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华？史前万年，食谷磨器弄瓦人

（一）学者郭伟民曾论述湖南澧阳平原是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

著名学者郭伟民在其著作《湖南史前时代的考古学观察》认为，湖南史前社会的进程，与该地区地理环境、自然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湖南地处长江以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温暖湿润。平原地区湖沼发育，山岗河谷水陆皆宜，具有良好的动植物成长的生态环境，也具有丰富的动植物种群。这样的环境能够提供充沛的资源，对于早期人类来说最适宜从事采集、渔猎活动。

湖南境内的远古遗址历史悠久，目前境内已发现300多处旧石器地点，这些地点分布在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平原。湖南旧石器的风格，整体上表现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技术传统。但至少存在两个具有独自特点的区域性文化类群，即分布于湘北以澧水中游为中心的“澧水文化类群”和分布于湘西以沅水中游为中心的“水文化类群”；这两个类群均有着各自不同的阶段性发展序列 :澧水文化类群为虎爪山文化—鸡公垱文化—乌鸦山文化—十里岗文化，起于距今50万年，迄于距今1.5万年；水文化类群为二卵石—岩屋滩—长坪文化，起于距今20万年，迄于距今2万年。在澧水文化类群调查发现的遗址或地点达200余处。

距今10000年或是更早，包括湘南在内的南岭地区率先发生“新石器革命”，其中以广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为代表。玉蟾岩遗址最早发现于1984年，先后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玉蟾岩遗址最重要的发现是有陶片发现，这些陶片的测年数据多数集中在距今18000年前后。玉蟾岩遗址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水稻，一共发现11枚稻谷。

研究表明，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稻谷是介于普通野稻与籼稻之间，兼有野、籼、粳特征的演化早期的原始栽培稻类型。除了上述遗物，玉蟾岩遗址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骸。玉蟾岩一类遗存在湘南地区还有不少发现，如白公岩、三角岩、后龙洞等，大致都与玉蟾岩的年代与文化特征相似。

澧水流域澧阳平原也发现了不少由新石器时代向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其上限不逾十里岗文化，下限早于彭头山文化，年代范围大致为距今1.5万年至距今1.2万年之间。石制品形态均为小型或细小石器，或以小型石器为主。这个时期的临澧华垱遗址和澧县宋家岗遗址就发现了陶片。华垱遗址陶片出土于红色网纹化土中，陶片夹砂，表面粗糙，饰有绳纹。宋家岗遗址则经过试掘，在彭头山文化堆积层之下，地层也有网纹化的特点，同样是细小石器和陶片共存。华垱遗址的陶片测年在距今13000年左右。

湖南远古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的史前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悠久的旧石器文化传统使得湖南有着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完整链条，也使得湖南出现具有典型特征的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彭头山文化。目前，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洞庭湖地区澧阳平原的谱系结构最为完整，这里也是中国旧石器—旧新过渡—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最完整的地区。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序列为：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肖家屋脊文化。这个序列的年代为距今10000—3800年。

从澧阳平原分布的旧石器遗存来看，旧石器时代整个时期，澧阳平原及其附近就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已经开始在大河平原上定居下来，那时的人们从事采集与渔猎。湘南地区以玉蟾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中，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可以推知当时的人们也从事类似的活动。采集和渔猎，即使在新石器时代，甚至后来的历史时期，都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辅佐。在过渡时期，农业便已出现。农业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但如果用“革命”一词来概括新石器时代的出现，未免有点牵强，因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采集狩猎经济向稻作农业的过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是突如其来的质变，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长，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

在湘南及南岭以南地区，虽然水稻出现的年代早，但成熟的稻作农业出现得相当晚，基本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后，而在湘北洞庭湖一带，稻作农业成为一定的规模在彭头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彭头山文化时期，洞庭湖地区特别是澧阳平原出现了长江中游第一批村落，这些村落或位于湖沼之滨，或立于丘岗之上，反正是在临水的台地，就近有丰富的水产资源，既适合居住，也适合生产。彭头山、八十垱遗址附近即是古河道，居住生活区位于河边的岗地。八十垱遗址居住区的周围掘有壕沟，壕沟与古河道相贯通，这样既利于给排水，又具有一定的防御功能。

