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第四十一》、《红帆》、《12把椅子》

十月革命胜利后到斯大林掌握权力前，20年代的苏联文学享受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光，现在盘点起来，苏联文学史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大多创作于或开始创作于20年代，那个年代如阿格索诺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所说：“文化被革命所炸破，所以文化展现并发挥着自己丰富的艺术潜力”。以下这几部作品都出自20年代，正是“丰富的艺术潜力”发挥的结果。它们的作者拉夫列尼约夫、亚历山大.格林、伊里夫和彼得罗夫组合，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或许不如费定、阿.托尔斯泰、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些显赫的大师，这几部作品的品质和重要性则丝毫不弱，在中国亦是脍炙人口的绝好作品。

拉夫列尼约夫：《第四十一》

“有一个红色的神射手接连射倒了四十个白匪军。但，第四十一个她却没有射中，他被俘了。在押运途中，人人都死掉了，只剩下这个白匪军和他的女看守。他们漂流到一个孤岛上，就发生了爱情。‘我只想说，我感到很幸福。’从这番话可以看出，这场恋爱力图抹煞‘阶级矛盾’。后来，终于来了一只白匪军的小艇，当第四十一个想逃走的时候，他也被击倒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到底是她作为女党员在开枪呢，还是作为绝望的情人。”

这是一位西方观察家眼中的《第四十一》，这是一部享有高知名度、影响深远的作品。回首民国时期，哪一本苏联小说影响最大？我想《第四十一》应该名列前茅。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发表于1924年，1928年7月由曹靖华先生译成中文，目前可以查阅到的第一个中译版本是1929年由北新书局发行的未名社版，之后有多少个版本流行，恐怕谁也搞不清楚。曹先生多次提到抗战时期太行山区的蜡版油印本，他说，在严酷的抗敌斗争中，这本小册子与革命战士的生命和枪结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对此，曹先生这样解读《第四十一》：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正因为此，这部作品才在敌后革命根据地，以特殊的方式流传，在三四十年代的我国，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我想，时至今日，集“鲁滨逊”式的荒岛历险和“色戒”式的情爱冲突于一身的《第四十一》，已不能沿用传统的价值体系来评判，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对不起作者拉夫列尼约夫的苦心孤诣。拉夫列尼约夫（1891～1956）早年是个诗人，后以剧作家闻名，《第四十一》兼有诗的浪漫气息和戏剧的结构与情节发展，整部作品要言不烦，每一笔都恰到好处，精准得犹如手术刀一般，直刺读者的心脏，就算白匪军卷土重来的今天，《第四十一》提出的诸多话题仍给读者提供了继续探讨的空间。《第四十一》曾两次搬上银幕，1927年的第一部电影现已难以看到，现今流传的DVD版是电影大师丘赫莱依于1957年拍摄的，除《第四十一》外，丘赫莱依的《士兵之歌》、《晴朗的天空》也都是苏联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亚历山大.格林：《红帆》

“一艘扬着红色帆蓬的大船向岸边驾驶来，在火红的朝霞，湛蓝的海水，悠扬的乐声，鲜亮的红帆组成的这幅绚丽画面中，阿索莉与格莱幸福地结合了。”

80年代中期，苏联老作家亚历山大.格林的名作《红帆》重新受到中国读者的注意，除几个单行本之外，还多次收入各种作品集中，90年代至今，又多次再版。与《红帆》同期的《小王子》、《夏洛的网》都有一批固定的爱好者，我想《红帆》也不会例外吧，我有一个朋友多年来自号“阿索莉”，在网上招摇过市，据说这个幸运的名字能带来期待中的奇迹，让生活不再平淡乏味。帕乌斯托夫斯基说《红帆》是“一部坚信人类精神力量的长诗，对生活的爱，对年轻的心灵的爱，对人在幸福的激情中可以亲手创造奇迹的信念，就像清晨的阳光一般，洒满了整部小说”，确实如此。

亚历山大.格林（1880～1932）是19世纪的80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学青年，在十月革命之前已经形成固定的风格和价值观，不大容易随着时代起舞。在苏联作家中，格林的风格独此一家，算是彻底绝对的另类，他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笔下没有战争、革命、布列斯特、布尔什维克、白匪军，与现实全不相干，写的是“美丽的岛屿、汹涌澎湃的海洋、覆盖着灌木的沙丘，以及暖水海湾岸边洁白围墙的城市、可爱的仕女在那里和船长与诗人们相会，在大理石的台阶上，在古代贵族的宅第周围，在轮船公司庄严的办公室里，奇异的冒险正在等待着游客。异国的天空、在吉他和小提琴声中寻找爱情、罪恶的术士和强暴的抢劫者的阴谋，忠诚与巧合所创造出的奇迹，以及最重要的，对自由、快乐和美丽的幻想――对大地和海洋所蕴藏的珍宝的赞歌”。有人指责格林的作品“不真实”，这实在不敢苟同。到了今天，《红帆》仍在流行，当年那些“真实”的作品又有几人还记得？而那些在尘世中纠结现实中所谓“真实”的人又有几人能看清内心的“真实”、看清世事的“真实”？

