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此书在德国名为《抗拒还是服从》

2.
监狱文学， 这里指的，不是关于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而是在狱中写成的文章，是文学中极其独特的一类，其文献性大于文学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最能表现人对于作为人之本质的自由的最深切的感受和渴求——对已经失掉的东西，与对正拥有的东西相比，人往往有更深的感受和渴求。
而死囚文学，这里指的是死囚自己的文字记录，而不是描写死囚的虚构作品，又是监狱文学中最为真实深刻的精品，因为它最能表现人对于生命本身、人的生存的最内在、最深入、最切身（ 即最主观 ）同时又最外在、最游离、最超然（ 即最客观 ）的感受和认识——对即将失去的东西，比起对正在安享的东西来，人常常会有更多的眷恋、更深的珍惜、更惨烈的失落之苦痛，也可能同时会有更远一步的审视、更准几分的评估，并且更加彻悟到自己不能也无权永远占有。何况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乃是生命、自己的生命，乃是存在、自身的存在！
文学的极致，一如哲学，不过在揭示人之本质与存在；对人的揭示，又不过主观和客观这两个角度。在监狱文学和死囚文学里，人在这两个角度上的自我揭示，都最近乎极致，最接近真相。

3.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出身高知家庭，他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医生，柏林大学教授，精神病学家；家族先辈中有著名的教授、律师、医生、艺术家、史学家和神学家，他的外祖父曾是皇帝的御前牧师。他的母亲是卡尔·冯·哈塞的孙女，哈塞是耶拿大学很著名的教会史教授，曾经因为热心支持学生团体的自由在一所城堡里被囚禁过。
他们一家人都参与了反抗希特勒的独裁和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就在二战结束前夕，1945年4月9日的清晨，纳粹头子希姆莱亲自下令执行，朋霍费尔以叛国罪被处绞刑，时年三十九岁。他的姐夫杜南毅同一日在另一监狱被处死。4月23日，他的大哥克劳斯和大姐夫施来舍也在柏林被处死。

4.
英国，清教；法国，天主教；而德国属于新教的路德宗。凡是路德宗教会，都有程度不一的政教合一传统，不像加尔文派和清教徒那样强调政教分离。
这些教派用的是同一本圣经，区别在于如何解读经文。以我这种外人来看，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在他们自己眼里，彼此却是天差地别。比如，朋霍费尔提到“苦难”这个问题时说：“也许，我们总是倾向于夸大整个苦难问题，而且在对待它时太过于严肃了。从前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天主教徒不大注意这种事情。是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悍吗？ 也许，对于什么是真正受难和殉教，他们从自己的历史中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所以他们默默地毫不在乎各种小小的不便和障碍。”
天主教徒是这样的吗？

5.
关于愚蠢
这是这本书中被引用、被提及最多，也最为出名的一段。
其实，愚蠢只是本书中极小的一个话题，出现在第一章《十年之后》里，在这一章里，他思考了很多问题，比如，“罪恶总是反复以不同形式出现”、何为“公民勇气？”、“关于成功”等等。
下面是他论愚蠢的一些摘抄：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
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我：读到这篇文字的人，都会觉得说得太好了，太对了，但是有谁会认为自己愚蠢呢？准会认为这说的是别人，绝不会是自己。。。愚蠢是道德上的缺陷，而非智力上的缺陷，让我想起之前那篇痛骂桑塔格的文章，白痴学者还是学者白痴，哈）

