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回国，虽然学的是美国律法，但在广州没有律所，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海关需要英文翻译人才，待遇不错，每月有两百大洋，是大家眼中的“金饭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接手以后，他的管理办法和外国一样，海关内部文书全部使用英文文件，中国人很难插手，大部分职员都是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多，薪酬制度也按照外国一样，另外还有养老金存在伦敦银行，到退休时可以领取数十万英镑，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中国当时其他行业还没有养老金制度，故中国人要养儿防老大概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没有建立。
我在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的是一些基础文书的翻译，海关的高级职位都是外国人担任，中国职员和外国职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外国职员发英国的工资，领的是英镑，比中国职员高出许多，早上上班外国职员总比中国职员晚来半小时，当时的洋人都住在半山风景优美的地方，早上华人都开始上班了，洋人才从山上慢慢悠悠的走下来。华洋的差距很明显，普通的译员处在海关最底一层。
一日，我去访税务司，问他：“华人在海关工作，将来如果能够得到拔擢，有没有可能升至总税务司呢？”
他回答：“但凡华人翻译，绝对不可能升到这个职位。”我听后离开，次日递上一封辞职信。
税务司以为我想以此要价，承诺我半年以后薪水翻倍，但我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想当税务司。我想我们在国外受到同等教育，而且我还为中国自己的机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我虽家贫，但并不视钱财为生命，更不愿像同侪那样利用职权谋利，和商人同流合污。一些同事友人劝我不必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放弃现实的两百大洋厚禄，但人生如朝露，我愿做成一二实事，不仅只为稻粱谋。中国受外国欺凌，国家贫弱，要用所学帮助同胞，为国家出力。

一个周日晚上，我从码头教堂回来，沿着河边慢慢散步，一群醉酒的水手提着中国灯笼晃晃悠悠朝我走来，他们醉的很厉害，嘴里高声大喊，横行无阻，样子十分张狂。道路两边的中国人都四散开来，唯恐躲避不及。
我提着灯笼停步靠在一边，醉鬼最令人生厌。这些来自各国的水手在本国都是一些无赖地痞，在租界里借酒装疯，四处撒泼。因为在租界他们有治外法权，大家都避之如瘟神。
一个三轮车夫埋头拉车子没有看到情况，等发现时人已经立在他们面前，退避也已经来不及，水手们把他拦住，车上的人赶紧下车，其中一个高大粗壮的水手拉着三轮车夫的辫子往前拽，车夫站立不稳，摔倒地上，十分狼狈。车夫趴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道歉，谁知那个高大的水手抄起路边的木棍往车上砸去，把黄包车的垫子砸个稀烂。车夫赶紧上去拉住他，车子是车夫的谋生工具，如果被砸坏了，要付一笔修理费，十天半个月也拉不了生意，就没有了收入。车夫也急了，他一碰到高大洋人的手臂，那人反手就对着他是一棍子，他还想往车夫头上砸去。
“住手！”我大声喝止，然后举起相机，对准他，作势要拍照。今天我到教堂帮教友们拍照，随身带着照相机。
镁光灯一闪，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周围人吓了一跳，不明所以，纷纷驻足观望。
高大洋人举过头顶的木棍在半空中停下，他心里清楚一旦被拍下证据告到船主那里，肯定会受到惩罚。
他怒气冲冲向我走过来，一拳挥到我脸上，我躲避不及，唇鼻都破了，血流满面。我抬手反击，他用手钳住我的手，他高大强壮，我动弹不得，于是抬起脚攻击他的要害。他吃痛放开我，弯下身捂住下体。他的船主这时正好也在人群中，上来把他拉开。
我走出人群，他的同伴挑衅说：“嘿，约翰，想打架吗？”约翰是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毫不畏惧，说：“不，你朋友伤人在先，我是正当防卫，他太无赖了。”
高大洋人凶狠地看向我，问我的名字。
我整整衣领，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叫唐文浩。”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你最好小心点。”
我没有被他的言语吓倒，扫了一眼他胸前的姓名名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强森”，是英国“波柏利”商船的大副。
人群渐渐散去，三轮车夫走过来向我千恩万谢，我摆摆手。他非要拉我回去，我给他钱，他又推回我面前。

我一夜间在广州租界出名了，租界里的外国人欺凌中国人是一贯的，洋人有在华治外法权，不受华律制裁，而且官怕洋人，遇到华洋纠纷，一般不管对错板子都打到华人身上，官府怕洋人借机闹事，处理得不好会受朝廷怪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所以即使华人告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洋人作威作福惯了，居然遇到一个敢和他们对抗的华人，还竟然打了洋人，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开了，我一下子成了广州的名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冷落的门庭被商人、报人、亲友、邻居各色人等填满，有邻居让我帮人评理的，有商人让我和洋人讨价还价，我应接不暇，只好禁足在家，可是一天官府来了人，说我打伤了洋人，他在家养伤不能开工，我要赔偿他误工费，还要亲自上门道歉。我辩解道那天是他动手在先，我路见不平阻止他，他高大魁梧，我的那一脚也不至于使他卧床不起。
衙差认定这事因为而起，如果我不能妥善解决，他们只能拿我问罪。
我去码头找到了那洋人的船主，向他详细述说了发生的事情经过，那船主本就对水手们酗酒闹事很不满，又知道我在海关工作，是他的合作伙伴，得罪了我等于自断财路。他说他那天也正好在场，如果这件事当时我告到领事先生那里，他的大副也是要受惩罚的。他说他来摆一桌酒，请我吃饭当作赔罪。
他其实也知道，如果我和他交涉不成，我肯定回去向广州领事申诉，我在海关做事，领事和税务司都是老熟人，会出面干涉。何况，本来他也不占理，还被拍下照片，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的了。
官府知道我让洋人吃了鳖，不但不用任何赔偿，洋人还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摆酒向我赔罪，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更出名了。

