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对越南的讨论实在非常热闹，大家纷纷对越南的未来进行了或理性深入或激情澎湃的讨论。读起这种讨论，笔者颇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十年前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当时网络世界的讨论，令人读来倍感与有荣焉。

中国网民的心态，能够在数十年内发生这样的跃变，个中原因实在值得思考。为了厘清中国网民这种心态跃变的原因，我们需要回顾中国人均GDP地域分布不均衡这一基本国情。根据2020年的GDP和人口数据（2021年部分地市尚未出GDP数据），可以看到，全国人口14亿人，人均GDP不到7万（约1万美元的）占了一半以上，有近三亿人不到4万人民币（约5000美元）。

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1年2月4日在京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这一数字相比2010年12月的4.57亿整整翻了一倍。

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假设互联网的普及是按照教育程度由高到低普及的话，情况也是一样的。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每10万人中，至少读过一天大学的有8930人，高中14032人，初中38788人，小学26779人。当年中国总人口为13.39亿，计算可得每10万名网民中，有26179名大学生，67315名高中生和6507名初中生。而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每10万人中，至少读过一天大学的有15467人、高中15088人、初中34507人、小学24767人。当年中国总人口为14.12亿，计算可得每10万名网民中，有22079名大学生，43617名高中生和34304名初中生。

这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中国互联网舆论环境的迅速变化。如果说十年前的互联网用户还是社会中的关键少数（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的话，现在的互联网用户已经是中国人口结构的生动反映——无论贫富或教育程度，中国网民都在广泛地使用互联网。

因此，中国的经济不平衡，教育程度不平衡对网民心态的影响，结结实实反映在了网民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对越南的看法——毕竟越南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部分网民的对手。

为了阐明在网民心中“越南对中国经济的挑战”这个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将其拆分成“越南对中国每个省级行政区的挑战”，可能更为确切。毕竟中国是一个人口是越南15倍的国家，如果直接等同视之而忽略这种经济上的不平衡的话，确实有失偏颇。

2021年的越南出口额3362.5亿美元，进口额3322.5亿美元。全越南9700多万人口，一个人大概出口3500美元，进口3400美元。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个数字和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做一对比：

对于网民中的普通人而言，“越南的进出口额超过深圳”已经足以颠覆他们的认知，并使他们产生某种恐惧。

这种恐惧在某种因素上来自于他们对深圳这一意象的认知。对于大部分在深圳、打工的普通劳动者而言，深圳象征着工厂、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工作机会——这种工作机会相比在家务农而言，无论是工资还是劳动条件，都显然优越一些。

这些普通劳动者显然明白越南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在他们朴素的认知中，越南正在发展的依靠外商投资的“进口原料——组装加工——成品复出口”行业，和他们所在从事的行业别无二致——他们也在企业家打工、知道自己的零件从外国来，也知道自己亲手组装的成品，要出口到外国去。而越南相对较低的人员工资，则引起了这些人的焦虑——万一老板将工厂搬家了，自己没有了饭碗怎么办？万一老板把自己和越南相比，降低自己的人工怎么办？

这种劳动者对外国同行的情绪其实在太平洋两岸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正如爱尔兰裔铁路工人在19世纪对赴美修建铁路的华工心存芥蒂，或者美国汽车工人在80年代抗拒当时在美国如日中天的日本汽车企业那样。

不过，单就中国而言，对越南的担忧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政府、社会和居民而言，外来投资是一个重要的帮助本地产业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改善本地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为此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多方投入，以各种手段缓解中西部地区不靠海的交通劣势。其中的著名案例包括了重庆、成都开通的中欧班列和郑州大力发展的航空货运。

事实上，这种政策被事实证明是成功的——随着头部电子组装厂的陆续开工、落成、投产，当地以交通换投资的策略，为当地解决了大量的普通劳动者的就业问题，帮助了大量的在外打工的劳动者回到家乡就业——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一家大型的电子组装厂员工的生活需求，足以维持旁边的服务业数万人的生活。

但是，越南的发展可能会打破这个局面——越南相较中国有更宽松的民航政策和相对较好的国际环境，对于渴望投资的中西部省区而言，越南确实是一个对手。这使得对于越南的焦虑从单纯的行业从业者扩大到了中西部的普通人民——越南的发展对投资者心态的影响，可能切切实实会影响他们个人的未来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