。她写道,一个JQ主义领袖把自己当作历史使命的实现者,因此是历史命运的神谕。她引用了希特勒在1939年1月对帝国议会的声明。他说:“我今天想再一次作出预言,如果犹太金融家……再次成功地将各国人民推入一场世界大战,其结果将是……犹太人在欧洲的灭绝。”在阿伦特看来,希特勒的意思是“我打算发动战争,我打算杀死欧洲的犹太人”。JQ主义抹杀了预言和意图声明之间的区别。正如阿伦特所说,一旦JQ主义运动夺取了政权,“所有关于JQ主义Ducai者预言真假与否的辩论,就像与一个潜在谋杀犯争论他未来的受害者是死是活一样奇怪”。就像谋杀犯可以杀死他的受害者来证实他的说法一样,一个拥有全面控制权的政府在理论上可以确保其预测的准确性。
但是,全面控制是一个幻觉,对人类事务的预测只有在一个消除了人的所有能动性的世界里才是绝对可靠的,所以对它的追求必然会在对外侵略和对内恐怖中达到高潮。JQ主义政权的组织,如它的权力同心圆、它的官僚系统、它的高位警察部队、它的世界征服计划,旨在创造“一个其成员根据一个虚构世界的规则行事和反应的社会”。对于JQ主义运动的追随者来说,它的谎言越来越无法质疑,“就像数学原理一样,是他们生活中真实而不可触碰的元素”,甚至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始终遵循在争夺权力过程中制定的假相和虚构世界的规则。”根据阿伦特的说法,希特勒感到不得不按他自己的预测行事,遵循阴谋论,从而达到它们的必然结论,而这一切往往是违背理性甚至是违背自我利益的;他不满足于撒谎而不对实际世界进行相应的重组。
指责特朗普有如此复杂的行为是完全误读了他的谎言。从一开始,特朗普的谎言就是偶然的和被动的,不考虑连贯性的需要,也不受将自己定位为历史潮流巅峰的压力的限制。虽然他在推特上转发了与匿名者Q相关的账户,但他并没有明确支持这个阴谋,他本可以利用这个阴谋来实现阿伦特指出的那种“一致性谎言世界”。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捏造事实,用错误的信息充斥这个领域。他抛出一个谎言,当媒体争相对他进行事实核查时,他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谎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他的谎言被揭穿时,他的支持者并不畏惧,因为他们明白他说的是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不是作为一个绝对权威在说话。最后,特朗普的谎言与其说是宏大的理论,不如说是自我吹嘘——旨在人为地提高自己公司股价的吹嘘。他倾向于夸大数字:他值多少钱,有多少人参加了他的就职典礼,他得到了多少票。
将阿伦特的理论框架映射到特朗普身上,模糊了他的谎言的运作方式,这些谎言实际上并非要构建JQ主义世界,不过是会议室里的废话。特朗普根本没有诉诸恐怖,他并没有做什么举动去将他的谎言转化为行动。他与新闻界对立,但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摧毁它。2020年,即使他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他也只是通过谎言和律师来说明情况,并没有招募有组织的军事力量来实行真正的政变。1月6号那天并没有可执行的计划,因为特朗普没有任何可称之为JQ主义的行为,使现实屈从于他的虚构世界。他的谎言只有一个目标,即保全面子。
在经常被引用的《真理与政治》一文中,阿伦特并不是在为政治领域中事实与谬误的混淆敲响警钟;她是在承认,谎言一直是政治的一部分。她写道:“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故事,”她说,“简化或道德上的谴责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尽管它与《起源》相提并论,但《真理与政治》是在战后二十多年写成的,与JQ主义的关系相对较小,它实际上是阿伦特自己作为一个被围攻的真相讲述者的观点。
1963年,在她前往以色列为《纽约客》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两年后,阿伦特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争论。摩萨德特工抓获了艾希曼,并将他空运到耶路撒冷进行起诉,但阿伦特震惊地发现,以色列政府对准确判断这个人或他的罪行并无兴趣。艾希曼是最终解决方案的组织者之一,但在阿伦特看来,他并不像一个有邪恶企图的怪物,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官僚。她认为,邪恶可以通过平凡、无聊的方式进行,不一定只有具有虐待狂倾向的人才邪恶,那些随波逐流、忘记思考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也会做出邪恶的事情。艾希曼模式的恶人是一个忽略了审视自我的人,未能评判他协助建立的制度的正确性或错误性。在妖魔化艾希曼的过程中,以色列人没有认识到“邪恶的平庸性”。
