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水一滴 2021-02-03 18:09:46
关于中华文明中“以德治天下”这个“德”是什么的问题。我在古蜀史话中的发言提到过，华夏文明在成形时有两条相互纠缠的主线，就像伏羲女娲交尾一样。一条以夏周为代表，一条以商秦为代表。如果是简单的对应，一个代表文德一个代表武德。但是从总体来说，文德还是占上风。武力扩张始终不是华夏文明的主流。究其源头，仍然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和古蜀人的东迁。大禹功用武力唯一一个比较有形的传说是杀防风氏。但是那个传说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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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的过往之所以纠缠不清，就是因为没有西周以前没有历史，为了构建文化传承，用的诠释上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构建时间很难超过公元前800年。
即便是周公，他的工作重心仍旧是护主护周，平殷乱和东征，他不太可能有时间像萧何一样搞文职工作，真正搞文化重建的地方出了宗周，成周以外，最可能的地方就是鲁国（周公封地），孔子故里。
我觉得论上古史的时候，尽量结合已有的考古资料来分析和判断，建立在想象之上的立论很有可能会带来无法证明正确也无法证明错误的窘境！
古蜀史说 那个帖之所以不能这样写是因为有我个人的一点考量，再说古蜀历史基本上等于没有历史文献可以参考，所以才会是那样的风格

有好些朋友都提到了，我把自己的上古史砸的稀里哗啦，搞得现在我们无所适从，该怎么办的问题？砸的掉，立的起吗？这个我还真不敢打包票，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既然砸掉了一些我认为不合理的观念和历史认知，我后文会依据考古和文献一一作出阐释和论述理由。
在这里先回复一下朋友们关于西方上古历史及中西方上古史的异同问题。
中西方上古史和认知特点：
给“文明”预先做个定义划个框框，然后在考古资料中按图索骥的去找寻所谓“证据”的做法是本末倒置，个人认为以“文明三要素”来论中华文明这个做法有待商榷和改善；我们与其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来处，不如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是多源交融而成，其源流属性复杂，交汇过程难清，当下流行的“中原中心说”,“海岱中心说”“东南中心说”“江汉中心说”“西北中心说”不符合中华上古时期的客观历史背景，似乎想争核心做主导的或许不是古人，而是今人，正如夏商时期根本没想过要一统天下，架不住后人想；
我认为探源这种事本是西方讲“血缘”的民族型国家要做的事，中国这种讲“祖宗”（祖为坛冢，宗为庙牌）的文化型国家这样去做是不适合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文明发展史是迭代式的“断代史”（熟悉西方史的朋友，可验证），这跟西方古时的游牧经济和劫掠活动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究史的过程中线索突然就断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差异极大的其他文化特性，中间没有过渡没有缓冲，以覆盖的方式接替。这样的方式导致西方考古学的研究还用到了美术史和人类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文献参考，西方的这种历史过往对西方的行为方式、认知思维和学术理念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卫匡国、夏含夷、卜正明等编写的中国上古史中皆有所体现。另外还有著名的西方伪史三剑客（全是神职人员）：安尼乌斯（《古代群贤》）、斯卡利杰（努力将西方上古“断代史”打造成“编年史”）和“埃及学之父”的基歇尔（珂雪），还有许多后来者如海因里希•施里曼等等前仆后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
西方在遇到无法跨越的障碍时，他们选择了基因遗传学的“突变”理念，如线粒体DNA，Y染色体之类，意图对A转变为B、B跳变为C这种断代式变迁做出合理性解释。或许这个理念和做法并不适用于人类文明漫长而宏观的演化历程，就比如咱们中华民族的复杂性和中华文化的多源性，今人能做的只有按时期、分区域、划谱系来探索中华文明的源流、发展和融合的可能进程，按照人类分子学理念，依据单倍群、Y染色体、线粒体DNA等遗传方式去寻根问祖，可能是不合适的；
西方的历史研究和考古方法似乎是个矛盾体，为了达到合理论证，它即讲究寻找证据也讲究制作证据，如著名的“洞穴人”案例，非著名案例就更多了，如伊文思翻修米诺斯宫，它也讲究在约定的“游戏规则”下“改变”“游戏细则”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若“游戏规则”和“游戏细则”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想推倒重来重新制定规则，最后西方上古文明就写成了一部部跳变式的“断代体”。反观中华文明则是递进式的“纪传体”，中间并没有过长的时间空挡和遗址器物断档，文化属性的表现出有迹可循的迁徙、交融的特点，正如吴新智院士说整个中华文明史是“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对中西方影响都很大的 卫匡国

