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35征伐诗解3和亲策实天下幸甚止戈为武将伐高丽安危难测

题文诗：
贞观十六,年时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

寇乱而今,延陀倔强,须早剿之;朕熟思之,

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

百年无患,此一策也.二若遂其,来请与之,

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

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

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边境,足得三十,

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玄龄,

对曰遂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

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策实,天下幸甚.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谓侍臣曰:苏文弑主,

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

不难朕未,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

之何如焉?房玄龄对,曰观古之,列国无不,

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今陛下能,抚养苍生,

将士勇锐,力有余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

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而致,

人贫国败,实此之由,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贞观十八,年以高丽,之莫离支,贼杀其主,

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

曰陛下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隋末乱离,

克平寇难,北狄侵边;西蕃失礼,君欲命将,

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能,明略独断,

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

然君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

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远,必更发怒,

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原文】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北狄世为寇乱，今延陀①倔强，须早为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百年无患，此一策也。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以此而言，边境足得三十年来无事。举此二策，何者为先？”司空房玄龄对曰：“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太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

【注释】

①延陀：即薛延陀，中国古代部落名，铁勒诸部之一，初属突厥。唐贞观三年（629），太宗加封其首领为可汗。四年，助唐灭突厥，二十年发生内乱，为唐所破。

【译文】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北狄历来凶残，时常制造叛乱，现在薛延陀很不安分，应该早日处置他们。我仔细考虑了两个策略。选派十万精兵，讨伐虏获他们，铲除凶残丑恶之徒，可确保百年没有祸患，这是一策。另外，如果满足他们的请求，与之通婚，又将怎么样呢？我乃百姓的父母，如果可以有利于天下，出嫁一个女儿又何足惜！北狄的风俗，有很多和我们相同的地方，如果有了后代，就是我的外孙，他不会侵犯中原，这是肯定的。由此可确保边境三十年太平无事。这两个计策，哪一个好呢？”司空房玄龄说：“隋末大乱之后，中原百姓死伤过半，还没恢复元气，战争是很危险残酷的，圣明的人对此都很谨慎。和亲的策略，如果能实施，实在是万民之大幸啊。”

【原文】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盖苏文弑其主而夺其国政，诚不可忍。今日国家兵力，取之不难，朕未能即动兵众，且令契丹、靺鞨搅扰之，何如？”房玄龄对曰：“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陵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太宗曰：“善！”

【译文】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盖苏文杀害了他的主子，夺去政权，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用大唐的兵力去平定他们并不难，如果我按兵不动，命令契丹、靺鞨去搅乱他们，怎么样？”房玄龄说：“我发现古代的国家，无不以强凌弱，以众克寡。现在，陛下含养天下苍生，将士骁勇善战，国力如此强盛却不实行武攻，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过去汉武帝多次征讨匈奴，隋炀帝三次攻打辽东，国破家亡，由此产生。请陛下详察。”唐太宗说：“你说的不错。”

【原文】

贞观十八年，太宗以高丽莫离支贼杀其主，残虐其下，议将讨之。谏议大夫褚遂良进曰：“陛下兵机神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乱离，克平寇难，及北狄侵边，西蕃失礼，陛下欲命将击之，群臣莫不苦谏，惟陛下明略独断，卒并诛夷。今闻陛下将伐高丽，意皆荧惑。然陛下神武英声，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辽，事须克捷，万一不获，无以威示远方，必更发怒，再动兵众。若至于此，安危难测。”太宗然之。

【译文】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因为高丽国的莫离支弑杀君主，残暴地对待下属，所以和众大臣商议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进谏说：“陛下神机妙算，平庸的人不能了解您的谋略，过去隋末天下纷争，陛下平定了贼寇，以及北狄对边境的侵犯。西方少数民族对大唐失礼，陛下要出兵打击，臣子们没有谁不苦苦劝阻。只有陛下圣明，远见卓识，一一诛死了异族。现在听说陛下要讨伐高丽，我感到很疑惑。然而陛下英明神勇，是隋代的君主无法相比的。可是，士兵们一旦渡过辽河，必须速战速决，万一有点闪失，不仅无法向远方异族显示朝廷的神威，陛下必定因此更加生气，再次兴师动众。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唐太宗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