《红帆》之外，格林著有四部长篇小说，其中的《孤女奇遇》（郑海凌译，漓江出版社，1988）和《踏浪女人》（郑海凌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作家出版社，1998。《红帆 凌波仙子》，陆肇明译，译林出版社，2002）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

在前文“卡达耶夫”一节曾经提到过，20年代中期，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瓦连京.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故事：革命前夕，某富有的贵妇把一生积蓄的财富藏在十二把椅子中的一把，临死前把秘密告诉了神父和女婿，两人各纠集一帮人马展开寻找椅子的争夺战……卡达耶夫很忙，没空写这个好玩的故事，于是发包给他的弟弟叶夫根尼.卡达耶夫（笔姓彼得罗夫），彼得罗夫找来朋友伊利亚.法因济尔贝格（笔姓伊里夫）合作，说好完成后由卡达耶夫修改统稿，共同署名。岂知彼得罗夫和伊里夫的才华更加横溢，完成初稿交货后，识货的卡达耶夫掂量再三，自忖不如，干脆决定退出著作署名，把荣誉让给弟弟和伊里夫，这就是《十二把椅子》的由来。

在苏联出版的文学史教科书上，每当讨论到20年代的讽刺文学时（20年代以后的讽刺文学基本无甚可说了），总会把《十二把椅子》作为代表作拿出来晒晒，习惯性地分析它的思想内涵，“嘲笑了同新世界道德原则相违背的种种事务”、“描述了新社会里黑暗势力道德上如何崩溃的重要过程”之类，这些分析没什么意思，《十二把椅子》的好处在于“好看”，“好看”是个宽泛的概念，大体有以下要素：人物要独特有趣，不要面目可憎；故事要紧张刺激；不要故弄玄虚；情节设计要严谨有逻辑，不要莫名其妙；对话要幽默风趣，不要陈词滥调；结局要出人意料，不要老生常谈；节奏要明快，不要罗里罗嗦；文字要晓畅明白，不要废话连篇，这些要求说起来简单，绝大部分小说却做不到，但《十二把椅子》少见地做到了，读起来痛快，舒服，很痛快，很舒服。

合作完成《十二把椅子》一举成名之后，伊里夫和彼得罗夫又写了续集《金牛犊》，评价依然很高（我很想读这部作品，尚不知是否出过中译本），两人合作了十余年，并一起出国访问（爱伦堡在《人 岁月 生活》中记述了他们两人在国外的轶事），制定了远大的写作计划，可惜没有时间完成，伊里夫（1897～1937）英年早逝，享年39岁；彼得耶夫（1903～1942）被聘为苏联情报局面向西方报道的战地记者，深入前线出生入死，在一次临近前线的飞机失事中牺牲，享年38岁。《十二把椅子》的构思者卡达耶夫（1897～1986）熬过了战争岁月，得享高寿。

这里简单交待一下，苏联文学界对小说和散文这两个术语的解释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把小说也称作散文或叙事散文，散文和小说是一家人。这样一来，我们习惯上视为散文的作品也应该当作苏联小说的一部分。由于赶时间，有几位重要的散文作家和作品来不及详加介绍了――伟大的普里什文，别尔戈丽茨和《白天的星星》，阿利卢耶娃和《致友人的二十封信》，柯罗连科和《我和同时代人的故事》，等等，本贴将来若有机会修订时一定予以补充。

《第四十一》（拉夫列尼约夫著，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195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
《红帆》（亚历山大.格林著，张佩文译，重庆出版社，198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陈珍广,、张梅丽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刘煜卿译，译林出版社，2002 ）
《十二把椅子》（伊.伊里夫 叶.彼得罗夫著，费明君译，泥土社，1954；安郁琛、钟鼎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徐昌翰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张佩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下期计划：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谢谢支持。

更正：

“柯罗连科和《我和同时代人的故事》 ”应为 “柯罗连科和《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抱歉。

谢谢ernie兄的贴图。

95，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去年开始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曾经和一位来自台湾的朋友交流过苏联小说的话题，这位朋友对苏联文学基本上是陌生的，以他的教育背景很正常。不过他说，他对一部作品有很深的印象――《静静的顿河》。

这个回答并不意外，无论在哪里，《静静的顿河》都是苏联文学的第一名著，苏联小说的代名词。俗话说，不怕不时货，就怕货比货，在《静静的顿河》面前，《钢铁》、《铁流》、《毁灭》这些名著都不免相形见绌。《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它是如此的不同凡响，不仅穿越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抗住了时代变迁的考验，就连一向擅长政治操作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者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巨大存在。

60年代初，西蒙诺夫曾经撰文回忆他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的情景：“在我少年时代，肖洛霍夫就以他第一部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走进我的生活，当肖洛霍夫出版长达四部的史诗的第一部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当我读这一部书的时候，我才十二岁，那时，这部书的内容我并不全懂，但是它以无比的力量吸引了我，这种力量始终推动着我，使我欲罢不能，甚至推动我去攻读书中那些由于年龄关系我还难以理解的段落。”巧合的是，我第一次接触《静静的顿河》也是十二岁，同样由于年龄关系难以理解作品的妙处。