我到报社以后，认识了一个耶鲁毕业的英国人包君，我按中国人的习惯给他取了个中文绰号叫“包子”，主编叫他“老包”，大家也都这么喊了，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他也入乡随俗，出门不驾马车，都是喊黄包车，穿中式服装，常去茶楼里和人打桥牌，一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广州话，是个“中国通”。
老包最近心情不好，他在美国的女友好久没有来信了，每次接到信，他总要拿出来，招呼我：“阿文，我女朋友来信了，我念给你听。”
晚上老包回来，拿着一封美国女友霉霉的来信，垂头丧气地说：“霉霉爱上别人了，她和我分手了。”
我看了看信纸，霉霉和他分开久了，身边有了新的追求者，两人已经发展到恋人关系了。
我安慰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霉。”
他说：“你不懂，我送她的礼物都被退回了。”
说完，很沮丧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了一幅画，回到家对老包说：“送你一幅美人画，你贴在墙上，就不必担心她跑了。”
老包破涕为笑。
我决定拉他出去到湖边散散心。
湖里停着好多小船，我们一招手，一条游船就靠岸了。我们上了船，才发现掌舵的是两个小女孩，这没什么稀罕，只是一个小女孩双眼失明了，握着船舵，另一个小女孩给她指方向。我的心骤然一紧，两个女孩最多十一二岁，单薄的身子在船头显得孱弱，失明的孩子掌着舵，这孩子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忍心她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转念一想，也许她的父母已经早死了，是个孤儿，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可能因为双目失明看不见，更加心无外物，看她的样子好像前面的滔滔江水都不存在，也许她的家人还在，但是没有能力养活她，说不定还等待她能换点钱回家。
老包见我不说话，他问掌舵姑娘：“多大了？”
姑娘说：“十二岁。”
他问：“家里人呢？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姑娘说：“父亲抽大烟，母亲去世了，在这里掌舵，船老大不给钱，只管饭。”
老包说：“谁把你带到船上的？”
姑娘有点警觉起来，说：“自己亲人介绍的。”就不肯再多说了。
下船时，我多给了她很多钱，这样我的心里也能舒服些了。

第六章
我和老包回到报社，盲女的遭遇使我很揪心。老包拿了一张几天前的报纸给我看：现在有很多盲童流离失所，官府在一个年老失修的破庙暂时收容他们，有的无人领回，现在允许别人把他们领回。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盲童会遇到的遭遇我已经可想而知了。国外有盲童院收容残疾儿童，教授他们技能，待他们成年后能够自谋生路。国内当然没有这样的救助机构了，我想从报纸上刊登盲童的事情，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捐款帮助他们。
老包说：“有一个认识的美国汤神父在广州收容了一些盲童，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盲童的专栏，呼吁大家捐助。
老包神通广大，到领事馆去募集了很多善款，洋买办、行商都急忙慷慨解囊，伍大人也派人送来二千大洋，香山县丞派人也送来了一千大洋。一周之内共收到一万大洋。我和老包把钱送给美国汤神父，他和修女建了一个保育院，收容了上百名盲人孤儿。
我托阿根嫂子拿五百大洋给阿旺，帮教堂打点板床、柜子，阿旺去教堂量了几遍尺寸，又帮神父把保育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阿旺觉得这是做善事，把剩余的木料捡了回来，凭着一双巧手做成一些小板凳，说是送孩子们的，这个不要钱。阿旺在家具老板那里做木工，每天七十蚊小钱，仅够生活开支，家里要养老母，还没有娶媳妇，故我处处不要他花钱，想要另外算点工钱，但他坚持小板凳要白送，不收钱。我只得领下这份心意。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阿旺说日子过得去，犹豫一会儿又说：“最近打好了一块紫檀屏风，老板售价两千大洋，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买家。”
我也是吃了一惊，想：什么屏风值这么多钱，价格确实很贵。
阿旺问我认不认识一些出得起价得买家。
我也想还阿旺一个人情，便说：“我去帮你的屏风拍几张照，送去给船商看看有没有人看中。”
阿旺觉得这真是个好办法，拉我去家具店看看这块屏风。
难怪这么贵。这块屏风是极好得檀木料子打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人物刻画非常细腻，脸上表情栩栩如生，老板说这样的屏风一个巧手的木工要花上十年的时间雕刻打磨，如果刻错一刀，整面屏风就报废了。这样的巧匠要在他体力、眼力、工艺水平最好的时候打磨这面屏风，一个工匠一生中只能打造两面这样的屏风，因为他的黄金年龄之后，视力、眼力已经不能够支持他做这种精细的工作了，他只能沦为出卖体力的粗工。老板雇佣工人打造这块屏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要付七十蚊钱给工人，经过十年才能收获成果，因此要价两千大洋并不算贵。
阿旺抚摸着屏风，用棉布小心翼翼地擦拭了好几遍，就像给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洗澡。
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幅照片，阿旺将信将疑地看我拍照，镁光灯一闪，吓得阿旺赶紧用手遮住自己的脸。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却死活不肯，说：“如果拍了，魂儿就被收进去了。”显然，洋玩意儿对阿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和接受。
老包看到照片，觉得屏风很精美，他自己家人也喜欢收集中国古董，像古瓶、古瓷都有收藏，就把照片寄给香港的亲友们。
过了几天，老包收到回信说有人想买，叫阿旺带去香港看货。来回的运费和食宿有人预付了。
我把消息告诉了阿旺，他开心极了，立刻去家具店打包装箱，为了保险起见，阿旺决定亲自押运。
几天后，老包接到香港朋友的来信，说没有见到阿旺。老包问我，我也纳闷儿了，那天我看着阿旺上船的，我去找了阿根嫂，她说阿旺几天前出门送货就没有回来过。

