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北京至乌鲁木齐
昨晚看《明通鉴》至凌晨1点，朱洪武起于布衣，而得天下，如穷人乍富，时时刻刻担心别人觊觎自己的财富。其残暴阴毒又兼长于宫廷之术，后世惟毛太祖可比。二人出身、功业、性格相近。
洪武帝分封诸王，晋王拜辞凤阳祖陵后，去封国的路上，鞭笞他的厨师。洪武知道了后，怒斥晋王。说自己戎马一生，对手下的将帅十分严格，可二十三年来唯独对自己的私人厨师徐兴祖没有斥责过。
这番话颇值得玩味。不是太祖仁义，杀功臣毫不手软的皇帝哪有什么仁义？只是手下的将帅所图者大，要封妻荫子，要开府建牙。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政治抱负。所图者大，必须要忍人所不能忍。而且跟着老皇帝出生入死的将帅，没有谁是省油的灯，都是些能载舟也能覆舟的主，当然要恩威并使。而厨师独掌自己的饮食，就是个手艺人，虽然也有君臣之分，但更多的是资方和雇佣的工人关系，图的是一份丰厚的薪水，以及而外的赏赐。顶多是告老还乡时给一个虚衔。厨师只管做菜不觊觎实际权力，作为帝王没必要对人家那样严酷。
毛对自己党内的下属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情谊，这好比帝王一样，安能和文臣武将有友谊？因为友谊意味着平等，一旦成为君臣，只有“宠幸”和“疏远”的不平等关系，而毛对党外一些遗老，倒是尊重有加。一则因为他们对权力没有实质性的要求，二则这些人如江湖上的贤达，不是真正在朝，不需太在乎君臣的名分。反能博得个礼贤下士的名声。严子陵不应光武之招，当一个高官，而是回家垂钓，他便可以和皇帝同塌而卧，保留一份帝王龙潜时和其平等情谊。李泌对唐肃宗，方苞对康熙，都是布衣出相，不要编制内的宰相名分，他们是聪明人。这样能最大限度避免体制内君臣的尊卑关系，自己精神更自由一点。说白了，这是给皇帝帮忙而非臣子对帝王尽本分。
想起了圈内一个说法，当记者太久了，切忌再入仕途。当记者时对任何级别的官，都有一种自由的心态，从未把自己当成谁的僚属（新闻单位的上下级关系和官场还是有区别），一旦成为谁的僚属，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转过弯来。一个同行和某市市委书记交往不错，书记来京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后来应那委书记之招，去该市当了个局长，不就觉得不适应，好像当年风趣幽默大度的书记变了。我说不是书记这个人变了，而是你们的关系变了。当年是朋友关系，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说的难听一点是主仆关系。主仆之间只有尽忠与施恩，哪有什么友谊？
毛驾驭党内的高级干部非常有道，威重于恩，而对身边的仆人，和洪武一样，恩宠有加。这就是帝王之术。项羽有妇人之仁，对普通士兵的伤痛格外忧心，可不能给身边文武僚属想要的东西，所以韩信这样的人去楚就汉。而刘邦是个没教养的流氓，年轻人偷鸡摸狗的事情没少干，见了慕名而来的文士，张开大腿大咧咧坐着迎接。可他知道这些文臣武将想要什么，便用“功名”、“爵位”的狗骨头哄着他们好好干活，那些小恩小惠只对没见识的愚夫痴儿有用，有抱负的文武才士，用处不大。
还有一个原因，在侍食、侍寝之人，挨自己太近，帝王的吃喝拉撒和常人无异，他能运筹帷幄，可日常生活离不开这些人，对自己肉体上威胁最大的往往是这样能接近自己的人，因此必须笼络，否则厨师想办法整你，你防不胜防。
我以上说的是安于本分的侍食、侍寝之人，那些不安本分贴近权力拥有者的人，一旦动了政治上的念头，后果更可怕。如古之皇帝的太监，今之生活秘书。因为这些人弄起权力来，帝国框架内预设的制约机制，如对文物大臣准备的监察制度，对这些人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名分上只是皇帝生活上的仆人，不在名列朝班的大臣之内，而实际权力可以借着皇帝的喜怒哀乐无限扩大。因而就不奇怪了，洪武生前最怕太监专权，搞了许多防范措施，甚至选用的生活上仆人大多是文盲，可禁不住他死后的大明，成为历史上阉祸最厉害的朝代。我朝太祖生前最怕秘书蒙蔽自己，身边的仆人警卫也多是识字不多的年轻人。可也禁不住后来秘书擅权之祸。——无他，制度使然！

