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外交努力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当上皇帝，改元洪武，大明王朝正式成立，由此开创了新的辉煌历史。
然而，帝国成立之时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蒙元势力仍然在北边存在，张士诚和方国珍残部逃到海岛兴风作浪，此外倭寇时不时就来侵扰。“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呼。“倭寇”，简而言之就是侵扰劫掠中国的日本海盗集团。倭人从明朝初期就开始侵扰中国，在此后的清朝、民国时期，更是不断入侵中国，给我们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倭寇入侵福建。洪武二年，倭寇进犯山东，掠民男女而去；倭寇多次侵掠苏州、崇明，杀害居民，劫掠财物；还有倭寇进犯浙江温州以及广东的惠州、潮州等。洪武三年，倭寇进犯山东，被击退后转掠温州、台州、明州。洪武四年，倭寇再次侵犯浙江。洪武五年，倭寇进犯福建宁德，杀害百姓350余人，焚烧房舍千余间，劫掠粮食250石......洪武年间，每年都有倭寇进犯，中国沿海地区深受其害。好在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采取措施予以有力打击，才没让倭患严重起来。
明朝初创时期，百废待兴，需要争取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并不轻易对外用兵。他想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试图采取儒家的德治思想，通过以德怀远，让周边国家诚服。洪武元年，他就派出使臣，带上国书，前往日本，一方面想告诉日本，元朝已经被推翻了，新的国家大明已经建立；另一方面也想与日本睦邻友好。但是，到达日本九州后，却遭到日本南朝怀良亲王的断然拒绝。此时的日本为南北朝时期，国内有南朝、北朝两个对立的朝廷。怀良亲王为南朝的主政者。
虽然首次出使失败，但明太祖朱元璋并不气馁。第二年，在倭寇进犯山东后，朱元璋派杨载等7人，带上国书前往日本颁发诏谕。国书指出，倭兵数次入寇我国沿海地区，造成百姓伤亡，财产损失。如果你们觉得合适，就派遣使者来我朝修好彼此关系，否则你们就修兵自保。倘若一定要入寇从盗，我们将派舟师前来征讨，逮捕寇盗，以此讨伐不仁者。希望大王好好考虑。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想恩威并施，让日本国王醒悟悔改。但怀良亲王觉得该国书语气较重，有伤日本自尊，一怒之下命令斩杀了5名明朝使者，并将正使杨载和吴文华关了三个月才放回。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莱州府同知赵秩作为使者赴日。当赵秩等人到达日本境内时，起初守关的士兵拒绝赵秩等人入关，赵秩便将国书托人转交给怀良亲王。此时的日本局势发生了变化，南朝重臣楠木正义投降北朝，南朝实力下降。受此影响，因此怀良亲王对明朝态度起了变化，便同意接见明朝使者。
怀良亲王拿着明朝的国书，生气地对赵秩说道：“看了你朝的国书，你朝在威吓我。”
原来，明朝国书写着这样的话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古今不会变更的定理。我朝曾派遣使者持书到高丽、安南、占城、爪哇等国，他们都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而你们愚蠢的倭夷，出没我朝海滨为寇，我朝已派遣使者责问，但你们很久都不回应，朕怀疑是你们国王故意来扰民的。现今我国国家安稳，猛将久无用武之地，智士无处施其谋。而且我国正建造大船，准备惩治你的国家。后来听说那些倭寇来袭并非你们国王的意图，我们才将暂停建造大船。但是如果你们仍不安分，时常来侵扰，这必将引起神人共怒，天理难容。我们征讨之师，随时待命。如果你们能洗心革面，共同维护太平，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可以说，措词确实十分强硬，既好好训了一顿日本国王，又希望放下屠刀，共同维护和平。
怀良亲王又说道：“我国虽是小国，未尝不仰慕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上贡，只是蒙古以小国对待我们，起初派出姓赵的使者说好话，实际是派出水军和数十艘大船进犯我们，幸好天地显灵，天空电闪雷鸣刮起大风，让蒙古船只倾覆荡然无存，自此不来往数十年。现今新天子在华夏称帝，也派出姓赵的使者前来，是不是像蒙古一样说好话哄人再袭击我们的？”原来，元朝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派出10万大军，渡海进攻日本，后因风暴船只沉没，遭到惨败，但这场战争给日本造成不小的损失，两国因此互不往来。
怀良亲王说毕，示意武士准备动武，武士们拔出刀威胁赵秩，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但赵秩并不害怕，十分沉稳，不慌不忙地说道：“大明朝已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也算是为日本出了气。我们的天子英明神武，生于华夏，在华夏称帝，不是蒙古可比的。我是大明的使者，而不是蒙古的使者的后人。如果你们悖逆不相信我，那可以先杀了我，但你们的灾祸将接踵而至。我朝的兵是天兵也，可以以一当百；我朝的战舰，也是可以以一当百。况且天命所在，你们怎么能违背呢？怎么能将我朝对你们的礼，与蒙古对你们的袭击相提并论呢？”
在赵秩耐心和有礼有节的解释下，怀良亲王终于被说服了，于是向赵秩致歉，且礼遇有加，并表示愿意派遣使者前往大明，重新修好两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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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良亲王这次说到做到，果真派出僧人祖来、明空及通事徐本元等9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大明，让使者奉上表文称臣，表文写得十分客气，夸赞大明皇帝是圣神，非常智勇，整顿乾坤易如反掌等。并献上贡马以及硫磺、玛瑙、枪、刀等贡品，此外还送还从明州（今宁波）、台州掳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明太祖朱元璋获知该消息，大喜，心想付出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好好宴请和赏赐了日本使者，还赐怀良亲王《大统历》及珍贵的丝绸等。