彭头山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一判断基于四个方面的证据：第一，八十垱遗址一处仅1平方米的地点出土上万粒稻谷，说明当时的稻作经济农业已经能够生产足够的粮食；第二，在八十垱聚落的西侧发现了不少类似仓储式的建筑遗迹，这些建筑的基础为圆形，多半是架空的干栏式建筑，其形态与特征，以及周边的共存物等证据均可指向这类遗存属于仓储性质；第三，八十垱聚落出土的水稻，其性状特征已经脱离了野生稻的范畴，具有古栽培稻的特征，这也说明当时的稻作农业有了一定的规模；第四，八十垱遗址还发现了可能是水稻田的遗存，更丰富了这一判断的证据链。

自彭头山文化开始，洞庭湖区就成为湖南的粮仓，也是长江中游的粮仓。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经济支撑起一个富裕而强势的社会，文化和人群也随之不断向外扩散。彭头山文化晚期，整个洞庭湖地区都是该文化的分布范围，彭头山文化还不断北进，扩张到了长江沿岸的鄂西峡江地区，宜都城背溪、枝城北等遗址发现的城背溪文化遗存，即是彭头山文化向北扩张的产物。

到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遗址城壕里出土了大量的水稻遗存，经研究，这些水稻的绝大部分都具有栽培稻性状。这说明经过长时间的驯育与进化，湖南史前稻作完成了历史性转变，水稻的生产和种植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水稻，是与其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这个具有城池性质的大型聚落，其城内与城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城乡分野。社会分工进一步显现，或已出现食物分配和交换，这显然是早期贸易的萌芽。

如果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看，城头山是见证文明发生的首善之地。史前文化万年以来的孕育，终于长出了文明的花蕾。城头山一期城墙和城壕始建于大溪文化一期，这时期的城墙和城壕多数地段是将原来汤家岗文化的环壕填平，在其外围开掘城壕，城壕挖出来的土，就近堆筑在壕的内侧，形成城墙。这样的墙、壕所形成的高差，最高可达五六米，成了名副其实的城池。城头山古城是环壕聚落数千年积累和发展的结果，是稻作农业文化所支撑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矗立在大地上的古城，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道醒目的里程碑，把文明和野蛮区别开来。

鸡叫城城壕聚落群则见证了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里聚落的演变与城头山如出一辙。彭头山文化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说明当时是一个村落，但很普通，甚至还可能无法与彭头山、八十垱相比。大溪文化时期这里也有人居住，到油子岭文化时期则村落扩大，人们在此挖掘环壕。后来，人口进一步增殖，聚落规模扩大，因而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人们开始建造城池。城池建造后不久，城内开始大兴土木，在城内的西南部建造了大型木构建筑，这是百年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史前大型木构建筑基础遗存，它的发掘和发现，反映了当时对劳动力、资源的控制和工艺技术已经达到了当时最高的层次。

进入屈家岭文化时代以后，以湘北地区为源头，在鄂西地区出现了一波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出现大量屈家岭与石家河文化的古城，这批古城的数量之多，遗址之密集，分布范围之广大，都是世界上任何地区无法比拟的。在距今5000—4000年间，湖南湖北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城市群，涵盖了湘北与整个湖北地区，显然已经融合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了，这个时期正处在中国的三皇五帝时期，那么这些城市群有无可能跟中国的三皇五帝有着密切的联系呢？

（二）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的起点是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华垱遗址

我们中国人立国称中华，中国人的祖先，据说来自华夏族。周朝人认为自己的祖上是夏朝贵族周弃，与夏文明有直接渊源，周代中原诸侯都自称诸夏。明代朱元璋北伐时曾有《谕中原檄》：“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最早提出了中华的概念。

但什么是华，什么是夏，中国历代学者都解释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梳理中国古文献，寻找华字的意义与起源。

