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从历史谈到现实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是宋神宗对《资治通鉴》一书的批示。现在，大家也知道“以史为鉴”，可是如何“以史为鉴”呢？本文希望通过解读似曾相识的历史事件，然后结合现实进行挖掘，以期得到真正“以史为鉴”，以明社会发展趋势。

准备写一个系列，如下：

01，汤武革命

02，大一统文化

03，靖康之难

04，不倒翁——冯道

……

现在就想好这些议题，当然，会随着谈论的深入，肯定会加入一些议题的。

话题（1）——汤武革命

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化事件。被誉为革命，对统治者意味着什么？大家是明白的。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都曾经对“汤武革命”进行过辩论与反思。这种辩论与反思很不彻底，所以没有让中国社会走上西方的启蒙时代，而是随着理学的兴起，让中国社会更加禁锢。现在有必要对这一事件进行新的辩论与反思，启蒙大中华。

一，02

“汤武革命”是指商朝的开国君主商汤与周朝的开国君主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前朝的历史故事。因为在中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是“天命的变革”，所以简称为“革命”。

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以武力改朝换代事件（正统认知），这对于儒家的君臣伦理关系构成了现实威胁，所以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长期存在于历史长河里，其间涌现了很多有名的辩论，我将追寻历史，还原曾经辩论的历史画卷。

一，03

对于“汤武革命”的辩论，最早是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说的直白点是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分歧；第二次辩论是汉景帝时的儒家与道家的辩论；第三是宋代神宗朝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辩论。当然随着程朱理学的兴起，这样的辩论就不能够登堂入室了，不过在明初发生了一段“如何对待孔孟”的闹剧，也折射出统治者的心态来。

一，04

世人总是把孔孟相称，好像孔子与孟子观点趋同似的，其实，这是中国人的误解。孔学与孟学相似度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孔学与孟学其实就是两种文化。如果孟子与孔子生活在一个时代，孔子绝对不会把孟子当做自己弟子，而且会认为孟子是罪人。打一个比方：如果孔子学术是“马”，那么孟子学术是“驴”，荀子学术就是“骡”。孟子继承了孔学里的仁，而且把“仁”推向了极致，确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仁学，认同“君不仁臣可以不义”，统治者如果对人民不施行“仁政”，臣民可以不遵守君臣大义。荀子继承了孔学里面的“礼”，以“礼”为核心构建儒学，荀子认为，战国时代礼已经无法构建社会秩序，创造了礼法相融合的儒学，荀子的学生韩非子与李斯比老师走的更远，更成为了法家代表人物。

题外话：春秋战国时代，儒家，道家，法家，这三家其实是同源的，根本没有现在学界说的那么泾渭分明，三家都是对“仁义礼”三种文化元素的见解。道家用“自然法则”解读之，儒家用“伦理道德”解读之，法家柔和了二者解读之。所以他们在当时处在犬牙交错状态，比如：著名的法家人物韩非子非常推崇《老子》，是第一个解读《道德经》（《老子》）的，著有《喻老》。而韩非的老师荀子又是儒家宗师。

一，05

汤武革命，其实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历史记载中只有“商汤革命”，汤王与武王并列，还是由于孟子那句著名的话——“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后来，人们把商汤与周武王这段类似的历史故事相提并论，其实，在孔子看来：商汤是圣人，而周武王是弑君。为什么孔子有如此看法呢？

首先，孔子是殷商遗民，从儒家文化的角度讲，孔子不会贬低先人。汤作为商朝的开创者，作为孔子先人，孔子是极力称颂的。比如【商汤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大学》里面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后来大儒极力推崇的一句话。可见，儒家对商汤的评价是极高的。在周成王的《康诰》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是极力回避武王的暴力，极力称颂文王，并且要回到汤王时的“新民”社会。（注：周公刚平定殷商遗民暴乱，为了稳定局势，所以在殷商遗民地区，周统治者承诺恢复汤王的社会）。新民者，朱熹说是亲民，我认为——新民就是仁民。

其次，说商汤是“顺天应人”，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依然做商的臣子”，对商汤与文王是用了大量的溢美之词，可是孔子对周武王基本当空气了。想想也是，推翻了孔子先人的政权，虽然孔子没有直接批评周武王（注：为尊者讳，所以没有直接批评），但是他通过赞美伯夷叔齐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周武王杀纣王是弑君。而孟子说：【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显然，孟子已经把汤武并列了。

孔孟在对待周武王上，出现了相左的观点。孔子倾向于“弑君”，孟子倾向于“革命”。

一，（06）

孔子与孟子，之所以在“汤武革命”上认识有分歧，与当时的社会态和他们的主张有关。

孔子时，社会态是“礼崩乐坏”，最起码还谈礼与乐，所以孔子致力于恢复周礼。而孟子时，社会态是“动物世界”，纯粹的弱肉强食，只讲利与霸，礼乐基本不复存在了。所以，孔子与孟子的主张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抑或法家，……他们都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态，来推出自己的文化主张，这就是为什么诸子讥笑孔子主张的根本原因——时代变了，文化也必须改变。可惜，中国的文化研究者不能够从历史中的社会态去反思与解读文化，而是教条的奉行传承论，这是“刻舟求剑”式解读中国文化史，是错误的。今天，哪些奉行“定力论”的，有何尝不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呢？刻舟求剑与井底之蛙，这是现在民族崛起的最大障碍，很多国人已经陷入而不自知。