早晨9：20乘飞机从首都机场起飞，三小时四十分钟后降落在乌鲁木齐机场。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出机场，略觉寒意，没有在北京想象得那样呵气成冰。从机场到住地，一路雾蒙蒙的，乌市的污染实在是惊人。
接待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委，我们住的华都大酒店离乌鲁木齐市标志红山只有一箭之遥，拉开窗帘就能看到红山裸露的岩石。山虽不高，名气甚大。近代以来，这块土地上上演的一幕幕历史剧，红山都无言地注视着。罪臣发配新疆，看到了红山，会稍稍舒一口气，万里流配，总算到了。
下午抽出两个小时去二道桥的国际大巴扎一逛。大巴扎里无非是些新疆工艺品和土特产的集合，顾客寥寥，有些萧条。但巴扎商场外面倒是热闹非凡，一些维族居民正在拉琴、跳舞，自娱自乐。旁观者除了外地游客外，大多数也是维族居民。虽然乌市前两天下过雪，地面依然冰冻未化，可天寒地冻丝毫不影响跳舞者们的兴致。
晚上吃饭时，兵团宣传部和团委的负责人介绍了兵团的性质和现状。对一般的内地人而言，兵团确实有些神秘。前不久兵团搞五十年大庆，一些媒体高密度地对兵团进行报道，兵团才被更多的人了解。

屯田戍边从汉武帝拓疆开土起，就存在了。唐、明、清都有过，其模式大同小异，无非是军屯、民屯、犯屯和商屯几种而已，但在漫长的帝制时代，屯田西域仅仅作为一种绥靖边疆、保护帝国腹地的政治、军事手段，其短视性不可避免，常常和帝王个人的见识、手腕，帝国军力消长关系密切，时兴时废，难免人亡政息，并未根本上解决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控制之问题。汉文明虽然很早就达到这个地方，中央政权也不时对这块地方行使过军事统治，但往往是“风过也”的效果，汉族文明在这块各种文化、宗教交织的地方，并未占绝对的优势。兵团团委的负责人认为，只有中共建政以后，从社会学角度解决了新疆的长期管理问题，一批批内地居民不仅仅是短期的屯田此地，而是从内地征召了一帮女性，使屯田者从纯军事组织变更为普通的村落，随着内地来的常居民人数增加，此地越来越多的人服膺于中华文化。——说到底，居民决定一切。不过我认为，历代王朝并非不想从社会学的角度解决西域问题，只是在王权不下县的帝制时代，朝廷对普通老百姓的控制力有限，很难让其大规模地背井离乡，草根阶层相对有选择自己安身立命处的自由，而党国时代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草根阶层。——这是福还是祸？我不知道。
晚饭后，联系上大学同学白雨，当年毕业晚会上，因为对他敬酒时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四年一直情感不外露的他大哭，一个班只有他去了新疆。不过这些年他干得不错，尤其有关罗布泊的报道影响很大，我说他十年磨一剑。两人谈到汉代以来新疆这块地方的变迁与鼎革，他诧异我居京城这些年，依然如此关心这块地方，建议我写一本有关新疆历代行政长传略的书，这倒是个好建议。可是新疆更是变更千年如走马，西王母安在？周穆王安在？要想客观真实地写这样的书，不但资料不够，才力不逮，还有其他的因素制约。
两人找到一个快打烊的小饭铺，他非得和我喝一瓶白酒。他叫的是新疆老百姓爱喝的“肖尔布拉克”，我记得在初中时，好像看过一篇以此命名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内地青年流离新疆谋生的故事。白雨告诉我，“肖尔布拉克”汉语的意思就是“泉水”。
