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个瘫儿（散文）

刘聪震

我小时侯，病症很多，养育我的父母，那是受尽了煎熬，尤其是我的母亲。当然，病再多也是小事，只要没有“神经”，总还说得过去。然而，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却在一场高烧之后，一夜之间又变成了一个瘫子。
我无情的变为瘫子，双腿不再会走路，我像蛇一般的在床上摆溜着、移动着。母亲的心在滴血，不用说——什么样的后悔都是没用的了，我已变成了一个“瘫儿”，这就是结局。母亲，她那是只能为我哭泣啊，她伤心着，她为我愁得睡不着觉，她整日整夜为我担忧着，为我一生的命运忧虑着。父亲，他当然只能是安慰我的母亲，他说给母亲“既然孩子已成为瘫子，那就只能尽早给他医治，腿是能够看好的，科学这么发达！”而能不能把我的腿扳回来，能不能看好我的腿，我母亲是将信将疑的。我的双腿的瘫掉就是因为父亲要为我治病而造成的。我自小即多病，幼时患惊风，久治不愈，后服“小儿安”竟治好了它，可后来我又留下了头痛的“后遗症”。这也是麻烦的事。我的头痛是在眼窝骨底下，太阳一晒就痛起来——我不能晒太阳。为了治好我的这种头痛病，父亲把我带到他所在的那个单位——赤岩煤矿。煤矿上有矿医，他姓阎，人系部队转业的“军医”(卫生员)。这是一位典型的庸医。他拿出一个给牲畜注射用的那种特大型号的注射器，装了半管子的酒精在里面，他要给我的头上扎。我恐惧万分，力拒不打那种针。我奋力抵抗，怒骂、手抓、嘴咬，但最终敌不过一帮给我治病的人，我硬是被众人按住，那医生于是就在我的头上，于后脑勺的位置为我注射了酒精。这是进行所谓的永久性“封闭”，庸医希图这法子能一劳永逸，使我不再犯头痛的病。然而，这一针打下去之后，我即高烧不止，体温一直保持在42°上下，也没有任何缓解的办法。次日晨，我的家人即发现我已不能再站立。我的腿就这样被瘫掉了......
父亲是一个仁慈的“泛爱主义者”。他的人品永远是高洁的，但其迂腐却也是永久相伴着他一生的。在我的腿瘫掉之后，按理找那庸医一点点毛病，甚至开除他也并不过分。但父亲，既不懂玩权弄术，也不懂得基本的为官之道。他甚至安慰那致我于废人的庸医，叫他不要有啥思想负担，叫他别为我的瘫掉而难过，并说他是为我看病那是好心，不是有意将我致残的。父亲的善良与真诚，真是可笑到了极点，他没有怨天也没有忧人。然而，那医生却由此认准了父亲的软弱无能和没有心机的特点，他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与父亲作对。若干年之后，他为调不回县城甚至编出口实，说我父亲是曾为自己瘫掉的儿子在报复他。当然，他这样搞，这样的混淆视听，谁也容易相信的 ，因为这才符合“人之常情”，也才符合事物的规律啊。父亲的那个冤呀，无从一说.....
自然了，人迂腐也有迂腐的好处。有病当然得自己医。我瘫了，我的父亲背着我，急得到处“求医问药”，他听说神河有一位能治残腿断胳膊的大夫，他能化迂腐为神奇。父亲就带着我前来了，并让我的母亲一同住在那里经管我 。他心里想，花几个月时间我也就好了。也是命不该绝我吧，也算十分巧合，当时从省城来的医生，恰好在那个山沟里的私人骨科诊所巡诊。他们见了我的父亲，也检查了我的情况，便训斥了父亲一顿。说这是治跌打损伤的地方，我的双腿的瘫掉，问题的实质不再腿上，而是在大脑上。他们让我父亲迅速离开此地，不要在此纠缠。并建议，速去西安，指出非西安大地方不能救治我的双腿。于是父亲就离开了那里。过不久，他又带我由安康将转道去西安。我们在安康，又很巧遇上一位好心的解放军排长还是连长什么的，那人便让军车捎我们来到了省城西安。
在西安的几个医院看过我的病之后，其结论都是悲观的，医院没有办法治，住院也是没有可能。一些医院让带我回去加强腿的锻炼，说拿那滚筒放在我的足底板下，让我踩在上面前后滚动。以求其对大脑的刺激，这是在哪几个医院看的，我如今是一概也不记得了。
我父亲沉重的背着我行走在西安的大街上，他沮丧极了。我像虫子般的，那是什么思维都没有的。也许是上天有意于救我，我看到商场里的汽车玩具，不断闹着非得要买来玩不可，父亲想了又想，孩子也许终生也不能站起来了，也够可怜。于是他就咬牙买了，大抵是三四毛钱，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块钱而已。我心满意足的拿到了那辆有一寸来宽，四寸般长的红色的铁皮小汽车。高兴得很。小玩具汽车里面那是有齿轮，做的精致，用手推着它走，里面咝咝地响着，小铁皮玩具车能凭惯性往前在自动走上一段距离。我喜不自禁。这辆玩具车，我玩了多年，也是救命的一辆车。
就在父亲为我买了这辆小玩具汽车的那一天，大抵是中午，我们在一个小饭馆吃饭。我玩着车，父亲去买饭，我的车掉下去了，可我不会捡。食堂的一位阿姨给我捡了几次，就觉得奇怪。这么聪明伶俐的孩子怎么不会走路？父亲回到搁我于桌边的地方就给这位阿姨细细说了，打了一针腿就瘫了。这位阿姨十分热心，告诉父亲在钟楼西柳巷， 有老太太，专看小儿麻痹的。父亲早年在西安上过学，他并不费多大周折也就找到那神医那儿了。这位大夫姓段，叫段 ，老家是安康岚皋县人。据说，她一生救治过数万儿童。病人来自五湖四海和全球各地。听说，她曾被投到监狱呆过，在监狱也是求她治病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并未在西安停留，段奶奶给我开了中药的方子，我们回到当地去捡药，父亲保持着与她书面的通讯。我是拉着双拐上学的，拐杖是我爹给做的，他是一位木匠。我长得快，我主的拐杖爹为我加长过几次。后来，我 双拐据说是大哥把拐杖给我藏了，他估计我能走，说我拉着双拐跑得跟飞一样快。他们让我试着走几步，一试果真能走，于是我又会走路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瘫了有两三年之久吧，吃中药近千副之多，服药过程漫长而复杂，有几次险些是送命了。我告别肢残应该说段奶奶的功劳，她给我开了多少个疗程的药，恐怕是已安眠在地下的我的父亲才能够记得清。1985年我在西安唐都医院治“过段性毛细血管”这是一种皮肤病。我来看段奶奶，她安慰我“思想上不要有负担，你不痛不痒的，皮肤虽然，但不是要命的病。奶奶又为我开处方，我就说我不吃，叫她不要开，而她却说：“吃不吃是你的事，而我是要开的！”她就给我开了方子交给了我。就在这一次，段奶奶让我替她跑路到区卫生局去一趟，是关于她出书的事，她女儿中止了这事，说我找不到人不让我去。她也是医生已五六十岁，身体不好，已退休在家里照顾段奶奶了。
段奶奶的医学著作出了没出，不得而知。我一头钻入现实社会，为生存我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2008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