6.
关于恐惧、沉默与隐秘
空袭之后，监狱里的人都在公开地谈论自己当时是多么害怕。朋霍费尔却觉得，恐怖是人应该为之感到羞愧的东西，除非是在忏悔之时，否则人们不应该谈论它。若非如此，它肯定就包含着某种表现癖。另一方面，天真坦率也可能起一种完全消除敌意的作用。然而，他认为这里面还存在着一种玩世不恭的直率，这种直率一般与酩町醉态和下流无耻相联系，它是混乱的症兆。他甚至认为，恐惧是人的一种阴喑面，是一种应该隐藏起来的东西。
他写道，关于恐惧，大家对某些确实是罪恶征兆的事情都太喜欢装得坦诚和“自然”了。事实上，这很像公开地谈论性生活。揭示隐秘，并不永远是“坦诚”。他认为是上帝为人做了衣服，这意味着，in statu corruptionis （在堕落的状态下）人的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应该遮盖住，对罪恶如果来不及消除，就应把它盖住。
喜欢揭示隐秘，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表现，当玩世不恭者自诩为坦诚，宣称自己是热衷于真实的人的时候，他忽略了真正重要的关键，即，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沉默和隐秘才是最根本的。在他看来，施蒂夫特的伟大，正在于他拒绝刺探和窥视人的内心，因而他尊重沉默的需要，满足于从外部谨慎地观察人。他心里容不得不健康的好奇。朋霍费尔在给友人的 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举例说明：他的朋友K.夫人在观看一部表现植物生命成长的慢镜头电影时非常震惊。她和她的丈夫都认为这超出了他们能够接受的限度；他们认为，这种对生命之隐秘的刺探窥视，含有某种猥亵下流的东西。施蒂夫特的态度与此十分相似。然而， 这难道不会危险地接近于国人常用“德国人的坦诚”与之对照的那种“英国人的虚伪”吗？朋霍费尔认为，德国人一直没有正确地理解沉默的含义，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尚未理解世界之 status corruptionis （堕落的状态）。
他说，在《人类学》一书中某个地方，康德作过如下的犀利评论：那种忽视外在现象而且否定外部事物的人，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叛徒。
朋霍费尔说他一直在写一篇论“说真话”的文章。他认为要说实际上存在着的现象，即，要尊重秘密、私情以及对此的隐匿。“揭秘”并不比轻率无理和玩世不恭等等更接近真。也许， 秘密只能在自白或忏悔中揭示，这就是说，只能在上帝面前揭示。

（我：朋霍费尔居然会有这种观点，实在让我吃惊。他认为是上帝为人做了衣服，那么人生活中的罪恶如果来不及消除，就应把它盖住。
首先，上帝何时为人类穿上过衣服？在《创世纪》里，人类的第一件衣服是人类自己穿上的，上帝才不想要人类穿上衣服呢。而且正因为此事，上帝把穿着衣服、知道羞耻的人类赶出了伊甸园。话说，我一直认为，上帝既要人愚蠢，又故意立一棵智慧树在园里考验人类，真是太可恶了。他自己一再说，不能试验上帝，他倒是一再地试验人类。。。
其次，我觉得太虔诚了，也会失去思考质疑的能力，对于上帝、对于圣经上的一切全盘接受，朋霍费尔还说他很喜欢读旧约。。。
Anyway，他的这一观点很是震动了我，我从来没有想过恐惧是羞耻的，要隐藏起来。 这简直可以为当今的某些现象背书啊。）

7.
凡事都有定期
《旧约·传道书》 第3章：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时间——有哭泣的时间，也有欢笑的时间……有拥抱的时间，也有禁止拥抱的时间……有分割的时间，也有缝合的时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我：这本书里有很多圣歌和赞美诗，他自己也写诗。我最喜欢这一段。凡事都自有时间，真好，忍耐吧，等待吧。）

8.
基督教的“自我主义”
他说：无私的自爱。过多的利他主义令人讨厌，它造成太多的要求。有一种自我主义可能是更无私的，它向我们提的要求也会少一些。
我：我好像可以理解他说的这些话。这似乎暗合了安·兰德的理论。
但他又说：假如我根本不害怕自己的愿望而可以放纵它们，那确实是会更加无私的。
我：这个我不懂。。。