第七章
我让老包打听打听阿旺的消息，老包通过领事馆收到消息，阿旺死了。
老包说：“阿旺扛着箱子去送货，路上撞倒一个醉酒的英国佬，英国佬怒气冲冲上去推开阿旺，并且砸坏了屏风，阿旺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冲上去抓住英国佬叫他赔钱，英国佬想一拳把他挥开，阿旺就是抓住他不松开，英国佬的拳头不停的朝阿旺头上砸去，英国佬身强力壮，阿旺渐渐地就没声了。”
我问他：“那现在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了。”
老包摊开手，说：“英国人在香港享有特权，打死人的英国佬又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公子，阿旺无权无势，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愤怒，感觉胸中的那团火就要烧起来了。是呀，多少次看到外国人像踢打牛马那样对待我们的同胞，不，一般外国人爱护动物，不会踢打牛马，我一边的理智告诉我他们有特权，拿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忍耐，但是另一边我的情感却备受煎熬，侮辱、愤怒、悲哀，各种情绪向我涌来就快把我淹没。
我说：“我要为阿旺讨回公道，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我和老包出了报社直奔阿根嫂那里，阿根嫂住的地方是偏僻的陋巷，怕老包这个外国人引起反感，我喊了一个黄包车和他坐进去，又让老包用团扇遮住脸，就在巷口，几个小童发现了老包，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头朝他扔去，一个石头砸到他的脸，外国人在广州经常欺负中国人，小孩子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好。
我转过脸看去，老包眉毛上流血了，我正想批评这些孩子，老包赶紧下了车，却没有一点生气愤怒，只是叮嘱孩子们要注意安全，还拿出包里的糖果分给他们，小孩愣在那里不敢接过，一个大小孩飞快接下带着一帮孩子们跑走了。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像月亮的两面，一面是阴暗面，一面也有光明面，外国人在中国的侵略、蛮横是野蛮凶狠的一面，老包这样的人也让我们看到国外先进、文明的一面。

昏暗的房间，阿根嫂子正面如死灰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阿旺的衣服，码头货船上的人已经把阿旺的死讯带回来了，阿根嫂子请求我把阿旺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不能让他客死异乡。
生意是我介绍的，出了事，我心里愧疚难安。于是，我向报社告假一个月，搭船去香港，准备处理阿旺的事情。临上船前，老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怎么能少了他。他不由分说一屁股坐到我地旁边，我张了张嘴，感谢的话又咽了回去。

最早通晓西方法律人才只能从香港找。

当时香港的英国人有一万多人，华人有十几万，华人的数量增加，但是华人的地位却没有改善，香港实行西方律法，可是西方律法适用于英国人，华人犯罪受到的刑法更加残酷，鞭刑打得犯人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这样残酷的刑法只针对华人。
英国自诩为文明大国，但在殖民地却使用过去原始野蛮的刑法，美其名曰这样可以使华人受到震慑减少犯罪，但是他们自己却早已在法律中废除了鞭刑，只要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他们必定想办法阻止实施，动辄就上书殖民地大臣和女王，香港的华人不过是二等公民。
我和老包借住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寓，他的朋友从一个认识的熟人那里打听消息，阿旺的尸体送到皇家医生处要解剖，我大惊，忙问：“尸体不能领回安葬吗？”
老包说：“香港的医疗法规定死后要按照英国的下葬方式火葬，为了检查是否死于疾病，尸体先要解剖。”虽然从公共卫生方面有一定好处，但是明显西医是凌驾于中医之上，不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下葬方式。我想既然答应了阿根嫂，看看能不能有变通的办法运尸体回广州安葬。
老包说：“华人反对剖尸，有钱人都重贿皇家医生，把尸体带走安葬，无钱的人只能任人宰割了。”
我问老包，“这种做法没有华人反对吗？”
老包说：“反对没有用，凡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都遭到英国人的反对，其中还涉及到皇家医生的特权，阻力很大。”
我又问老包：“打死人的英国人怎么判？
老包说：“打死人的英国人是一个官商之子，其中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所在，事情被压下来了。”
“那赔偿有吗？”我已经愤怒之极了。
老包说：“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也没有判刑。”
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觉得不能就这样白来一趟。
我对老包说：“我不相信香港就没有正义之士，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向民众公布，争取民众舆论的支持，通过社会舆论把是非曲直陈述清楚，不能只让英国人主导发声，愚弄大众。”
老包点点头，说：“黄胜在香港办了中文报纸，主要对象是华人，我们可以在上面刊载消息。”
我和老包联系了黄主编，老包主笔报道此事，他用中英文报导，可以唤起英国人的注意。我请汤神父写了一篇讣告，讲述他帮助教会收养盲童的故事，附上他对阿旺品行的保证，一起交给老包刊登。黄胜联系当地的华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请愿团，要求总督重新审理此案。
消息刊出以后，长期受到压制的华人愤怒了，许多华人组织起来声讨、抗议，法院迫于舆论压力，答应重新审理此案，我学的是西律，便主动为阿旺代理官司。
上庭以后，我援引法律条文和案例，一一驳斥对方谬论，法官被驳斥地哑口无言，一直自诩为英国绅士的法官已经不顾形象大吵大骂起来，辩论变成了吵架。我毫不畏惧，予以争锋相对的驳斥，法庭庭审一度中断，择日宣判。
新闻报纸把整个过程报道出来，一时舆论界哗然，为了显示法律公正，挽回负面消息，总督介入此案，法院改判那个英国佬监禁五年并支付巨额赔款。

我乘胜追击，向总督递交了华人的请愿书，要求香港废除针对华人的鞭刑，最终总督轩尼诗同意废除鞭刑的提案。轩尼诗较同情华人的处境，他认为香港的繁荣要靠所有在港华人一起努力，承诺改善华人的的待遇，提高华人的地位。
香港的英国人认为港督袒护华人，联名上书给女皇反对此事，要求调离总督。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轩尼诗的去留非常关键，我联络黄胜，让他发起华商联名上书请愿留任港督轩尼诗，还向殖民地大臣提交了香港在轩尼诗总督任期内经济繁荣发展的报告，英国决定轩尼诗继续留任。轩尼诗投桃报李，想招揽我进立法局，我辞谢了轩尼诗的挽留，回到广州。

