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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我是个苏联文学爱好者，我热爱苏联文学，这一点我毫不讳言。

30多年前，那个无书可读的蒙昧年代，我和我的同学间经常这样鬼鬼祟祟地碰头：

“搞到了红湖秘密。”
“借我看看？”
“拿你哥的九级浪换。”
“......好吧，那朱拉再借我两天？”
“行，还有阿里泰，一起给你吧......”

这有点像“打倒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阿尔巴尼亚地下游击队，其实就是70年代上半叶我们同学之间互相交换苏联小说时的对话，在那个苦闷的灰色日子里，众多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常常是没头没尾的、连书名都看不清楚的文革前出版物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我们精神生活的来源，其中又以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苏联小说最受青睐。

中国出版了多少苏联读物？数量之多恐怕连目录专家都算不清楚。建国前就不说了，据我现在掌握的不完整资料，从建国到文革前17年间，特别是中苏热烈友好的五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作品中，仅仅中长篇小说就至少在700种以上，上面对话中提到的《红湖的秘密》、《九级浪》、《朱拉》、《阿里泰到山里去》只是其中不太出名的几种而已。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真正的人》、《海鸥》、《勇敢》、《波尼伍尔的心》、《棕榈上的霜》、《静静的顿河》……每一本都形同圣经，和书架上的领袖著作交相辉映。

当年，那些在地下流传的、破破烂烂的、没头没尾的苏联小说好似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穿过俄罗斯原野上的白桦林，向我们扑面而来，给了我们多大的精神满足啊，那是我们在暗夜中成长的灯塔，是我们想象的世界，是我们梦幻的未来。

至于比我们年长的兄辈父辈，那些五十年代正好读书的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几代人，苏联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有多深是我们无从想象的，我想那不只是他们的集体记忆而已，更是他们青春的向往、理想和信仰。

一晃儿三十多年过去了，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斗转星移间那个强大的、美丽的、曾经跟我们那么好过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竟然在一夕间轰然倒塌，留下一地的灰烬无人瞻仰。而我们奔向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现在终于有机会向那片神奇的土地投出怜悯甚至鄙夷的目光。

于是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苏联文学小说随风远去，无人再提，即使说起也是被看成了垃圾，斯大林时代“粉饰现实”的有罪证物。很可玩味的是，当下一些曾经狂热迷恋苏联文学，在苏联文学熏陶下写出自己第一批优秀作品的文坛大师们，现如今翻脸不认帐，一二三四五数落起苏联文学来，头头是道，面不改色……于是乎，伏尔加河上的点点灯火变成了点点鬼火，映照着那具曾经高大强悍的僵尸，任人践踏。

那些曾经温暖人心的苏联小说真的是垃圾吗？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苏联小说真的一钱不值吗？也许吧。不管怎么样，在人生的长河中，那些苏联小说曾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是我们抹不掉的印记。

这三十年来，世界变化之快让人眼花缭乱，昨是今非，今是昨非，从展览馆的老莫到王府井的麦当竟是一步之遥，不知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否也是五环六环车水马龙？不多说了，让我们回过头去，我这个苏联小说的最后一代读者，试着穿越历史的迷雾，一本一本地翻开那些泛黄的书卷，回首消失中的苏联小说，为那些年长的老一辈读者和那些年轻的只读过钢铁的后生们添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

待续，请大家批评指正。

1，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

先抄一段书：

列拉：“……你心目中净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利，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斯巴达：“你们受到你们的富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

上面这段对话出自自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第148页（上海人民1972版），对话的是小说里的两个人物，列拉是革命的持苏联观点的嫁给意大利留学生斯巴达的苏联姑娘，斯巴达是反革命的持反苏联观点的娶了苏联姑娘列拉的意大利留学生。我在1975年读过一次《你到底要什么》，前不久又读过一次，两次阅读的观感大相径庭完全不同，比如这段对话的妙处，在当年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

在1975年，柯切托夫作为反面对象提到的这几个人物（1972版该处注释：都是苏联反动作家），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闻所未闻。我不会想到，写段话的柯切托夫更不会想到，要不了多少年，这几位被他当成文学垃圾废物一般嘲弄的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是如此地名震四方，他们的作品被挖掘出来是多么的受欢迎，他们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骄傲，而对话中作为正面形象提到的那几部作品却被遗忘的干干净净，他本人则在文学史上成了不起眼的小丑一般的人物。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就算是文学史也是这般无情，且充满了戏剧性。

柯切托夫在中国的命运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在中苏两党两国从亲如兄弟的五十年代，反目交恶的六十年代，视若仇敌的七十年代，到解冻修好的八十年代，烟消云散的九十年代，在每个十年里都有长篇小说中译本出版的苏联作家，除伟大的高尔基外，仅柯切托夫一人耳！他的著名作品《茹尔宾一家》、《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曾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而到了七十年代，作为反面教材半公开出版的《你到底要什么》和《落角》风靡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描写苏联另类青年生活又带点西方色彩的《你到底要什么》更受到追捧，连我这半懂不懂的少年读者也看得不亦乐乎。

《你到底要什么》的主要情节是几个西方文化人在苏联的活动，这几个人中有纳粹余孽，有白俄后代，有美国特务，他们在苏联接触各方面人士，大肆从事间谍颠覆活动，向神往西方的苏联青年推销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给未来和平演变的主力军下精神迷魂药，怂恿苏联青年丧失革命斗志、从事犯罪活动、乱搞男女作风问题，等等，再加上另一条情节线描写一位正统作家的遭遇，反映文化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个情节构成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

当年的中国的读者看惯了战争题材、建设题材、工农业生产题材等模式化的小说，哪见过《你到底要什么》这种描绘文化界众生相的软绵绵的作品，何况还有这么浓厚的西方色彩！尽管是柯切托夫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世界，那也是当年的中国青年从未见识过，充满了不可言喻的魅力，因此《你到底要什么》一时风头无两，折服了尚处于精神困境中的中国青年读者群。前不久我再次重温了这部少年时看得五迷三道的小说，不禁哑然失笑：这也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也叫西方文化？这也叫腐蚀青少年？柯先生啊，您老活过来看一看吧……

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柯切托夫给那个派遣间谍小组的西方机构命名为“新世界出版公司”，恰好跟当年那个著名的自由派杂志《新世界》同名，这不会是巧合吧？利用小说反革命固然是创举，利用小说反反革命自然也是一种手段，柯切托夫作为拥护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杂志《十月》的主编，领衔率领十月派同以《新世界》为代表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自由派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斗争的激烈程度从这间谍小组的名字上可见一斑。我想柯切托夫在罗列那些反动作家的名字时，不知是否在念叨着他的死对头――新世界的主编、大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名字？

总体说来，《你到底要什么》反映了柯切托夫在1968～1969年的心态：对苏联现状的不满，对接受那么一点西方文化的焦虑，对苏联未来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自己长期陷身于文化斗争的苦闷，等等，现在来看，这些显得多么的小儿科。小儿科归小儿科，七十年代读过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忘记当年那种难以描述的阅读快感。

(《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10)

2，柯切托夫：《茹尔宾一家》、《青春常在》、《州委书记》、《落角》

1952年，柯切托夫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横空出世，这一年是斯大林时代的最后一个整年，这本书也是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标志作品，完美的代表作。（提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很难理解这样拗口的名词。在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发展史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1934年，这个术语的定义经过斯大林批准后公布如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我以为，这个定义的翻译值得商榷，不简洁，不明晰，不精确，很让人迷糊。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和批判现实主义如何区隔。）

《茹尔宾一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短时间内至少有三部不同的译本陆续问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殿兴、桴鸣译本，泥土社的徐克刚译本，作家出版社的金人译本）。此外，著名文艺理论家靳以还写了一本小册子《向“茹尔宾一家”学习》，向中国读者如此介绍这本书：

“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是一本描写工人阶级大家庭的小说，通过茹尔宾一家三代的生活和工作，描写了拉达河上造船厂的重建，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面貌。……”

为什么“茹尔宾一家”会立刻在中国引起反响，受到出版社、翻译家和读者的关注？我想大概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情节的编排、结构的组织，还是细节的描绘，文字的提炼，都恰到好处，整体而言比同时期同类型的其他作品高出一筹，而思想性更是正确的了不得，完美的苏联社会，完美的工人阶级人物，完美的斯大林时代，在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写出这样近乎完美的斯大林主义作品，柯切托夫可谓踌躇满志。