有泉水的地方便能有人生存。我对他讲起当年之所以填报兰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看过杨镰的小说《千古之谜》，几个北大工农兵学员去新疆寻找精绝王国故地的故事吸引了我，于是我便想去西北，当年来湘招生的重点大学最西边的便是兰大，而没有新疆的大学。于是我的命运因为一本小说便决定了。
我们同学这些年，他才知道我来西北读书的缘由所在，他和杨镰还很熟，不由得感慨人生际遇，往往是电石火光一闪决定了。




11月15日 乌鲁木齐至阿拉尔

上午在宾馆里和西部计划的大学生志愿者座谈，来座谈的大多是在乌鲁木齐服务，乌市的条件并不比内地差，在持续扩招、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今天，能在乌市找到一个工作应当是很不错的。一个毕业于辽宁某师范学院的女孩，通过公务员考试，已经留在兵团办公厅，如果以这样的人做素材，宣传其去西北的奉献精神，显然太牵强了。因此，其他记者纷纷围住这些志愿者采访时，我作壁上观。
中午3点乘飞机从乌市机场起飞，往南疆的阿克苏飞去。起飞后往窗外看，望见博格达峰白雪皑皑。想起了李白的一首诗：“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古诗文中的天山、昆仑等西北的地名，大多可能是虚指，和今日的天山、昆仑未必吻合。不过从云海中看天山，倒是符合李白的诗意。我更愿意相信李白诗中的天山是实指。李白见过天山么？如果按照郭沫若的说法，李白出生于贝加尔湖畔的碎叶城，那么他跟着父亲李客回四川江油老家，应该从天山边经过。不过他那时也就4、5岁，大概还在骆驼背上的摇篮里酣睡，哪能感觉到天山明月的美丽？
恰好我带了一本郭庆藩注疏的《庄子集释》在飞机上解闷。翻开《逍遥游》，读到开篇几句：“。。。。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不觉莞尔，庄子那个时代，只能想象翱翔天宇，想象水击三千里的大鸟。现在真的乘着“大鸟”从天池旁起飞。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翻过天山，降落在阿克苏机场。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果然！阿克苏还不算离首府远距离的一个城市。机场在一片荒野之中，出了机场往阿拉尔市进发，两旁多是密集的钻天杨，杨树的末梢，直指高远而纯净的天穹。——这才是我想象的新疆！
车刚刚离开阿克苏时，经过了几个维吾尔族聚居的绿洲，笔下的风光和《大唐西域记》所描写的相仿佛，平畴千里、沟渠纵横、树林茂密，只是到了冬天，绿色褪尽，隐隐有些萧瑟。偶尔还能看到一簇胡杨林，叶色金黄，在太阳下灼灼生辉。经过一个集镇，看到维族老乡们大多看着四轮农用车，载着一家子往回走，大概是逛巴扎刚回来吧。我也看到内地集镇熟悉的一幕：一群维族巴郎子在路旁围着台球桌打台球，哪怕尘土飞扬、喧闹异常，他们个个玩得很投入。
过了绿洲，便是望不到边的戈壁，只有偶尔的一丛丛红柳显得有些生气，陪同的当地人说，如果夏天来，看到红柳花开，才漂亮呢，密密麻麻的红柳簇拥在一起，顶上如血染似的。
到了多浪水库，当地人说，离阿拉尔不远了。多浪水库是农一师在50年代“人定胜天”的产物，包括胜利水库等三个水库，都是兵团人在此地截住塔里木河，使戈壁变成了良田。可我不由得想起，人为地截住这条中国最大的内陆河，那么塔里木河下游怎么办？因为是枯水期，水不多，大块大块的滩涂露了出来，长满枯黄的芦苇，偶尔还有一只水鸟飞起来。
下午7：30，车停在一幢四层楼前，看上去是刚盖好的，我们被告知：阿拉尔市到了。这座四层楼，便是阿拉尔市的迎宾馆，夕阳还没有完全落山，楼前是一片空旷无比的枯草地，马路空空荡荡的，楼的后面便是戈壁滩。——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荒凉的城市。