第八章
不久，母亲因病去世，我辞了报馆的工作，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工作。我每天赶稿子到半夜，以至于我后来尽管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笔端还是不停的流淌出文字，我知道这样迟早会耗尽我的精力，必须要停下来。
圣约翰大学邀请我去执教，我想还有什么工作比和一帮上进的青年人在一起更有乐趣呢？
我乘坐大帆船溯流而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我雇了一顶轿子，一坐进去，轿夫突然起轿，我感到身体一震。轿夫们轻快的在市集上穿梭，一边朝对过的人念念有词道：“当心——，当心——”，卖鱼的小贩隔一会儿就把一瓢水快速浇到大缸子里，以保持鱼的新鲜，大黄狗在路上跑来跑去，人力三轮车夫光着脊背、赤着脚在路上拉车子。
轿子行至租界，手持大棒的巡捕看起来很吓人，路上有很多漂亮的马车，轿夫小心地避开他们。
轿子停在梵王渡路圣约翰书院门口，学监颜永京已经在这里迎接我。颜学监正准备调任虹口教会，他把我请进客厅坐下，我们先是寒暄一番，然后颜学监开始向我介绍道：“学校现有学生约七八十人，每日上下午各有一次圣经学习课，还有体育课等运动活动，学校有棒球队、足球队等。”
我问：“学生一般如何招募？去向如何呢？”
颜学监说：“为了招收学生，学校有种种优待，信教学生免费，校方除了供给食宿外，每年另给小帽一顶，鞋子两双，青布长衫二件，棉袄一件。放学时，并给铜钱百文为书费。书籍及医药费亦由学校供给。读完四年的英文和数学，就到海关或电报局谋事。”那个时代，不少学生是为了微薄的补贴，才勉强学习英文。后来英文在商界流行，学生可到洋行做事，收入颇丰，入校人数逐渐增多。
“学校师资如何呢？”
颜学监说：“学校目前有十余名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外籍教师，还有一些留美回国的中国人担任英文教师。”
颜学监把我领到教师楼，这是一排上下两层的小洋房，周围种植了花草，门口有两颗很高大的柿子树，上面结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住的房间都经过了改造，因为外国教师的生活习惯不同，房子外面虽然是中式的，但里面改为了西式的结构，有电线、电话，客厅还有壁炉，房子住着很舒适。
颜学监安顿好我以后，便告辞离去。我正专心收拾东西，发现门口靠着一个穿西服的年青中国人，咦？他应该是这里的教师吧。
他看见我，显示出很高兴的样子，走上来问：“你好，我是英文教师牛惠廉，住在你的隔壁，你是新来的老师吧？我点点头，看见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个灯泡的东西。
牛惠廉走过来，说：“我听到你屋子里有动静，想起你这间屋子里灯泡好像坏了，我从房间拿了一个备用的给你。”他说着，直接就站在凳子上动手帮我装起来。
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远亲不如近邻，我的这位邻居真像个可爱的大男孩。他看起来刚二十出头的样子，谈吐作风完全是美国化的。
我停下手上的事情，坐下和他攀谈起来，问：“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牛惠廉说：“前几年，容闳博士奉命选拔一批幼童赴美，我有个表哥在上海做进出口货物的生意，思想开阔，让我去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考上了。”
牛惠廉继续说道：“不过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回来了，我在读大二，吴学监通知朝廷要撤回留美学生，我们就被勒令返回了。”
我问：“你们都在上海吗？”
牛惠廉说：“有些人在上海招商局、工部局、电报局，还有些去了天津的洋务企业，我家在嘉定，父母好不容易盼我回来，一家团聚。我学的又是文学，去洋务企业没有合适的职位，就应聘到圣约翰书院教英文。”
容闳博士带去美国的120多名学子，在1880年代回国后，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书院的教职。当时书院教师待遇每月30两，报酬优厚，后来卜舫济做学监时，把教师的待遇提高到每月100两，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他问我：“你为什么会来圣约翰？”
我把之前的来龙去脉大致向他说了一遍，牛惠廉听得很认真，进而很理解我的事情。
不知不觉，我们谈到了大半夜，临走时，牛惠廉对我说：“这个周末，我们上海的留美的同学和美国水手们在跑马场有一场垒球比赛，你想不想一起去看？”
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大事，便高兴地答应下来。

上海圣约翰书院被誉为“东方的哈佛”，施肇基、宋子文、顾维钧等民国外交人物毕业于此。

建国后，圣约翰书院的院系被拆分，人文学科主要被华东师范大学合并。

原址有部分在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里，华东政法大学有一个“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的学监颜永京设立的。

