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道德经》·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解文：真正的勇士，不要依靠的不是武力；善于打仗者，不会意气用事；善打胜仗者，从来不硬拼；善于用人者，一定尊重人才。这都是“不争”的行为。说到底，“不争”，就是借他人之力为己所用，这是最高的天道与人道。）

（张说）老子唯恐人们误解“不争”的含义，再次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不争”在不同场合的不同表现，同时阐明“不争”的实质，就是“用人之力”。由此可知，无为，顺势而为，不争，是一种行为的不同用语，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获得成功，方法是借助客观力量为我所用。可见《道德经》就是一部关于成功的著作。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讨论了四种情况下应有的得道行为。1，在见义勇为的场合，不能靠蛮力。要靠智慧。换句话说，与恶势力抗争，武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利用情、法、理给出的机会。2，在两军对垒的场合，不能意气用事而出战。《孙子兵法》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愠而致战”。3，常打胜仗的原因，决不是靠硬拼。4，想用人才，必须尊重人才。这些正确行为都叫“不争”，可见，“不争”，就是适合特定场合的特定行为，千万不要囿于“不争名利”的狭隘理解。

“无为”是一种理论。学理论，最最重要、最最难的，是理论用于实践。学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实践再创造。如果不能再创造，学理论就是读死书，越读越笨，因为陷入了本本主义，知行脱节。三国时的“失街亭”，就是马谡学理论不能在实践中再创造的严重教训。

“知行合一”本是学理论的唯一目的，但多了一个目的，学以致用之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教书。随着脑体进一步分化，后一目的的人越来越多。教书匠，自圆其说即可，“知行合一”用不着。教书匠尽管没有理论用于实践的必需，但必须懂得知行合一是学理论的目的，所以在讲理论的时候，不可把大把精力花在训诂句读上，要联系历史与当代的实际，让学生从应用的角度去体会，如果“以己昏昏”，只能制造出另一批百无一用的书生。这是不是教书匠的知行合一要求呢？

《道德经》是经验的大总结，其原则必然体现于诸多历史事件。我们在学的时候，也必须从历史事件与生活实践中寻求理解。读到“善为士者，不武”，就该想想历史上著名的勇士凭什么名垂史册。比如荆轲，凭武功高强？显然不是。凭的是自我牺牲与胆识过人。荆轲刺嬴政未果，说明武功达不到大侠级别。但他面对秦庭的威严，谈笑自若，而同去的另一武士吓得说不出话。一击不成，能奋力抓住秦王袖子满庭追杀。燕国（北京地区）出了个荆轲，大大提升了地区名声，以致有了“燕赵多义士，慷慨悲秋风”的美誉。

“善战者，不怒”，应该想到被诸葛亮用女装羞辱的司马懿。诸葛亮想激司马懿出战，但司马懿是善战者，不会受激而战。不久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司马懿不战而胜。注意，“怒”不仅仅指愤怒，是指所有会影响行为的过分情绪。比如，关羽失荆州，是骄慢所致。骄慢导致轻敌，跟愤怒出战是一样的。

“善胜敌者，不与”，应立刻想到经典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十六字诀的核心思想，不就是不与强敌正面抗衡吗？可见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源自道家文化。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一种思维模式，在这种文化浸淫中长大的人，其中的佼佼者一定会在实践中创造性发挥前人的智慧，获得极其巨大的成就。

“善胜敌者，不与”也不仅仅指打仗，也指处理复杂的关系。比如战国时赵国老将廉颇，看到后生小子蔺相如的官职超过自己，很不服，放言要找茬。有一次蔺相如在路上与廉颇邂逅，照例小官要给大官让道，但官大一级的蔺相如却主动退入小巷避让。廉颇后来知道蔺相如不是怕自己，而是不愿将相不和，伤害国家，十分惭愧，觉得自己小心眼，便上门负荆请罪。如果蔺相如不让道，廉颇肯定不会让，哪里还有“将相和”？蔺相如的“不与”，理顺了本来很难解的将相关系。

“善用人者，为之下”，能想到的事就多了，妇孺皆知的三顾茅庐就不必说了。战国时，魏文侯想请贤士段干木出来做事，几次拜访，段干木避而不见。大臣都说此人不识抬举，抓来就是。魏文侯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我求他帮忙的人呢？”干脆不乘马车，布衣步行去拜访。段干木感动了，欣然出山，出了许多治国的好主意。马云全力支持王坚开发阿里云的事，也是如此。王坚研发数年，没有成果，每年花去10个亿，同事们啧有怨言，只有马云没有动摇，坚定地支持王坚。是王坚成就了马云？还是马云成就了王坚呢？“善用人者”，不仅尊重、而且相信人才。

《道德经》是极其宝贵的人生经验，是屡试不爽的“九阳真经”，如能创造性落实于实践，定能达成目标。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老子把上述恰当的行为都归属于“不争”，又指出“不争”的本质，是借人之力为我所用，是善于利用人、物、情势给出的有利机会。“不武”，是指不要局限于武力，要利用其他机会；“不怒”，是不让对方利用自己的犯错；“不与”，是不给对方拼损耗的机会；“为之下”，诚心待人，以换取对方竭尽全力的服务。如此行事，哪有不成功之理？这是古往今来最高境界的行为之“道”。

“配天古之极”——“天”，天道，“古”，古人之道。符合天道与人道的最高表现。

“如何做才能成功”，是人类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道德经》是这一探索的集大成者。老子得出的结论是“无为”，即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图行事，要顺应客体趋势，“顺势而为”，才能成功。从利益竞争的角度看，“无为”就是“不争”，即尊重他人的利益。“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妄为”。“不争”不是事事谦让，是指不争属于他人的利益。韩信拜将时，能谦让“不争”吗？韩信认为，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做统帅；刘邦认为，要留住这个人才，必须拜将。所以，韩信拜将，对韩、刘而言，是恰当、正确、有效的“顺势”行为。再如，三国时，许攸献策，曹操很快打赢官渡之战。许攸老把自己的功劳挂在嘴上，当众对曹操说：“要不是我，你能得到冀州吗？”有一次出邺城东门，他对左右说，“曹公一家如果没有我，就不可能再进出这扇门了”。许攸说的也许是事实，结果却被杀，而没人说曹操忘恩负义。为什么？因为许攸的行为大大违反了“不争”原则，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