我以为饭后就该歇着了，可还是老一套，和志愿者们座谈。来的志愿者多半是从河南高校毕业的。有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中医学院、信阳中专、郑州牧业高专、洛阳师范学院等高校的毕业生。我采访的阿拉尔市检察院的四个志愿者有三个毕业于河南大学法学院，另一个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通过交谈，我发觉这些孩子大多有些文学性格，说话中不由得带出一股“诗意”，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江湖上浪荡多年变油滑的我多多少少有些惭愧。一个姓王的郑州女孩说，她不觉得来这里当两年志愿者有什么了不起。她说起高中时看过的一个故事：退潮后许多小鱼搁浅在沙滩上即将渴死，一个小男孩一条条将它们捧向大海。一个大人问男孩，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来了，这些数不清的小鱼你救得过来吗？男孩回答说，我能救几条鱼总比一条不救要好。


了


作者：youyu2000403　回复日期：2004-12-3　15:33:00
TI


作者：静娅　回复日期：2004-12-3　15:59:36
砍柴,期待下文ing


作者：十年砍柴　回复日期：2004-12-3　23:23:22
11月16日 晴 阿拉尔市

睡到早晨9：00，才懵懵懂懂地醒来，拉开窗帘，看外面曙光初露，方想起此地比北京晚了2个时区。
早饭后，坐着车去阿拉尔医院，路过宾馆前那块宽阔得叫人咋舌的枯草地，草地中间一些树苗显然栽种不久，空地的最中间，是一栋很时髦的六层建筑，坐北朝南，有傲视群雄的感觉。——因为空旷，六层的建筑物显得很威风。一问，果然这是阿拉尔市的中枢神经——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阿拉尔和五家渠、图木哈克等城市今年1月才建市，依照北疆石河子师市合一的模式，农一师的师长兼任阿拉尔市的市长，此举旨在解决兵团长期的尴尬地位。兵团人常常嘲笑兵团是“四不象”：“像军队，没军费；想农村，有工会；像企业，办社会；像政府，要纳税。”从行政上给师部有了“名份”，至少减少兵团一些孤悬无着落的意味。此举长效如何，还得拭目以待。
随同的官员介绍市政府前面的广场是“亚洲最大的广场”，没有经过调查，不知道此话真假，但据我目测，至少是两天安门广场。我开了句玩笑：你们这不是僭越么？哪能大过天安门广场？过去藩王的城墙绝对不能高于京城，厚于京城。这不仅仅是“八佾舞于庭”，简直是十六佾、二十四佾在跳舞呀。也许陪同者把我的话有点当真，又辩解道：其实，这是个大一点的城市公园而已。——）））
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红绿灯，据说这里马路宽得可以降落战斗机，而车很少，开车上街的人更少。陪同者介绍，市政府车库里闲着几十辆公务用车，就是没有人开。一个通过公务员考试进了市团委的志愿者介绍道，阿拉尔市有三大怪：行人没有路灯多，单位没有楼房多，顾客没有店员多。
阿拉尔市医院是一个略显破落的三层楼，来迎接的院党委书记说，医院马上就要搬迁。阿拉尔市建市后，经过统一规划，医院搬迁到文化教育区。陪同的官员则说，处于市政府大楼南面的医院和其他建筑，都要拆除，都弄成草坪，不再有建筑物。站在市政府大楼的六楼，可以看到南面的塔里木河。
人说兵团是计划痕迹最浓的地方。“计划”有“计划”的好处。想想巴黎或者伦敦，那个决策者有这样的魄力？为了在新建的政府大楼上看到泰晤士河或者塞纳河，一声令下拆除那些旧建筑？中国自古而今，有权势者的审美观好像没什么变化，喜欢空旷对仗、威严整齐，总把自己住的的地方当成太和殿，必须有君临万方的气派才行。如此想想，人家安徽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搞搞阅兵也没什么不对。又想起一则旧典，当年那个开天辟地的伟人就九五之位后，在天安门城楼上说过，希望站在城楼上往南看，处处是烟囱。——大概为了害怕城楼挡住伟人的视线，千年古都美丽的裙边说拆就拆了。——这种思路为何如此顽固？