一，（7）

正因为孔子时代只是“礼崩乐坏”，但还讲礼与乐，所以孔子要恢复。而孟子时代，社会态已经是动物世界，所以孟子要找回“人性”，就是“四端”之说——仁义礼智，最核心的就是仁，所以孟子倡导“仁政”。

先谈孔子时代与其主张。
春秋笔法，德配位，周公，商汤，文王，仁，礼，孝悌，孔子是殷商遗民，从周，问礼老子，周游列国时是大夫身份，亲亲相隐，……这些是我在写孔子时想到的知识点，为的是进一步解读孔子。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从孔子的这句话可以知道，周公制定周礼，只不过是在殷礼的基础上修订的！史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说明在孔子时代，周礼已经面目全非，而孔子恢复周礼，应该夹杂了很多自己想法，比如周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但从孔子亲亲相隐主张看，孔子已经主张“礼”下庶人，也就是用礼来覆盖整个社会。孔子是不是主张废“刑”，不是！用现在的话就是重点在教化，其次在刑法。当到了战国时代，孔子的主张显然是极不现实的，所以战国诸子嘲笑孔子的迂腐就是必然了。

一，（8）

孔子周游列国，是什么目的呢？是单纯的文化传播吗？我认为，不是！是带着

一，（8）

孔子周游列国，是什么目的呢？是单纯的文化传播吗？我认为，不是！是带着深深的政治目的——让鲁国成为文化霸主，孔子周游列国是以鲁大夫的身份进行的，所以他服务于鲁国，说到底就是通过恢复周礼，掌控文化话语权，来恢复鲁国大国地位，成为新的霸主。所以孔子特别推崇周公与管仲，希望成为他们！可惜，孔子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隐退，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影响后人。

孔子什么主张？从二十四孝可以窥见之。二十四孝多集中在春秋与东汉魏晋时期，春秋当然是孔子时代，东汉其实是最接近孔子理念的朝代。就是以仁孝为家庭基本伦理，以礼为国家秩序，从家庭教化扩展到国家风化，所以孔子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而仁文化最重的朝代就是殷商。因此，孔子恢复周礼，其实有复古的意思，就是恢复到殷商时的“仁风”。这就是孔子为什么称赞文王，忽略武王（其实是一种变相否定），赞同周公的根本原因。而“仁风”就是一种祭祀文化，类似于宗教仪式。比如墨子反对孔子厚葬而主张节葬，而葬礼在《礼记》里也是重头戏。

因此，孔子的主张：复古殷商仁风，用仁风教化与控制国民，把礼与仁风结合，把礼与治国化民结合，把礼与秩序结合，实现以“仁为经，礼为纬”实现大同社会。

一，（9）

有人说，殷商仁风是什么社会态？过去曾经写过，由于论坛关停，我基本不留存根，所以大都都遗失了，这里做一个大概的解释。

仁，有三种写法，有“尸二写法”，有“千心写法”，还有“人二写法”。当然这种考证是专家得出的，我拿来用而已，当然，我认为非常严谨与合理。字体的演变顺序也是如上顺序。所以，“仁”开始是始于祭祀，主要是祭祖，当然专家用了大量篇幅进行考证，我这里就不啰嗦了。因此，仁风首先是一种浓烈的家族祭祖文化，后来仁逐渐演变为家族的纽带文化，就有了孔子说：孝悌是仁的根本。

一，（10）

孟子时代，已经是战国乱世，礼乐已经荡然无存，整个社会处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状态。所以，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大家都在竞争与生存。这让我想到一个观点：战争极大摧毁了人类，却也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战国时代难道不是这样吗？战国时代既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的黑暗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文化时代。

面对动物世界社会态，首先思考的是人性！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所以强调礼，而他的学生更用刑法来秩序这个社会。孟子说：人性是善的，所以用“四端之说”来教化国民，对统治者推销“仁政”。

如果孟子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孟子的四心之说，也成为了后来士大夫的道德标杆；而荀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的礼法儒学逐渐被后世的治者接受，荀子推出“载舟覆舟之说”，告诫统治者时刻迎合民意。孟子是站在人民的角度，给统治者讲治国理念，而荀子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谈治国理念，这是孟子与荀子的不同。孔子是站在哪个角度呢？也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但孔子绝对不会有“载舟覆舟”论，也不会有“民贵君轻”说。孔子就是纯粹倡导秩序，秩序压倒一切，这样的思维去寻找秩序，能够找到吗？根本找不到！所以战国时期，孔子成为诸子嘲笑的对象。

这就是我口头说的：孔子学说是马，孟子学术是驴，荀子学术是骡的根本原因。他们其实很不同，原因已经说了。

一，（11）

第二次辩论是发生在西汉景帝时期，由儒家的辕固生与道家的黄生进行的辩论。
《史记》载：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

这段记述是讲：辕固生与黄生两位博士在汉景帝面前，探讨“汤武代夏商”，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给治者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