上海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公园一带，是外国人闲暇消遣的地方，上海外国人在中国举办外事活动一般都在跑马场，赛马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外国人也开始推广，中国人也去赌马。
我们在路上看到哪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坐在壮汉的肩上招摇过市，引得人们纷纷侧目，路边有杂耍艺人，一个强壮的汉子在手上挂上铁钩再吊起一叠砖头，钩子嵌入皮肉，看着都疼，洋人坐在漂亮宽敞的双匹马拉车子上，下了车，手边挽着一位穿着层层叠叠纱裙的西洋美女。
我们进场以后，比赛队员正在准备入场。
牛惠廉朝前方走来的一个人挥手，来人是一个正准备比赛的中方队员，他穿着特制的比赛服装，手臂细长，身材矫健，十分自信。
牛惠廉为了善尽地主之谊，滔滔不绝地为我介绍垒球比赛规则，末了，牛惠廉说：“好了，我亲爱的同事，你应该了解比赛的规则了，希望你能好好享受比赛。”
我点头致谢，不紧不慢的开口，说：“亲爱的同事，我想我不太能同意你其中的一些解释，实际上，我在耶鲁校队担任过两年的投手。”
牛惠廉一脸惊讶，钟文耀爆笑出声。
钟文耀说：“我们有一个队员有腿伤，打不完全场，中场你来做替补。”
比赛开始，对方的第一守垒员身材修长又十分灵活，好几个投球都被他截住，比赛过半，我方渐渐落后，钟文耀向裁判示意换我上场，做我方的投手，我不负众望，开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球，要知道，我在耶鲁获得过“最佳投手”。比赛结束，我们3比3平，打了一场友谊赛。
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比赛很精彩。
我看到看台上外国夫人中有一位典雅大方的中国女子，她穿着中式的绣花裙，梳着简单的发髻，问牛惠廉：“那个中国女士是谁？”
牛惠廉说：“她是黄牧师的女儿，黄映兰，以前随黄牧师在美国读书，上海有外事活动都找她做翻译。她的姐姐黄映柳是圣玛丽中学的校长，圣玛丽中学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是我们的附属学校，经常能碰到。”
我问牛惠廉：“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那位小姐？”我指了指黄映兰。
牛惠廉会意地一笑，说：“我非常乐意充当这个齿轮。”
牛惠廉带我走过去，向她介绍道：“黄小姐，你好，这位是我的同事，唐文浩。”
黄映兰说：“唐先生，你好，你刚才的表现真太精彩了。”
我说：“叫我阿文，很高兴认识你。”
黄映兰说：“我姐姐也在圣约翰的附属中学教书，你见过她吗？”
我说：“我上周才到圣约翰，还没有见过令姐，依你推想，令姐一定也非常出众。”
黄映兰脸上微红，可能觉得我恭维得太直白，但她表现得落落大方，不像一般的闺阁小姐那般娇柔。
我一直单身到30岁，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一直期望能够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新式女性做我的终身伴侣，直到遇到黄映兰，让我有了建立家庭的想法。
我反客为主，说：“下个礼拜兰心大剧院有音乐剧演出，我缺少一个女伴，可否冒昧请你当我的女伴？”
黄映兰说：“恐怕不行”，她见我表情失望，连忙说：“因为我要为留美学生的合唱担任钢琴伴奏，我还要带圣玛丽中学的学生合唱团去排练。”
我说：“你排练的时候需要我去帮忙吗？”
黄映兰很高兴地说：“每周六晚上在我姐姐家都有排练，你可以一起来。”
我说：“却之不恭。”
此后，每周六晚上，我和她都带着学生排练，黄映兰担任钢琴伴奏，黄映柳指挥，她们非常关爱学生，如遇学生生病，还会带回家里亲自照顾，尽职尽责。我们常一起依偎在月光下散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受到别人指点，我却不以为意，一个月后我们定下终身，我买了一个金镶玉的戒指给她，她回赠给我一副金袖口。学生们则充当了鹊桥的作用。
婚礼当天，校园里张灯结彩，我邀请了牛惠廉和他留美同学一起来，没有闹洞房的习俗，新娘也不坐花轿，而是从楼上走下来，牛惠廉和留美学生们在婚礼上引吭高歌、喧阗笑语氤氲其间，十分温馨。

圣约翰书院的学监卜舫济娶了牧师的女儿黄映柳，黄女士跟随父亲在美国读书，她比宋美龄还要早一个时代。

第九章
我家搬到了江南制造局旁的高昌庙附近，当时那里路上都是石子，因为制造局搬过来，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交通工具只能是独轮车和人力推车，自从马路修好以后，家里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
父亲在附近靠近河边的地方购置了几亩地，建造了一个小楼，楼房里可以停放马车、轿子，屋外种上果树，还有菜园，里面可以找到促织、蟋蟀，比起城市的拥挤，这里空气十分新鲜，我家里养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哈巴狗，我们给它取名叫“雪球”，我们常和它一起玩耍。房子里面铺上了外国进口的地毯，有电灯、暖气、抽水马桶，大厅宽敞，父亲的留美朋友们经常到家里聚会。
周末晚上，母亲让我在客厅里完填字游戏，这是一个好方法，我很快掌握了许多英文单词，父亲聘请了一位圣约翰的美国女教师教我英语，她总是慈爱地看着我，教我用拼读字母的方法记住“mississippi”。
童年记忆最深的事是父亲经常带我去城隍庙玩，我不喜欢到城隍庙，但我最喜欢在城隍庙外的豫园游玩，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豫园里有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鱼池，里面蓄有金鱼百尾，大的有七八寸，灯泡眼扇尾巴，五颜六色的都有，在池子里，悠哉游哉。下山就是九曲桥，我问：“爸爸，为什么桥造成弯弯曲曲的？”爸爸说：“这是中国营造园林的特点，高低错落、相互掩映，桥曲折迂回，既美观大方，又处处看出的风景各不相同。你看它是不是比一座笔直的桥更好看？”
亭子里今天在品兰花，不少商人携带一些名贵品种的兰花盆栽在这里售卖，兰花姿态各异，枝丫修剪的很古朴雅致。
爸爸说：“在日本国，国民喜欢园艺，很多人家会摆上花草盆栽做装饰，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异常珍贵。”
我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国家，只是没想到日后我也会亲自登上这个国家。
爸爸说：“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玩意儿，古玩、珠宝等应有尽有。”每当珠宝交易时，仕女们穿梭其间，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
我倒是不感兴趣，拉着爸爸到长廊去，那里有小贩托着托盘兜售小吃，托盘里有五香豆、酒酿汤圆、桂花糖藕，最有名的是南翔小笼包子，和姜丝香醋同食，鲜美无比，不用问别人在哪，店铺门头大大的金字招牌会为你指路。每次我总在这里流连，爸爸也会让我尝上一两样。
最使我兴奋的是江湾的龙舟赛，每次去看龙舟赛就像过年一样开心。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用粽叶包粽子，江湾也会有十几条龙舟比赛，哥哥带上我一起去看。每条船上张灯结彩，划船手整齐划一，分坐两边，行动快捷，花样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年纪稍大一点，父亲很重视的我学业，不仅有英文老师教授我的外语，还聘请了一位博学的举人教我中国传统四书五经。这个举人老爷留着一个山羊胡子，总是佝偻着背，用含混的声音摇头晃脑的讲课，我经常听得昏昏入睡，有一次我正在打瞌睡，他站在我背后用一把一尺长的戒尺打在我的背上，我的美梦一下子被惊醒，身上火辣辣地疼痛。他举起戒尺要再向我挥过来，我拔腿就逃，再也不肯回来上课。
第二天，这位举人向我父亲递了一封辞职信，父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陪，设宴请老师来家中吃饭。
父亲只字不提发生的事情，等吃饭气氛很热烈时，他说：“中外教育很不同，外国人的教师是一份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和父母一样高，我们要尊敬教师，记得我刚到圣约翰时，班上的学生很多比我年长，我站在讲台上，心里不免发虚，但是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惭愧，知道父亲是在批评我，我的头一直低垂着，不敢看他。宾客们纷纷举杯附和，说：“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敬老师们。”父亲走到我面前，领着我走到举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酒。
父亲很看中孩子的品德教育，所有品德中，他最强调要诚信，周末晚上在家时，父亲总设法对我进行教育，他说做人要诚实，如果不诚实，说了谎话，将来总要被人揭破，到时人家处处疑心你、防备你，你说难不难受。
在交友方面，他也谈到交朋友要交益友，你要想想你能从身边的朋友身上获得哪些益处呢？你要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如果交了损友，那对自己的危害就很大，所以我们要谨慎交友。