来医院我们市采访一个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的志愿者。医院党委书记对他赞不绝口。小伙子胖乎乎、笑眯眯的。他来阿拉尔医院之前，医院中医科唯一的中医师调到广东去了，医院的中医门诊名存实亡，他来了以后，把中医科撑了起来。开始同事和病人抱着怀疑的态度，中医要老的好，一个小伙子能干什么？但他是唯一的选择，一些人试着来就诊，一些人痊愈，一些人病情好转，小伙子的名气经口口相传，成了一师的“名医”，一些治好的病人带着朋友、邻居、同事来他这里看病。医院的党委书记特别希望他留下来，甚至忙着在当地给他介绍女朋友。而这个小伙子很有主意，采访的一些记者多么希望他说出一句：“我要留下来，为这里的患者服务。”可他说，医学学无止境，他对针灸骨科特别感兴趣，自己想两年服务期满后，报考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骨科的研究生。——不唱高调而讲真话的小伙子，我喜欢。
应我们的要求，他得做一次秀，去一个病房给一个患者扎针。患者姓方，十几随时跟着父母来新疆，现在三个儿子都在兵团。几十年来乡音未改。搞笑地是，小伙子把让老方面朝下躺着，裤子扒下，在屁股上端的腰间扎银针。——当着许多记者，也别是好些女记者的面，老方不好意思。我又多了句嘴：“别不好意思，在医生眼里，只有生物体；在记者眼里，只有采访对象。”十几个记者拿着相机，朝着老方的屁股“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我笑了，感慨这老方的屁股肯定是农一师第一腚。有个记者动作慢了，没拍着小伙子扎针的动作，问他能不能重新做一次。作为同行，我们都觉得这个要求有点过份，替小伙子回绝了。））
出了医院，在塔里木河畔遛了一圈。塔里木河河床极宽，可现在看不到多少水。岸边长着一棵颗胡杨树。从塔里木河畔我们坐车到了塔里木大学。——塔里木大学刚从塔里木农垦大学改成现在的名字。校方很高兴，自豪地说他们的大学是新疆的三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占地3000余亩，还认为不够，还得征地。——是呀，新疆有的是土地。
下午去了九团，见到一帮老军垦。一个姓董的退休老汉1956年从河南省西平县，和同县1000多名青年来到这儿。当时他初中毕业，算是那帮人中间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兰新线刚修到张掖。他们从张掖坐汽车，15天后才到了阿克苏。休整两天后，汽车载着他们往戈壁里面走。汽车晚上才出发，怕他们白天看到满目的荒凉，不愿意继续往下走。到了一个个连部，便一批批往下卸载这些中原小伙子。——所谓的连部，都是一片戈壁，人都住在地窝子里面。从地底下冒出来迎接他们，好似土行孙遁土一样。老董庆幸他们挺住了，一些人70年代受不了回到河南老家，成了农民，晚年根本没人管。而他们在兵团退休，至少有600至900元的工资。老董因为是基层干部，拿了900来元的退休金，现在每天就是和老乡们聊聊天、打打扑克。他的四个孩子，两个回到了河南，两个留在兵团。
这一路，我对河南人充满了敬意，不论他们因为何种原因来到新疆，是被政治激情动员来的还是因为饥饿不得已而来的，中原的一批批人，到这里生根发芽，养几个孩子，种几十亩棉花，本身就是为中央政府做贡献，也是无形地让中原的文化一点点影响着这片千年来变幻的土地。——据说兵团的电视台都有专门的豫剧栏目。河南，这块人口最稠密、竞争最激烈、浸染中华文化最长久的土地，人们卑微而顽强的活着，像蒲公英一样，撒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这就是苦难的中国人生存缩影，为什么有人要丑化河南人呢？60年代初，河南是所谓的“自然灾害”最大的受害者，一些所谓的盲流仅仅为了不饿死，来到这块广袤的土地，他们并没有要求政府给他什么。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在默默地为政府承担了许多。现在，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垃圾场里，一些河南老乡要求这个城市提供他们的是最少最少的资源，他们靠这一点点资源活着，可为什么还有人鄙视他们、驱赶他们？