9.
上帝已死，神学往何处去？基督徒往何处去？人类往何处去？
《狱中书简》后面大部分都是朋霍费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一边诋毁着圣经与上帝，一边受其吸引，不断关注与之有关的文字。
我一直是个小说读者，关于上帝已死的学说，我最早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里接触到。伊万和阿辽沙在酒楼上激烈地讨论，伊万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儿童被虐待、被杀害的悲剧来证明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现实状态是荒谬的、非正义的，假如上帝存在，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干预这个不合理的世界？他质问阿辽沙：上帝会允许把黄金时代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建立在一个天真纯洁的儿童的苦难上吗？阿辽沙无言以对。阿辽沙无法回答当上帝创造的世界成为一个恶毒、荒谬的世界以后上帝为什么不出来干涉这个致命的问题。
伊万更进一步假设上帝来到了人间，但是上帝在人间再也找不到他的位置了，因为上帝不能给人以面包，给人以自由。伊万信奉的伏尔泰的名言是：“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人类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既然人类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上帝，那么那个虚无的上帝就不要再来干涉这个世界了。上帝已经不需要存在于这个现实世界了。
继陀氏之后，传来尼采那声惊世骇俗的惊呼：上帝死了！
西方世界经历了这两位患病的思想家的轰击，原有的神学价值观完全崩溃。迎面而来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是迷惘，混乱而又疯狂的时代。

9-1.
朋霍费尔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已经成年了，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用求助于作为一个假设的上帝。在宗教问题上：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甚至更好。不仅在科学领域，甚至在一般的人类亊务当中，“上帝”正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甚至从康徳以来，上帝就被放逐到了经验之外的领域。人们开始大大地背离上帝、背离基督。神经紧张的人开始发问：那么，还有什么地盘留给上帝呢？
形形色色的安全出口被设计出来以对付这种情况。
在神学当中，肯定理性是宗教认识的充分工具；在伦理学当中，用道德原则取代十诫；在政治学中， 马基雅弗利使政治学摆脱了道德的监护，并建立了“国家理性”的学说”。还有格老秀斯及其国际法，他的国际法作为自然律，是一种仍将有效的法则，etsi deus non daretur（拉丁文，“即使上帝不存在”或“即使没有上帝”）。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认为世界像一部机器，不需上帝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将上帝等同于自然。最后，康德是一位自然神论者，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则是泛神论者，即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
在自然科学当中，布鲁诺及其关于空间无限的“异端”理论。古典的宇宙是有限的，正像中世纪的受造世界一样。一个无限的宇宙， 无论怎样设想它，都是自存的，etsi deus nondaretur (即使上帝不存在）。当然，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的无限性并不像以前那么肯定，不过它也并未回到早先的那些宇宙有限概念上去。

9-2.
基督护教论之一：上帝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
神学一直忙于反对达尔文主义，这是无用的自卫行动，在这种行动中产生了基督护教论。它们作了种种努力来向这样一个已经成年的世界证明，它不能离开“上帝”的监护而生活。即使在所有的世俗问题上，“上帝”作了让步，世界上仍然存在着所谓终极问题——死亡、罪过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答案，而这正是需要上帝、教会和牧师的理由。
换言之，如果说上帝被逐出了世界，逐出了人生公共的一面，那么，人们在努力，至少要在“个人的”、“内在的生活” 即私生活的领域保留上帝。而且，既然每个人都还有一个私人的领域，人们就会认为人在这一点上是最为脆弱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依靠着这些终极的人性问题而生活的。但是，假如有朝一日它们不再这样存在了呢？假如它们不靠“上帝”也能得到回答了呢？好在基督教神学也顺应时代衍生出种种世俗化的替代品，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他们向自信、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它不愿认识到自己处境艰难，自已对之一无所知，只有他们可以救它脱离此境。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这是世俗化了的恪守教规。可是，它有自身的局限，它触及了哪些人呢？ 只触及到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那些过着日常生活的普通人，却不受到影响。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种习惯去思索自己在心智上的绝望，去把自己小小的那份幸福看成是一种考验、一种烦恼或一种不幸。
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错误是双重的。第一，人，有原罪，一直是罪人。不能在一个人的软弱之处和低贱之处已被査出之后，才把他作 为一个罪人来与之对话。第二，认为人的基本性质存在于其内心的最隐秘之处，那里被说成是人的“内在生活”；而上帝只有在这些秘密的人性所在才拥有自己的领地。应该说，圣经并不承认我们对内在外在的区分。为什么？因为它总是关注于anthropos teleios（拉丁文，“有目标的人’ 指生存有终极意义、终极目的的人），即整个的人。
朋霍费尔认为，不应把上帝驱逐到某种最后的隐秘地方去，相反，人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世界和人类已经成年，我们不应该贬损人的世俗性，而应让人在其强而有力之处去面对上帝，我们应该放弃所有教士式的遁辞，以及把精神疗法和生存主义视为上帝之先锋的想法。
（注：朋霍费尔很反感精神病医生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之流，他说人的内心生活的领域—— 从祈祷到性生活——已经成了现代的精神病医生的狩猎场地。）