经过与日本使者谈话，明太祖朱元璋了解到，原来日本并存两个朝廷，怀良亲王只是南朝的亲王，日本还存在着足利将军主政的北朝。他觉得有必要跟日本北朝也加以联系。他知道日本极度崇尚佛教，于是密令僧人祖阐、克勤等八人以送使者回国为契机一同前往日本，设法与北朝取得联系。祖阐到日本后，恰值日本南北朝发生战争，南朝担心祖阐等使者与北朝建立联系，于是很不客气地将他们进行扣留。即便如此，祖阐仍写书信设法让人转交给北朝，北朝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获得消息后，派人迎接祖阐，双方进行了接触。
由于被扣留较长时间，祖阐、克勤两年后才得以回到大明国南京。祖阐向明太祖作了汇报。明太祖朱元璋对怀良亲王的做法十分不满。而且不久，又传来倭寇入侵山东的奏报，朱元璋更加气愤，骂怀良亲王真是背信弃义、倭寇真是欺人太甚。
此后，日本遣使入贡，但由于没有表文，加上朱元璋正在气头上，因此加以拒绝。洪武九年（1376），怀良亲王遣使前来，并献上马及方物，且写了表文表示谢罪，但朱元璋觉得表文写的歉意不够真诚，在使者要回去时，朱元璋回复诏谕，对日本进行批评指责。此后几年，倭患依旧，日本也有遣使团前来，但朱元璋借故没有表文予以拒绝，要不就回诏谕予以谴责，骂他们如井底之蛙，妄自尊大，肆侮邻邦，傲慢不恭，纵民为盗，贼害邻邦；威吓他们大明不是好惹的，必将予以还击，你们日本将迎来大祸，承受兵锋攻击。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怀良亲王仍不思悔改，似乎也不害怕，有意跟朱元璋掰掰手腕似的，特意托人向朱元璋回了封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怀良亲王在信中不知廉耻地说自己有“知足之心”，就是不提纵民为寇侵犯大明国的事，反而说明朝“有不足之心”，挑选精兵强将要侵犯日本，并表示自己毫不畏惧，假设你败我胜了，那就要蒙受小邦的羞辱了。最后表明愿意讲和罢战，避免生灵涂炭。
既然要讲和，岂能在信中极尽挖苦嘲讽之意。朱元璋看到此信，气得都要爆掉，他真想派军队好好教训小日本，但是想到元朝曾失败的前车之鉴，就作罢了。这也体现朱元璋还是十分克制的。

在此前，明朝发生了十分轰动的宰相胡惟庸谋反案，也与日本有关联。据《明史》记载，胡惟庸想凭借日本的力量助他谋反，于是以厚礼勾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装向朝廷奏报林贤有罪，便把他贬谪到日本居住，命他暗中要联络日本君臣。不久胡惟庸又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林贤的职位，派使者将他召回来，林贤则暗中致书信给日本国王，向日本借兵帮助胡惟庸企图推翻朱元璋的统治。林贤回来时，日本国王派僧人如瑶率军兵四百多人，谎称入贡，进献巨大的蜡烛，在蜡烛里面藏了火药和刀剑。日本军兵到达时，不料胡惟庸已经失败被抓，因此该计谋没能实行。而朱元璋开始并不知情，直至过了几年，这事开始败露，朱元璋下令灭了林贤的族，且对日本特别恼怒，决意断绝与日本国的往来，专心一意致力于海防建设。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颁发《皇明祖训》，将日本列入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像日本这样的小国，隔着大海，偏在一隅，即便得到其土地，也不足以供给；即便得到其人口，不足以驱使。假设其不自量力来骚扰我们，那他是不道义的。如果它不构成隐患，而我兴兵讨伐它，那也是不道义的。我担心后世子孙依靠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没有理由就兴兵，导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无故去侵犯人家。
朱元璋虽然靠军事起家，但他特别谨慎用兵，不让后代子孙做因小失大的事，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像鸡肋一样，讨伐没有什么意义，还是少理为妙。人不犯我，我就不要犯人，当然，如果人要犯我，我必犯人，因此也要做好军事准备工作。这也体现了他怀柔远人、奉行和平外交的策略，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永乐年间。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他也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创了永乐盛世。政治上，他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迁都北京；军事上，五次亲征蒙古；文化上，修《永乐大典》；外交上，派郑和下西洋，注重中外友好往来。
同时，朱棣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试图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建文四年（1402年）他即位后，便派遣使者带上登极诏书告谕日本。永乐元年（1403年），又派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同僧人道成前往日本。准备出发的时候，恰巧日本贡使到达宁波。但是日本贡使带来了兵器且卖给百姓，礼官李至刚奏报：“按惯例，番使来到中国，不得私自携带兵器卖给百姓。应让官府审查他们的船只，将违反禁令的人悉数押送到京师。”不过明成祖朱棣十分宽容，说道：“日本前来进贡，路途遥远，十分艰险，花费不少，将他们的物品卖了以资费用，也是人之常情，岂能一概以禁令拘捕他们。至于他们的兵器，允许他们以时价销售，不要阻止他们向化中国。”

此后，两国互派使者往来，每次日本上贡后，大明也予以重重的赏赐，十分大方，十分客气。如永乐元年十月，日本使者到来，带来日本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的表文及贡物。朱棣亦厚礼之，并派遣官员偕其使者一同回国，还赏赐足利义满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等。永乐六年，日本使者回国时，请求赏赐仁孝皇后所制的《劝善》、《内训》二书，朱棣当即命令各给百本书。
