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中，定性吴英有罪，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

（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这四个条件中，吴英有两个条件都是不满足的，因此吴英是无罪的，其实只要有一条不满足，就可以定性为无罪释放了。

而且这个司法解释中还有一个注解：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这点上看，高院对于司法解释这块，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解释和考量了。首先，明确的是：亲友，单位内部，属于特定对象，无罪的。而“朋友”这个概念，则是完全是非常模糊的概念。

朋友，这个概念在司法意义上没有明确的说明，比如说：

我在K歌的时候认识的人，关系不是很铁，算不算朋友？
我A朋友介绍认识的B先生，算不算朋友？
我和A原来是朋友，我们两个后来翻脸了，法律上还算不算朋友？
我和C先生在网上聊得很投机，但是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算不算朋友？
我和D先生因为我高额利息集资认识的，我们俩算不算朋友？

由此可见，朋友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法律意义上，就无法进入审判的依据了。如果朋友这个概念不定性，则审判的时候就很麻烦了。

我说此人是K歌的时候认识的。法官说：你俩关系不够铁，不能算朋友。
我说我和B先生说朋友。法官说：这不是你直接认识的，不能算朋友。
我说我和A先生是朋友。法官说：你俩后来翻脸了，不能算朋友。
我说我和C先生是朋友。法官说：你俩没见过面，不能算朋友。
我说我和D先生是朋友。法官说：你俩的关系是因为利益而走近的，不能算朋友。

这朋友的观念，如果不确定，则法官就可以乱来冤枉人了。从吴英案中，官府也有这样的歪理。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因为高利息集资而认识的，不能算朋友。集资认识的朋友，怎么就不是朋友了？法律规定过朋友必须是纯洁的关系才算的么？可见，浙江法院的法官是很有歪理一套的。

如果朋友这个概念，不厘清的话，则审判的时候，依据就非常难以确定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才算朋友呢？K歌认识算不算？因为集资认识算不算？所以，在厘清人与人关系上，高院并非没有考虑到，而且是考虑得非常充分。

高院因此加了关键的一条内容：通过媒体宣传建立的关系，则不能算朋友。

也就是说：这个E先生，是我通过媒体宣传，他这个送上门来我认识的。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朋友。E先生就是属于“不特定人群了”。

从吴英案看，吴英并未进行公开的媒体宣传项目，因此无论多么不纯洁的关系，此案相关人都是属于：朋友关系。因此吴英是冤枉的。

从非法集资的角度看，当年的“万里大造林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非法集资案例，集资人的关系建立，都是通过媒体广告建立来的。


有人又要问了：

照你这么说，我只要吃得开，认识的朋友多，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问他们借钱，反正亏了公司是有限责任，老子就倒闭算了。老子抹抹屁股走人，反正亏的是朋友。这样都没有罪的话，我岂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你这个法律岂不是给我当了“挡箭牌”？

对！你说得没错。吴英和温州的诸位老板们，就是这么干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底线在，温州老板们才敢如此高利息的借钱，反正公司倒闭了，亏的是别人的钱。甚至还有更为下流的，借钱给他们的企业，最终免不了倒闭的命运，而他们自己甚至从自己的公司里面掏了不少钱出来。（不过这个不是非法集资性质，而是属于盗窃公司财物罪，我相信吴英也是有此行为的，而应该另案起诉。）

任何法律都有空子可以钻。钻法律空子是道德问题，而非上纲上线的法律问题。且法制社会的建设的目的，就是让法律成为每个人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