第十章
大哥从圣约翰毕业后，又进入同文馆学习法语，后随许景澄大人出使俄国。家里孩子就剩我和妹妹，妹妹年纪还小，父母觉得小女儿可爱，十分宠爱，我是男孩子，故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15岁时，准备出国留学，在上海留美预备学校读了一年，然后乘坐火轮船赴美国，这时的轮船和父亲赴美时坐的大帆船已经不同，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我历时一个月到达美国。
我登岸时遇到港口的检查，滞留了好长时间，因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改变，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增加，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华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斯科特法案颁布以后被视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处境艰难。
我被移民局官员扣在港口不能入境，和我一同前往美国的卫公理教会的牧师拿着我的签证力争，我并不是入境的华工，而是来读书的学生，我持有的签证是读书签证，他还叙述了我父亲是如何帮助美国的传教士们，保护了教会财产等等，他的叙述很打动人心，但移民局得官员听罢，只是抬起头来，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只是照章办事。牧师气急了，大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是这样虔诚优秀的年轻人都不允许入境，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入境？”
后来，我拿出父亲写给伍廷芳的书信，请他去中国大使馆通知伍公。伍公在甲午中日战败后，曾经随李中堂赴日本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了一番话：“我和伍廷芳同在英国留学，我回国以后已经官至首相，伍廷芳还不过区区一个随员，贵国对人才是不是不够重视啊？”李鸿章受到触动，保举伍廷芳出使美国。父亲和他是旧识，知道他在美国做公使，特地修书一封，让我带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
伍公接信后，立刻联系美国华府官员，请他们从中斡旋，他随后亲自带着盖章文书，到港口移民管理处说明情况，移民局才将我放行。
圣约翰的卜舫济校长推荐了一个他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高中，收费合理，环境很好。弗吉尼亚是英国殖民者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口并不多，风景很优美。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高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开，宿舍楼后面是一座山坡，有一大片树林，为了学生的作息规律，宿舍楼晚上9店熄灯，学生必须准时就寝。早上起来，自己去打水，很难找到热水，即使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脸，如果一定要形容冬季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感觉，就好像是风雪夜在雪地里撒尿，冷暖自知。宿舍楼中间有一根长管子，学生们上课赶时间可以顺杆子滑到一楼。
学校的体育运动很丰富，每年的橄榄球赛季节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是留着长发的学生，据说是为了配合橄榄球赛特意留的“橄榄球发”，学校里纪律开始松懈，学生会在赛后外出饮酒，我没有加入橄榄球队，因为橄榄球冲撞奔跑充满了暴力，我不太适应，我选择了棒球和垒球运动，冬季下大雪使学校外的河面结冰后，学生们热爱去湖面滑冰，穿上冰靴、戴上风雪帽和绒线手套就去一展身手，我却比较笨拙，总是滑不会。
假期里，父亲的朋友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在肥美的芦笋园大饱口福，这是我父亲一个富有的教友家里的产业，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芦笋都加工成罐头销售到各地。我在后两天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女主人富有爱心，常常晚间送些点心给我，一个月餐费不过20美金，生活成本不算太高，我的学费一年不超过300美金，教会牧师的子女会有优惠，最后一个学期，教务长宣布减免我的学费，他说我在这个州住了这么久，感觉我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家里会寄大礼包给我，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中国食品，我会分送给同学们品尝，像果脯、果干都是很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寄来一些丝绸挂件，我会挑几样精致的挂件送作为礼品送给寄宿家庭的主人，中国的小礼品很受他们的喜爱。父亲常书信给我，我虽在异乡，但是能时常受到他的教诲，我们交流过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一一回忆起来，特别遗憾这些书信我没有保留下来。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了，但愿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并且为之而奋斗。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我一直立志要考入父亲的学校，因为是家人念过的学校，就像回家一样。读大二时，我接到大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不久以后母亲也走了。我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不能回家奔丧，没有能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多么无奈啊。
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穷学生，很少问津去华府、纽约这些大城市游玩，有时伍大人会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大使馆当翻译，当时大使馆的随员大多都不会英文，我陪同过一个使馆的随员上街，美国这时已经开始排华，对华人并不友好，我们去搭电车时，还有人扯住他的辫子，也有人向我们扔石头，真是让人感到愤怒。
记得我在大使馆过新年时，有一个华人中年男子来找伍大人，他说他要被遣返回中国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美金，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设立一个汉语言研究所。
这名男子叫丁天龙，他是从中国来美的华工，在一位大亨家里做佣人，这位大亨性情古怪，终身未婚，家里的佣人因为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辞去工作，只有天龙留下来，悉心为他打理家中的事情，这位大亨认为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诲的人，谦卑诚实，十分依赖他。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因为排华法案出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天龙作为一名仆人，他是如何节省下这些钱的我们可想而知，他并没有打算带着钱回到中国安享天年，而是把毕生积蓄都捐献出来要设立一个华人讲座，他有着对国家深深的爱。这位大亨在他走后，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以天龙的名义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30万美金，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中文名字命名的“天龙讲座”纪念他。
我一直记得，在送别他的前一夜，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吹树叶的情景，微风吹拂起他的衣角，他瘦削的脸颊显得苍白而忧愁，双眼静静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伍大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要捐赠一个中文讲座，他说：“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我希望今后的华人能够在美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为中国人争光。”
中国华工在《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到美国谋生，他们承担起最艰苦的修建铁路工作，铁路的铺设路段有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华工的伤亡率极高，可以说，每一段枕木下面都流淌着华工的鲜血。可是当铁路开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伍廷芳出席美国排华法案听证会时，他为华工们奔走呼号，听证会上他不顾法官的干涉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法官驱逐出去，法案通过时他并不在场，伍廷芳深谙国际律法，不会不知道法庭的规则，他是有意想阻碍法律的通过。在座的议员们都一致认为，这位伍廷芳真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可惜他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
我在火车上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对面端坐着一位仪表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别人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孙中山。
我美国街头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孙先生演讲言简意赅，说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清楚明白。
他问：“什么是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他很善于演说，每当他演讲，听众总是特别多。后来，他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派了一位要人去监视他，结果那位政要听完以后，深深拜服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竟成为他革命事业的一位有力支持者。
美国的华人踊跃募捐，当时华人很多从事的行业是开洗衣店，因为华人洗衣都是手洗，美国人认为手洗可以减小对衣物的损害，所以愿意把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他们从早到晚为人浆洗衣服，一刻也不得闲，挣来的钱不放心存在银行，都压在床板下面。但是为了支持孙先生革命，他们把床底下的硬币都一个个倒出来做捐献。