特别是每逢大事时，两国更加重视交往。永乐二年，当明朝册立皇太子时，日本遣使来贺。当足利义满去世时，日本国世子足利义持遣使报告其父亲的丧讯，明朝命中官周全前往日本吊祭，给足利义满赐谥号恭献。当足利义持当上大将军后，大明派遣官员持皇帝的敕令，封他为日本国王。从中可见大明在当时确实是天朝上国，还能封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为国王，实在是太牛了！
在御倭方面，日本政府能够积极配合大明，共同打击倭寇。当时日本对马、台岐诸岛仍有倭寇到中国滨海劫掠，大明告谕日本国王逮捕这些倭寇。日本国王十分听命，果然发兵尽歼其众，还将魁首二十人押送到大明，并上贡。明成祖十分高兴，予以嘉奖，并派遣鸿胪寺少卿潘赐与中官王进出使日本，赏赐日本国王冕服及钱钞、锦绮等，且归还所献的人，令日本自行处置。后来，日本决定将贼首蒸杀，够狠的。永乐五年、六年日本频频入贡，且将所捕获的海寇献上。当足利义持主政后，沿海倭寇进犯的警报又响，明朝再派官员告谕足利义持进行剿捕。足利义持听命，果真将海寇逮捕并献给大明处置。朱棣十分满意，进行嘉奖。
据范中义 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统计，永乐年间，倭寇进犯大明共27次，平均每年1.23次，比洪武年间平均每年1.42次略有下降，但仍不少。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嘉靖年间，两国仍然互派使者交往，但是倭寇不断进犯，特别是嘉靖年间尤其严重。这也说明，外交对御倭有一定的作用，但仅靠外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章 海防建设

在开展外交的同时，明朝认识到，要抵御倭寇，关键还得靠军事力量，加强海防建设。
明朝初期的军队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洪武时期拥有徐达、常遇春、汤和、蓝玉、李文忠、周德兴等大名鼎鼎的将领，他们带领军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不仅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队，还战胜元朝大军，将元顺帝赶到大漠深处。永乐年间的军队战斗力也是超级强悍，朱棣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从北京一路打到南京，夺了皇帝大位，此外朱棣还亲自率军深入漠北征战蒙军，战果累累，这些都是军队能征善战的最好明证。
面对倭寇，明朝初期的陆军毫不手软，显示出强者风范，在战斗中勇猛冲杀，打得倭寇哇哇叫。洪武二年，倭寇侵犯淮安，镇抚吴祐率兵抵御，在天麻山遭遇倭寇，官兵奋勇冲杀，大败倭寇，生擒57人。洪武七年，倭寇侵犯海州（今连云港），百户何达毫不畏惧，率兵与倭寇大战，斩首24人，其余倭寇落荒而逃。洪武三十一年，倭寇侵犯宁海（今山东牟平），卫指挥陶铎和其弟弟陶钺齐上阵，带领兵士勇斗倭寇，斩首30余人，其余倭寇见状纷纷溃逃。
永乐十一年（1413年），倭寇3000人围攻浙江昌国卫爵溪千户所（今宁波象山县爵溪），城外的倭寇密密麻麻的，数量之多创了明初纪录。倭寇开始攻城，但是城内守军并不畏惧，以矢石将攻城倭寇砸得脑袋开花，打退倭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让倭寇死伤甚多。最后倭寇不得不放弃攻城而撤退。备倭指挥佥事周荣率军追击，杀死倭寇甚多，倭寇溺水死者不计其数。明军获得大胜。

最出名最经典的战斗还得数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辽东（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东北30公里的亮甲店街道金顶山）。永乐十七年四月，大明接到朝鲜人提供的情报，说有一群如饿狼般饥困的倭寇准备进攻大明。明成祖朱棣得悉后，命令辽东总兵官刘江在沿海全力做好防备，只有有机可乘，尽力剿捕，不留后患，不得有误。
刘江，宿迁人，本名刘荣，因替父从军而冒父名刘江。接到情报后，他立即开展战斗动员，利用军事设施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其实，在这之前，任辽东总兵官的刘江就注重海防设施建设，当他来到金州卫地方巡视，看到望海埚地高且广，旁可驻兵千余人，并听当地的百姓说，凡有倭寇到来，必经此地，这里实为滨海咽喉之地。于是，刘江就上疏朝廷，在此用石头垒堡筑城，置烟墩瞭望，以备倭寇来犯。朝廷当即同意刘江的奏疏。于是一座石头城在望海涡建成，并驻扎了军队。
一天晚上，负责瞭望的哨兵发现东北方向的王家岛上有火光，于是立即向刘江报告。刘江预料一定是倭寇来到岛上，估计不久就会登陆，便立即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他令一位名为徐刚的将军率领步兵在山脚设伏；令一位名为钱真的将军率领马军绕到倭寇背后，准备截其归路；令百户姜隆率领壮士，绕道到海边，准备烧掉倭寇所乘寇船，让倭寇没法逃跑。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有约两千名倭寇乘三十多艘船驶来。倭寇登岸后，成一字形，鱼贯而行，直朝望海埚而来。倭寇看到望海涡附近没有任何异常，放松警惕，快步而走。当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下令旗举炮鸣，于是明军伏兵尽起，两翼并进，杀向倭寇。值得一提的是，明军还故意披头散发，装成真武神的样子吓倭寇，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倭寇毫无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虽然急忙抵抗，但明军气势正盛，斗志昂扬，而倭寇气势不佳，占不到半点便宜。倭寇见势不妙，开始撤退。但是已绕到倭寇背后的钱真率军杀出。且江隆率壮士潜至倭寇登陆地点，烧毁倭船，断敌归路。倭寇看到船只没了，明军如神兵一样降临，吓得魂不守舍，只剩下两种选择，其一是战死，其二是举手被擒。明军杀得起兴，没多久就斩首一千余级；对于投降的，算是手下留情，生擒了数百人。明军获得完胜。