阿伦特认为这些犹太领袖们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时本可以做得更好,她对艾希曼的同情性描述和对犹太委员会负责人的不同情性描述,令许多犹太观察家反感,她的观点被一些人解释为对艾希曼的辩护,受到攻击;她关于犹太委员会与纳粹合作的说法被视为亵渎性的谎言。人们写了几十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对她的书进行事实核查,反驳她的主张,对此,阿伦特与麦卡锡和丹尼尔·贝尔一起又写了几篇文章来驳斥这些反驳意见。
在一片哗然声中,阿伦特为了平息她的愤怒,写下了《真理与政治 》一文。尽管文章隐含怒意,但这篇文章对真理和谎言在政治舞台上的运作方式进行了系统而非个人化的描述。阿伦特首先区分了理性真理(数学真理、哲学真理——任何可以通过公理证明的东西)和事实真相。它们的区别就像“2+2=4”这样的陈述和“昨天雷克雅未克下雨了”这样的陈述之间的区别。阿伦特写道,理性真理必须如此,而“事实真相没有任何结论性的理由来证明它们是什么”,相信它们需要对目击者、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如果说理性真理为哲学推测提供了基础,那么事实真相则为政治思想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当我们进入公共领域就一项政策或决定进行辩论时,只有依靠同一套事实,才是正确的参与方式。
由于事实真相不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很容易把事实真相当作另一种意见来诋毁”。在一场观点之争中,谎言具有优势,因为精心制造这些谎言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可信度并减少任意性的出现。当讲真话的人面对说谎者时,真正的事实往往听起来微不足道、偶然、随意;说谎者“通常拥有可信度”。如果真相听起来不靠谱,就很容易被否认和有意忽视,阿伦特特别关注那些广为人知却被当作秘密的事实。尽管她提起希特勒和斯大林,指出在他们的政权下,讨论集中营是一种禁忌,但她所描述的现象并不限于JQ主义。她写道:“当代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事实真相的讲述者被认为比真正的对手更危险,甚至更有敌意。”她在文中指出的贬低真相的罪魁祸首不是希特勒和戈培尔,而是戴高乐和阿登纳。
阿伦特认为,战后的欧洲政府建立在神话之上——建立在诸如“法国是上次战争的胜利者,因此是大国之一,”以及“国家So…lism的野蛮行为只影响了该国相对较小的比例”这样明显的非事实之上。这些不实之词是阿伦特称为“形象制造”的证据。形象制造不仅仅改变事实和歪曲认知,还提供全新的陈述,以全盘取代现实。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政治谎言“大到需要对整个事实结构进行彻底重组。”政客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现实,让他们的谎言“没有缝隙、裂缝或裂痕地融入其中,就像事实真相融入它们自己的原始环境一样。”虽然这种语言让人想起《起源》中的“谎言世界”,但阿伦特在这里指的是现代政府的普通运作,而不是纳粹德国的特例。在《起源》中,阿伦特断言JQ主义政府用一个虚构的世界取代了真实的世界,但《真理与政治》阐明,这种形象制造本身并不等同于JQ主义:自由民主国家也卷入了同样的虚构游戏。
对于阿伦特来说,权力最终无法产生一个合格的实际现实的替代品。即使是JQ主义政权也无法使他们的谎言密不透风或使他们的表述无所不包。随着事实的变化和历史的发展,JQ主义体系在努力适应新的数据,而那些相信官方故事的人也会注意到不一致的发展。对现实变化的感觉产生了 “颤抖、摇晃”的情绪;最终,沦于迷失,阿伦特将其与洗脑的效果相提并论。她写道,在洗脑的受害者重新认识现实之后,他们往往会经历“一种奇特的愤世嫉俗——拒绝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无论这种真相被证实得如何确实。”一旦一个政权的谎言被揭穿,它的臣民就会变得极度多疑,没有能力区分真相和谎言。