那一年，正是我们这一班人热衷读小说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破破烂烂的苏联小说，天南海北无所不读。有一次在学校讨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有一位同学不屑一顾：《钢铁》算什么，《顿顿的静河》才叫厉害！回家后我问哥哥看没看过《顿顿的静河》？哥哥瞪我一眼：什么《顿顿的静河》，《静静的顿河》！太深了，你这娃娃看不懂！我不信邪，千方百计借来一套，勉勉强强看完了第一部的头两卷，果然看不懂，过于繁复的人物、故事和舒缓的叙事节奏不是我那个年纪所喜闻乐见的。

过了几年，再读《静静的顿河》就不一样了，那些难以理解的段落多少可以读懂一些，此后随着心智成熟和历史知识的增加，每次翻阅都有不同的感受，越来越体会到这部作品的博大精深。读到玄妙处，越发明白过来什么叫做力透纸背，什么叫做“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

《静静的顿河》的人物、故事内容和艺术特色，坊间的相关介绍俯拾皆是，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关于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创作意图，从他诞生的第一天起即争议不断，有人民内部的争议，也有敌我的争议，这里简单抄录两部权威的著作，看看不同的阵营是如何做出不同解读的：

“《静静的顿河》非常充分地表现出革命前和革命后哥萨克的生活、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中间的强烈的阶级仇恨。他们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的那条艰难险阻的道路。”（季莫菲耶夫《苏联文学史》）

“《静静的顿河》描写顿河哥萨克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在苏联拥有广大读者，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简明大英百科全书》）

“摧毁着上层富农的垂死挣扎而走向革命”和“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显然风马牛不相及，针对同一部作品，竟然有如此截然相反的结论，可见《静静的顿河》之复杂和高明。对一次大战前的哥萨克历史和苏联革命史、内战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只要静下心来认真阅读，自然能领会出作者到底倾向于“走向革命”还是“争取独立”，其实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静静的顿河》反映了肖洛霍夫的愤怒与不平，换一个角度看，《静静的顿河》是对那个时代的文学审判，从战前诗情画意般的哥萨克乡村生活，到历经十年的战争、革命、离乱、饥馑、杀戮，人民经受了太多的苦难，俄罗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谁对人民不起，谁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谁就会成为文学的被告，历史终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在政治层面上看，《静静的顿河》是苏联文学史上最具爆炸性的作品，肖洛霍夫一反“为胜者讳”的潜规则，基本上不加掩饰地再现了1912～1922年的俄国历史，从书中可以看出一些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一部明显与主流体系不符的作品居然能够突破封锁，顺利出版，而且被“被欢呼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典型”，着实让人不解。据说，斯大林之所以容忍《静静的顿河》，是因为肖洛霍夫通过哥萨克暴动事件揭露了托洛茨基的罪行，反衬了斯大林的功绩，因此放了肖洛霍夫一马。如此说来，《静静的顿河》之所以大放异彩，流芳后世，反而是斯大林的功劳，是斯大林对苏联文学的最大贡献。

《静静的顿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颇为复杂，1928年第一部出版后，很快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鲁迅委托贺非根据德译本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收入“现代文艺丛书”中出版（1931），并撰写了后记，向中国读者推介肖洛霍夫。贺译本出版后，读者赵洵、黄一然因等不及贺译的续集出版，自己动手翻译了第一部的第三卷，后又补译了第一部的第一、二卷，赵黄译本成为第一部的完整译本。由于贺译本和赵黄译本错漏较多，时在哈尔滨担任俄文翻译的进步青年金人开始根据俄文本重新翻译，经过五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全本《静静的顿河》的翻译工作，1941年由光明书局出齐并再版多次。建国后，金人根据肖洛霍夫修订本做了全面的校改，至今，金译本是最流行的译本。另外，漓江出版社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了一套力冈的译本，很受好评，成为顿河爱好者的另一选择。多年来人们常把金人译本和力冈译本拿来比较，这两个译本各有千秋，交相辉映，互相参照确实别有一番乐趣，可惜力冈译本印了两次之后就没有续印，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

当然，更难找到的是民国时期由光明书局出的金人全译本，那个版本的译笔并不差，而且保留了后来被肖洛霍夫删改的文字，大有参考价值。经过多次修订，现今流行的金人译本跟1941年的金人译本已经大相径庭，差不多可看作是两个不同的译本了。这里顺便提一下，《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的英译本把书名译为《顿河静静地流去》，我以为这个名字更有想象的空间，更有诗的韵味。

下期计划：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续），谢谢支持。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续）

1928年，只出版过两部短篇小说集的肖洛霍夫发表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一个默默无名的23岁文学小青年一举成为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肖洛霍夫的创作步伐很稳健，1927年到1939年，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其间于1932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战争期间，肖洛霍夫作为苏联情报局、《真理报》和《红星报》的记者撰写了大量政论、报道，最有名的是短篇小说《学会仇恨》。战后的作品不算多，1956年发表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59年完成《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长时间从事卫国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写作，陆续发表了部分章节。肖洛霍夫的其它作品都有《静静的顿河》风格，即科瓦廖夫的《苏联文学史》所概括的――“高亢悲壮与诙谐幽默，史诗般的庄严瑰丽与充满激情的抒情笔触，深刻的哲理概括，典型化与令人信服的日常生活描写，深入细腻的心理刻画与绘声绘色的写景技巧”：

