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解文：古时得道的统治者，不会让人民接触左道邪说，而是让人民恪守本分。人民之所以难治，是因为想得太多，对既有身份不满足了。治国者如听任舆论来动摇百姓的身份意识，是国家的灾祸。统治者控制舆论，不让试图颠覆身份意识的邪说传播，是国家的福分。统治者须明白，放任舆论和管控舆论的社会作用是完全不同的。懂得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就具备了极高的认知力。有这种能力，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能洞悉事物的趋势。认知达到这个水平，治国就顺利了。）

（张说）许多注本对本章的解读，没有切中要害。有一种解读说，老子主张愚民，不让百姓学知识文化，这是很幼稚的。又有一种解释说，老子希望人们保持淳朴，不要学奸变坏。这个看法比较流行。两种解读都不对。治国是政治行为，需要从社会基本结构的角度来看，从道德层面是看不明白的。老子早就说过“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就是教人们不要从道德角度看政治。换句话说，读哲理书籍要有哲学头脑。《道德经》是对治国者的训诫，当然应从社会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问题。因此，本章的“智”，虽可泛指“认知”，但其特指不是指一般的“文化知识”，也不是指有知识的“奸诈”，而是指能扰乱人“身份意识”的观念。身份意识，是处在一定位置的人所特有的观念、情感与评价模式。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要读懂本章，正确理解“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关键。这话把“智”与“难治”定为因果关系，就说明“智”不是指知识文化，因为文化知识与难治不是因果关系。那么，什么人难治呢？在古代，人民主要是农民，农民的本分是辛勤种地，向地主或国家交租交税，定期服役，生儿育女，爱护家庭，与邻里和睦，尊重他人，尤其是尊重地位高的人。这样的农民难治吗？不难治。难治的是那些不安于既有农民身份的农民。百姓不守本分，是难治的原因，所以，“智”是指扰乱身份意识的观念。

比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第三等级不甘心继续处在既有地位，于是促成社会权力的变更。历史已经证明，社会权力结构一律是金字塔型的，顶端是少数决策人，以下各阶层，随权力递减而人数递增，各阶层人的意识与其地位的权利义务必须相符，金字塔结构才能稳固。这就是“核心-等级结构”，这是社会结构的唯一形式，不管什么人种、什么文化，都是这个结构。中国古代的君主制，现在的中央集权制，其他国家的二元君主制，君宪制，总统内阁制，议会制，等等等等，虽政体有别，但万变不离其宗，本质都是“核心-等级结构”。

为什么一定是这个结构？因为太阳系是这个结构。地表上下3000米这块小天地，是太阳系唯一的生命区，地球是太阳的产物，生命区是地球的产物，人类是生命区的产物。根据全息理论，子系统与母系统全息对应，即子系统在物质、能量、结构、信息、精神与功能上，照抄母系统的模式。因此，生命区中的人类，无论在生理、心理、行为、社会结构上，都必然照搬太阳系的基本机制，而太阳系的基本结构就是“恒星-行星-卫星”形成的“核心-等级结构”，人类的社会构成，也必然是这个方式。

生命区中的所有子系统和子子系统，都是“核心-等级结构”。人体系统，心脑是核心，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皮肤毛发构成了各个等级。人群形成的组织系统，决策的少数人是核心，多数人处在核心之下的各等级一下，执行着核心的决策。原始部落如此，现代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各等级不守本分，系统秩序就被破坏了。比如在太阳系中，地球的本分是公转与自传，试想，倘若地球不守本分，不愿公转、自传了，会怎么样？

等级结构存在的前提，是各等级恪守本分，恪守本分的前提是拥有相应的身份意识。社会系统的打破，是从改变身份意识开始的，改变身份意识的重要因素，就是舆论。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造舆论，就是让各阶层改变身份意识，这样才能做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秀才造反，之所以三年不成，是因为人民的身份意识没变。由此可见，“自由”是个十足的伪命题，系统中的各部分的只能有恪守本分的自由，没有其他自由。在人体中，哪一部分“自由”了，就叫“中风”，人就废了。在社会中，一定数量的个人“自由”了，社会秩序就废了。

在学校里，学生遇见老师会敬礼问好，这是学生的本分。学生拥有身份意识，尊敬师长，就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文革时，舆论颠覆了学生的身份意识，学生批斗老师，于是学校就失去了教书的秩序了。那时的学生最“难治”，不是因为学生的知识多了，而是身份意识变了。

可见，“以智治国”的“智”，就是指扰乱身份意识的观念。社会的稳定，是等级制的稳定，等级制稳定要有两个条件，第一，核心必须有权威；第二，各等级必须服从核心。服从，就是恪守本分，带来的是“国之福”。人们改变身份意识，是动乱之源。使人们改变身份意识的人，是“国之贼”。苏联解体，是因为西方舆论扰乱了苏联人的身份意识，而放任并推动这些舆论的戈尔巴乔夫，就成了“贼”。可见，是贼是福，取决于统治者能否认清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戈尔巴乔夫认识不清，于是苏联垮了；邓小平却十分清楚，在自由化舆论甚嚣尘上时，及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于是中国开始蒸蒸日上。

美国搞颠覆，没有一次不是打着“人权、民主”旗号的，为什么？为了扰乱人们的身份意识！颠覆了身份意识，颜色革命才可能成功。比如港独闹事，为什么多年不息？是因为许多年轻人身为中国公民，却没有应有的身份意识。为什么会没有呢？原因有二，一是香港回归后，学校教育始终由英美殖民思想统治着。二是香港政府“以智治国”，放任不管，这是主要原因。统治者如希望社会稳定，必须控制舆论，中国如此，美国其实做得更甚，连总统的嘴也被贴封条。美国所谓的言论自由，自己也知道是伪命题，目的是阻止想要颠覆的国家控制舆论，以便有机可乘。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稽式，范式、法则也。治国者对两种不同治理方式的不同作用的认识，是极高的智慧，有了这种智慧，就会注意舆论导向，就能及时察觉处于“青萍之末”的风向，治理才能顺畅。

的确如此。请国人回忆一下，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潮纷纷涌入，搅乱中国人身份意识的舆论首当其冲。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压制后，还是以各种方式来丑化中国人心中的英雄，连古代的岳飞也被抹黑。这样的舆论猖獗了好几年，大概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是放任自流的。直到央视一位著名主持人公然唱歌恶毒咒骂毛泽东，才引起了当局的警觉，开始管控舆论了。苏联的解体，一开始不就是丑化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英雄的吗？放任舆论（以智治国），与控制舆论（不以智治国），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事物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才能全面。社会演进是通过两种相反方式兑现的，权力稳定期和变更期。稳定期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老子就是站在稳定期立场看问题的。变更期是稳定期维持不下去了，人们的身份意识变了，社会秩序不稳了，导致权力变更。变更期是两个稳定期中间的短暂过度。人们恪守身份是稳定的基础；人们的身份意识动摇，是权力更迭的基础。

中国农民第一次起义时，陈胜先制造舆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表达了改变身份的意向。农民不甘心当农民，才会纷纷参加起义。法国大革命时，法国第三等级制造的舆论是“自由民主平等”，第三等级要自由民主，就是不甘心维持既有身份，纷纷加入革命。中国的起义者要造舆论，西方的起义者也要造舆论，这是必须的。这个定律证明了“人是观念动物”的确凿性。

可见，“以智治国”或“不以智治国”，取决于立场。我们反对美国人用“人权民主”扰乱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对这类言论进行控制，是因为我们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公知们反对我们控制舆论，说是专制、独裁，希望能自由自在地扰乱人心，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