11月17日 晴 阿拉尔市至乌鲁木齐

早晨起来，吃过早饭后便把行李放到车上，去十六团采访完毕，直接去阿克苏机场，飞回乌鲁木齐。同行中国日报的小姑娘把手机丢了。原来昨晚她去毗邻阿拉尔迎宾馆的超市购物时，不知何时手机从口袋里滑落。据当地介绍，阿拉尔市“行人没有路灯多，顾客没有店员多，单位没有楼房多。”小姑娘说昨晚去购物时，整个超市空空荡荡，就她们几个人。隔了一夜，再去问售货员，无人说捡到手机。——我安慰她，这就是女孩子爱逛的代价。
十六团的团部在新开岭镇，考斯特旅行车在镇外又被限高的路障挡住了。联系到昨天去十一团、十二团，进出团部，处处有大客车和大货车不能通过的路障，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是兵团的各团部统一收购职工的棉花，价格较低，而职工私下把棉花卖给外地的商人，大概价格要高一些。为了控制外地商人私自近来收购棉花，各团便如非典肆虐时一样，处处有路障。一问当地陪同人员，果然如此。
由于记者要兵分两路下去采访，当地提供的一辆车显然是囚车，带着警灯，车身刷着“司法”两字，车窗都焊接着铁栏杆。一些记者听说是囚车，纷纷上了这辆车，想体验一下。联想到北京开了一个监狱饭店，店内的装饰都仿照监狱，前来就餐的人络绎不绝。人大概心底里对任何事物都有尝试的欲望，哪怕包括丧失自由。昨天另外一个团领导坐的车也是监狱系统的警车。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当地团部和监狱的亲密关系。后来一问，整个农一师十四个团有十个监狱，大概有押犯2万余人，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十四个师，那会有多少犯人？再加上新疆自治区监狱系统关押的犯人，整个新疆土地上犯人的确切数字又是多少？恐怕是个惊人的数字。这再次佐证了新疆自古是罪犯谪戍之地。
古代的军屯是军队战争之余垦荒屯田，民屯则是内地招募失去土地的流民屯田，犯屯是将罪犯流配边疆荒蛮之地屯田，新疆兵团可谓是这三种屯田的集大成者。
我们先到三连采访了信阳农专毕业的志愿者李代用，她是前天晚上采访的九团志愿者郭建英的同学。十连的另一个志愿者是毕业河南牧业专科学校的祁兴飞。——在农一师采访的志愿者中间，一多半来自河南，而陪同我们的采访的几位师市官员，好几位是祖籍河南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军垦人，而那些退休的老军垦，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南。这让我对河南中原这个大省的人生出一种敬意。也许他们来新疆、进兵团，是因为河南的人多地少，竞争激烈，为了生存才别井离乡，但客观上改变了新疆居民的结构，和其他地方的军垦人一样，使汉族文化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最深入、最广泛地扎根在这块长期统治者变更、当地主流文化不断变幻的土地。虽然我不是个大汉族主义者，但自己所属的民族，以一种柔韧的力量不断地、渐进地从中心向外扩散，而不是靠血与火的战争，我隐隐有种庆幸感。尽管这种庆幸可能有辛酸的故事，如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些媒体以猎奇的眼光将当年的湖南、山东等地的女青年被征到新疆的故事挖掘出来，而主流宣传基调是这些现在大多儿孙满堂的老太婆当年所谓的奉献精神。