《顿河故事》（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收录17篇短篇小说，选自肖洛霍夫早期的两部小说集《顿河故事》和《浅蓝的原野》，大多以内战时期的顿河地区为背景，这些作品略显粗糙，不过已经显露了作者贯彻一生创作的悲剧意识。有人统计过，在顿河系列的20个短篇中，10篇中的主人公死去，5篇中受到折磨或负伤，4篇中不得不去杀死亲人。《顿河故事》是肖洛霍夫一生创作的基础，不可忽视。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周立波译，作家出版社，1954；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2。第二部：草婴译，作家出版社，1961）。1930年肖洛霍夫中断了《静静的顿河》第四部的创作，为了响应斯大林集体化运动的新形势而另起《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炉灶，第一部完成于1932年，第二部的手稿在战火中焚毁，战后的重写稿迟至1960年才完成。肖洛霍夫在这部作品中发展出一种对中国作家影响深远的故事模式：一个高大全的先进人物，深入落后的乡村村，率领农民革除小龙意识，经过严酷的阶级斗争，击退了阶级敌人的破坏，在领袖的号召和组织的支持下走上集体化的康庄大道。在一段时间内，《被开垦的处女地》在中国的影响力甚至大过《静静的顿河》，一批土改和集体化题材的作品中都可看到它的影子，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山乡巨变》、《创业史》以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按苏联官方的主流观点，《被开垦的处女地》是歌颂斯大林集体化政策的典范作品，不过，后来有学者从文本中研读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个人的遭遇》（草婴译，新文艺出版社，1957）。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发布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和下一年的第一天，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分两天发表了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一举动引人瞩目，象征了斯大林时代的彻底终结。这篇小说一一个人的遭遇浓缩了斯大林时代的悲剧，可以看作是对过去时代的文学清算。肖洛霍夫在写这篇小说时，在技巧上已经炉火纯青，写得催人泪下，感人至深，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苏联短篇小说的颠峰之作。

《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史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1942年5月，在肖洛霍夫生日前夕，斯大林约他共进晚餐，斯大林指示说：“正在进行着战争、严酷的战争。最严酷的战争。胜利之后，谁会有声有色地来描写它呢？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名副其实……在您过生日的这一天，我想祝您健康长寿，写出极富天才的、涵盖一切的小说来，希望这样的书将和《静静的顿河》一样，既要真实地、鲜明地描写英雄地战士，同时也要描写英雄的统帅们，可怕战争的参加者们……”一年后，《真理报》刊登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片断，受到前线前线将士的热烈欢迎，报纸被读得出了窟窿，被磨成一块一块的，不忍释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广大读者热切盼望肖洛霍夫早日完成这部作品，据说，斯大林在胜利后不久曾召见肖洛霍夫，敦促他把小说写完。

战后的岁月，肖洛霍夫集中精力与时间创作《他们为祖国而战》，按照他透露的构思，计划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核心，写成一部全面反映卫国战争艰辛历程的长篇三部曲。如果肖洛霍夫顺利完成这部作品，将足以与《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相媲美。可惜，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战后几十年，肖洛霍夫只是陆续发表了若干章节，终其一生，全书始终没有问世，甚至不知他到底写了多少，写完了没有。这是肖洛霍夫创作生涯的一个谜，引起诸多的揣测。据阿格纳莫夫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记载，1969年，肖洛霍夫在发表《他们为祖国而战》最新章节时，曾与勃列日涅夫见过一次面，在与 谈话之后得出结论，苏共当局不再需要他写战争与战前生活的小说了，于是烧掉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手稿。此说不知真假，尚待征实。

肖洛霍夫（1905～1984）的一生既辉煌又悲壮，作为一个作家，他少年成名，集所有荣誉于一身，风头之强劲可谓登峰造极，无人能敌。他的一生看似顺遂，实则凶险万端，内战时期从白军的枪口死里逃生，大清洗时期侥幸避过苏联安全机关的暗算。肖洛霍夫虽是一介文人，性格却如笔下的哥萨克骑兵那样勇猛剽悍，在农村集体化的高潮时期，他数次直接上书斯大林，为家乡农民请命，痛陈集体化政策带来的危害。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中，相比其他作家的阿谀或者噤声，这种大无畏的勇气实在难能可贵，可圈可点。

同样，跟其他作家洋洋大观的作品相比，肖洛霍夫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不过，一部《静静的顿河》足以让他傲视同侪，名留青史。有了《静静的顿河》，他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后人，更对得起前辈。19世纪的俄罗斯，普希金、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了文学上的黄金时代，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到了20世纪，白银时代那批作家尚算差强人意，之后就每况愈下了，文学的俄罗斯成了战争的俄罗斯、革命的俄罗斯、内乱的俄罗斯，整个苏联时期没有什么作品拿得出手，除了《静静的顿河》。我以为，《静静的顿河》是唯一的一部苏联作品，可以和19世纪巨匠的作品并列而毫无愧色。