根据这种说法,洗脑的受害者看起来有点像JQ主义统治的“理想臣民”。在另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段落中,她写道:
“以谎言取代事实真相的一贯做法,其结果不是谎言被接受为真理、真理被诋毁为谎
言,而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据以定位的意识被破坏了。”
我们很容易忽略“一贯”这个词,并将阿伦特描述的那种谎言与特朗普政府的“替代事实”混为一谈。但根据定义,替代事实不可能是彻底的: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相互冲突的数据。在《真相与政治》中,阿伦特并不是在警告华盛顿的骗子。相反,她担心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单一的、不受质疑的形象已经取代了现实,而且随着裂缝的出现,那些相信权威的人已经没有人可以相信了。她明确指出,这种事态无法与自由且好斗的新闻共存。
《真理与政治》只是间接地涉及到美国政治,但几年后,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政治中的谎言》中,阿伦特有机会把她的“形象制造”理论翻新改造运用到美国。该文回收利用了《真理与政治》中的大部分材料。在该文中,阿伦特讨论了五角大楼文件所揭示的谎言库,她指出华盛顿的一类领导人,他们和JQ主义者一样,盗用科学语言和逻辑来宣传一种虚假的形象。借用记者尼尔·希恩(Neil Sheehan)的术语,她把这些人称为“问题解决者”。她写道,行政官员诸如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之流“急于找到公式,最好是用一种伪数学语言来表达,从而将现实中最不相干的现象统一起来”,将混乱编织成秩序,将现实编织成虚构。阿伦特熟悉这些问题解决者——对偶然性过敏,却渴望一致的体系。她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种 “对事实的轻视,”她写道,“他们渴望发现规律,用它来解释和预测政治和历史事实,就好像它们是必要的,因而也是可靠的,就像物理学家曾经相信的自然现象一样。”
根据阿伦特的说法,这些解决问题的人将政治视为“各种公共关系”,“与其说是为他们的国家撒谎,不如说是为国家的‘形象’撒谎,当然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存亡,因为国家的存亡从来就不是问题。”她引用了助理国防部部长约翰·麦克诺顿(John McNaughton)的话,五角大楼文件揭露了他对美国在越南的主要军事目标总结如下:“避免屈辱的失败(为了我们的声誉……)。”对于政府来说,失败并不像失败的表象那样有问题。阿伦特写道,这些文件所显示的是,越南战争的最终目标不是权力、利润或任何具体的利益。没有任何最终目标,而成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则是相对接近的目标:“目标是形象本身”。与其说美国政府在努力征服世界,不如说它把目光投向了赢得世界人民的心和思想。她写道:“作为全球政策的形象制造”,“在历史上记录的人类愚蠢行为的巨大武器库中,这的确是一种新的东西。”对阿伦特来说,越南是另一个被美化的官僚们未能独立思考的例子。她写道:“解决问题的人不是判断,而是计算。像艾希曼一样,他们计划并执行一项战略,而没有停下来考虑其正确性或错误性。”
然而,即使在其最卑鄙的罪行中,美国政府也没有陷入JQ主义,对此阿伦特多次澄清。比如越南战争,强大的调查性媒体是一个重要因素,它防止了问题解决者的形象在公众中获得霸权式的地位。她总结说:“五角大楼文件显示,我们面对的是那些竭尽全力企图控制人们思维的人,但由于这是一个人们可以获得各种信息的自由国家,他们从未真正成功过。”阿伦特认为(略有争议),五角大楼文件中充满了已经被报道过的事实——多年前就已经泄露的秘密和谎言。她认为,正如她在《真相与政治》中所说的那样,政治参与取决于能否获得未经操纵的信息。五角大楼文件证实,美国新闻界保护了这一权利,为有关越南的自由和知情辩论提供了事实。
根据阿伦特的分析,2016年后关于真相和谎言的对话条款(术语)变得很滑稽。如果政客们一直在撒谎,美国政府也有试图欺骗其公民的既定习惯,那么“后真相 ”又有什么新意?特朗普对记者的憎恨毫无新意。(阿伦特提到一个谣言,据说尼克松政府计划在 “1972年总统选举前摧毁新闻界的‘信誉’”,她认为这 “相当符合公共关系心态”)。也许,与众不同的是,记者们对特朗普的谎言的反应方式。在整个特朗普政府期间,媒体保持着一种对立的姿态,积极地对总统进行事实核查。他的陈述从来没有机会成为铁板一块,因为总是还有另一种说法。