此战有效震慑了倭寇，《明史》记载：“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明成祖获得捷报后，十分高兴，下诏封刘江为广宁伯，其替父从军的事也不追究了，让其改回原名刘荣，对其他将士也进行奖赏。这也反映明初政治清明，该赏则赏明，不会像后来的嘉靖年间忠奸不分，功臣往往被诬陷遭罪。

明初不仅陆军威武，水军也是十分厉害。
明朝的水军发源于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朱元璋军队起初并无水军。他准备夺取江南地区时，苦无舟船，难渡长江天堑，实在是愁。正当朱元璋愁眉不展的时候，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忠、廖永安兄弟致书朱元璋，表示愿率战舰千艘，归附朱元璋。本来他们是为了保护乡里而聚兵巢湖，修船和训练水军，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竟然成为一支群雄瞩目的水上劲旅。他们觉得在诸路义军中，朱元璋最值得信赖、最有前途，决定投靠之。朱元璋得知后，大喜过望，笑道：“我正在谋划渡江，而巢湖水军就来归附，我大事可成矣！”然后亲自带着几位大将到巢湖，跟水军的领袖们进行会商，很快就一拍即合。自俞氏父子、廖氏兄弟归附之后，朱元璋一夜之间拥有一千多艘大小战舰，实力大增。
后来这支水军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元军听说巢湖水军和朱元璋合作，胆战心惊，虽然派出部队应战，但被打得大败而逃。朱元璋因此势如破竹地攻占南京。接着，朱元璋依靠水军在太湖击败张士诚，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控制整个长江流域，统一南方，奠定了明朝的根基。此后，汤和与廖永忠率领水军从明州（今宁波）出发，从海道攻入福建，消灭了在元末割据福建的陈友定势力。之后，又从福建打到广东，从广东打到广西，由此统一了南方。

大明帝国成立后，这支水军也没闲着，而是继续发挥作用。基于倭寇时不时侵犯大明疆土，朱元璋便命水军出海巡逻，主动寻找倭寇杀之，屡屡都有斩获。出海巡逻相比在沿岸防卫有个优点，那就是没等倭寇登岸劫掠，就将倭寇在大洋中予以消灭，让倭寇的破坏力大大降低。如洪武二年（1369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水军出海巡逻，在海上遇到倭寇，倭寇看得明军水军浩浩荡荡的气势，士气就下降不少。经过一番势如破竹的战斗，最后明军俘获倭寇92人。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候吴祯率水军出海巡逻，他不断扩大巡逻范围，直至琉球大洋，够远的，且在大洋中俘获不少倭寇，缴获不少船只。至此，倭寇看到明军水军，就像遇到天兵天将，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到了永乐年间，大明的水军更加强大。当时朱棣高度重视水军的建设，愿意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水军。最典型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众所周知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前后共七次，最远到达非洲。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如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全队共有各种舰船208艘，共有官兵2.78万余名，其中军士2.68万名，包括总兵官郑和、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多名以及旗校、旗卒等等。舰船配备大量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比后来拥有130左右艘船、号称无敌舰队的西班牙舰队还无敌。
从郑和下西洋一事可见永乐年间水军的厉害。明成祖朱棣也命水军出海巡逻。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朱棣一次就派6支部队出海剿捕倭寇，每支50艘船左右，官兵五六千人，让倭寇闻风丧胆。永乐十四年（1416年），总兵官蔡福奉命率万人在山东海域巡逻，遭遇倭寇32艘船只进犯靖海卫（在今山东荣城市西南端），海上大战就此上演，经一番作战，明军大败倭寇。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出使外国的船队战斗力也是十分强悍的。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出使西洋的太监张谦率船队行驶到浙江金乡卫海域时，突然遇到倭寇，明军才160多人，而凶悍的倭寇足有4000多人，按一般逻辑，张谦等人算是看到鬼门关了。然而张谦毫不畏惧、沉着指挥迎战，率船队与倭寇大战数十余合，最终的结果出乎意料，倭寇大败，死伤无数，其余的倭寇匆匆逃窜。这是以一敌二十五的战斗，真正的以少胜多，真是太神了！朱棣得知后，重重赏赐了张谦等官军，激励队伍斗志。该大捷也说明当时的太监着实厉害，其实郑和本人也是太监，但拥有超群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要建设强大的水军，自然离不开舰船的配备。早期时，倭寇劫掠后，速速乘船而去，官军想追捕，却缺乏船只，没法追击，只能看着倭寇离去而叹息不已。因此造船成了当务之急。
水军将军廖永忠最了解船的重要性和必需性，他向朱元璋建言道：“臣听闻 倭寇侵扰濒海的百姓。臣发现倭寇像老鼠一般潜伏在海岛，乘风之便，放肆地侵掠。臣建议东南沿海各地应多造多橹快船，命令各军将督造。没战事时，则利用船只进行巡海，一旦倭寇来了，则用大船迎战，用快船追之。让倭寇欲战不能赢，欲退没法逃走，这样我们就可以剿捕之。”朱元璋觉得言之有理，便采纳了廖永忠的建议。
于是，明朝着力发展造船业，特别是沿海的江浙、福建、广东建置造船厂造船。一艘艘船只出厂投入使用，以便海上巡逻。洪武三年，令水军二十四卫，每卫配备五十艘，共配备1200艘。洪武五年，又令浙江、福建增造海船660艘，以抵御倭寇。洪武二十二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检司也如此，由此，据统计其时沿海卫所和巡检司至少拥有3500艘战船，这让防御实力大大增强。