第十一章
大哥在上海待了近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未婚妻家里。大哥的未婚妻子来自一个湖州丝绸商人家庭，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后来随大哥出使俄国，通晓法文，会跳舞，善交际，在当时外交官的妻子中是很新潮的人物。
杭州的山水秀美，风景宜人，夏夜里，虫鸣吱吱，微风拂面，我和家人在西子湖畔泛舟游玩，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大哥谈及一些出使外国的趣事，他随杨儒出使俄国时，每到圣诞夜，中国使馆会有送礼的马车，载着茶叶、丝绸、陶瓷等礼品去送礼，街上的人看到中国使馆的马车就知道是礼车到了。
杨儒在圣彼得堡病逝，与俄国交涉东三省有关，大哥当时是杨儒的翻译，俄国财长维特威逼杨儒签字，大声咆哮、恫吓，态度非常傲慢，杨儒始终不屈服，经过数月的辩论，唇焦舌敝，他义愤填膺，走出门口时竟跌下楼梯，摔断了腿，一病不起。馆里无人熟悉情况，大哥在俄国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后来馆中的事务就由大哥负责。
但是俄国财长维特嚣张跋扈，他既欣赏大哥的办事才能，又恐大哥深谙俄国内政，办事圆融，他不好擅权，因此故意想要调走大哥。有些传言说维特是想把大哥招揽到自己麾下，因此故意调离他。后来维特因为擅权专政被沙皇撤职。
大哥叮嘱我，说：“如今的世界已经是欧化的趋势，皇帝已经下诏废科举，传统的官学已经没有用了。不久，清廷会招考洋进士、洋翰林，你要把握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哥对形式的预判很准确，不久以后清廷就开始录取留洋学生。
我乘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卧铺车厢很脏，床上都是臭虫，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三天让我过得很煎熬，进入北京要换乘比利时人建造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线是法国工程师修建的，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比利时人，车上只通用法语。中午不送餐，要到餐车用餐，餐车里的比利时人很傲慢，不会说中文，对人基本不理不睬，我跟哥哥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足够日常交流，他对我的要求还算客气。
我在餐车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比利时人可不可以送饭到前面包厢？他用英语问话，比利时人不懂，根本不理睬他，态度倨傲，我上前解围，用法语帮他翻译，他很感谢我，邀我到他们车厢一起用餐。
这位男子是外部的官员，他说陪少老进京，没想到这趟车上都是比利时人，我们没有懂法语的人，一路上受到怠慢，既不供给热水，又不提供饭菜，真是不舒服。
我进了包厢，他介绍里面的人是“少老”，唐绍仪，字少川，我进去拜见，他知道我哥哥俊彦（我哥哥字俊彦，我的字是俊人，父亲取名寄望我们成为一时俊杰的意思），说：“早就听说唐家一门三杰，今日一见，可知传言不虚。”
大哥向他大力举荐过我，他早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此次进京考试，少老正是面试主考官之一。我知道今天我已经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对于进京考试又多了几分信心。
我们进入考场时，有人先高声唱名，如某人是浙江学政保举，考官是唐绍仪和詹天佑，考试结束以后，我以第四名被外部录取。第一名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其中有两名是牙医，清朝官员认为牙医属于方技，所以排名挪到末尾。
录取之后，我们要进殿谢恩，礼部官员带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远远地看着太后和小皇帝坐在殿前龙座上，小皇帝的帽子上有一个大东珠，因为隔得太远，看不见表情。皇帝循例问话，要自报姓名和籍贯，这个之前是要练习的，当时我还心里纳闷，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错，到了当场，威严的气势会令人不寒而栗，真的有人说错，这是失仪的表现。
北京城市道路很脏乱，道路坑洼不平，车辆行驶缓慢，从北到南马车要走一天。我上朝时，一般用人力车，官员分品级乘坐不同的车辆，人力车是一般办事员乘坐的，故门房每次见我都不予通报，我并不在意，后来为了方便出行，我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门房见了才高声通报。少老买了一辆豪华马车代步，亲自驾驶去上朝，在那时惹人议论纷纷，以为不成体统，少老长年在国外，也不在意。
北京当官置装费用巨大，顶戴上面镶上不同的宝石顶子，要备齐各个季节上朝的朝服，要有各种皮料和皮草的衣服款式，如果一次备齐要上千两银子，我没有为此花费过多，只在朋友那里借用几件，出席这些场合时使用。每到新年来临之际，宫里热闹非凡，官员们要入宫谢恩，朝臣们穿戴正式朝服，鱼贯进入，太后和皇帝赏赐众人，与民同乐。