从《顿河故事》到《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一步跨入文学大师的行列，这一步跨得太大，单纯就文学角度看，两部作品有不小的落差，这为找茬的人提供了借口。自《静静的顿河》第一卷发表并引起巨大反响后，置疑肖洛霍夫是否为真实作者的声音即不绝如缕，一些名人（如索尔仁尼琴）更以个人恩怨加入到反对肖洛霍夫的阵营中，让《静静的顿河》著作权成了世界文坛的一件公案，纷纷扰扰，至今未息。即便是计算机比对结果和手稿的发现已经证明了作者确为肖洛霍夫本人，还是有人相信真正的作者是所谓内战中阵亡的某白军军官。

《静静的顿河》的价值在作品本身，而不是作者，就算不是肖洛霍夫又怎样？可以确定的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可能是肖洛霍夫，也可能是高洛霍夫、奥洛霍夫、法洛霍夫，但绝对不会是索尔仁尼洛霍夫。不管作者是谁，《静静的顿河》具有永恒的价值。几千年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后代子孙阅读《静静的顿河》，就像今天我们阅读荷马史诗一样。

《静静的顿河》（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82；力岗译，漓江出版社，1986）

下期计划：高尔基的《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谢谢支持。

97，高尔基：《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总之，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现在要跟你说的就是，因为你是在做着伟大的事业，从前所有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只是你的绊脚石，这就是我所要跟你说的话。”
“这么说，也许我是老了，可我总是不忍看着人们在受苦，即使这是个无用的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我敬爱的高尔基，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别让怜悯的锁链缠住了你！现在正是多么尖锐的斗争！你还是把这种怜悯丢掉吧！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使你看起是非来就分不清楚，把怜悯丢掉吧！”
“镇压是必要的，这个我懂的，可某些地方的残酷是多余的，会引起恐慌，是不必要的。”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要是两个人在打架，你怎么能辨明哪一拳必要，哪一拳不必要？等等，等等，这是个生死的斗争！”

这段对话出自苏联老电影《列宁在1918》。70年代初，《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是仅有的两部公开放映的苏联电影，当时的娱乐生活乏善可陈，除了样板戏就是几部老掉牙的电影，这两部领袖片翻来覆去地放映，我等老百姓只好一遍遍地看，看得很高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同志们，他干嘛老缠着我啊？”、“让列宁同志先走！”、“为了列宁，前进！”――这些台词深深地刻入那一代人的记忆，影响极深。

“列宁在1918”中出现的高尔基则是我的第一个高尔基记忆。在电影的开头，高尔基为了援救一位被捕的教授以及争取作家学者们的口粮物资，上门向列宁求救，结果挨了一顿同志式的批评。这个场景在列宁片中不算经典，比不上“干嘛老缠着我啊”的幽默和“让列宁同志先走”的震撼，只是记得当时的印象：高尔基的个子很高，和列宁不成比例；高尔基的胡子很特别，特别像斯大林的胡子；高尔基听列宁的教导时畏畏缩缩，态度很好。我当时的年纪太小，听不大懂这些深奥的台词，很多年后重看这部电影，才恍然领悟出这场对话背后的意涵。

70年代，我的高尔基记忆除了《列宁在1918》，还有中小学生琅琅上口的《海燕》、《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母亲》以及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一本文革前出的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印象最深影响也最深的是《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三部曲的小人书。小人书是50年代到80年代少年儿童共同的记忆，每个小朋友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小人书岁月，我们那一代人生不逢时，70年代出的小儿书乏味透顶，不是老工人批走资派，知识青年斗地主，就是红小兵逮老特务，加上后来的批林批孔、儒家法家，故事拙劣，画得也很拙劣，毫无美感可言。如果没有高尔基三部曲，我们的童年时光就要荒废在那些没有营养的小人书里了。

1972年，林彪事件过后出现一个短暂的回潮时期，文化生活有了松动的迹象，高尔基三部曲的小人书应时而生，我们那一代小读者总算有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这一点点来自遥远俄国的食粮，足以填饱我们饥渴的胃口。我们在小人书里跟着《列宁在1918》里那个高大魁伟的无产阶级作家回顾他的童年，他在人间的种种际遇，他在喀山面包坊上的社会大学，故事好，画得更好，整个色调是灰色的，阴沉沉的，令人窒息。仔细研究了高尔基艰难的成长历程，我们这些跟小人书中的高尔基同龄的小读者，深深地同情小高尔基的不幸，敬佩他的坚韧，羡慕他能看那么多好书，也深深地体会到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是多么幸福，不愁吃不愁穿，不用去绘图师家挨冷眼，也不用去轮船上洗盘子。记得当时我们渴望离开平淡无聊的学校生活，像高尔基那样浪迹天涯，可我们最远也就是去去郊外，看看火车看看花，天黑了就得回家。