当时朝廷在工部设了都水清吏司掌管造船业，都水清吏司拥有直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清江造船厂、卫河造船厂等。特别是南京龙江造船厂规模宏大，该厂靠近长江，占地约达800多亩，工匠400多人。该厂造船十分专业，分工细致，下设篷厂、细木作坊、油漆作坊、艌作坊、铁作坊、索作坊、缆作坊等。工厂机构健全、指挥畅通、制度严密、管理严格，堪称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宝船也在该厂制造，故该厂又被称为宝船厂。据载，郑和航海宝船共六十二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一十八丈（约长147米，宽51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船有四层，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三百人才能启航。龙江造船厂能造如此巨舰，由此可见其实力之强。
除了都水清吏司直属的造船厂外，明朝还在沿海地方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由地方布政司设立大小规模不等的造船厂，也建造各种类型的、大小不一的战船供水军使用。

明成祖朱棣也十分重视造船，多次下令各地造船。在永乐元年，就命浙江观海卫造船36艘、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便追捕倭寇；永乐二年，又命浙江都司造船1180艘。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全国造舰船达2700多艘。特别是为了郑和下西洋，造了数千艘船只，这推动造船业更加发达。受造船业发达的影响，各地水军能够配备大量的船只，防御倭寇能力得到大大增强。
当时造的船形制多样，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以及八百料、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一百料等。
楼船，顾名思义，是一种建有多层楼的船，一般为三层，属大型战船，可当指挥船使用；船的两舷内侧开弩窗矛穴，方便对外射击、刺杀；因船体巨大，其稳定性强，甚至可犁沉敌船，但机动性相对较弱。
蒙冲，因船头及两侧蒙以牛皮而得名，牛皮起到防御箭、石的作用，该船比楼船小，速度快，机动性相对较强。
斗舰是一种中型战船，两侧有墙体可遮蔽士兵身体，属于攻击性战船。
走舸为小型战船，约可乘八名勇士，其机动灵活，便于偷袭。八百料的料是容量单位，一料即一石，重量一百二十斤，八百料、四百料均属于较大的船，坚实而稳固，利于在大海巡逻，让敌人看到后有种畏惧心理。
二百料、一百五十料、一百料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视战斗情况需要而选择使用。
当时的水军除了配备传统的刀、枪、弓箭、藤牌等冷兵器装备外，还在舰船上配置了火炮、鸟铳等火器。火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明朝加强海防建设的另一举措，则是加强卫所的建设。
明朝初年，精通天文地理兵法、犹如诸葛亮再世的开国功臣刘伯温，向皇上朱元璋建议在全国各重点地区建立卫和所，以拱卫京师和稳定地方。朱元璋赞同，便在全国推开卫所制度。由此卫所制度成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卫、所设置在军事要地，大致是一州之地设所，几州相交之地设卫。一卫有5600人，长官为指挥使。一卫辖前后中左右5个千户所，一千户所编1120人，长官为千户。一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一百户所编112人，长官为百户。百户下又分为两总旗和十个小旗，每总旗编50人，每小旗编10人。
在沿海地区，从北部的辽东到南部的广东，明朝也大量设置卫所。大致是辽宁设8卫1所，北直隶1卫，山东10卫、5所，南直隶9卫、10所，浙江11卫、30所，福建11卫、13所，广东8卫、29所。浙江、福建、广东设置的卫所最多，主要是该三省最容易遭到倭寇的侵袭，海上防御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事项。
于是朱元璋令开国名将汤和赴浙江筹划海防，汤和到浙江后，置卫所，筑城池，把倭寇阻挡在海岸一线。随后，朱元璋又命周德兴行视闽粤，周德兴便在福建、广东军事要地广置卫所、筑城池。这些卫所和城池成了沿海抵御倭寇的重要屏障。
笔者家乡诏安县在洪武年间由周德兴主建了一千户所，即玄钟所。该所位于军事要地梅岭半岛东端，前方就是汪洋大海，旁边是天然良港宫口港，往南不远就是广东。笔者多次前往该所考察，所城保存完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亦是旅游名胜地。所城依山势砌条石筑成，周长一千八百米，城墙面宽三至三米五、高六米，建有城楼、女墙、望洋台、烟墩（烽火台）等军事设施以及生活必需的窝铺、水井等，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曾在此屯兵。城内山脚下有座历史悠久的关帝庙，似是在激励将领驱走贼寇,保境安民。山上的诸多大石头留有诸将官的题字，写得雄浑豪迈,似在诉说当年的抗倭功绩。
明成祖朱棣也十分重视卫所建设，由于他将京师迁到北京，为了加强对京师的防卫，他加强渤海沿岸的海防建设，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了六卫一所，此外在闽浙一带也适当增设新的卫所，并对城池进行修建加固，以此巩固海防。宣德年间，朝廷又在渤海岸增设5卫。正统年间，户部侍郎焦宏奉命先后前往浙江、福建整饬海防，基于沿海卫所地方广阔，没有划定固定的责任区，容易导致互相推诿的情况，故他对各卫所的责任区进行明确，使各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更加有利于海防的巩固。由此，沿海的卫所体系已经十分完备，此后朝廷只是做个别调整罢了。