可这种奉献最初的建立在瞒与骗的基础上。因为新疆就地戍边的将士大多是老光棍，军队和政府便到内地以征女兵的名义号召一些高中、初中毕业的女孩去新疆。在政权刚刚变更的50年代，军队无疑是年轻人梦与理想最集中的寄托处。这些女孩怀着花木兰的梦想来了，可是到了这里才明白她们来真正的作用是给人当老婆。个人没有任何的选择权利，在远离故乡的戈壁沙漠中间，在高度组织化吞噬任何个人主张的体制内，她们只能象羊羔一样，按照军官的级别、从军年限分配下去。我有时想，这和我们贬斥的日本二战时军队慰安妇的制度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人家是临时性、对象多样的慰安，我们是长期性、对象固定的慰安。人家的慰安是由金钱交易，除了强迫朝鲜、中国一些妇女作慰安妇外，一些日本女人是自己情愿来慰安，将湘女、鲁女配给军官，强迫的程度多大呢？
当然，当历史的长河流到今天，一些夫妻相依为命，子女满堂，你可以宣传他们的幸福，也可以宣传当年他们的青春奉献，但这一切掩饰不了欺骗加强迫的历史事实。我想起了几年前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老光棍师长石光荣革命成功进城后，看上了读书识字的小家碧玉褚琴，而褚琴喜欢的是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文工团另一个知识分子，对大老粗石光荣根本没有好感。石光荣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对女孩软硬兼施，终于把人家娶了，有了三个孩子。到了耄耋之年时，电视剧宣传了这对根本不是平等自愿结合的夫妻白头相守的幸福。似乎一次强迫占有是强奸，可强奸被习惯后，变成长期占有，结局甚至被人看成一种幸福。
我们的生活中，何尝没有这样的现象？用结局来证明当初荒谬错误的开始之合法。只要是绚烂的果实，哪怕生长在毒树上依然会被人用来显示秋天的丰收。
就在同行的记者围绕志愿者盘问时，我觉得意思不大，这些人刚来几个月，能说出些什么来？看到连部旁边一块菜地里，一对老头老妪在翻地，我离开了大部队，走上前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叫王金玉，1925年出生，山东青岛人。而他旁边的老伴怎么看也就65岁左右。年龄差距这么大什么原因结合在一起呢？老人对我讲起了他的身世。
1951年，老王当时还是个26岁的年轻人，结婚了已有一个男孩。因为和某偷盗团伙的几个成员是朋友，一个人作案后逃到他家，他收留了两晚，公安将盗贼抓获后，他也被牵连，被遣送到新疆劳改。当时知道今天，进入人生暮年的老王都没见过判决书，也不知道自己被判了几年。反正单位和家人只知道王金玉犯了错误，发配新疆。不久妻子和他离婚，儿子由他的姐姐抚养。
来到新疆后，他和天南海北的劳改人员一起上天山伐木，修水库，干超负荷的劳动。老王表现积极，而且一次在劳作中，一位排长和三位队员掉进湍急的流水，老王舍命将他们救了下来，因此算立功，变成了改造积极分子。1956年被解除劳改，在当地安排就业。谈起早年的高强度劳动，老王心有余悸地说，自己算是捡了条命。在修阿拉尔附近的几座水库时，和他在一起的劳改人员一大半累死或者饿死了。
老王现在的老伴是四川渠县人，1975年丈夫因公伤死了，而她自己有五个孩子，一男四女，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一岁。顶梁柱没了，看到嗷嗷待哺的孩子，她一筹莫展。这时候在新疆谋生的同村一位老乡回来探亲，看到她家的惨状，劝他说，新疆兵团里有许多男人没有老婆，而且那里土地广阔，容易活命。女人把两个大孩子放在四川老家，带领三个小的来到兵团。