我到了八十年代才有机会读到这本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小说，读过之后叹服作者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几乎无懈可击，但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东西，大概是所有的一切太完美了，反而显得不真实，或许就是后来人们指责的粉饰现实主义吧。

凭着这部《茹尔宾一家》，本来只是众多二流作家之一员的柯切托夫一步登天：斯大林奖金，作协理事，《文学报》主编――成了一线大作家，什么都有了，就是斯大林不在了。后斯大林时代风云变幻，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开始发酵，并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达到高潮。柯切托夫作为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这以后不仅义无反顾地投身文艺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机智地用作品来表达他的愤怒和不满，这也导致他其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水准参差不齐：

《青春常在》（1954），描写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生活（八十年代出了中译本），与《茹尔宾一家》相比未见进步。

《州委书记》（1961），是作者反对反官僚主义浪潮的应景之作，他笔下美化的苏共高级官员，其真实性很令人怀疑。这部作品很有趣的一个人物是被作者恶意丑化糟践坏了的颓废诗人普土什柯夫，居然毫不掩饰地影射当红的自由派诗人叶甫图申科，这种文学令人大开眼界。

《落角》（1967），描写列宁格勒内战时期的故事。1973年出了中译本，和《你到底要什么》一起同样在文革后期风行一时。这本书有两个问题，第一，苏联内战时期的历史错综复杂，敌我矛盾，内部矛盾纠缠一起，加上后来血腥的权力斗争，导致这段历史真相难明。1912年才出生的柯切托夫怎么可能写好1919年的故事？第二，柯切托夫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以及当时苏共官方历史观的限制，怎么可能写好斯大林的政治对手们？因此，这本书也就是翻翻罢了，不可当真。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柯切托夫作品都不堪一读，至少有一本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喜欢，那就是曾引起巨大争议的《叶尔绍夫兄弟》（1958）。

（《茹尔宾一家》，殿兴、桴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1883
《茹尔宾一家》，徐克刚译，泥土社，1854
《茹尔宾一家人》，金人译，作家出版社，19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青春常在》，刘恩泓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州委书记》，孙广英等译，作家出版社，19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落角》，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3，柯切托夫：《叶尔绍夫兄弟》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最爱排行榜上，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无疑是排在前列的。

《叶尔绍夫兄弟》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凡是从六十、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柯切托夫作品中都可排名第一。其实这部作品是柯切托夫为对抗苏共二十大前后声势高涨的反斯大林势力而匆匆赶制出来的，像是用打成两半的镜子拼起来的万花筒，从哪个角度观察都是不完整的影像，看不清真面目。一方面是浓厚的政论色彩，另一方面是高超的艺术魅力。

就思想面而言，作者的立场清晰而坚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手法正面描写苏联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描写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歌颂斯大林时代的伟大成就，揭露后斯大林时代国家和社会自由化泛滥的危害，这与当时苏联的主流意识完全背道而驰。

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党和国家一方面深入揭批斯大林主义的遗毒，清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反对斯大林时代盛行的危害党和国家发展的官僚主义习气，谴责官僚主义压制了人民的创造力。在这种背景下，柯切托夫偏偏写了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好干部与伪装成发明家的卑鄙阴险的野心分子激烈斗争的故事，其幽默和锋利让人忍俊不禁。

抛开这些意识形态问题不谈，作品的其他方面着实打动了我这样的普通读者。

首先，大量的抒情笔墨，弥漫整个作品的浓郁的诗意格调，用时下的话来说，就是登峰造极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小资情调，这种情调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要靠读者凭着悟性读透全书慢慢体会。

其次，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写的太美好了，书里的人物就像网友说的，“精神上纯粹、高贵、做普普通通的工作，热爱生活、热爱读书”，这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由作者的如花妙笔渲染开来，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向往。

第三，书里人物的感情生活同样令人向往，比如安德烈和卡芭，季米特里、斯捷潘兄弟和廖丽亚，季米特里和伊斯克拉，这种感情生活也是纯粹和高贵的，时下风行的“哇塞！我好爱你哦！”之类的伪言情完全不可比拟。

第四，书中描写的文艺界生活色彩斑斓，让我等小市民读者神往不已。说来也怪，从《茹尔宾一家》开始，作者的每一部作品都涉及了文艺界，《茹尔宾一家》只是一个人物，《叶尔绍夫兄弟》将近一半的篇幅，到了《你到底要什么》就整个以文艺界为背景了。作者设计的文艺界人物包括诗人、作家、画家、导演、演员等等，按理说这些人的生活应该不是身居文艺界最核心位置的柯切托夫感兴趣的，之所以要写这些大概有其他的意图。其实，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毫无作用，没必要看得这么重。

总而言之，阅读《叶尔绍夫兄弟》是一种享受，不要说文革时代，就算在当今时代，这部作品的魅力也丝毫未减。这样一部充斥了原生态的斯大林主义、为斯大林时代辩护的类似匕首一样的作品，竟然得到中国广大读者长期的认可和喜爱，让人不能不感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艺术认可度远远高于思想意识的认可度，其生命力的持久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思想。

柯切托夫1912年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31年毕业于农技学校，在校期间当过造船工人，毕业后到农村工作了七年，1938年调到报社做记者，开始发表一些中篇小说，成就一般。二战期间到前线当战地记者，战后从事长篇小说写作，进入辉煌的大作家生涯。从他的年纪和他的成长背景看，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的影响无法磨灭，因此他对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的巨大变化完全不能适应，这在他的作品里特别是在《叶尔绍夫兄弟》里显露无遗。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包括长篇处女作《农艺师同志》（又名《在祖国的天空下》，中译本名为《春回大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遗作《雷电击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于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苏联的集体，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呢。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谢谢大家支持。

最后一段更正如下：

柯切托夫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有中译本，包括长篇处女作《农艺师同志》（又名《在祖国的天空下》，中译本名为《春回大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和未完成的遗作《雷电击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柯切托夫于1973年去世，未及看到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如果一直活下来，不知还要受到多大的心灵折磨呢。

（《叶尔绍夫兄弟》，龚桐、荣如德译，作家出版社，196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

4，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暴风雨所诞生的》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苏联小说的代名词，至少是苏联小说在中国的代名词。

《钢铁》在苏联或者在当今俄罗斯乌克兰的影响怎么样不大知晓，反正在中国这几十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前些年还有一批中国钢粉不远万里开赴乌克兰，拍了中国版电视连续剧，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册上也算是一个事件。喜欢这本书的也好，不喜欢的也好，反正大家都惦记着，没事的时候吵上几句：好书吗？坏书吗？有意思吗？有价值吗？是经典吗?如果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以这样戏说：《钢铁》是中国人民的口水吐成的。

关于《钢铁》的话题确实已经说滥了，从最初的1942译本到最近的漓江全译本，从小人书到电影电视剧，从教授到网民没完没了的争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平和佚事，种种道听途说的传闻……一本书从诞生到现在热闹了70多年，就算再美也审得疲劳，再说什么都似乎没意义了……这里只好简单说说我早年关于《钢铁》的一些往事。

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母单位要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宿舍小区里开始大兴土木，东一块西一块的工地沟沟壑壑，到了晚上阴阴森森，成了孩子们天然的战场。有一次两个十几岁的大男孩把我们这些小男孩分成了两队，各带一队在工地打正规战，带我们的那个大男孩讲完了进攻战术，给我们按个头排好阵型，然后举起工地的木头条儿当马刀，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嗓子：“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我们这帮小孩就呼啦一下冲了上去……我之所以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后来一直犯疑：他怎么不呼喊“为了毛 ”、“为了新中国”，喊什么“保尔柯察金”啊？后来我识的字够多，开始看家里的小说，才明白“保尔柯察金”是谁。这么多年过去，那个大男孩的名字早就不记得了，但那句“为了保尔柯察金，前进”却一直记在心头。

我家藏有一本精装的梅益本《钢铁》，人民文学1953年6月第二次印刷，大概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赶时尚买的，经过我的哥哥们传到我手里的时候仍然品相良好。我看了第一遍就决定这本书属于我的一级保护文物，概不外借，绝不拿出示人。整个小学期间，我躲在家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抄了不少警句，把“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背得滚瓜烂熟，作文的时候引用了无数次，一直到上中学考作文仍然用之不误，居然还能得高分。虽然很多年没考作文了，此时此刻，我还是能把这句名言默写得一字不差。