卫所实行屯田制，即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种地，这样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减轻朝廷经济负担。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内地的卫所，大致是守城和屯田的军士各占一半；但在沿海的，大致是屯田的军士占十分之三，而守城军士占十分之七，比内地高两成，从中体现沿海的卫所更加重视守城抗倭。
建了这么多的卫所，自然需要不少军士驻扎，那么兵源从何而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其一是将南征的队伍编配到卫所。如洪武元年，入闽作战的明军奉命建卫所，之后就编配到卫所戍守。其二是归附的武装力量，包括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和元朝投降的军士。如洪武四年，将方国珍余部、元朝残余军士等共十一万多人编到各卫为军。其三是在海上从事水产捕捞的蜑民。如洪武十五年，将广州蜑户万人纳入水军。其四是从民户中抽丁。如汤和在浙江整饬海防时，就让绍兴等府民，凡四丁以上者，抽一丁为戍兵。周德兴在福建整饬海防时，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民户三丁取一到卫所戍兵。其五是因获罪被充军的人员。
明朝除了加强卫所建设外，还建立水寨和巡检司，进一步提高海防能力。
卫所主要是建在陆地上，而水寨则建在主要岛屿上。东南沿海有诸多的岛屿孤悬海上，若没有加以防卫，则很容易被倭寇占领当作据点，对内地安全造成威胁。为此，朝廷便先后命汤和、周德兴、焦宏等到东南筹建水寨。在浙江建设的水寨有沈家门水寨、黄化水寨、江口水寨、飞云水寨、镇下门水寨、白岩塘水寨等。在福建建设的水寨有烽火门水寨、小埕水寨、南日水寨、浯屿水寨、铜山水寨。水寨拥有一定数量的常驻兵守卫，如位于福州的烽火门水寨常驻兵额四千余人，位于兴化的南日水寨驻军四千七百人，而漳州的铜山水寨的驻军则为一千八百多人。水寨拥有战船，如南日水寨战船二十九艘，铜山水寨战船二十艘。水寨构成海上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并于卫所相辅相成，发挥出重要作用。
明朝还广泛建立巡检司，并纳入海防体系中。巡检司是明朝驻扎在地方以维护乡村秩序的基层组织。在沿海地区，巡检司兼有海防职能，与卫所制度相关联，是卫所制的补充。因为明朝地域广阔，卫所不可能管控广大地方，而沿海巡检司设置在要冲处，如倭寇易于进犯之地或交通要道，易于及时发现敌人，并联络卫所，有效弥补卫所防御的空隙。周德兴到福建后，就在暇隙地增置巡检司四十五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人，分隶与诸卫，增强防御。由此，一旦倭寇进犯，有岛屿水寨的防卫，登岸有烽火台报警，有巡检司盘查，有卫所军的堵截，可以说是层层设防，让倭寇的侵掠企图难以得逞。这对确保国家太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实施海禁

大明帝国成立后，便实行影响深远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以及进行海外贸易，且作为一项祖训，要求后世子孙遵守执行。
为何会实行海禁政策呢？朱元璋是基于当时特殊情况才作出此项决定的。明朝成立初期，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盘踞在东南海岛上，势力不可小觑，朱元璋担心他们与沿海百姓勾结而内犯甚至引倭寇入掠，故限制私人出海革除隐患。同时，朱元璋还考虑到倭患一直难以断绝，虽然朝廷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倭寇威胁，但外交成效并不如意，倭寇时不时地进犯大明国土，而且还与大明有关人士勾结，造成祸害，令人烦恼；实行海禁政策，可以避免大明人士引狼入室的情况发生，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视野并不开阔，缺乏远见思维。他要发展的是农业经济，而对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并不重视，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策略。他想，我大明可是天朝上国，疆土辽阔，财力富足，无所不有，何须跟外国交易，倘若天下百姓纷纷出海贸易，实在是难以管理，还是让百姓们安安分分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就好了。
为此，朱元璋多次下诏申明海禁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下令禁止濒海百姓私自出海，主要原因是当时方国珍余党时常进行劫掠。后来，虽然方国珍、张士诚余党逐渐覆灭，但朱元璋仍然严厉海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禁濒海百姓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时，申明禁百姓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主要是担心以出海捕鱼为借口，暗中私通倭寇，而禁止入海，可让倭寇没有水米接济，没有生意可做，最终撤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下诏让户部申明严格交通外番的禁令，并明确中国金、银、铜、钱、绸缎、兵器等物，不许出番，如果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的，将予以治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的香料和其他外国货。可以说，海禁更具体更严厉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重申禁民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由于实行海禁了，朱元璋索性将太仓黄渡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明州市舶司、广州市舶司统统撤销。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始于唐，盛于宋、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然而，朱元璋对此不屑，懒得跟外国交易，直接让其关门大吉。
