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超市门口，见6个高大的青年围在一起，像是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是这家超市的员工。

一个员工不停地用拳头在往里面塞，几个妇女也高喊着，狠狠地打。我预感到是抓到了小偷。果然，一个瘦小的青年脸朝下，已被五马分尸般地提了起来，还有一个员工多了出来，就狠命地打。青年也一副认命的样子，不作任何抵抗和挣扎。

我忙喊着，不能打人，会出人命的，把他送到公安局就行了。但那只打人的手依然没停。他不停，我也就不停地喊。这时，提着青年右手的那个员工，从青年手里掰下一个凶器——一个短凿，并展示给我看。意思是不打不行。

我在想着，如果我的喊不行，就要劝说，为了打伤，打死小偷而自己坐牢，枪毙，都不值得；想想你们的亲人吧，不为小偷，就为自己。

打人的手终于停下了，我也停止了叫喊。他们提着那青年去派出所了，我也就放心了。我在他们头脑发热时，泼了一盆冷水；如果我也像那些妇女一样，火上浇油，他们也许就会拳脚相加，这青年也许就会立刻毙命。死于非命，死于民间的正义力量。

痛打小偷，在中国时常发生。一方面，人们感叹着人人自危，没人伸张正义；一方面，是人们的过激行为。似乎要把所有的正义，一下在小偷身上伸张完毕。

如果小偷可以打，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呢？法律，就是有个有公正的地方，让人去评判是非。不论有罪与否，都得调查清楚，让人辩解。如果确实有罪，再根据法典惩罚不迟。

之所以有法律，就是要消除私刑，消除人们一时之气而采取的不理智行为。这些行为往往有个人的成见，个人的偏激和个人的随意性。如果都要那样的话，社会还不乱了套？其结果就是：我认为你错，你就得死。

以前的部落、现在的落后地区也还都这样，这就造成了私刑、杀戮和世代冤仇，最终导致种族大屠杀。某些国家甚至登峰造极，亲手杀死家里的“罪人”。而“罪过”就是女性遭到了性侵，或者私底下自由恋爱，家里的男性成员就可以杀死她们，不论她们是自己的母亲、姐妹或者女儿。这就是“荣誉杀害”。中国以前也这样，只不过家里人不动手，而是由族长宣判，把不检点的妇女扒光游街，然后沉塘。

这些狭隘的正义导致了六亲不认和亲人间的残杀。人们生活在极端的恐惧和不安中，可见这种正义是多么地扭曲和狰狞？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就体现在公正和平等，这也叫法制意识和人文关怀。美国的虐囚事件为什么能掀起轩然大波？就因为，即使是坏人、罪人，他们也有生存权、话语权和尊严。

在我们口口声声高喊进入现代化，进入文明时代的同时，痛打落水狗的国民情结是不是可以摒弃？我们不应该把见义勇为和见了坏人就往死里打混为一谈。如果坏人都可以打，那警察、法官最有权利打，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正义和法律。不过，警察打人的事件在中国也时有发生。这是不是国民情结在警察中的反映？

总的说来，过激行为是人性中最原始、最容易被蒙上正义外衣、对他人伤害最大的一种做法。现在的恐怖组织、外国对华侨的暴行、国家与国家及民族与民族间的战争，哪个不说自己是正义的？可却给别人造成了灾难。

所以我们永远应该记住，我们不可以轻易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和自由权，也不可以让别人痛苦。我们永远都应该把审判交给法律。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神。是人就都会犯错误。而错误犯在他人身上，就永远挽回不了，尤其是他人了遭受侮辱，痛打，甚至被剥夺了生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