前些年刘小枫先生写了一篇《记恋冬妮亚》，带起了一股神交冬妮亚的风潮。其实在当年，我并不怎么欣赏冬妮亚，因为我就读的是科研所子弟学校，周围类似东妮亚的高知出身文化女生多了去了，一点都不新鲜。那时候，我神交的是丽达，那个被保尔错过的美丽又有革命魅力的女性。相比“人最宝贵的……”，我内心更喜欢丽达对薛尔基说的那句话：“看那天空，它是碧蓝的，你的眼睛也跟天空一样碧蓝。这样不好。你的眼睛应该是灰色的，像钢铁一样的颜色。碧蓝的颜色，未免太温柔了。”钢铁一般的革命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写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句子，这么碧蓝又温柔的男人和女人，这么碧蓝又温柔的场面，着实让我们这些中国钢铁少年心荡不已。

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和我们班一位漂亮的女生聊起了《钢铁》，原来我们两家的藏书背景相当一致，她家也珍藏了一本《钢铁》，而且也是概不外借的。说起书里的人物，她说不喜欢保尔，她喜欢的是薛尔基，那个丽达爱上的蓝眼睛的薛尔基……往事如烟，仔细回想起来，原来我们灰暗的少年时代也还是有碧蓝和温柔的一页。

如果说当年喜爱《钢铁》并深受影响的几代中国青年是被苏联文化洗过脑的话，现在这拨对《钢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中国时尚青年，无疑是被西方文化彻底洗过脑的。大家都是洗了脑，彼此彼此算是扯平了。我在意的是再过70年，中国会不会有咱们的《钢铁》去洗洗人家的脑？会不会有俄罗斯乌克兰的的粉丝不远万里来中国拍咱们的《钢铁》电视剧？与其大捧或者大骂别人的《钢铁》，不如好好生活，好好学习，写出自己的经典《钢铁》才算厉害。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另一篇未完成的作品《暴风雨所诞生的》，影响远远不如《钢铁》，当年我读过《钢铁》后，最想看的就是《暴风雨》，后来终于通过地下圈子搞到了，但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是在众多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小说中，这本并不出众，更重要的是他的《钢铁》太独特了，不可复制，《暴风雨》缺乏《钢铁》的抒情魅力，那种让人们至今争论不休的独特魅力。

不管后人怎么评说奥斯特洛夫斯基，他能写出《钢铁》这样表面很政治化而实质上碧蓝又温柔的小说，绝对不可小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暴风雨所诞生的》，方羽译，潮锋出版社，1953）

6，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有几本描写苏联英雄人物的书籍风靡中国，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外，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这些书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青年的心，人手一本传颂英雄的故事，异国的英雄鼓舞着积极向上、勤劳朴实、激情洋溢的中国青年们沿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余生也晚，没赶上那个激荡的年代，当我懂事的时候，那些五十、六十年代的青年们被世风裹挟已英气不在，如今他们更是垂垂老矣，不知记忆深处还有没有卓娅和舒拉、密烈西叶夫、古丽雅、马特洛索夫和卡佳的影子？

先说卓娅和舒拉。卓娅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传奇式的女英雄，生于1923年，1941年战争爆发时刚满18岁，正好中学毕业。在德军向莫斯科进攻的危急时刻，卓娅加入了苏军，编入隶属西方面军的的一支特别部队，在深入敌后执行破坏敌占区居民点任务时，不幸落入德军魔掌，于1941年11月29日被德军绞死，英勇牺牲。卓娅的弟弟舒拉生于1925年，苏军坦克兵中尉，1942年17岁时即入伍，1945年4月13日在解放哥尼斯堡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0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母亲留.科斯莫捷绵斯卡亚（新版译作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撰写的回忆录，记述了她的儿女短暂而英雄的一生，他们一家在战前的幸福生活，卓娅姐弟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牺牲经过，娓娓道来，感人至深。特别是卓娅，她的英雄事迹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致中国战后出生的孩子有很多取名为张卓娅、王卓娅、李卓娅……

但在俄罗斯，卓娅的名誉却受到攻击，有些人试图质疑卓娅的英雄形象，借此抹黑斯大林，向斯大林已经惨不忍睹的踉跄的背影再揣上一脚。在剿杀斯大林的风潮里跟卓娅有关的是一道当年由最高统帅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联合签署的命令，卓娅正是因为执行这个命令而牺牲的。

我找到了这份1941年11月17日签署的0428号命令，要点如下：“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1，破坏和烧光德军后方距前沿阵地纵深40～60公里、道路两侧20～30公里内的所有居民点。为了摧毁上述活动半径内的居民点，要迅速出动空军，广泛利用大炮和火箭炮，派出侦察小分队。滑雪兵和游击队破坏活动小组，他们都要携带燃烧瓶……2，每个团都要建立由20～30人组成的担任爆炸和烧毁居民点的志愿小分队，对摧毁居民点时行动果敢的优秀勇敢分子要给予政府奖励……”卓娅所属的部队当天就接到了命令，三天后卓娅的小分队越过战线深入敌后，执行最高统帅赋予的使命。

攻击卓娅的人说：卓娅烧的房子是村民的民房，根本没住德军。村民们对卓娅的行为很愤怒，把她抓了送给德军。卓娅没杀死一个德军。没烧过德军的辎重，凭什么当英雄？云云。还有人说：斯大林的命令太残忍，“祖国那些多灾多难的村庄里一片哀怨声”，云云。

姑且不说质疑卓娅执行任务的经过根本经不起推敲，就说卓娅勇敢地参加战斗，在凶残的侵略者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地献出了生命，这不叫英雄什么叫英雄？为了战胜敌人，把侵略者赶出去，无数人牺牲了生命，还在乎几个房子？我要说，这些攻击卓娅和斯大林的人，这些没经历过战火的无耻之徒，压根不懂得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打击侵略者！

记得以前看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演到卓娅牺牲的场景时，响起一个浑厚的画外音：斯大林发布命令，为卓娅报仇，抓到杀害卓娅的德军第197步兵师官兵要全部枪毙，一个不留！（大意）这时候影院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那场景撼动人心……对中国人民来说，卓娅和他的弟弟舒拉就像是自己的家人那样熟悉，就像是自己国家的英雄那样受到尊崇。

英雄是不死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么洵译，青年出版社，1952）

更正：

6，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编号笔误，应为: 5，科斯莫捷绵斯卡亚：《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抱歉！

6，《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

在70年代早期的地下阅读活动中，《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海鸥》、《真正的人》这几本很容易得到，大概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时候把这类苏联英雄读物作为教育中国青少年的另类课本，发行量特别可观，哪个同学家里都藏着几本，凑起来就全了。到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些富有同情心的菁英家长们根本不把这些应该禁的书当回事，没当成什么反动的低级的黄色的苏修读物收起来不给孩子看，大多爽快地开放给我们在地下流通，满足了我们的阅读饥渴。

可惜的是，我们当年还小，看这些书也就是看个热闹，基本上领会不了他们的高尚情操和书里洋溢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大多是朴素的感动，喜欢那些可爱的人物，中意那些精致、干净、抒情的句子而已。几年后文革结束，我们也过了看这些书的年纪，一直到这两年重温这些经典读物，才感到心头别有一番滋味。

伊林娜：《古丽雅的道路》

我读《古丽雅的道路》时不像班里的女生那么入迷，觉得这本书太软绵绵了，都是些女孩子罗罗嗦嗦的事情，打仗场面比较而言也不刺激，太不过瘾了。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书里的插图，十几张古丽雅各个时期的照片过目难忘，特别是一张古丽雅打网球的照片，模模糊糊的天空、白云、山、树，衬托着一个苏联少女靓丽潇洒的身影，那种让人心动的感觉无法形容。这些图片和书里前半部分战前生活的描写，让我们有了一个集体印象：30年代苏联儿童的生活丰富多彩，真是幸福啊！那样幸福的生活是我们这些习惯了晦暗郁闷的中国少年可望不可及的。

茹尔巴：《普通一兵》

当时我们一致认为这本《普通一兵》同《古丽雅的道路》一样，描述战前生活的前半部分极其精彩，少年萨沙成了我们的偶像，他的流浪，他的成长，他的阅读，他的友情和爱情，甚至他的战死疆场，都让我们神往不已。当年我们最爱读这本书的头两章，琪摩希加幻想到金刚山采宝石的神侃让我们心向往之：“……学者们就会承认我们是非常勇敢的探险家，会带着我们去参加远方的旅行了。那时我们就能到高加索，到巴西，到新加坡了。”看看人家苏联小孩，跟我们差不多大，人家梦想去探险，去远方旅行，还去巴西和新加坡！而我们对什么巴西新加坡全无概念，所谓探险不过是在建筑工地打打游击，所谓去远方旅行不过是去铁路边遥望远去的火车罢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少年，差别怎么如此之大呢？