9-3.
基督教护教论之二：回到过去
朋霍费尔认为基督教护教论首先是不得要领的，其次是卑贱的，第三是非基督教的。之所以不得要领，是因为它像是企图把一个成年人放回到少年时代去，企图使他依赖于他事实上不再依赖的东西，把他推回对于他事实上已不再是问题的问题之中。之所以是卑贱的，是因为它等于是为了一些人们所不知的目的，企图利用人的软弱，来维护上帝的存在。之所以是非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本人被换成了人类宗教性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人间的律法。
朋霍费尔说，基督教护教论想要让世界回到过去，使他想起这么一首歌：
“返回童年的世界的道路，该是多么漫长啊，
可我要是能够知道那条道路，该有多好啊！”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路，无论我们怎样有意放弃自己在心智上的诚实，也没有这种道路。只有在上帝面前真诚地承认： etsi deus nondaretur （即使上帝不存在），我们也必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是成年的世界，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我们必须作为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的人而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需要他也能生活的那位上帝，就是我们永远站在他面前的那位上帝。
上帝允许他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了十字架。上帝在这个世上是软弱而无力的，而且这正是他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唯一的方式。基督帮助我们， 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靠他的软弱和受难，“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找们的疾病。”这就是基督教与一切宗教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人的宗教性（homo religiosus）使他在自己的苦难中企望有个神，在人力不及时出来解决问题，然而圣经却使人转而看到上 帝之无力与受难；只有一个受难的上帝，才能有助于人。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世界借以成熟的那个过程，就是放弃一种虚假的上帝概念，就是为圣经的上帝扫清地面，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的“世俗”解释的出发点。

9-4.
朋霍弗尔认为，基督徒在上帝的受难中与他站在一起，这正是把他们同异教徒分开来的东西”，这恰恰是有宗教性的人期望于上帝的东西的反面。现代人受到的挑战，就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里参与上帝的受难。
因此，人必须投身于一个不信神的世界的生活之中，不要试图用宗教的装饰去掩盖它的不信神，或者力图去美化它。人必须过一种“此世的”生活，摆脱一切虚伪的宗教和虚伪的义务，从而参与上帝的受难。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作为一名罪人或悔过者或圣徒），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既然世界已经成年，世界就更加不信神，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上帝更近了。
那么，什么是基督教的“此世性”？朋霍费尔说，基督徒不是homo religiosus（宗教性的人），而是人，纯粹的、单纯的人，正如耶稣与施洗者约翰相比是人一样。他说的“此世性”也不是指有知识、忙碌、舒适或色情等等浅薄的俗世性，而是指一种深刻得多的东西，在其中，对死亡与复活的认识是须臾不离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才能学会信仰。人必须放弃每 一种要把自身造就为某种人物的企图，不论是一位圣徒，还是一个皈依的罪人，不论是一位教会人士（所谓教士型的），还是一个正直或不正直的人，抑或一个生病的人或健康的人。分所说的世俗性指的是：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 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我们才完全投人了上帝的怀抱，参与了他在此世的受难，并与基督一起警醒守望。这就是信仰，这就是metanoia——腊文，意为“自新”，“皈依”——，这就是造就一个人和一个基督徒的东西如杲我们通过此世生活而参与上帝的受难，成功便不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也不能使我们迷失道路。
总之，朋霍费尔“上帝已死”神学思想的核心在于认为人类已经成熟，在现在世俗的时代不再需要假定一个神灵来解释世上发生的事，基督教信仰必须用一种非宗教的或世俗的方式来传达，基督徒应效法基督为他人生活。其神学思想成为当代世俗神学（或称上帝之死派神学）的理论渊源。