《路史》载：“伏羲……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尝暨叔嫟，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跧之。意有所动，虹且遶之，因孕。十有二岁，以十月四日降神，德亥之应，故谓曰岁。生于仇夷，长于起城，……伏羲葬南郡，在襄阳。”其它古文献《诗含神雾》、《孝经钩命诀》及《帝王世纪》诸书，均有是说。但《诗含神雾》却以华渚为雷泽。

《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华阳”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为梁州。”意思是说梁州北至华山之阳，西至黑水之滨。东晋时期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唯天有汉，鉴亦有光。实司群望，表我华阳。”且注释说将汉水作为华阳地区的标志。

《华阳国志》认为自己所记地区为《禹贡》九州之梁州，其地因在华山之阳、汉水之南而得名为“华阳”。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此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考证翔实，史料可靠，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

根据梳理古代文献，华是远古帝王伏羲氏与神农氏的故乡华阳。最早的华可以追溯至伏羲氏时代，伏羲之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名伏羲，生女名女娲”。因此华胥氏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母，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是华夏子孙的繁衍之根。那么这个华胥之渚究竟在哪里？在早于伏羲氏的时代，哪里的遗址最具有文明起源的动力？我们何不把目光投向中国文明的重要源头澧阳平原？

澧阳平原新石器文化的起点是万年前的华垱遗址，它位于常德市临澧县新安镇华垱村一组，这个华垱村碰巧是以华字来命名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记得年轻时看香港电台的节目，看到大家都称呼刘德华叫瓦仔，当时有点懵，后来才搞清楚粤语读音中，华的读音就是瓦。考虑到华垱遗址是澧阳平原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说文》：“瓦，土器已烧之总名”，所以瓦即陶器。一个最早出现陶器的地方被人称之为瓦垱，即华垱，可能就不是巧合。

华垱遗址遗址埋藏于澧水北岸的一条岗地上，该岗地在上世纪因砖厂取土，遗址而遭受严重破坏，仅在村级公路基面之下有面积不大的残存。2007年野外考古调查时，在遗址剖面的网纹化土层中采集有多件陶片。华垱遗址的陶片测年在距今13000年左右，这是澧阳平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5、G6时期均发现有人为堆筑近生土的土垣状堆积，分别作为这二期灰沟的部份沟壁。类似的多次人为堆筑沟堤的现象，在此前发掘的八十垱、汤家岗遗址都有发现，这代表的其实是中国城市起源的前夜。

根据《诗含神雾》里的说法，华胥之渚又叫雷泽，或者说，位于雷泽之上。雷泽在哪里？与澧阳平原、澧水流域有关系吗？粤语读音中，澧的读音就是雷，有无可能，澧水就是雷水呢，远古时代，澧水流域在水位很高的时候，是可以成其为雷泽的。

我有次听一个解字专家红字女士的讲座，她曾谈到，瓦乡人其实是华族的一支，娲音来自瓦，女娲就是是瓦乡人的祖先。原来瓦才是华，才是女娲。现在的瓦乡人主要居住在湘西地区，离澧阳平原不是很远，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宋祖英就是出自瓦乡人这个族群。

这里几乎出现一个十分奇异的证据链，强烈暗示伏羲女娲的出生地华胥之渚，与一个名叫瓦乡或者华垱的地方关系十分密切。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伏羲女娲时代的华胥之渚就在华垱遗址处，事实上华垱遗址的年代要比伏羲女娲时代早很多。

对比华垱遗址和彭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两者特征相似，表明有很强的联系，专家认为华垱遗址应是是彭头山文化的一种早期形态。其实澧阳平原的古文化遗址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器特征就与彭头山文化石器形态亦有明确的承继关系。至彭头山文化中晚期，其中一支向北发展，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的出现，或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的主体因素当是来自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

我们知道城背溪文化是大溪文化的前身，而大溪文化在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城市群的起源中发挥过十分关键的作用。这些城市群的出现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以及华垱遗址都有着极深的渊源。如果最终能认定云梦江汉地区的城市群与三皇五帝有关的话，则确认华的起源与华垱遗址有关也就顺理成章。

