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道德经》第十七章

怎样的人算是健康的？常识告诉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有脏腑的存在，就是健康的。早搏了，才让你感到有一颗心；胃胀了，你不由自主关心起胃来。对你的五脏六腑无感，似乎是最准确、最真实的健康标准。

老子对国家治理的评价，就用这样的常识作为标准。

“太上”，第一等的完美的治理，“不知有之”，百姓不知道在被管理，就像健康人忘记自己还有五脏六腑一样。百姓觉得被治理，说明治理不够完善。对不完善的治理，百姓有三种不同反应，“亲而誉之，畏之，侮之”，于是就评选出三种不同水平的治理。“亲而誉之”，百姓交口称赞的治理，为三者中最好的，文景和贞观之治大概属于此类。其次是百姓害怕、但还能忍的治理，王朝的中期大抵属于此等。最差的治理，百姓忍无可忍，只能用造反来“侮之”（以下犯上谓之“侮”），王朝末期是也。老子不关心各等治理的具体内容，他只关心结果，而百姓的反应就是结果。

这个评价标准，会让如今的社会学博士笑掉大牙的。博士会说，现代“良治”概念，具有精确的量化标准，从“法治，问责，透明度，效率与效果，回应性，前瞻性”等六个方面设定了严格的指标，比如法治，要做到“所有的行为和决策都是平等的，且仅以服从法律为基础”，老子的乡巴佬标准毫无科学含量，好意思拿出来献丑！

脑袋被知识挤压成面糊的可怜的博士，永远也搞不清，老子的标准与现代良治标准，有着哲学观的本质差异。老子是客观整体主义，评判的着眼点，是矛盾双方的互动。治理与被治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从被治理的反应，才能实事求是地看到治理的实际效果。

这段话对我们最有益的启示，就是揭示了这个最合理的评价标准。只有从矛盾互动的角度对各方评判，才能获得符合事实的结论。而“现代良治标准”则反映了主观局部主义，以理想方式来要求矛盾的一方，罔顾另一方的反应，自以为科学、精准、全面、量化，不由自主陷入形而上学的虚幻泥坑，根本无法反映真实的结果。

评判矛盾的一方，着眼点必须是双方的互动，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起码知识，也是我们的生活常识。比如，评判拳赛的输赢，只能是一方输了，另一方才叫赢。能不能从出拳的次数和拳头的绝对力度来评输赢呢？当然也可以，但会很可笑，因为很可能是被击倒的人反而赢了。现代“良治”标准就是这样，达到标准的“良治”国家，实际状况却很糟糕，百姓满意度很低。

再如，教师书教得好不好，看什么？只能是学生的成绩。但有些人却从口才风度来评优秀教师，这些“优秀教师”不久就都跌下神坛，为什么？因为这个评价标准是主观局部主义的。比如北京和上海两所著名大学有两位女教师，曾由于口才与风度而好评如潮，如今却淹没在吐槽的口水中。

国家治理得怎样，当然只能看百姓的反应。现代“良治”标准只看治理措施，怎么可能客观反应治理结果？比如，在法治上，现代“良治”标准要求“所有的行为和决策都是平等的，且仅以服从法律为基础”。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伪命题，因为法律只是把既有秩序凝固化，而既有秩序总是不平等的。平等执法不等于消除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比如，在中国，社会养老金与公务员养老金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但法律使这种不平等合法化了，公正执法，事实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吗？凡法律必有所偏袒，遵法不等于扭转了事实的不平等，这是常识。比如在美国，超速驾驶要坐牢，但如交出数千美元罚金，可免于坐牢。这个法律貌似公正，实际在维护“钱即权”的社会不平等。又如，中国根据自己的法律判处加拿大毒贩死刑，根据“仅以服从法律为基础”的说法，不是在平等执法吗？但西方国家却认为不公正，要根据他们的法律判才叫公正。可见，现代“良治”标准根本不能反映真实。