比留柯夫：《海鸥》

小时候，邻居阿姨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海鸥》，素雅的封面，动人的故事，优美的文字，让我眼馋得不得了，因为近水楼台，每年都要借来读一遍，恨不得据为己有。邻居阿姨说，这本以苏联著名女英雄丽莎.蔡金娜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海鸥》非常有名，她年轻时候喜欢得了不得，喜欢书里的卡佳也是喜欢得了不得。五十年代她要生孩子的时候早早决定，如果是女孩一定叫卡佳，可惜生了个男孩，让她好生失落（那个和卡佳名字擦身而过的男孩如今成长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写到这里，我一时兴起上网搜了一下，还真发现了张卡佳、王卡佳、李卡佳……或许这些卡佳起名的创意来自那只苏联“海鸥”――卡佳. 伏尔庚娜？）就在不久前，我在旧书摊发现了这本《海鸥》，跟当年邻居阿姨那本一模一样，当即拿下，就像找回了失踪多年的旧物，欣喜不已。

《普通一兵》里，萨沙. 马特洛索夫曾在学校里和同伴们谈起丽莎.蔡金娜和卓娅. 科斯莫捷绵斯卡亚的英雄事迹，景仰万分。没过多久，马特洛索夫也成了苏军的普通一兵，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英勇奋战，壮烈牺牲。萨沙也和丽莎、卓娅以及古丽雅一样，名垂青史。不管世态如何变迁，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今天的和平生活正是当年无数个风华正茂的卓娅、舒拉、丽莎、萨沙、古丽雅们用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因此，《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和《海鸥》没有过时，也永远不应该过时。

（《古丽雅的道路》，任溶溶译，时代出版社，1953
《普通一兵》，金人译，时代出版社，1952
《海鸥》，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7，波列伏依：《真正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随便问一个年轻人：波列伏依是谁？大概多半会惘然不知一头雾水。在五十年代，波列伏依可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名气之大几与钢铁奥斯特洛夫斯基齐名，他的海量作品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无法比的。波列伏依的作品叫好又叫座，在文艺圈内口碑很好，销量也非常可观，如果放到今日，大概称得上是钱钟书加于丹的合成品牌。

当然，在中国青年的心目中，波列伏伊就是那本极其著名的《真正的人》。

阿利克赛. 密烈西叶夫，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空军战斗英雄，空战负重伤后在荒山野岭森林沼泽爬行了18个昼夜，终于生还。他被截去双脚后没有气馁，反而自强不息，经过艰苦的训练竟然重上蓝天，加入到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并立下战功。《真正的人》用生动细致的文笔再写了英雄密烈西叶夫这一奇迹般的历程，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五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特别是部队官兵中，密烈西叶夫是年轻的一代学习的榜样，同志们决心要向密烈西叶夫那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行列中，做一个“真正的人”。

对我而言，当年迷恋这本书，除了故事吸引人之外，更喜欢波列伏依抒情优雅的文字，比如开头那句：“星星还在放出锐利而寒冷的光辉，但是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树木逐渐从黑暗中现出来，忽然有一阵强劲的寒风掠过梳头，森林立刻苏醒，清脆响亮地喧哗起来……”，一部歌颂斯大林式英雄的充满宣传说教味道的作品，竟然有如此优美的段落，跟我们当年两报一刊的刻板生硬完全不同。整个《真正的人》第一章，就是这样一篇美文，风景、环境、动作、声音、心理活动融为一体，优美的句子营造出优美的意境，读得我如痴如醉。这以后，又陆续读到更出色的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阿斯塔菲耶夫等大师的文字，大为感叹：波列伏依的文字仅仅是俄罗斯文学海洋中的一滴水，都可以如此赏心悦目晶莹剔透！

波列伏依生于1908年，1926年从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到母亲任厂医的纺织厂做技师，业余勤奋写作，1927年19岁时推出第一部特写集《带虱子的回忆录》，深得高尔基的好评。1928年波列伏依调到报社任专业记者，开始了他辉煌的记者和作家生涯。卫国战争爆发后，波列伏依作为《真理报》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同时兼任部队政治工作，经历了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的洗礼，军衔从少校升到了上校。四年的战地生涯使他积累了数不清的素材，战时及战后写了大量关于卫国战争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苏联军民鏖战德国侵略者的艰辛历程。

波列伏依是个全能作家，创作力大的吓人，通讯、报道、特写、散文、游记、回忆录、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样样了得。五十年代作为当红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有一本翻译一本，甚至重复翻译两本、三本，中译本的版本乱七八糟，根本无从清理。这里仅简单回顾一下他的主要作品：战前发表的描写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人生活的中篇小说《沸腾的车间》（莫野、谢祖钧译，作家出版社，1961），卫国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集《我们是苏维埃人》（胡文淑等译，文光书店，1953），描写战后和平重建生活的短篇小说集《斯大林时代的人》（金人等译，作家出版社，1953），描写复员军人回到工厂参加建设的中篇小说《归来》(冯培译，工人出版社，1950)，描写战时后方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后方》（孙广英译，作家出版社，1961），描写战时金融战线职工勇敢斗争的长篇小说《穆霞姑娘》（又名《黄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整理自战地笔记的长篇散文《随军采访四年》（《粉碎台风计划》、《大进军》、《距柏林896公里》、《纽伦堡审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3～1984），散文集《永志不忘：我的记者生涯》（徐耀魁译，新华出版社，1981），《三十年以后》（王庚虎译，新华出版社，1983），《名流侧影》（苏铁钢、汤民仁译，新华出版社，1988）……数不胜数，其他作品就不一一列举了。在这些作品里，我最喜欢的是散文集《名流侧影》，波列伏依用老辣的文字描写了他这一生接触到的众多著名人士，从高尔基到格瓦拉，个个栩栩如生，读来耳目一新。

简单的说，波列伏依跟柯切托夫一样，是个典型的属于斯大林时代的带有斯大林烙印的作家，因此不能用当下的标准来评判他。他是个勤奋又有天分的人，文字朴实无华，优美生动，然思想深度不够；英雄太多，平民太少；歌德过多，缺德没有；墨守传统，创新不足，这些都是遗憾。波列伏依于1981年去世，后斯大林时代长期担任《青春》杂志主编，为人比较通达，笔耕不缀，简简单单地过完了余生，不像柯切托夫执着于无谓的斗争，自寻了很多烦恼。

显然，波列伏依是个被遗忘的作家，《真正的人》也不大有人提起，在俄罗斯倒是有人记得密烈西叶夫，不过是嘲笑的口吻：“他到处讲那回事，还是那几句嗑儿，人们都背下来了――爬呀，爬；爬呀，爬……再爬，爬不动了……接下去，不用他说，人们就替他接上下句话了――伸手摘下野玫瑰的果实，野玫瑰是带刺的，带刺儿的野玫瑰刺破了手指，那鲜红的血滴在洁白的雪上……”，从五十年代过来的那些崇拜“真正的人”的老青年，听了这种戏谑恐怕要气得吐血。

五十年代的青少年人人知道并且崇拜密烈西叶夫，人人要做“真正的人”。如今呢，比尔盖茨倒是人人知道人人崇拜，谁知道密烈西叶夫？谁尊敬密烈西叶夫？商业时代就不需做“真正的人”了吗？如果明天发生了战争，我们的精神会不会疲软？我们爬得动吗？

（《真正的人》，磊然译，时代出版社，1949）

下篇计划：马卡连柯的《教育诗》、《塔上旗》

8，马卡连柯：《教育诗》、《塔上旗》

从前，我是个懂事听话的好孩子好学生，循规蹈矩，从没做过出格的事，但在老老实实的外表下却时常有不安分的活思想：厌恶死气沉沉没滋没味的学校生活，渴望过自由自在热闹刺激的日子，甚至羡慕那些神采飞扬的街头小流氓，很想离家出走做个流浪儿童。那个时候最想读跟我这些阴暗想法一致的书籍，比如后来风行的《麦田守望者》那样的逃学小说，但这类书很少很少。

80年代末的一天，我突然觉得人生很苍凉，于是扔下看了十年的八十年代闲书和西方现代文学，回过头去搜寻小时候错过的文革前老书，这样发现了五十年代出版的七卷本《马卡连柯全集》和《教育诗》、《塔上旗》的单行本，只翻了几页即“仰天长叹”：在我那个灰暗苦涩愤怒叛逆的少年时代，竟然错过了《教育诗》、《塔上旗》这样的好书！如果当年读到这么精彩好看又合口味的书，该是多大的快事！