笔者倾向认为，华是族称，其实是一个长腿的地名，一直随着华族人的扩张迁徙而四处搬迁，伏羲氏时代的华胥之渚未必在华垱遗址处，这个华胥之渚与炎帝的出生地华阳也不一定是一回事。但是从概念上来讲，华胥之渚，炎帝的故乡华阳，以及《华阳国志》里记载的大禹之国华阳，很可能同出一源。

《说文》：瓦，土器已烧之总名。古时瓦器最早不作瓦片砖瓦用途的，古人房顶用上瓦片已经是战国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古时陶罐叫做瓦罐，古人造房子是杆栏和窑洞然后才夯土，有了土房离砖瓦还很远呢。瓦最初不代表瓦片，而是陶器，所以湖南澧县的华垱遗址，最初的意思，其实应该是瓦垱。

《说文》又认为瓦字的象形，象两瓦咬合之意。瓦字的最原始的意义，其实有牙齿咬合的内涵，表达的是互助合作理念。瓦的字形没有砖瓦内涵的，所以最初并不是指砖瓦，强烈暗示是一群懂得团结互助的人发明制造了瓦器。咨询语音专家，瓦字的远古读音，似乎应该是雅，就是牙。雅字从牙，牙鸟组成雅。三千多年前陕西周原的周人自称自己的语言是雅语，其实就是一种瓦语，即华语。

瓦就是后来所说的华，因为后人失去了瓦的源流，用华代替了瓦字，女娲就是证据了，娲取瓦音无疑，反过来也可以是女雅，雅女是也。华夏，可以说是瓦夏，雅夏。瓦罐应该是指雅罐，美丽的罐，一万多年前，当时美丽高雅的罐，非陶莫属，所以瓦等义于陶。瓦罐就是雅罐，瓦人互助合作生产之罐。

瓦互一个字形。《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话：“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这个互人，有可能是瓦人的误写。说文，互是两手互握也，曾经被释读为一个字形。

在人类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瓦是一种非常先进文明的理念。分析瓦器，女娲的源流，理解的瓦字其实是牙齿咬合的意义，所以瓦字取音牙，因为牙要互助，上下牙合作互助才能完成动作，因此牙字也赋予出了互助合作的理念。

《字源》：雅字从牙。我认为，瓦人的起源，跟我们人类曾经崇拜牙齿也许有很深的渊源。因为人类是唯一的童年换牙动物，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自我意识的觉醒，很可能是从自身的换牙功能开始的。用这个观点，也很好解释考古上发现的世界上分布广泛的拔牙习俗。

1959年发掘的大汶口新石器时期遗址，共发现11个男性头骨和20个女性头骨，其中有7个男性（64%）和16个女性（80%）的牙在生前被拔去。无独有偶，后来发现的同在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也发现了大量的人工拔牙的例子。而且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拔除的都是上颌侧切牙。为什么？牙齿有病、受伤，所以要拔？那么多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不可能都在同一颗牙上出毛病。同样的理由，外伤受损更加不可能。所以，剩下的只有一种解释——习俗。

宋《太平寰宇记》记载，西南少数民族中的“僚”（应该是现在的仡佬族）的女子，在长大后，会拔掉“长得像狗牙一样的”上牙，作为装饰（长则拔去上齿如狗牙，各以为华饰）。事实上，也有拔尖牙的，在日本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中，所发现的大多数头骨尖牙都已拔除，有的还把上下左右四颗全部拔掉，更有甚者把下颌六颗前牙齿同时拔掉。

根据后世对于中原周边少数名族风俗的记载，拔牙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结婚的时候，要敲掉两颗牙齿，表示自己已经成年，可以谈婚论嫁。这种习俗一直到近代，在台湾的原著民中都还出现过。在贵州的仡佬族，在女子嫁人前把牙拔掉，怕她克夫，也是要把她身上比较野蛮的东西给去掉。还有在父母去世时，子女打掉牙齿，放在父母的棺材里，是为服丧而拔牙。

另外，也有出于实用目的拔牙的：春秋时，有国家规定，没换牙齿的人不能参军，所以有人就拔掉乳牙，去报效国家。中原地区的拔牙习俗除了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之外，到了夏商周开启封建时代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了。这很可能与文明的开化和医学的发展有关。

