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岂好辩哉》
【原文】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择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 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汗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汗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漠；丕承者，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于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 ,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译文】

公都子说：“别人都说夫子喜好辩论，请问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社会产生很久了，时而太平，时而动乱。在尧的时候，洪水横流，在中土泛滥，龙蛇在大地上居处，民众无处安身，低处的人筑巢、高处的人挖洞。《书》说‘洚水告诫我们’，洚水就是洪水。于是派禹去治理，禹掘地引水注入大海，把龙蛇驱赶到泽地，水沿着地上的沟道流动，这就是大江、淮水、黄河、汉水。水患既已解除，鸟兽不再危害人们，百姓们才得以在平原上居住。

“尧、舜去世以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君接连出现，毁坏了居室来做池沼，使民众无处安息；废弃了农田来做园苑，使民众不能谋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园苑、池沼、草泽增多并招来了禽兽。到了殷纣时，天下又大乱了。周公辅佐武王诛杀殷纣、讨伐奄国，与这些暴君征战了三年，把飞廉追逐到海边处死，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将虎、豹、犀、象驱赶得远远的，天下的民众都非常喜悦。《书》说：‘多英明伟大啊，文王的谋略；大大地继承发扬啊，武王的功业。帮助、房发我们后人的，都是正道而没丝毫缺陷。’

‘周室衰微，正道荒废，邪说、暴行随之兴起，臣属杀害自己君主的事出现了，儿子杀害自己父亲的事出现了，孔子为之忧虑，写作了《春秋》。《春秋》所记述的是天子的事，因此孔子说：‘将使世人了解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将使世人责怪我的恐怕只有《春秋》了。’

“圣王不出现，诸侯肆无忌惮，在野人士横加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斥天下，世上的言论不属于杨朱一派便属于墨翟一派。杨家主张为我，是不要君王；墨家主张兼爱，是不要父母，不要父母、不要君王就是禽兽。公明仪说：‘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肥马，而民众却脸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人，这是放任野兽去吃人。’杨墨的学说不破除，孔子的学说不发扬，就是用邪说来欺罔民众、遏止仁义。仁义被遏止就是放任野兽去吃人，人们将会相互残杀。我为此感到忧虑，所以捍卫先圣的准则，抵制杨墨的学说，批驳错误的言论，这样主张邪说的人就无法兴起。邪说兴起在人们的心中，会危害他们所做的事情；兴起在所做的事情里，会危害他所施行的政务。即使圣人再度兴起，也不会改变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