当然，就算当年读到了，也就是跟阅读其他地下书籍一样读个热闹，理解不了作品的精髓，理解不了作者马卡连柯的伟大思想。我以为，苏联时期固然出了很多名人，但论起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人，也就那么两三人，马卡连柯就是其中之一。

在苏联历史上，马卡连柯是个奇特的人，奇特的现象。他是一个教师，教育工作者，他以教育管理家、教育思想家、教育活动家等等炫目的头衔著称于世，同时，又以他撰写的《教育诗》、《塔上旗》、《荣誉》、《1930年进行曲》、《费捷电钻第一型》等教育小说在文学界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简明大英百科全书》概括得比较简洁精确，这里就偷个懒抄录一下：

“马卡连科（1888～1939），苏联教师，社会工作者、教育理论家，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20世纪20年代组织高尔基工学团，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此项工作颇有成效。1931年任收容青年罪犯的刑事机构捷尔任斯基公社社长。著有教育书籍多种。《生活之路――教育叙事诗》（1933～1935）记载他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父母必读》（1939）一书认为家庭是教养儿童的最适当场所，但必须避免资产阶级式的专断与剥削，而努力为大于家庭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马卡连科不赞成通过训诫和口号进行教育，认为训斥和说教最无效果。他把劳动当成发展心智和道德的基本手段，所有儿童都应负担劳动任务，并明确其责任，从而让他们了解个人权益的限界。因此，他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首要原则是：‘尽可能少提要求，尽可能多予尊重’。”

这个词条有一处值得商榷。“收容并教养革命所造成的无家可归、成群结帮在农村游荡并为非作歹的儿童”――事实上，造成二十年代初苏联数百万流浪儿童到处流窜的原因很复杂，四年之久的一次大战，十月革命后外国的武装干涉，空前惨烈的国内战争，等等，单单归咎于革命显然是不公平的。苏维埃政权为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因此出现了马卡连柯这样杰出的人物。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以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工作为背景）、《塔上旗》（以马卡连柯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工作为背景）等作品用小说的形式记录了马卡连柯改造流浪儿童和犯罪少年的教育实践和探索，写得轻松、活泼、幽默、明快，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为小说而言，与同时代其他大师的作品相比丝毫不逊色，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马卡连柯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划时代的人物。

读马卡连柯的小说，我们不仅欣赏到优美的故事，更能一点一点体会到马卡连柯优美的思想：集体，纪律，劳动，活跃的人，前进的志向，生活的美感……在五十年代，马卡连柯是中国教师的偶像，有志青年因为读了《教育诗》而志愿献身崇高的教育事业，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在工作中体会到了马卡连柯式的教育快感，数不清的教师因此写了一辈子的教育诗篇。在当今的教育界中，还有多少人记得马卡连柯？有多少人读过他的书呢？

（《教育诗》，许磊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959
《塔上旗》，陆庚译，正风出版社，1952
《马卡连柯全集》（七卷本），许磊然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59）

下篇计划：革拉特坷夫的《水泥》，谢谢支持。

9，革拉特珂夫：《水泥》

据说学术界把我国现代文学的一等大腕，从一到六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其实十月革命后到战前的苏联文学界大佬也可以这么排列一下：高绥富革托马――高尔基总舵端坐首席，座后四大小说家护法依次排开，座前一个错行诗人活蹦乱跳......在我国知名度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革拉特珂夫就是四大小说家之一，代表作《水泥》，又译作《士敏土》。（该书通行两个译本，即叶冬心译《水泥》和董秋斯译《士敏土》，为行文方便，以下涉及人名以叶译《水泥》为准）

先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处境异常艰辛，先是不得已与德国单独媾和，签订了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接着就是白匪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打了三年多血腥的国内战争，好容易取得胜利开始战后重建，列宁同志不幸逝世，党内陷入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一直到1929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为止。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年轻的苏维埃行进在保卫政权、争夺政权、巩固政权的道路上，党和领袖们自顾不暇，无暇顾及文艺界的是非，苏联文艺界在这一时期多少还有一点自由创作的气息，出现了相当数量继承了俄罗斯黄金和白银时代光荣传统的杰作，革拉特珂夫的《水泥》（1925）就是代表二十年代苏联文学成就的杰作之一。

《水泥》以战后重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背景，讲述从军队复原的格列勃回到水泥厂，领导和团结工人同志们重建工厂恢复生产，与官 僚主义者腐 败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小说以同等篇幅描写了格列勃的格列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每个侧面都有后来的苏联小说无法复制之处。

在公共生活方面，哥拉特珂夫写了格列勃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生活腐化堕落分子巴津的尖锐冲突与斗争，有意味的是，巴津这个形象成为绝响，在以后直至1956年的苏联文学中绝少见到了。在私人生活方面，作者写了格列勃与妻子达莎的冲突，穿插巴津和达莎的暧昧关系以及巴津和其他女人的关系，以隐晦和略带自然主义的笔调反映了革命初期特殊背景下革命者和干部的性观念，同样有意味的是，这方面的描写也是三十年代以后的苏联小说中不大看得到的。

革拉特珂夫生于1883年，1958年去世，一生勤奋写作，革命前就写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不过我国翻译界大概帮他“悔其少作”，早期的作品不见中译本，写于斯大林时期的长篇小说《动力》也没见过中译本。其他作品的中译本大概有以下这些：战前的中篇小说《桦树林子》（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卫国战争时期的中篇小说《母亲》（项星耀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宣誓》（岳麟译，新文艺出版社），战后创作的回忆录三部曲《童年的故事》（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自由人》（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荒乱年代》（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鲁迅先生曾经赞誉《水泥》是“新俄文学永久的碑碣”，诚然如此，革拉特珂夫用了两年半的时间精心经营这部作品，写得紧凑、简洁，而又层层叠叠、高潮迭起，基本上可以看到苏维埃初期社会现实和人的风貌，称之为从批判现实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朽经典并不为过。一个作家能写出一本几十年后还有人想起，而且不受非议的作品是很困难的，《水泥》就是这样一部好书。

关于《水泥》中译本的版本和插图，我初步考证了一下。这部书最早的译本是董绍明（即董秋斯）、蔡咏裳合译的《士敏土》（启智书局，1929，一说1930）。差不多同时，鲁迅收集了德国人梅斐尔德为该书创作的十幅木刻插图，自费出版了《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三闲书屋，1930）。1931年，新生命书局再版董、蔡译本，收入了梅斐尔德十幅木刻插图和鲁迅为《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撰写的序言。这个早期董、蔡合译本我没见过，无从比较和四十年代志凯堂出版的董秋斯译本有什么关联。志凯堂的董秋斯译本收入戈庚的《代序》、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作者自传》以及《我怎样写作士敏土》，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为以后通行的版本。解放后，新文艺出版社以志凯堂版为母版出了若干版，其插图有一个差别值得注意，第9版之前只有梅斐尔德的木刻，第10或11版用索洛明的插图换掉了梅斐尔德木刻，第11或12版之后再度加上梅斐尔德木刻，成就了梅斐尔德木刻和索洛明插图并存的最好版本。

梅斐尔德的十幅木刻依次为书名、荒凉的工厂、机器、伙伴、小组、索道、第一车、旗子、前进和波浪，自成一系，精彩之处难以言说，有兴趣者不妨去图书馆翻翻志凯堂版本的《士敏土》、鲁迅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或1958年的叶冬心译本（这十幅木刻的标题为鲁迅手书）。旧书收藏爱好者以后碰到董秋斯版《士敏土》时，一定要注意鉴别是不是包括了梅斐尔德和索洛明两个系列的插图。另外，如果碰到了1929年或1930年的董、蔡合译本，也是可以考虑拿下的。

现今流行的叶冬心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1952年修改本，《水泥》问世后，革拉特珂夫修改过多次，1930版和1944版都大幅修改过，因此叶译本感觉上不如董译本原汁原味，生动活泼。当然，最好的版本应该1929年最早的董、蔡合译本，那一版依据的是1925年发表的原版，当是更加原汁原味。至于志凯堂董秋斯版是原汁原味的1925原始版？还是1930、1944修改版？书上没有注明，尚待考证。初步印象，董译本应该是保留了原始版的面貌。

（《水泥》，叶冬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8，1979
《士敏土》，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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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