所以，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拔牙习俗，几乎都是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我们也只能从中推测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拔牙习俗产生的动机了。事实上，除了之前提到的中国和日本，美洲、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古代的法国、英国都有类似的拔牙习俗。看来，对于这硬邦邦的牙齿，古代的各国人民反映也是比较一致的。

日本学者春成秀认为，拔牙主要表示三种意义：一是成人拔牙，表示加入成人行列；二是婚姻拔牙．表示获得成婚资格；三是服丧拔牙，表示近亲死亡。这种推断，与我国古籍的记载大体吻合。如《博物志》云：“僚妇生子既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这当然属于成年拔牙。《黔书》云: "女子将嫁,必折其二齿,恐妨害夫家也",这显然属于婚姻拔牙。《炎徼纪闻》云： “父母死, 则子、妇各折其二齿投棺中, 以赠永诀。”无疑是服丧拔牙了。

我认为，任何影响深远的习俗，只可能起源于实用。拔牙是远古习俗，我想各国文献对其记载和解读可能有误会。例如说，成年拔牙，有无可能最初是儿童换牙时期拔除乳齿，是为了让牙齿长的更好看，换牙期拔除旧牙的孩子可以长得更好看。

我国春秋时有国家规定，没换牙齿的人不能参军，所以有人就拔掉乳牙，作为已经成年的证据，争取参军去报效国家。说明古人认为换牙就表示孩子已经成年，另一层意思就是可以繁育后代了。也许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习俗，部落中每个孩子会将自己换掉的牙齿保存起来当挂饰，作为成年的标志。

古时孩子婚龄很早，换完牙就代表已经成年，才可以婚育。古时没有时间，判断孩子是否成年，主要是看他们换完牙了没有，换牙的标志要看他们身上有没有牙齿挂饰。脱落或拔掉的乳牙不会扔掉，而是作为孩子的随身挂饰，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牙为骨之精髓所聚为至贵之物。远古时代的人穷，那时还玩不了玉器，以己身之至贵之物赠送亲人（丈夫、父母等）为礼，为最贵之礼。

人类使用陶器的历史早于磨制石器时代，在没有磨制石器的日子里，爱美的人们已经懂得佩戴各种装饰，例如花朵树叶等等，但人类能佩戴的有价值点的挂饰，也许只有自己的牙齿。

一万多年前，人类普遍生活贫困苦难，身边原无什么有价值的身外之物，而牙齿发辫受之父母，因此人类格外珍惜所以随身携带，作为挂饰。由于人类是地球上唯一的有换牙功能的动物，因此崇拜牙齿，能增强人类对自身是万物之灵的信心，以及战胜困难的勇气。

古人服丧陪葬之女的牙齿，也只不过是子女将作为自己的挂饰的牙齿陪葬，拔掉的绝非健康好牙，而是孩子长期保存下来的换牙期脱落或拔掉的乳牙。这些牙齿是他们长期佩戴的挂饰，所以通常会在父母去世后拿来陪葬。

所以佩戴牙饰，在远古时代，有其非常明确的实用与信仰目的，是非常文明的行为。这些懂得保留自己乳牙作为挂饰的行为，被视为高雅，说明古人对人类特有的换齿现象的崇拜。

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人们随身的挂饰替换成了珠宝玉石，但有些边缘部落，仍然保留了部分崇齿习惯，并衍生出来一些奇异的拔牙习俗。

最早的陶器之所以要称为牙，也许正是因为这群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发明了陶器。佩戴牙饰的人发明了陶器，因此这种新生事物就被人称为了牙，或瓦器。

（三）中国黍作与稻作同时起源，但陶器发明城邦出现与稻作民族关系更大

世界陶器的起源，其鼻祖就在中国的长江流域，陶器的起源与磨制石器的出现究竟谁更早，目前考古界尚无定论，但新石器遗址的出现与陶器起源，似乎与中国南方种植水稻的族群有关。