让我们惊叹的是董宏元先生的画，画得实在太好了！每幅图都是精品，构思严谨，落笔细致，特别是笔下的人物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其中画得最出色的是外祖母、外祖父、轮船厨师、面包坊老板，其他小人物如格里哥里老头、表兄萨沙、绘图师家的两个母鸡，他们的表情、神态、动作各具特色，妙不可言。我想董先生一定很深入的揣摩了高尔基的原著，他的画面与故事珠联璧合，完全符合我们对高尔基以及19世纪俄罗斯的想象。这套精美的小人书让我们沉迷其中，看了一遍又一遍，很多画面至今仍记忆犹新。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汝龙先生译的《人间》，因为小人书的关系，自然如获至宝，读过之后大有痛快淋漓之感，仔细对照后，发现小人书省略的内容相当的多，比如玛尔歌皇后，小人书里用两页轻轻带过，而在原著中则是重要的人物，这位美丽又有文化的夫人在少年高尔基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这部分内容中那些略带情色的描写文字，在当时的读物中万难一见，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社会规范，当然，如放到当下肯定是不值一提了。

80年代初，终于有机会读到了全本三部曲，不过时过境迁，当时正在兴奋地沐浴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艳阳下，苏联文学只是翻翻而已，都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前不久为了写这个帖子，特别找来三部曲重读了一次，70时代的感觉又回来了，这么多年读了不少各式现代派的西式大餐，口味已经乱了套，反而觉得高尔基这类纯粹现实派的清汤挂面分外可口，一板一眼中自有修辞的美，中规中矩中可见简约的妙。三部曲是高尔基成熟时期的作品，用笔之老到已臻化境，绝非浪得虚名。严格的说，三部曲中的《童年》、《在人间》都是十月革命前的作品，不能算作苏联文学，不过几十年来，高尔基三部曲一直被视为苏联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广泛流传，在我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即使在文革年代也没有中断。我们那夹缝中的一代人如果还保留了一点对得起前辈的气质，高尔基的影响功不可没。

1972～1976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书籍仅二十一部，大多是友好国家的小说集诗集之类，苏联小说只有五部，高尔基独占三部――《人间》、《母亲》和《一月九日》（另两种为《钢铁》、《青年近卫军》）。如果不算内部发行的“皮书”，《母亲》无疑是那个年代分量最重的苏联小说。

下期计划：高尔基的《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续）。谢谢支持。

98，高尔基：《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续）

《母亲》（南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以1902～1905年的俄国革命为背景，写的是“人民为摆脱经济、政治、和精神奴役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描写了那些把自己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人们，描写了真正的人民，描写了人民群众的历史性活动”，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向来辟出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母亲》，《母亲》被推崇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超级经典，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文学界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1906年发表后，迅速译成各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印行，广受好评，鼓舞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直接推动了俄国的革命高潮，按列宁的说法，这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

但对70年代的中国少年来说，《母亲》太过严肃，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太过遥远，我们诚惶诚恐地试图深入阅读这部名著，却发现它的内容过于沉重，故事也不那么有趣味，以当年的觉悟和见识，暂时还无法领会《母亲》那种庄严的正义感。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人物、情节已经没有多少印象，反而是提到《母亲》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记得更清楚。

整个70年代看过的高尔基作品并不多：《秋夜集》、《旅伴集》以及其它几部忘掉名字的短篇集，剧本《在底层》，长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中篇小说《华莲嘉.奥莱淑华》，其中对《华莲嘉.奥莱淑华》（楼适夷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后通译做《瓦莲卡.奥列索娃》）特别有好感，这部作品篇幅不长，讲述一个大学讲师去乡村度假，爱上一个新时代的贵族少女，经过一番情场对峙，这位大学讲师败下阵来，落得不幸的结局。高尔基的文笔幽默风趣，简洁凝练地写尽了19世纪末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神气。看这部小说如果没注意作者名字的话，很容易误认为屠格涅夫的作品，很难相信《母亲》的作者也能写出如此温情脉脉的作品，小资情调的纯正甚至略在《罗亭》、《贵族之家》之上。《华莲嘉.奥莱淑华》在高尔基浩瀚的作品中默默无闻，以我个人观点，这部作品绝对称得上超一流水准，不应该忽视。

同样不应该忽视的还有中长篇小说《三人》、《忏悔》、《夏天》、《奥库罗夫镇》三部曲、《没用人的一生》、《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意大利童话》、《俄罗斯童话》、《俄罗斯浪游散记》，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巨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高尔基一生笔耕不缀，作品之多令人咋舌。高尔基是全能作家之首，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涉猎且成就不凡。总的来说，高尔基的剧本比小说出色，短篇小说比中篇小说出色，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出色，散文、游记和回忆托尔斯泰、契诃夫、列宁的篇章，以及数量众多的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专著也都具有极高的水准。

高尔基（1868～1936）从孤苦无依的童工流浪汉到蜚声世界文坛的大文豪，他的一生堪称神话。在苏联文学教科书上，他被戴上了各式各样的桂冠：“热情的革命风暴来临之前的报信者、严峻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揭露人、炽烈的爱国主义者，列宁的忠实朋友”、“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公认的领袖……最高形态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伟大的代表……苏维埃爱国主义的表达者”、“一身兼有文学家的才华和革命战士的气质……俄罗斯文化的巨擘，伟大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这是来自苏联主流阵营的声音，是不是勾勒出了高尔基的完整肖像呢？显然是有疑问的。