特朗普的谎言并不比其他总统的谎言更有说服力;他们拉开了认识论危机的帷幕,因为他们不那么有说服力,却更加明目张胆。特朗普经常被指责为“把不该说的也说了出来”——把政治家通常避免承认的公开秘密展示出来。特朗普打破禁忌的修辞效果证明了阿伦特从五角大楼文件中得到的同样东西:美国人民已经知道他们的政治家没有告诉他们真相。特朗普不需要创造一个虚假世界,他吸引的是那些对美国政治现实的官方表述早已失去信心的人。
对阿伦特来说,真正的政府阴谋导致了离奇的阴谋论——它是由权威机构实施的欺诈性形象制造,降低了公众判断事实和虚构之间区别的能力。阿伦特的长期助手和文学受托人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曾经认为,小布什政府的谎言与阿伦特的警告相呼应。政府伪造文件,称萨达姆·侯赛因正在获得黄饼铀,而媒体则尽职尽责地刊登了这个谎言。对《爱国者法案》的通过和对伊拉克的入侵没有异议,令政府有机会进行奇特的虚构,正是阿伦特所担心的那种不容置疑的形象制造。科恩指向罗恩·苏斯金德(Ron Suskind)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一篇报道,其中一位匿名助手纠正了这位记者,说他对真相如何在美国这个帝国运作不够了解。尽管后者否认,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位匿名助手是卡尔·罗夫(Karl Rove),他还说苏斯金德和他的同僚“处于我们称之为以现实为基础的群体之中”,这意味着这些人相信 “解决方案来自你对可辨别的现实的明智研究”。对这位助手来说,可辨别的现实是题外话。他说:“世界真的不再是这样运作了,”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帝国,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
科恩说,自阿伦特的时代以来,美国“先是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大量撒谎,然后受意识形态所支配,并将这种意识形态传输给公众,还崇拜这种逻辑一致性。” 虽然没有像纳粹主义或C...munism那样被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体系所覆盖,但美国的政治现状在二十一世纪头10年内并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伊拉克战争代表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计划,即努力输出和实施自由民主,将其作为历史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终点。在阿伦特写下《政治中的谎言》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其“将形象制造作为全球政策”,只是媒体的检查程度不同而已。
特朗普最响亮的批评者面对“另类事实” 在办公室内绝望地绞着双手,他们崇拜事实核查员,迷信事实真相——宣称特朗普是个例外,渴望恢复正常。但在批评声中,他们很少审视真相在前几届政府中的地位。特朗普不是美国总统办公室里的第一个骗子,而且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受到了对抗性媒体和热衷于对他每一句话挑刺的反对党的猛烈抨击。与其说特朗普是一个有着全面计划的精打细算的骗子,不如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能够利用公众对新闻机构的不信任。对他的言论吹毛求疵的记者只能向反特朗普的人说教,而他最热心的支持者则完全甩开了权威事实,确信媒体与“国中之国”(deep state)沆瀣一气。毕竟,新闻界已经证明自己没有能力拆解美国帝国的设计师们所构建的虚构现实。
阿伦特在《起源》第三版的序言中警告说,不要过早地在美国背景下宣扬JQ主义。阿伦特目睹了抗议者对约翰逊政府提出法西斯主义的指控,她认为他们关注于错误的战争。在她看来,美国更接近于重蹈英帝国主义的覆辙,但她警告说,这种“不愉快的相关性”不应该被用于暗示历史将不可避免地重演。尊重人类自由就是承认历史并不按照科学规律运作。她写道:“无论我们能从过去吸取多少教训,它都不能使我们了解未来。

楼主:onedayoronelife  时间:2022-01-16 20:49:22
特意选了阿伦特的这张照片,送给@青烟去残灰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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