西方又规定，“现代文明国家”的标准是“多党制和普选制”。西方对中国的攻击，主要用这个标准。

撇开政治用意不谈，仅从认识论角度看，是主观局部主义产生的认知错觉。错觉怎么来的？很简单，从结果反推原因获得的。

在近代，唯一可称“富裕发达”的国家群，就是西方国家，也是唯一掠夺全球的国家群，这是全球公认的。也只有它们堪称“现代文明国家”，好像也是全球共识。就这么几个“现代文明国家”，要找出它的标准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只要看这些国家的治理方式就行。这些国家没有例外，都是多党和普选制。于是，“多党普选制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原因和标准”，铁板钉钉，谁也撼动不了了。这种思维方式，可谓浅薄的极致。

我们知道，医学家也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探索长寿原因的。他们调查长寿者的生活方式，试图在统计学上得出长寿的原因。但是，长寿者众多，生活方式五花八门，所以迄今没找到公认的结论，各说各的。比如，有个百岁老人每天喝两顿白酒，于是研究者说，每天喝点白酒也可能是长寿原因。为什么找不到公认的长寿原因？很简单，长寿者太多，生活方式大相径庭，结果反推原因根本就没有出路。为什么现代文明国家的原因一找就找到了呢？因为文明国家群只有一个西方。从唯一的结果，推断出唯一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没有相反的事实来反驳。真实与虚假都没有佐证，这样的推论能成立吗？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西方却始终认为中国的经济很快会崩溃，为何如此信心爆棚？因为中国缺乏“文明”之根：多党和普选。无根之树，难以参天！但崩溃论唱了几十年，中国始终没有实行多党制和普选制，中国的经济也始终一路突飞猛进，很快跻身于发达国家。这充分说明多党和普选与社会发达根本不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西方是真心探索真理的君子，有了中国这个第二结果，就知道他们的文明国家标准是错误的，应该虚心修正。如果还是梗起脖子，硬说“多党普选”的印度和巴西等国比中国更文明、更先进、更现代、更有前途，还是设法在中国搞颜色革命，说明什么呢？

另外需要一说的，是文艺作品评判标准，都是主观局部主义的，根本不能反映作品的真正价值。

作品的好坏，应该看受众的反应，因为作品为受众创作，作品与受众是一对矛盾。中国的四大名著，就是读者选出来的。现在不对了，文学诺奖的作品，多数居然是没人看的。比如，法国小说《弗兰德公路》以意识流写法著称，作者得了诺奖。得奖时，这部早就问世的小说尚无中文版，说明翻译家并不看好它。得奖后才发现小说原来非同小可，于是忙不迭集体翻译出版。一出版我就去买来。看了两页，不知所云，硬着头皮看了二十几页，发现再看下去只能说明我有病。

诺奖授予中国作家的标准，没有别的，就是要符合西方的“政治正确”。中国有两位作家得奖，一位住在法国，姓高，小说反映文革中受迫害的事。中国读者基本不知道有此人的存在。中国人写中国的事，中国读者没看过，却在外国得大奖了。另一个是莫言，《红高粱》好像是代表作，集中表现了中国农村的土、俗、耿、色。当然，我不是否定两人，他们完全可以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指的是，评奖标准如果不以受众的反应为出发点，怎么能反映作品的社会效果和实际价值呢？得奖作品只有圈内人看，岂非怪事？

大众掩鼻而避的“屎尿诗”，竟成文坛奇葩，当属圈内人“变态创新”的产物。除了社会大众的反应，任何其他的文艺标准，都是主观的、狭隘的、局部的、圈内的、不真实的、没有生命力的。君不见，评论史上享盛誉的《诗品》，根据圈内标准，把曹操的诗列为下品，结果打脸，上品诗早不见踪影，曹操的诗却流传至今。文艺评价盛行圈内模式是普遍现象。得诺奖的《百年孤独》被奉上神坛，大仲马和金庸的作品沦为末流，然而，“末流”作品一版再版，读者蔚然汪洋，而《百年孤独》的读者群却是奄奄一息的细流，很快干涸。圈内模式的生命力是无法与受众模式比的。受众模式，就是老子评价国家治理的客观整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