中西方历史之间的关联纠结

西方上古历史上面对困难的态度基本都是依照动物趋利避害的原始本能反应，很少主动思考克服困难的方法，其实圣经的创世说可以说明很多问题。这种做法和想法贯穿了西方世界思维模式的始终，至今仍有残余。17世纪受到中国上古文化刺激，西方神职人员发愤图强借鉴中华上古史修编了西方上古史，西方考古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自身创造行为的疑惑和自证表现（辩证看待），所以说高傲的表现可能隐含着另类的自卑。反观中华上古史，中华民族先人就已经进入到主动的去思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法，并想尽办法与自然灾害做抗争，有不少考古也证明了中华上古史的丰富和神话传说的可能真实。
这非常好的证明了东西方的文明状态东亚地区是上古历史成千上万年的“践行者”，西方地区是近几百年来的对东亚地区过往的“观察者”，前者花了很长的时间和代价在做着“原始历史”的积累但疏于了思考和总结，后者则花了很短的时间和精力对前者的过往缺失进行分析和判断。前者像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答卷者”，后者则是一个淡定从容的“抄袭者”，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抄袭者并不是一味的抄袭而是冷静的思考、加工和总结前者的不足，还另辟蹊径形成了新的方法和新的理论，在武力的加持下最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渠道“控制权”。这些“权力”会形成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不论是思想、文化上、还是政治、经济上，其结局便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按照他人的节奏走。

中西结合的不只是医术

中西方历史的异同点

中西方上古史构建的共同点：就是早期的历史述说和传承全是由神职人员完成的，西方是传教士，中国是巫师。
中西方构建上古史的区别：西方上古史的构建（中世纪）或多或少借鉴了中国上古史的架构，因为我们的上古史架构本身存在着一些不足，这种不足在西方构建其上古史的时候二次叠加，于是体现的更为明显，所以西方对用考古来构建其上古史，或人类进化史，就会显得比我们更为迫切和必需。
中西方究史方法的区别：中国是望闻问切的“号脉式”，西方是开膛破肚的“手术式”，前者需要丰富的想象和雄厚的沉淀，后者讲究眼见为实和物证关联（没条件就“创造”条件），这也是东西方事物认知和究史态度区别之一。
历史认知的区别：历史过往还会衍生出行为认知的导向，中国的“纪传体”通史积累了丰富的人文资源有助于人文社会规则与秩序的建立，而西方的“断代史”因为没有思想包袱有助其从自然与科学进行反思和思考，所以优势可能是劣势，劣势也可能是优势，就看时势几何！源远流长未曾断代的中华文明史就像中国学人头上的一个紧箍咒，轻易摘不掉，也不敢摘掉，没办法像西方那样“随意”和“任性”。
导致认知差异的其他因素：地理差异、经济有别、行为习俗、人文规则、自然规则等等。

解下救不了你，戴上会忘记你，怎么选？

中西文明差异
民族血缘型文明（西方）和文化交融型文明（东方）代表了人类文明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层级和维度，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差并不是戴了有色眼镜，而是因为处在不同的文明维度，思考的深度有区别。西方对中国短时间崛起恐惧本质是：半完成体的民族型文明对完成体的文化型文明来自“维度差异”和“以己度人”的恐慌；
特别要提到的一点：经历过万千苦难才达到文明更高维度的中华文明为什么老是想着降低维度与尚不成熟的西方文明对接？希望得到西方的承认吗？这样大家可以快乐的玩耍？不同位面它的理解层面和考量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要苦了自己，还要为难他人？合理表达，客观陈述不就是了，西方无法否认我们曾经“拥有的历史”，但他们可以不承认我们“认为的历史”。历史不是他人承认了就存在，也不是他人不承认就不存在，它的存在与否跟人的主观意愿不发生关系，任性而客观！