可是要娶一个拉扯5个孩子的寡妇，确实需要勇气。一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愿意娶这个女人，她和三个孩子陷入生存的窘境，——她从四川来新疆的路费钱都是借的。这时候有人找到了50岁仍然鳏居的老王。对他说，别看这女人孩子多，可是能干，娶了她你绝对不会后悔。就这样，两个苦命人结合了。全家开始都是靠老王一个人工资生活，后来四处托人，才把几个孩子的户口迁移到四川。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两个老人相依为命，星期天的时候，老太太骑着三轮车，载着老头去团部逛街。谈起这段婚姻，老王很满意。他不好意思当着老伴的面夸老伴，只是一个劲地说：四川女人真是能吃苦，也能干。女人的大儿子、大女儿也来到新疆，现在都在阿克苏承包果园。老太太一脸得意地说，我们四川人就是勤快，同样的果园，到了我儿子的手下，就不一样了，就能赚钱。七十年代后期，王金玉寄养在姐姐家中的儿子也和他有了来往，儿子很争气，后来当了青岛市委的一个处长，可惜走在他的前面，去年50多岁时就患癌症死了，嫡亲的孙子已经上大学了。老太太的三女儿跟着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哥哥到了青岛，最后嫁给一位北海舰队的军官。四女儿随着母亲刚来新疆时，大病几次差点四了，女人实在养不活她，就问谁要孩子，给了一对没儿女的上海夫妇，最后随养父母回到上海，现在邮政局工作，女婿在公安局当警官。最小的女儿留在农一师照顾父母。
老王80了，仍然不改山东汉子的暴烈性格，讲起他的冤屈、以前某些团干部的腐败和霸道，一脸的气愤。他征询记者的意见：你说我一辈子就这样给扔到新疆，什么判决书也没有，没给我任何说法就让我在这里呆了一辈子，我要去北京上访的话，该找谁？
我安慰老人：大爷，你知足了吧。现在还有600来元的退休工资，自己和老伴儿身体都不错，儿女也孝顺。想想那些和你一起修水库而累死的人，你是最有福气的，他们的骨头早就成了灰。你这点事，搁在自己身上，冤屈得不得了，搁在全国算什么呀。北京上访的比你冤屈的多了去了。你去上访，不会有个什么说法的。你想想呀，你这委屈，是老毛带来的，现在老毛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都快30年了。
他迟疑片刻说：你这个腔调，和我上海当公安的女婿说法一模一样。老太太接过话茬说：就是么，我也是这样劝他，说他命大福大，七老八十的人了，还有啥子想不通的呀。
由于还要去下一个点，司机按喇叭催促我，我只能和老两口道别，老人好不容易逮着一个很远很远地方来的人倾诉往事，看着我走了，很是依依不舍的神情。回望菜地里的老两口，想想人生真是无常，扔到哪里都是一辈子。
接着我们参观了团部一个纺纱厂。新疆的棉花质量很好，特别是农一师，号称“长绒棉基地”，师所属的棉花研究所，很多科研成果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 可是还有几家棉纺厂都不景气，倒闭了。现在主要是给东部棉纺企业提供原料。——产业链最初的原料提供者总是最吃亏的，但是没有办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竞争时，最大的利润只能给发达地区赚取，这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必经之路。
在农一师采访时还有一件趣事：因为我们此行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前来，除了采访外，还应该做点“志愿服务”什么的。可这样走马观花，能干什么呢？领队提出捡一次棉花。说白了，就是“秀”一次。这帮乌合之众，四五个人加起来捡棉花还抵不上一个河南、陕西棉农。
可关键在于“秀”，我们戴着白帽子，系着专门的围裙，硬是“玩”了20分钟的棉花。一些都市里长大的女记者，兴奋得那个样呀。真得让她们当一次刘兰芝或者小白菜那样的童养媳，每天打水、纺纱、纳鞋底，时不时让婆婆喝斥。看她们还能不能体味“劳动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