疑问在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新政权漫长曲折的关系，在苏联官方刻意渲染的如蜜月一般的描绘中隐藏着难堪的史实。高尔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前，他是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参与者、宣传者、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十月革命之后，面对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新政权采取的种种极端措施，他转而成为知识分子的同情者和援助者，布尔什维克的质疑者、抗议者、反对者，最后成为无奈的流亡者，为了营救被逮捕的知识分子，屡屡亲自出面找领袖沟通，并在《新生活报》上连续发表“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民请命，为知识界的尊严发声。尽管他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交谊，还是被视作绊脚石，1920年被要求“出国治病”，实际上是变相地放逐。1928年后，高尔基与掌控权力的斯大林和解，多次回国参观访问，1933年后定居苏联，被斯大林当局捧上文化神坛供奉。虽说回国后与斯大林的冲突不断，连最后的死因也是不明不白，高尔基的“晚节不保”还是给他日后的评价留下麻烦，也给敌人的攻击提供了空间，其中以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的攻击最为凶狠。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以他的成就和威望当之无愧地成为苏联文学界的掌门人，加冕了“文坛的沙皇”，这个虚拟的沙皇并不好干，职责相当重大：他要为作家们争取利益，要为文坛纷争做出裁决，要判断新作品的水准并予以推荐，要费尽心力地栽培新进作家。高尔基把沙皇的职责完成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对新作家的发现、培育、爱护和帮助，不遗余力，成就斐然，当时苏联文坛的后起之秀们或多或少地接受过高尔基的教导和关照，另一些同辈的老作家也在和高尔基交往中获益匪浅，从这些作家们回忆高尔基的文集《回忆高尔基》（法捷耶夫等著，水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中可以了解到高尔基的口碑是多么好。高尔基逝世后，肖洛霍夫继承了沙皇的位置，不过他的口碑比高尔基可就差得太多了。

在中国，高尔基一直是最受重视的苏联作家，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他的作品中译本之多之复杂无人能比。粗略检索后得知，高尔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中译本，加上回忆和研究高尔基的各种著述，合计起来大约在千种以上，数量太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版过完整的《高尔基全集》，出版于1985年的20卷本《高尔基文集》是唯一一套算得上齐备的选本，收入了大部分重要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没有收入剧本、政论、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作、回忆录等，更遗憾的是，《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中的作品没有收齐，这部代表高尔基晚年心境的小说集至今尚未见到有完整的中译本。

长期以来，中国读者和评论界对高尔基作品的注意力多集中于《母亲》、《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三部曲、《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一些革命性格和批判性格较弱的作品相对不太重视，如此一来，读者眼中的高尔基只是革命文学家的一面，而作为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主将的另一面则不被大众所知，这对著作等身的高尔基并不公平。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高尔基作为苏联苏联文学之父，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他的作品在中国传播之广，对中国影响之大，罕有其匹，无人能及。过度的宣传使高尔基定格在一个设定好的崇高形象上，很容易造成集体性的误读――非无产阶级的高尔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知识分子的高尔基无人关注，或者被刻意忽视了。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文学上，不仅仅是给左翼文学提供了养料，而是深刻影响到了中国民众的精神走向，乃至影响到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我们会永远记得，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总会回荡着高尔基无所畏惧的那一声呐喊：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

《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刘辽逸、楼适夷、陆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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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伏尔加河上远去的灯火

日前，我怀着浓厚的兴趣观看了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投资出品的俄罗斯大片《高尔察克》，不出预料，这部电影彻底颠覆了我对高尔察克以及苏联国内战争的印象和想象，印象中那位穷凶极恶、作恶多端的白匪军头目高尔察克一举变成电影中英俊挺拔、勇敢无畏的俄罗斯自由英雄。所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高尔察克形象的变迁也正是20世纪俄罗斯戏剧性历史的缩影，苏维埃政权一夕之间神话般的建立，又在一夕之间魔术般的消失，苏联当局退场的背影甚至还不如尼古拉二世一家，不如高尔察克、邓尼金们来得潇洒。

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2008年的进军格鲁吉亚，一个多世纪的战争－革命－内乱，内乱－革命－战争，俄苏人民历尽磨难，没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几个轮回下来，俄罗斯大地满目疮痍。当年为俄罗斯帝国开疆拓土的北极探险家高尔察克海军上将如果醒来，看见帝国版图四分五裂，后人靠出卖石油天然气过日子，就算他今日的电影形象再令他满意，怕也不会甘心吧？