对于违反海禁的人，大明王朝则予以严惩。在颁布的《大明律》中对违反海禁的事项和适应的刑罚进行明确的规定。
《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自运到境外销售及下海的人，杖一百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死。而走漏消息、通风报信者，斩首。总体而言，刑罚挺重的，杖一百下别以为不重，其实会打得人皮开肉绽，往往是非死即残。
《大明律》还规定，凡官员及把守之人，与犯人串通夹带，或知情故纵的，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暗自允许货船私自入境，串通交易，遗患地方，以及引海寇出没，害我居民的，那么主犯将判以死罪，其他人员根据受财枉法情况定罪，并发配边卫永远充军。朱元璋十分厌恶贪官污吏，向来对贪官污吏进行严惩，而对勾结海寇的官员，惩处同样十分严厉。
大明王朝还禁止民间私自造船出海。《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及军民等人，擅自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下海将违禁货物带往外国买卖，或潜通海贼，做其向导，劫掠良民的，主犯比照谋叛罪处斩，并枭首示众，全家人发配边卫充军。若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外国人图利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只是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一些番货，以及虽不曾造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货物没收充公。二桅以上的船属于大船，适合远洋航行。禁止民间造二桅以上的船，可以避免百姓出远洋。这不愧是釜底抽薪的策略。

为更好地实施海禁，大明王朝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政策，即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不让他们继续在岛屿居住，以防他们与倭寇私通。涉及的岛屿多达三十六个，限时日让居民内迁，不肯迁者死。可以说做得够绝的，为实施海禁，明王朝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因为岛屿没有了居民，反而更容易让倭寇占据成为巢穴。
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后，恪守祖制，继续推行海禁政策。
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放宽。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将侄子朱允炆赶下台，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为此，他迫切需要将自己当皇帝的消息告诉各个国家，让各国认可他这位皇帝，于是对洪武时期制定的外交政策进行改革。一方面，命郑和率庞大的队伍下西洋，开创远航壮举；另一方面恢复了被其父朱元璋所撤销的市舶司，在浙江、福建、广东重新设置了市舶司，优待来使。此外，还设立四夷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教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翻译外国往来文书。
但是，朱棣仅仅是放宽了海禁，而不是废除海禁。他有自己的难处，毕竟他在“靖难之役”时，抨击的是朱允炆的“变祖乱制”，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他心里清楚，其实自己并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夺得皇帝大位的方式并不光彩，因此被不少旧臣认为是篡逆。为了体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他格外需要通过维护祖制来实现目的，因此要继续实施海禁政策。为此，朱棣刚即位时，就颁布诏令，指出近年以来，沿海的军民往往私自出海，与外国交往，强调今后不准许这样，否则有关部门将遵照洪武时期的事例进行禁治。第二年，他得知福建沿海居民仍然私乘海船与外国勾结，因此为寇，于是重申禁民下海，禁民间私造海船，原有海船需悉数改为平头船，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管理，防止海船出入。远洋海船一般为尖头船，而平头船不适合远洋，让百姓的船改为平头船，则没法远洋航行。不过，此后朱棣就没有再颁布海禁令，在执行上有所放宽，不像洪武年间每隔几年就颁布一次且严格执行。

此后的洪熙至嘉靖年间，历任皇帝大都继续恪守着海禁的祖制。
明成祖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又称洪熙皇帝。明仁宗实行比较保守的外交政策。他即位后就停止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将下西洋的船只调回南京，将带去的货物交到内府的仓库，将下西洋的官兵另行安排工作。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坐上皇帝宝座，改元宣德。宣德年间，明宣宗虽然举行了第七次郑和下西洋，但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下西洋花费太多，没用什么经济效益，此后便不再组织船队下西洋了。在对待外国方面，明宣宗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叛服不常，必须加以防范，并要求边防将帅励兵甲、严守备，使之不能成为隐患。当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宣宗下令申明海禁之令，强调要遵守祖制，指出关于私通外夷，大明朝已有禁例，但是近年来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船，假借朝廷公干的名义，擅自出海前往外国，扰害他国，或者诱引为寇，擒获后应置以重罪。各部门应张榜向沿海军民告知禁令，鼓励百姓揭发有关犯人，查实的予以重奖，可将犯人家财的一半奖励给他，而知情不告以及军卫和有关部门未加以禁止的，将一并治罪。可以说，这些海禁措施是十分严厉的。