10.
我经常自问我到底是谁。我是那个在无边的苦难中经历了这些可怕的体验却一直在挣扎的人呢，还是那个一直在折磨自己，表面上却对人（也对己）装出一副满意的、愉快的、随遇而安的模样，希望每个人为此而羡慕他自己的人呢？我说“羡慕”的意思是，羡慕穿上了这种演戏用的外衣，因为那正是实际情况。自我控制的真正含意是什么呢？总之，我比过去更不了解自己，我越来越讨厌心理学，越来越厌倦于内省的分析。

（我：每日三省吾身，不停地反省，自我认识，剖析自己，这到底好不好？）

11.
我有时甚感饥饿……肚子吃饱后，世界看起来不一样了。

（我：哈哈，实话）

12.
我现在已作完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备忘录。这本书包含着许多闪光的东西、健全的东西。对于他的这个论证（绝不是附带形式的论证）我想得很多：
人不能没有希望而生活，那些没有了希望的人常常会变得狂野或者邪恶。即使那希望只是幻想，也是可以的。确实，不应低估幻想在人生中的重要性，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拥有一种奠立在坚实基础上的希望，却是必不可少的。 不论某种力量的幻想是多么强烈，一种确实可靠的希望的作用，都要无可比拟地强大得多，那些拥有这种希望的人的生命，是不可战胜的。“基督，我们的希望”——圣保罗的这句格言，是我们生活的鼓舞和灵感。

（我：很高兴看到他也读这本书，也喜欢这本书。只有纳博科夫对此不屑一顾，但并不能突显纳氏的高明，反而徒显偏激。）

13.
我的思想和情感似乎越来越接近旧约圣经，毫不奇怪，在过去几个月中，我读旧约的次数比新约多得多。只有当一个人认识到上帝之名的不可言说时，他才能说出耶稣基督之名。只有当一个人热爱生活热爱世界，深感没有它们就万事皆空时， 他才能相信复活，相信一个新的世界。只有当一个人服从律法时，他才能谈论恩典。只有当一个人看到上帝的愤怒和惩罚，就像一些可怕的实在的东西悬在他的敌人头上时，他才能知道爱他们和宽恕他们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想要很快地直接地达到新约的要求，那不是基督教的做法。……
在《旧约》中，人们如此经常如此大规模地抗拒上帝的荣耀（我收集了所有的例子），以致于去杀人、抢劫、行骗、通奸、甚至崇拜邪神（参见耶稣的家谱），以致于怀疑、渎神、咒骂。而在《新约》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的迹象，这是为什么？说《旧约》代表着宗教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是很轻便的，但是太过于天真了，因为，在新旧约中的上帝
毕竟是同一个上帝。

（我：他对上帝在《旧约》里的种种恶行视若不见，全身心地，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这是我这个无神论者无法理解的）

14.
“在短暂的一生中忠诚地等待就是战胜空间的敌意——分离，就是战胜时间的敌意——过去。”
我正独自坐在楼上。屋里一切都很安静，屋外有几只小鸟正在鸣唱，我甚至听得见远处布谷鸟的叫声。我觉得这些个漫长而又暖和的夜晚十分令人难受——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我不得不在这里度过这些夜晚。我渴望到外面去，如果我不是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我会做出一些傻事来。我怀疑，我是否已变得太理智了？当你小心地把每一个愿望都这样长时间地压制下去时，它就会在你内心燃烧升腾，或者你会憋闷到这种地步，以致有朝一日会出现可怕的爆炸。唯一的替代办法，是达到一种完全无私的境界。我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加了解那未曾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想你会说， 压制自己的愿望是不对的， 而且你说得很对。……所以，我在思考和写信当中寻求转移……并约束自己的愿望，以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假如我根本不害怕自己的愿望而可以放纵它们，那确实是会更加无私的——不过，那是很难做到的。正当此刻，我偶然听见了警卫室里收音机传来的索尔维格的歌曲。它深深打动了我。在短暂的一生中忠诚地等待就是战胜空间的敌意——分离，就是战胜时间的敌意——过去。这样的忠诚乃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而不诚则是不幸的源泉，你同意这一点吗？好吧，我现在上床去罢，以免我们又添一个不眠之夜。
晚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