卡达耶夫是苏联很少见的有独特文学品味的老作家，此老生于1897年，1986年逝世，创作生涯长达70余年。在苏联时期作家群体中，他资历极老、辈分极大、作品极多、风格极杂，文学史有他一笔，却只在边边角角露个脸儿，显赫度既不及上面的大佬，也不及下面的新秀，显得比较尴尬。

从民国时代到八十年代，卡达耶夫译成中文的作品很多，其中至少有四部主要作品曾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并大受欢迎：

1，《时间呀，前进！》。这是一部特殊背景下的作品。1929年，苏联正式完全进入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在这一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向工业化进军。为了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苏共大力提倡开展群众性社会主义竞赛，全国建设者响应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竞赛活动，而表现这一活动最突出的文学作品就是这部长篇小说《时间呀，前进！》。该书书名来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形象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竞赛活动的意涵。故事以一个建筑工地为背景，描写了混凝土工作队如何在24小时之内创造了世界纪录的经过，时间跨度就是24小时，全方位地细致地描写了这24小时之内发生的事件、冲突，各式各样的人物、场面和景致，节奏明快，信息量大，整个作品的形式在当年来讲相当现代化，把苏联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式的建设激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成为苏联30年代建设小说的代表作，卡达耶夫也因此转运进入大作家的行列。

2，《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1937年的作品，中译本出自曹靖华。该书讲述了国内战争时期发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爱情故事，多方面地描绘了那个时期血淋淋的现实，各个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人物刻画得活灵活现，整个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值得一读。

3。《团的儿子》。卫国战争时期作品，中译本出自茅盾。战争爆发后，卡达耶夫加入了苏军情报部门，并作为战地记者多次上前线采访，发表了多部中短篇小说。《团的儿子》写一个少年如何在战火中成长的故事，是战争时期作品中名气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一部。

4，《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从1936年到1961年，卡达耶夫以家乡敖德萨为背景，精心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构成一个系列四部曲，名为“黑海波涛”。第一部《雾海孤帆》写于1936年，在中国读者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少年读者中影响极大。这本书写的是1905年革命期间，两个敖德萨少年彼嘉、卡甫立克和革命水手朱可夫之间的故事，整个小说堪称极品，读来令人心醉。《草原上的田庄》写于1956年，依然以彼嘉、卡甫立克为线索，写了1910年前后发生的革命故事，风格与《雾海孤帆》差不多。这个系列的另外两部，《冬天的风》写于1961年，以国内战争为背景；《为了苏维埃政权》写于1949年，以卫国战争为背景。这两部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从没见过中译本问世，也不知何时能有中译本，在此切望《黑海波涛》四部曲的中译本能够完壁，不要成为两个世纪的遗憾。

卡达耶夫是敖德萨人，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敖德萨色彩。敖德萨是一个具有光荣文化传统的迷人的城市，在革命前这里是沙皇俄国与欧洲的文化中转站。上世纪初叶，这里云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卡达耶夫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就是近年被挖掘出来广受欢迎的《骑兵军》作者巴别尔。今年年初，我读了新出的巴别尔《敖德萨故事》，里面有很多当年敖德萨的风景图片，建筑、街道、广场、雕像、树木、花园、海滨、灯塔、港口，浑然一体，美不胜收。巴别尔、卡达耶夫就是在这里度过了青春年华，走上了文学之路，但他们的结局却是如此不同。

到了六七十年代，跟卡达耶夫同辈的作家或是辞世，或是归隐，只有他文如泉涌，老当益壮，不可思议地在文坛跟孙子辈的后生青年一较长短。他的晚年作品一部接一部，有散文，有小说，有长篇回忆录（其真实性被人质疑），还提出自己命名的文学主张，卷起一阵阵波澜，让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他的晚期作品还没看到过中译本。

从卡达耶夫一生的创作来看，我们能看到的精华作品――《时间呀，前进！》、《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团的儿子》、《雾海孤帆》，都是在斯大林时代（1929～1953）完成的。本贴将要涉及的作品大多是斯大林时代的，无可否认的是，斯大林时代的文学都或多或少带有斯大林的颜色，当年没人敢违抗斯大林的旨意，有这胆量的别说发表作品，能从集中营捡回一条命就算不错了。那个时代的作家们在政治上写主旋律，在艺术上则精益求精，精雕细刻，还是有可观之处，不能以现在流行的价值观来苛求那个时代可怜的作家。

关于卡达耶夫，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20年代，卡达耶夫构思了一个绝妙的故事，但是没功夫写，于是外包给他的弟弟彼德罗夫（卫国战争时在前线牺牲）以及合作者，说好写完草稿后由他改定，然后三人共同署名。等到草稿交来，卡达耶夫傻了：比他想象的要好得多，人物更多，情节更丰满，无须再改。于是，卡达耶夫决定大义让文，索性退出署名，换来题献和少许酬谢，了此公案。这部让出去的书就是著名的《12把椅子》，当下书店里到处有售。

卡达耶夫虽说和《12把椅子》失之交臂，不过还好，他有《雾海孤帆》，《雾海孤帆》之杰出足以与《12把椅子》媲美。许多年之后，面对敖德萨的灯火，很多人将会回想起，如痴如醉阅读卡达耶夫《雾海孤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时间呀，前进！》，林淡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曹靖华译，三联书店，1950
《团的儿子》，斯庸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雾海孤帆》，朱明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白色孤帆》，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草原上的村庄》,方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草原农庄》，方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下篇计划：列昂诺夫的《索溪》。谢谢支持。

11，列昂诺夫：《索溪》、《俄罗斯森林》

在俄罗斯，列昂诺夫可能是个大姓，类似于咱们的张王李赵。从苏联时期到俄罗斯时期，文坛上有好几位列昂诺夫，比如前些年走红的惊险小说作者尼.列昂诺夫。这里要说的是列昂诺夫是苏联时期的大作家列昂尼德.马克西莫维奇.列昂诺夫，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大师。

列昂诺夫生于1899年，1994年逝世，享年95岁。他迎接了苏联的诞生，目睹了苏联的死亡，在苏联时期度过辉煌的创作生涯，他写小说，写戏剧，成就惊人，其声名之盛几与苏联文学唯一的伟人萧洛霍夫并称。但在中国，却完全不能和萧洛霍夫相提并论，仅仅在外国文学教材上受到一般的注视，而翻译界则不知何故冷落他。如此一来，一般读者很难关注到这位名声如此显赫口碑如此之好的大作家。到目前为止，我只看见过列昂诺夫两本长篇小说中译本，即《索溪》和《俄罗斯森林》。

《索溪》，发表于1930年，受到高尔基的注意和好评，被高老誉为“真正的创作”，“一部用耐人寻味的、有力的、明朗的俄罗斯语言写成的优秀作品。”能得到高尔基如此评价，自然不是泛泛之作。这部作品也是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背景，描写索溪河畔一座造纸工厂的建设过程，优秀的党干部如何率领广大工人、知识分子群众艰苦创业，征服了大自然，并与以修道院为掩护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终于取得建设的胜利，使索溪河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新人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部作品粗看起来像是一部图解生活奉命宣传的劣作，其实不然，列昂诺夫作品向来以哲理性见长，善于观察社会背后的色彩，描绘复杂的人性，艺术手段高超，这些特质在《索溪》中都有显现，所以高老对此作青眼有加，高老甚至如此颂扬当时年仅31岁的列昂诺夫：“那真正是明朗的语言，列昂诺夫的文字是光彩夺目的。他懂得现实，仿佛是他本人创造出现实似的。他，列昂诺夫，是很有才能的，向来是有才能的，而且这才能是用来从事巨大的事业的。他很了解，必须熟悉现实，仿佛现实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列昂诺夫此后的创作证明，年轻的他完全当得起高老的肯定和期望。

《俄罗斯森林》，发表于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去世，列昂诺夫54岁，正是一个作家的黄金年华。《俄罗斯森林》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而且历久而弥新，在苏联文学史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小说的历史跨度长达半个世纪，通过描写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森林的林业科学家一生曲折的事业以及与学术骗子敌人的斗争，反映了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变迁，歌颂了俄罗斯的大自然，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高贵品格，歌颂了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就像俄罗斯森林那样广袤幽深，不可战胜。由于我到80年代后期才看到该书完整的中译本，那时已经受到西方现代文学多年的熏陶，因此感觉《俄罗斯森林》的文字、立意和技巧与文学史的记载有一定距离，我想多半是因为是翻译问题，无法完整透彻地把列昂诺夫作品的全部魅力表达出来的缘故。

