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枕头人》，［英］马丁·麦克多纳 著，胡开奇 译，收录于《枕头人：英国当代名剧集》，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

小说是否反映出作者的用意，或者某种暗示？这种明显属于猜测般的疑问大体上说来将作者置于一个不可靠之人的境地。处于这一境地的作者，被审视般充满狐疑的眼光打量着，难以获得“眼光”的信任，亦即难以得到普遍的认同。

所有的有着艺术才能的人都是这种“眼光”下的囚徒，都是如卡图兰般只知创造作品，却不知自己因为创造作品早已被人给盯上。只是，艺术家们未曾遭到卡图兰的厄运，并不代表他们侥幸，而是社会上、生活中还未发生能和他们笔下的故事重合一致的事件使得他们被执法者以审问的方式来追究其作品背后的动机与意图。

对作品创作动机的追究有着一边倒的强制性，它无视艺术规则和创作技巧的概念，在对作者的追究下，其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看得见，摸得着，它可以充分反映出作者的写作意图，即使作者笔下有曲折和隐晦，那也能从中追究出较为清晰的暗示性指向。

在这属于执法者思维的主导下，因为写了一系列虐杀儿童的小说的卡图兰将自己的写作解释成毫无用意、没有暗示根本无法令执法者相信他和社会上发生的一桩桩儿童虐杀案无关。那些案件里被害儿童的死因同卡图兰的小说描述的恐怖情节惊人的一致，这让小说作为犯罪证据在执法者的理解上显得并不夸张。

卡图兰要为自己辩护，辩护“讲故事者的首要责任就是讲一个故事”。这也是讲故事者的唯一责任。它实际上是作者之所以成为作者的基本素质。这种素质被赋予责任的要求，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是作者的社会分工给予作者的准则。遵照准则创作故事的作者，对故事的掌控在于，把一个故事讲得有模有样，有型有色，而并非一开始就构思如何在故事里揉入什么动机和意图。

执法者思维则强调出，国家安全、社会安全是一种特定的准则。这里用“特定”来修饰“准则”，意在构建怀疑一切的高压态势。这种态势下对故事的解读，可以细化到卡图兰小说里“孩子”代表了什么，“父母”又有何意义。哪怕没有社会目的，也要找出故事里的真相。

真相在卡图兰的辩护里，是“我只是写小说。仅此而已”的镇定。对一个单纯的作者来讲，镇定无法伪装，那就是真实的卡图兰。就像他在小说里写到虐杀儿童，他就这么写了，他把这称为偶然，并非蓄意地告诉人们，依样画瓢的照着做。这其实也是艺术家们面临的一个职业风险，当作品被创造出来，其所引起的社会行为艺术家本人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个命题在麦克多纳的剧作《枕头人》里有着精彩的演绎，无论具体的论断如何，通过阅读《枕头人》，至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认识，艺术家的作品和社会行为的关系有着偶然的重合性。卡图兰小说里的情节在现实中真实地发生了，可它要是没有发生呢？发生了就引起执法者的注意，既而就将其视作对安全准则的挑衅立马重视了起来。

执法者的重视表现在警官图波斯基直接了当地告知卡图兰，“我们喜欢处决作家”。这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图波斯基并不是很明白“信号”的意义，但他显然喜欢以一个业余作者的创作认知对卡图兰施以创作上的指导。这样的指导以图波斯基的故事《纸飞机》为事例，即使其中有着明显的硬伤和逻辑上的谬误，但它依然表达出执法者的某种世界观。一种被制造、被伪饰出来的善好过直面恐怖、获取光明的可能。在这样的比较下，图波斯基认为自己的故事好过卡图兰所有的故事。

图波斯基的创作认知是对“怎么写”做出的具体要求，卡图兰的直面恐怖则是“写什么”的自觉。自觉让卡图兰写出了精彩的故事，也写出了真实的恐怖。他愿意这样，让黑暗、虐杀、恐怖……作为自己笔下的素材，不断的加以变化，创造出一个个新的故事，而不是去揭示它们的可怕。所以，同图波斯基的故事里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善意”的主题迥异的是，卡图兰的故事只是故事，对光明的获取只存在于解读的可能里。

有了解读的可能，卡图兰的四百篇小说在执法者看来才有着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执法者的思维里，对文学作品主张主题明确，易于解读，这就要求作品能容易辨识出到底讲了什么。卡图兰书写恐怖，把虐杀儿童的故事讲述得真实可信，让执法者断定，他一定是借助小说的形式在教唆。

教唆恶行，诱导犯罪，执法者从自己的角度辨识出了卡图兰的小说里明确的主题。它跟艺术准则无关，但它能佐证安全准则的又一个胜利。于是，卡图兰的全部作品注定了要被烧毁，被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去。剧中，烧毁卡图兰的小说成了一个事件，这个事件把对卡图兰的审讯置于一个滑稽而讽刺的层面。对执法者而言，他们需要一个借口来贯彻自己对文学作品主题明确的主张，而不是以作者的意愿出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可后者的意愿如卡图兰这般，并没有逾越艺术的准则，不过是创作自由受到了恶行的践踏。小说被利用，被效仿，由此产生了罪恶，也由此使得作者失去了自由。

作者必得要承担连带责任，是向社会，向所有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们发出的警告。卡图兰的例子正是警告得以实施的工具，一个可以警诫世人的绝好的案例。卡图兰大概也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不顾一切地承担所有的罪责，包括把智力低下的哥哥迈克尔模仿自己小说里的情节对儿童施加的虐杀都揽到身上，只为了自己的全部作品能够保存下来。

为保存小说而向执法者求告，让卡图兰依稀有着思想殉道者的形象。实则，这并非思想的殉道，而是对艺术准则执意地维护。有些作品在作者所在的时代不被人理解，唯有等待时间的沉淀来磨平作品超前的棱角。这是卡图兰之所以选择封存自己的小说，以五十年为限的无奈之举。它是作者认罪伏法的条件，更是作者坚信自己的小说对社会无害的信念。

麦克多纳在剧末借死去的卡图兰的口吻提示读者，警官埃里尔“出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实践了作者生前的期望，将那全部的小说稿封存进卡图兰的档案，并且贴上了封条。“它多少保存了这一事件的精神本质”，麦克多纳的提示绘制了一幅当下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曲解的作品在未来的远景：作品是作者唯一的所有，是作者的生命得以延续的见证。

20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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