外部的官员一般有留学背景，素质教高，想法比其它部门的官员更开放，待遇也比较好，我和其中一些上海籍的同事交往比较多，外务部的旧楼经过改造，里面装上了暖气、电话等，生活设施方便，住得很舒服，有时还会邀请一些外交官到家里，可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
当时庆王奕劻管理外部事务，少老带我去王府帮我引荐，提醒我说：“庆邸开支大，带些孝敬去见他。”我本来很少参与这些事情，但少老一心提携我，我准备了一千两孝敬，比起一般官员的出手，非常一般。
少老说庆王开支大是因为王府的仆人是不领薪水的，收入靠宾客打赏，所以客人登门都要备上一些银两，门包备下双份，一来下人领赏，办事很麻溜，二来也可以贴补王府的开支用度。少老引我面见庆王，临出门前，我拿出一包银子放在桌上，说：“请王爷备赏。”庆王但坐不动，说：“千万不可。”人已辞出。
1906年清朝设立邮传部，少老负责管理事宜，邮传部下辖铁路，设铁路局管理。外国修铁路只管银钱，不管行政和人事，借款我国逐年分还，直到还完。后来交通事务繁多，下设交通银行等机构，因为有接待的款项，经费很充足，形成势力庞大的交通系。
中国人自己建的铁路是詹天佑主持修建的，詹天佑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随美国工程师从事铁路建造工作，他是袁项城推荐修建京张铁路的，铁路从长城脚下的隧道洞穿山而过，修建难度很大，詹天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浩繁的工程，为国家争了光，至今在铁道旁留有他的塑像，由此可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清廷不能知人善用。
少老推荐大哥去奉天铁路局任职，并将大哥引荐给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是李文忠公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文忠公的接班人。他曾经在朝鲜做办税大臣时，见到少老，觉得此人仪表不凡、气宇轩昂，主动上前结交，两人成为至交好友，袁世凯取得的成就和少老背后的助力是分不开的。
大哥在出使俄国近十年，追随过三任公使，担任过许景澄、杨儒、胡惟德公使的翻译，办事能力强，几位公使都引为左右手，以备咨询。他的法语流利、带有巴黎口音，受到崇尚法语的俄国上层贵族羡慕。每逢俄国皇宫宴会，必定特别送信邀请大哥参加，一度引得其它使馆议员抗议。
袁世凯有意结交这样的外交人才，近来听少老提起，袁项城问他：“俊彦何时回京？甚盼。”言下之意，甚是急迫想与他一见，还想要网罗他做自己的幕僚。
大哥回国后成为京城达官贵人的座上宾，他拜见了几个亲王和袁世凯。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权倾朝野，大哥带我一起去见他。袁项城的身形用民间的话说属“虎形”，我们一大早去见他，袁世凯正在用早餐，桌上放着山东那种大白馒头，他吃得很快，一次能吃几个，饭量很大。
他见到我们即站起来与我们“立谈”，袁世凯见普通官员一般是坐着谈话，很少会站着谈话。
他得知大哥明日要出发往关外任职，看了一眼大哥的着装，命下人取他的皮毛大氅赠给大哥，并亲自替大哥披上，关怀道：“关外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此皮袍子能御寒。”
我默察大哥面露感动之色，暗叹袁世凯收服人心手段高明，他如此对待下属，难怪部下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回家以后，袁项城送来一幅字画，打开一看，正是在客厅我们等候时驻足欣赏的那幅乾隆年间的宫廷画。
晚上，大哥叫我到他房间，问我：“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打算吗？”
我摇摇头说：“我觉得自己不会做官，什么联俄拒日，我都不会，外交辞令总是模棱两可。”
大哥面色一冷，说：“那你还不会做外交官，你懂得如何与人说话吗？一流的外交官绝对不是满口谎话，也不需要用玩笑话掩饰自己的无知，职业外交官要言简意赅，才会受到尊敬。我现在教你如何办外交，外面说的那一套都是假的，如果别国公使找你问话，你提前听到风声，就要先考虑如何回复，当他问起你，你就简明扼要的回答接受与否，如果他问你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可以先收下他的文书，回复研究以后再郑重答复。他就可以欣然告退了。不过你研究的时间不要过长，要尽快地给予答复，让他好回去复命。外交事务要分清轻重缓急，你可以把所有事情分为“急务”和“循例”，急务要立刻办理，常规事务按惯例办理即可。有人来馆里办事，划清事情的权限和范围，如找外长的人很多，事情又不是急务，你可以委婉建议他这个问题不妨和次长谈谈，该馆员办理的就请馆员直接处理。”
我点点头，说：“伍廷芳大人要再次出使美国，我想随他一起赴美，再去进修国际关系。”
大哥面色缓和下来，说：“驻外公使和随员出国是为国家工作，主要任务不是读书，再说你读书若是不能够运用到事情上，那就是读死书，你可以留心多搜集案例，多购买外交书籍，充实自己。”
后来，我在办公室里放了很多书架，平时注意搜集外交方面的资料，闲暇时拿出来学习研究。
伍廷芳在1906年再次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当时驻外公使有权决定公使团人员，我写信向他自荐，因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到馆里做随员的翻译，伍廷芳大人欣然应允我作为三等随员和他一起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