在列昂诺夫的作品目录中，同样被评论家盛赞的早期长篇小说《獾》和《贼》一直没有中译本，这让我想起我国俄语翻译界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好像在刻意回避2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翻译20年代作品的数量与30年代不成比例。如前文所说，20年代的苏联文学自有独特的气息，前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是后斯大林时代的作品也无法相比。可惜，我们能看到的20年代作品很少，好些还是民国时代翻译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列昂诺夫在苏联文学界是个特殊的人物，他位高名重，却独来独往，不与文学界的任何帮派发生关系。他的作品受到很高的赞誉，却总有不被人理解的地方。他的小说让人联想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极具哲理意味，厚重而又深邃。

中国读者很不了解这位苏联文学的巨人，没有办法，除了《索溪》、《俄罗斯森林》、若干剧本和散章外，列昂诺夫的其他重要作品――《獾》、《贼》、《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向海洋之路》、《叶甫盖尼娅.伊凡诺夫娜》以及生前最后发表的作品《金字塔》都没见到中译本，这与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很不相称。

（《索溪》，董秋斯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俄罗斯森林》，姜长斌译，黑龙江出版社，1984）

下篇计划：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谢谢支持。

作者：斯密松宁　回复日期：2007-9-18　16:09:19

请求楼主，你引用斯大林的042 8命令，为什么省略这个命令最重要的部分：命令特别纵火队员穿上德军制服，冒充德军消灭居民点，为激起居民对德军的仇恨，要求留下“活口”，以便传播德军的暴行，这一部分怎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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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引用的0428号命令出自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 斯大林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第298页，作者注明原始出处为“国防部中央档案广第3全宗，第11556目录，第5卷宗，第51页”，该处并没有“命令特别纵火队员穿上德军制服，冒充德军消灭居民点，为了激起居民对德军的仇恨，要求留下“活口”，以便传播德军的暴行”这一部分，所以没有所谓我“省略这个命令最重要的部分”的问题。

关于所谓“命令特别纵火队员穿上德军制服，冒充德军消灭居民点，为了激起居民对德军的仇恨，要求留下“活口”，以便传播德军的暴行”，我去查找了一下相关资料，发现除《东普鲁士报》的报道之外，并没有其他来源予以证实。这是个历史迷案，相信会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我当然不赞成在战争中使用特殊手段对待自己的民众，但是历史总有不容易被后人理解的地方，我们不能代替历史上的人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我们只能看到结果。

谢谢指教。

12，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

我无法用语言来准确形容我对《船长与大尉》的热爱：迷人的书，神奇的书，扣人心弦的书，激动人心的书……有人说《船长与大尉》接近通俗文学，不能算是经典。请问什么是经典？一本书经过漫长的岁月，一直有人阅读，反复地阅读，一直念念不忘，一直铭记心头，看见有人谈论就像遇到知音一样兴奋……这样的书，就是经典。一本书是不是经典不是所谓评论家信口说说所能界定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用时间和心灵来界定的。《船长与大尉》绝对是普通读者心目中的超级经典。

70年代中期，我借到了一本限时归还的破破烂烂没头没尾的书，在书脊上模模糊糊地辨认出－－“船长与大尉 上”。我匆匆地看完，匆匆地还掉，不知故事的开始，更不知故事的结局，好几天心里不好受。书里诗一般的语言，梦一般的少年恋情，萨尼亚和卡佳的未来，船长失踪的秘密，从此萦绕在心里放不下，一直到80年代初得到再版的《船长与大尉》才算了结。在我当年匆匆读这本“破”书的时候，并不了解这本书曾经塑造了六十年代中国读书青年的灵魂。

关于《船长与大尉》的故事情节，我想经过几次再版已经深入人心，这里就不再多说了。这本书为什么会如此受到中国读者发至内心的喜爱，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作者没有刻意地伪善地宣传某种特定的意 识形态，而是通过塔塔林诺夫船长去北极探险和萨尼亚抗击侵略者、寻找船长失踪秘密这样动人的故事来打动人心，通过故事揭示书中人物的高贵品格，自然而然地宣扬了俄罗斯民族开疆拓土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苏联小说一向给人的夸张矫 饰的刻板印象。

2，有人说，浪漫和冒险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吸引读者的不二法门。《船长与大尉》巧妙地把浪漫元素和冒险元素揉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迎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萨尼亚的成长经历、种种奇遇，他和卡佳的爱情，他的朋友与敌人，冒险寻找船长下落的过程，加上战火、围困、分离、重逢，曲折惊险而又合乎逻辑，悬念丛生而又自然贴切，把浪漫的爱情故事融进紧张刺激的冒险情节中，让读者心有戚戚，欲罢不能。

3，《船长与大尉》书写了理想状态的爱情，满足了读者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中国青年读者对爱情的集体想象，满足了他们潜意识里对纯洁的坚贞的浪漫的温馨的爱情之极度渴望。卡佳在战火中的列宁格勒呼唤爱人的那段话不知铭刻在多少人的记忆深处：“愿我的爱情拯救你！愿我的希望保佑你！让爱情和希望飞到你的身旁，看看你的眼睛，把生命呼入你那僵硬的嘴唇里！把脸紧贴在你腿上沾满了血污的绷带上。告诉你：这是我，是你的卡佳！无论你是在天涯，还是在海角，我都要来到你身旁。不论你发生了什么意外，我都要和你相守在一起。谁要是帮助了你支持过你，给你水喝，喂你饭吃，那她也就是我――是你的卡佳。如果死神降临到你的头上，你再没有力量来和死神搏斗，这时在你的心中哪怕只有最后的一滴点儿最微小的力量――那也就是我，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这样真挚刻骨的爱情，恐怕已很难为现今我国的“情下中农”们所理解了,不过在当年……不提也罢。

4， 《船长与大尉》宣传了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类似“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类的警句比比皆是，很能达到别致的励志作用。这种通过艺术手段深入人心的激励比今天一个典 型明天一个模 范的口号式激励更有效果，也更持续，甚至贯穿一个人一生的奋斗探求道路。

5，前文我曾说《叶尔绍夫兄弟》有一种“社 会主义小资情调”，《船长与大尉》正好相反，跟社 会主义似乎没什么关系，而是通篇洋溢着旧沙皇俄国式的小资情调，粘贴在社 会主义苏联的背景里，既格格不入，又丝丝入扣，形成一种奇妙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整部书的语言优美流畅，很容易联想起想起久违的白银时代作品的优雅气息，但又没有白银时代小说的阴暗感，而是充斥明朗、乐观和进取的色彩，还有庄严的美感。

总之，这是一本奇特的书，跟其他苏联小说并不相类，能得到读者如此的认可，一定有其独到之处。

就我个人而言，喜欢《船长与大尉》的上半部甚于下半部，这是有原因的。卡维林在1938年开始创作《船长与大尉》，1944年完成。当卡维林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绝对想不到三年后会发生惨烈的战争，连斯大林临到了战前都想不到，何况他一个小小作家。战争的爆发完全打乱了卡维林原本的腹稿，结果就是最后的完成稿跟原先下半部的构思截然不同，这也造成战前写好的部分和战时完成的部分，风格并不一致。

据说文革前曾经放映过改编自《船长与大尉》的苏联电影《两个探险家》，而因为这部电影给小说增加了数不清的读者。这引起我强烈的好奇，我想在当今发达的网络时代，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小说既然早就看到了，电影还会远吗？

至于从没读过《船长与大尉》的年轻朋友，就算你不喜欢苏联文学也好，对苏联文学有偏见也罢，不妨先读几页，保证你手不释卷流连忘返，不信就试试……

(《船长与大尉》，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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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卡维林：《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续）

关于卡维林作品特别是《船长与大尉》的精神来源，是很值得探讨的有趣的问题。我想卡维林不仅仅受到过狄更斯的影响，他的文学资源应该更广泛。记得当年我看那半册《船长与大尉》的差不多同时，还通宵达旦不眠不休地通读了凡尔纳三部曲，即《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和《神秘岛》，当时是把凡尔纳的小说与《船长与大尉》作为同一类作品来崇拜迷恋的，现在看起来卡维林和凡尔纳还真有些气质上的神似。

卡维林曾是20年代初彼得格勒青年作家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主要成员，这个团体的名字来自德国浪漫小说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显然，谢拉皮翁作家群对霍夫曼以及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浪漫小说风格极为推崇。不仅德国的浪漫派和英国的写实派，法国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的神采都能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他们既继承了俄国小说的传统风格，又兼有与传统的俄国小说不大搭调的西欧味道。这就是《船长与大尉》如此吸引人的原因吧。