在开始写作本贴时，特别起了一个副标题――“从苏联小说透视苏联的兴亡”，意图增加一点历史感，写了十几节后即省悟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74年的苏联历史进程中，文学扮演的是可有可无的边缘角色，不要说透视苏联的兴亡，连透视自己的五脏六腑值几斤几两都成问题。或许有人说，在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等人的大举回归是压跨苏联最后的稻草，这个结论不免太过武断，苏联的兴亡自有其命数，就算有一千个索尔仁尼琴的生花妙笔也抵不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苏联文学没有成为向理想社会前进的通行证，倒成了一个神圣梦想的墓志铭，当后苏联时代的年轻人指点着苏联文学的废墟大声叫喊：1984！动物园！古拉格！……对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光明文学的苏联作家们来说，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值得苏联作家们骄傲的是，苏联文学在中国受到的欢迎和对中国的影响确是实实在在、源远流长的，如果从1906年出版的《母亲》算起，苏联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超过一百年，种类以数千计，且从来没有中断过。自民国以降，苏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种说法恐怕并不为过。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几次出版高潮，苏联文学成为几代中国读者的集体记忆，融进了中国读者的精神血液中，定然会在某一时、某一处发生不期而然的作用。

苏联小说之魂魄，扎根在了中国读者的心灵，苏联小说的阅读史就是几代中国读者精神的成长史，如孟来托娃女士所言，苏联小说的影响，已经内化在中国读者的审美、气质和观念当中。从苏联小说中，我们领略了理想主义的信仰和激情，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不向敌人低头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强意志。苏联小说教给我们做人的教养：“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诚然，苏联小说并未全是美玉，其中良莠并存，不乏虚假、伪善、乏味的作品，但是它的主体、它的精髓、它的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共同审美趣味，都有着永恒的意义。即使有人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诋毁苏联小说，但也不能诋毁这些基本的价值吧？没有这些，我们还剩下什么？

仔细清点一下，在中国读者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经典苏联小说至少有几十本，数量之多是其他国家的小说不可比拟的。

红色励志的经典――《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海鸥》、《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

革命与内战时代的经典――《铁流》、《毁灭》、《恰巴耶夫》、《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第四十一》、《城与年》、《早年的欢乐》三部曲……

斯大林时代的经典――《教育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被开垦的处女地》、《勇敢》、《幸福》、《收获》、《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大学生》、《从小要爱护名誉》、《叶尔绍夫兄弟》、《形形色色的案件》……

后斯大林时代的经典――《解冻》、《带星星的火车票》、《你到底要什么》、《滨河街公寓》、《生者与死者》三部曲、《鱼王》、《活着可要记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白轮船》、《岸》……

回归时代的经典――《日瓦戈医生》、《骑兵军》、《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生存与命运》、《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大师和玛格丽特》……

青少年们念念不忘的经典――《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船长与大尉》、《铁木儿和他的队伍》、《红肩章》、《雾海孤帆》、《小儿子的街》、《勇敢者的道路》……

中国出版界对苏联小说始终不渝的热诚令人感佩，而若干苏联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至今未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亦颇令人牵挂，比如高尔基的《1922－1924短篇小说集》，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义者》和其他早期作品，爱伦堡的《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列昂诺夫的《贼》，奥列沙的《嫉妒》，卡达耶夫的《冬天的风》、《为了苏维埃政权》以及文学回忆录，卡维林的晚期作品，尼古拉耶娃《征途中的战斗》，潘诺娃的回忆录，阿扎耶夫的《车厢》，涅克拉索夫的《在故乡的城市》，特里丰诺夫的《时间与地点》，格罗斯曼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索尔仁尼琴的《红轮》……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还存着美好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读到这些被遗漏的作品中译本。

对我而言，苏联小说象征着我在70年代的一段难忘的阅读经历，这30多年来，随着外部世界和个人心境的变化，对苏联小说的兴致几起几落，不过始终保持着一份热忱，跟其他读者一样，我也有一份十大苏联小说的心水名单：1，《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2，《船长与大尉》（卡维林）；3，《滨河街公寓》（特里丰诺夫）；4，《叶尔绍夫兄弟》（柯切托夫），5，《骑兵军》（巴别尔），6，《雾海孤帆》（卡达耶夫）；7，《铁木尔和他的队伍》（盖达尔），8，《青春激荡》（安德烈耶夫）；9，《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多勃罗沃尔斯基），10，《感伤的罗曼史》（潘诺娃）。另外还有一个散文类的心水名单：1，《金蔷薇》（帕乌斯托夫斯基）；2，《人 岁月 生活》（爱伦堡）；3，《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4，《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阿利卢耶娃）；5，《白天的星星》（别尔戈丽茨）。（这个名单只是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不具有普遍意义。）

70年代初，我随父母下放农村，在农闲的秋夜里，经常搬个小板凳跟着哥哥们去大队打谷场看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看得如醉如痴，尽管当时正是反苏反修的高潮时刻，苏联的形象在我们心中依然非常高大。当年我们万万想不到的是，这两部作品竟是为奉承斯大林而窜改历史的伪作，更想不到的是，在我们有生之年竟目睹了苏联的消失。我们没有赶上一个时代的开始，却赶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回首西望，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已渐渐远去，不过，“火把向下垂的时候，火舌还是一个劲儿向上烧”，作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一代人，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不会忘记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中那句激励过无数前辈读者们的格言：

“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全文完。感谢各位朋友一年多来的热诚支持和批评！恭祝各位朋友圣诞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