中国学术界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中国的稻作起源，越人早于汉人开始种植稻谷。我认为，越人汉人的概念太模糊，不准确，我不打算在我的书中引入越人的概念，而是引入现代分子人类学里基因图谱来定义水稻民族。根据我的研究，早期世界上种植水稻的地区，与一种父系DNA单倍群O2-M268的分布是高度吻合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用父系DNA单倍群O2-M268来定义水稻民族，目前这些族群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老挝、泰国、柬埔寨，日本、韩国以及印度。

在分子人类学中，父系DNA单倍群O2-M268又属于大O系，之前关于O系族群究竟是起源于南方和北方一直有争论，新的证据倾向于O系起源于中国北方。在距今3万五千年前，现代的QNOR四大单倍群还是一家人，他们分开的地点在中国北方，换言之，O系肯定起源于中国北方。

起源于北方的O系里面的两支O1和O2，他们在距今两万年前率先越过长江，经湖南到达珠江上游。O1一直在有水的地方捕鱼，O2则选择种植水稻。O2应该是世界上最早的定居民族，而留在长江北岸的O3-002611，他们种黍，也早早过上定居生活。我认为稻作与黍作几乎是同时起源的

尽管考古证据上稻作起源比黍作起源时间略早，黍在考古上没有发现超过万年的实物，但有些人们加工黍米的工具时间可是非常早的。我认为是因为黍的粒小质柔，保存上万年是很难的。考古发现北方有一种磨盘磨棒，据信是用来给黍米去壳的，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早在距今2.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我国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不规则的石质研磨工具，并在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阶段发展到顶峰，形成形态规整、制作精良的磨盘磨棒组合工具。

说明黍作的出现，可能比我们认知的时间早很多，我倾向认为稻作与黍作是同时起源的，说明O2与O3分开前，他们只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就是釆集食用植物种子，还没有开始农耕过定居生活。O2与O3分开后，留在长江以北的O3才学会种黍，来到长江以南的O2则学会了种稻。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东亚地区万年以上的，能发现陶器的遗址就已经没有多少，这些族群的扩散范围，似乎与分子人类学上的O2单倍群的迁徙吻合的非常好。巧合的是，后世发现拔牙习俗的民族，其主要血统构成正是O2。

我们来看看单倍群O2的迁徙路线，从O2迁徙图来看，其迁徙的起点似乎就在湘南。以及珠江上游广西地区，他们最初沿着湘江北上到达长江中游，再顺着长江东下，到达安徽河南山东陕西，再到韩国日本。除了北上的，还有南下的，去了老挝泰国柬埔寨以及印度。

事实上，O2就是最早完成了对整个东亚地区殖民的民族，其离开广西、湘南的起始时间超过两万年，这两万年内，整个东亚地区发生了什么？陶器发明，磨制石器诞生，农耕起源。他们就是一群雅人、瓦人或华人。

自一万多年起，这群人的主要生活特征有，种植水稻，制造陶器，使用磨制石器。这群食谷磨器弄瓦人，历史上分布区域在哪里？可以统计一下最早的陶器遗址，万年以上的有，湖南澧阳平原的华垱、宋家岗遗址，浙江杭州湾上山遗址，八千年以上的有彭头山遗址，贾湖遗址，磁山文化遗址等。

父系DNA单倍群大O的三大支中，为什么最早爆发的是O2？因为他们进入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区，湘南与珠江上游两广地区。在人类缺衣少穿的裸奔的时代，这里气候温暖适宜，还有喀斯特溶岩地貌天然形成的山洞，适合人居住。然后，O2沿着湘江北上，最先到达湖南，然后江西安徽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内蒙甘肃，最后扩散至整个东亚地区。

考古上，在人类的新石器文化的早期，岭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淮河流域，这几个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在一直有互动，彼此施加过重大影响。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阳平原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和文明化进程轨迹最为清楚的地区，对中国远古文明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并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甚至也不是澧阳平原最早的。如湘南以及桂东地区存在以玉蟾岩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有陶器、磨制石器，也出现了水稻，被认为是新石器文化的早期阶段。在澧阳平原则有如临澧华垱遗址、澧县宋家岗遗址，也发现了距今年代超过1万年的陶片，陶片特征与彭头山文化相似。