《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另一本译成中文的长篇小说，在中国的影响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大，但也拥有一小批忠实的爱好者，如今知道这本书并且看过、喜欢的人大概很少很少了。

卡维林的作品想象力丰富，情节曲折，结构严谨，非常吸引人。他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大学生、学者、科学家、艺术家，通过描写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刻划他们勤奋、坚毅、勇敢的品格。《一本打开的书》是卡维林知识分子小说的代表作，讲述了符拉森科娃的科学生涯，在革命的年代里，如何从一个贫困的洗碗工成长为一个取得卓越成就的女科学家。描述她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坚强地面对工作中的困难，如何勇敢地突破险阻探索科学的秘密，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为祖国人民为科学服务的幸福感，等等，小说写了主人公的各个侧面，围绕她的各式人物，细腻传神，生动感人，虽然不像《船长与大尉》那样灵动，却有另一种别致的厚重感，如果认真读进去，对读者的影响或许更加深远。

《一本打开的书》分为三部，第一、二部出版于1953年，从这部书看来，当时卡维林已经开始向主旋律靠拢，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接轨，此时的基调和主流小说已经区别不大。尽管如此，这本书依然有其出彩之处，作者写主人公的青少年时代，即革命前的岁月，写得入木三分，引人入胜，而占据主要篇幅的革命后那部分则感觉流于平庸。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本打开的书》第一、二部，或许是这本描写科学家的书引起当年还算是青年科学工作者的父亲的注意，我家里居然留存下来这套不起眼的书，1959年2月第二次印刷，纸张极其恶劣，倒也别有风味。有趣的是，在译者前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本书的第三部‘探求与希望’一九五六年发表在‘莫斯科文学’第二辑，因有比较严重的思想错误，还有待于作者修改。”……苦笑不语啊。好在出版社没有忘了这部书，到了80年代居然出了第三部，使这部很不出名又过了时的书终于完壁，算做了一件留芳后世的好事。

卡维林生于1902年，1989年过世。他生在一个音乐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时代已经在文学界初露锋芒，在苏联文学界他从来都是边缘人物，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作为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他一生没有写过违背良知的作品，难能可贵。在卡维林所创作的大量作品里，中译本只有《船长与大尉》、《一本打开的书》、《离别情》等寥寥几种，其他主要作品大多没有中译本，而且将来也不大可能再有中译本了。

在此我重复一遍前文说过的话：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阅读几千几万本书籍，但真正从内心喜欢的、被打动的、反复阅读多次爱不释手的、一辈子记牢的也就那么几本、十几本、几十本而已。――在我的一生中，能读到卡维林的书，是我的幸运。不能读到更多他的书，又是莫大的不幸。

《一本打开的书》（第一部“青年时代”、第二部“符拉森克娃医生”），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三部“希望”），唐其慈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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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克雷莫夫：《油船德宾特号》、《工程师》

按理说，苏联的30年代应该向前向后各延伸一小段，即从1929年2月11日凌晨1时放逐托洛茨基的轮船从敖德萨起航开始，到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德国装甲集群大举越过苏德边界为止，这十二个多年头算是苏联成立之后相对稳定的时期，斯大林意气风发，苏联人民斗志昂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完成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消灭了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建设成就之卓越亘古未有。按苏联历史书的说法，苏联从1938年进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阶段，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希特勒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打乱了苏联进军的步伐。

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在搞定托洛茨基后，终于有时间和闲心来整顿一下文化界的混乱局面：号召大家伙儿要团结一致，丢开杂念，不要乱说乱动，要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苏联的文化建设服务，为人民创作合格的精神食粮。在斯大林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苏联的文学事业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就小说而言，诞生了像《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极其杰出的作品，整个小说创作一片繁荣景象，除了前面说过的《时间呀，前进》和《索溪》以外，还有几部作品――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和凯特玲斯卡娅的《勇敢》――集中反映了苏联30年代的建设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精神风貌，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突出。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斯大林式的作品大概经不起严苛的考察，但大浪淘沙，沙里总会筛出几块石头值得掂量掂量。

先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

《油船德宾特号》是以斯达汉诺夫运动为背景的。所谓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指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开展的创造性采用新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定额突破记录的群众性运动，以顿巴斯矿工斯达汉诺夫命名，此人在1935年的一班工作时间内，采了102吨煤，超过定额达13倍之多。因而一举成名（虽然他这壮举不过改变了一下工作程序而已），被树为典型模范英雄，风靡全国，其地位类似咱们当年的王铁人陈永贵。在苏共中央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苏联全国大规模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涉及各行各业，进行得如火如荼，涌现了无数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其中包括航行在里海航行的一艘油轮上也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在从事创造性的劳动，这艘邮轮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文学青年，此人以所见所闻为素材，创作了正面反映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长篇小说《油船德宾特号》，1838年发表后轰动一时，作者克雷莫夫一举成为文学界的斯达汉诺夫。

《油船德宾特号》描写机械技师、共产党员巴索夫来到落后的邮轮德宾特号工作，他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大公无私的胸怀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改变了原本懒散落后的船员的思想面貌，团结船领导一班人，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活动，改变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调动了创造性的积极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终于完成了运油任务。小说描写巴索夫依靠集体的力量，把一群落后分子改造成为劳动英雄，把落后集体改造成为先进集体的过程，讴歌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巨大成就。

记得文革后期，就是70年代我大肆阅读地下书籍的时候，出版部门每年也出版相当数量的文学书籍，当时有不少直接来自基层工人、农民和知识青年创作的小说诗歌，一般而言这些东西都是惨不忍睹的（不是我诋毁他们，实事求是而已），给人的印象是平民布衣哪能写好小说，如果以这样的眼光来衡量克雷莫夫的作品那就走了眼了。《油船德宾特号》的走红绝非偶然，除了主题先行的政治因素不敢恭维以外，这部小说的情节、人物、结构、文笔都可圈可点，绝非浪得虚名。

《油船德宾特号》的中译本由曹靖华翻译，40年代初就介绍到中国了，民国时代出过多版，五十年代初也出过几次，后来可能因为其他苏联优秀小说越出越多，这本书逐渐被湮没掉了。我以为这本书至少有两个意义，不应该被遗忘：第一，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居然可以写出这么出色的作品，几乎可与大师之作媲美，让人不能叹服俄罗斯文学对民众的影响之深以及俄罗斯民众的文化素质之深不可测，这本书对我国文学青年来说就是活生生的教材，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第二，苏联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现在大概没人知道了，就算教科书大概也不屑记载这场斯大林式的群众运动了吧？不管怎么说，当年千千万万人参与的运动并非一钱不值，《油船德宾特号》作为苏联30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文学记忆，总可以为这一运动留下一点星火吧？

在完成《油船德宾特号》之后，克雷莫夫又创作了中篇小说《工程师》，篇幅不长，名气也不如《油船德宾特号》，但我以为还是非常出色的。《工程师》的三个主人公曾经是大学同学，但在轰轰烈烈的建设事业中，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变化，产生了先进与保守、创造性与官僚主义的冲突，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整个作品写得自然舒展，充满了抒情色彩，有点类似基于三角的言情小说，但是落落大方不俗气，大可一读。以克雷莫夫的资质，他的文学前景和成就本来未可限量，可惜，在战争爆发的早期他就为保卫祖国光荣地牺牲在战场，《工程师》成为他短暂文学生涯的绝响。

克雷莫夫本姓别克列米舍夫，1908年出生于一个文学编辑家庭，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熟读俄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内战结束的经济恢复年代进入机械物理专科学校，毕业后作为技术人员从事建设工程和运输工作，业余热衷写作。战争爆发后，担任营政委及部队报纸的通讯员，战斗在乌克兰前线，1941年9月20日，他所在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寡不敌众，作家克雷莫夫英勇牺牲，后来得知他的遗体竟有敌人的七处刺刀伤口。在卫国战争中，有多位著名的作家为祖国献出了生命，在克雷莫夫牺牲后不久，中国读者无比热爱的盖达尔也牺牲在莫斯科前线。

敌人的刺刀从来不会因为你是杰出的人就手下留情，现在那些时不时向未来的敌人献媚的人应该切记这一点。

（《油船德宾特号》，曹靖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工程师》，阮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下篇计划：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谢谢支持。

岑岚兄，感谢您的关注和批评，我会考虑您的建议，认真思考以后怎么写才合适。希望继续提供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