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也发布了海禁之令。正统十四年，他在禁令里说，濒海居民私通外夷，买卖番货，泄漏军情，以及引导海贼劫掠边地者，主犯处于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同罪。明英宗还要求刑部申明此令严禁之。当时，有浙江黄岩县百姓周来宝、福建龙溪县百姓钟普福因逃避徭役投靠倭寇，为倭寇内犯劫掠当向导，有一次引一千多名倭寇妄图劫掠温州乐清县，由于乐清县防守严密，倭寇没法登城而退去，但周来宝、钟普福则偷偷潜入县内刺探军情，不料被县官抓获，被押往京师问罪。后来皇帝下令凌迟处死和枭首，并将此案例在浙江、福建沿海张榜，以示戒。对勾引倭寇人士的惩处可谓十分残酷。
景泰年间，明代宗朱祁镇继续严格海禁，针对福建沿海走私活动比较厉害的情况，皇帝命刑部出榜文，禁止和约束福建沿海居民收贩中国货物以及制造军器，驾海船卖给琉球国，并招引为寇。还在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实行牌甲法，类似保甲法，即同甲的人有监督和告发义务，若有知情不告的情况，案发后将实行连坐治罪。
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依旧严格海禁。当时，广东潮州港口停泊着数十艘民间私造下海通番的船只，违反了朝廷禁令，官府巡视发现后，当即率军兵予以抓捕，并进行严厉惩处，斩首了85级，由此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弘治年间，海禁依旧。当时有官员上奏称，近年以来，有贪利之徒私造巨舰，出海跟夷人交易，请求以私通外国之罪治之。明孝宗朱祐樘从之。
正德年间，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是个荒唐的皇帝，不理政务，沉迷玩乐，对海禁之事也懒得管，濒海居民爱干嘛就干嘛，因此海禁几乎废弛。
到了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严重，大都时候是更加严厉地实施海禁，对私人海上贸易予以重罚。

那么，该该如何评价海禁政策呢？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呢？应该说，在明初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仍在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对稳固大明政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倭患严重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百姓勾结倭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一味地将海禁奉为祖制教条式地遵照执行，则产生的消极作用比较大，即便禁止，也是屡禁不止，照样有走私现象发生。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会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而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加速了资本积累，促进国家发展强大。反观我们，特别是到了清朝，仍然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导致固步自封，十分落后，而被其他先进国家挨打，惨剧一幕幕上演。教训可谓十分深刻。

第四章 勘合贸易

大明王朝大力实施海禁、禁止私人贸易，但并非禁止一切贸易，而是允许开展官方贸易，即勘合贸易。
勘合，是大明王朝给予外国开展朝贡贸易的凭证。所谓勘合贸易，就是让海外各国持明朝发给的凭证来华与明朝开展定期的合法的海上贸易，实际上它属于朝贡贸易，又被称为“贡舶贸易”。其贸易方式大体是这样的：外国船只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到大明国，朝廷收了贡品、购了方物后，以“国赐”的方式回酬外商所需要的中国物品。勘合贸易由市舶司掌管。而与日本实行勘合贸易的一项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行径的抑制。
明代勘合贸易始于洪武年间，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廷向暹罗、日本、占城、爪哇、真腊、苏门答腊、满剌加等15国颁发勘合。勘合含有底簿，颁发后由明朝礼部、地方布政司、外国政府各自保存，外国来朝贡时，带上勘合凭证，地方布政司先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将使团送往京师再核对，核对无误则进行贸易。朱元璋本来想通过与日本开展勘合贸易，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让日本政府打击倭寇，但是由于外交努力失败，两国断交，勘合贸易并未实质性开展。
建文年间，明朝与日本关系得到改善。当时，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经过努力，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他需要通过明朝开展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改善财政情况，恢复因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增强对各地的控制，更好地巩固统治。为此，他派遣使者肥富和僧人祖阿前往大明国。建文皇帝朱允炆积极响应，热情接待。当日本使者要回国时，明朝廷还派遣天伦和一如送日本使者回国。足利义满热烈欢迎明国使者的到来。由此两国关系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