说明澧阳平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石器特征既与彭头山文化石器形态亦有明确的承继关系，也与湘南玉蟾岩一类新石器早期遗存与南岭地区同时期遗存有明确关联，理应纳入“南岭中心带”文化体系。南岭地区特别是以桂东北甑皮岩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彭头山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彭头山文化的发生，或许是在本土旧石器文化末期的基础上，受到南岭地区文化的影响；或是南岭中心带的甑皮岩、玉蟾岩一类遗存文化因素向北辐射，导致澧阳平原出现了彭头山文化。

彭头山文化中晚期文化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一支向北发展，产生了城背溪文化。城背溪文化的出现，或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的主体因素当是来自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文化。其发展的过程中，来自淮河上游的贾湖文化对长江中游产生了明显影响，陶器特征上可看到城背溪文化有典型贾湖文化的因素。因此，有理由认为城背溪文化所处长江沿岸，它的产生和发展有来自彭头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南北二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区域对长江中游产生了影响，这个区域是长江下游。甚至，彭头山文化的解体，向皂市下层文化的过渡和转变都可能与长江下游有关。彭头山文化向新文化过渡时期新出现了一些文化因素，最明显者是新出现了圈足器，而圈足器不是彭头山文化的传统，即使将其纳入彭头山文化，也只能算是外来因素。圈足器却是长江下游上山—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物特征，长江中游由彭头山文化向皂市下层文化过渡的时候，圈足器正好出现。

洞庭湖东岸的黄家园遗址出现圈足器，其不远的涂家台遗址和坟山堡遗址也出现了圈足器，长江沿岸的城背溪等也出现圈足器，澧县鲁家山遗址也出现不少长江下游的因素。意味着彭头山文化的末期，或城背溪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来自长江下游的文化因素对长江中游产生了作用，最后导致这里的文化发生重大变迁。

大约是在距今7600年前后，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乃是因为外文化因素对这里产生了影响。长江下游文化因素对长江中游产生影响的结果是导致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距今10000多年来的整体格局发生了变化，从此，圈足盘成为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重要因素。可见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变化发展，既有内部的变化过程，也有来自于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也表明，文化变迁的动力，绝非一元复始，而是多元更新。

水稻民族O2-M268北上的路线是湘江，经湖南江西向四周扩散，并发生文化传播，在一万年前，O2己经完成了对整个东亚的殖民。为什么山海经的地名用粤语来解读很有效？因为粤语最早是O2的语言。这样看来，华人的起源最初就是与O2离开湘南，桂东北的迁徙有关，华人到达湖南江西浙江，随后稻作农耕与陶器相继起源。

稻作农业与陶器起源是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对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的杰出贡献。尤其是湘北澧阳平原，由稻作农业而出现的环壕聚落，由环壕聚落发展而出现的城壕聚落，有一条清晰的变化发展线索。这种变化的出现和格局的发展，澧阳平原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城头山是史前中国城池之源，城头山史前城池的出现，开启了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大幕。

当然，华人的扩张并不仅仅是基因的扩散，也有文化的传播。稻作农业在距今一万多年前越国长江，到达长江北岸，与那里的黍作族群互相学习，相互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至屈家岭文化时代，长江中游地区长江南北两岸新石器文化最终走向一体化。至石家河文化时代，在湖北的江汉平原，夏水流域，出现了规模更宏大，水准更高的连城邦国，时间上比我国后来的夏朝要早好几百年。

关于华人的起源与迁徙，有个名叫风之翼的网友提供另一个线索，他说他曾经查看地图，发现长江以南有不少“瓦子坪”的地名，觉得这个地名很有意思，有的地方甚至就是一个小镇，甚至连地图上都不标识出来。这就让他觉得甚为奇怪。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地名居然分布如此之广呢？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些与瓦有关的地名，就是华人曾经停留的地区，千万年来，这些地方就是整个长江流域以致整个东亚地区华人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