个人疑问
西亚北非远在五六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等上古文明遗留的器物、壁画为什么会保存的那么完整，几乎没有多少风化衰败的痕迹，而中国上古器物要么腐蚀的没有了要么就模糊不清，就算西亚气候干燥保存良好，壁画栩栩如生，但为什么还闪闪发亮？都是北纬30度的文明，西方的器物经历几千年风霜雪雨，怎么会这么优秀？令人费解。我学识有限，想不到更好的科学解释，但涉及到西亚文明年代起止的问题，个人持保留态度！

优秀的美索不达米亚，我酸了！

西方人其实对自己的史前史构建也是有怀疑的，中间也有许多学派和理念的诞生，比如不得不提到的兰克史学及其学派？
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领域影响力巨大的德国兰克史学及兰克史学派：提倡不抱任何目的的“客观公正”、“第一手资料”、“如实直书”，这看起来好像很客观中肯但在解释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添加了极多的主观意志（见汤普森、比尔德、古奇等对其的评价），历史哲学层面相信“神”的作用，如“上帝之手”“体认上帝”，否定历史发展规律（或被曲解的嫌疑）；其理念后由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引入国内，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虽然我也认为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变迁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德层面没有多少关系，但人类的历史是人性的历史，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性的变化，这就注定了以前的历史最后都可能被写成当下的当代史，也是不得已的事儿，尽量客观陈述可能的事实。

兰克

自炎黄，经五帝，至夏禹，以及典籍中的启、契、王亥、后稷等都有很强的神祇意味，而非人主，盖由神话转为人话。华夏之谓，盖自周始，源于齐鲁，之后才慢慢流布全国各地，因此，或许可用文化谱系和考古遗址与三皇五帝做个复位，但很难对号入座，当然。各种故里陵墓什么的，也难具有真实意义。
以下内容摘自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
（1）本为上帝者：帝俊、帝喾、帝舜、大皞、颛顼、帝尧、黄帝、泰皇 ；
（2）本为社神者：禹、句龙、契、少皞、后羿 ；
（3）本为稷神者：后稷 ；
（4）本为日神火神者：炎帝（赤帝）、朱明、昭明、祝融、丹朱、兜、阏伯 ；
（5）本为河伯水神者：玄冥（冥）、冯夷、鲧、共工、实沈、台骀 ；
（6）本为岳神者：四岳（太岳）、伯夷、许由、皋陶 ；
（7）本为金神刑神或牧神者：王亥、蓐收、启、太康 ；
（8）本为鸟兽草木之神者：句芒、益、象、夔、龙、朱、虎、熊、罴；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周公旦（齐鲁）、孔夫子、董仲舒、太史公、刘向、刘歆………等等先贤儒家是在文过饰非、粉饰美好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先贤和儒士可能是在努力营造一种“秩序”和做一种“探索”，一种能让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而不衰的“秩序”和“探索”，只是原来无往而不利的竞争模式在今天内卷型文化肆虐的时候面临着来自考古和世人的双重考验！不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几千年来的人文思想核心集萃而不是地底冷冰冰的遗址器物，挖出的文物古迹只能证明曾经发生过什么，而不能在精神、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起到延续、启示和激励的作用，显然，后面才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主要的内涵。以田野考古重建上古史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若奉之为塑史圭臬则是舍本逐末。过度依赖地底遗址器物来塑造历史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文献典籍的缺乏和不成体系，这是西方的现状而不是我们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文献典籍和人文传说，也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遗址器物留存，剩下的就是我们后人如何合理的将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互印证，该如何感受先人经历的骄傲与苦难。

有苦难 也有骄傲，很合理

国际上对“中国人对非自己专业领域问题产生如此质疑的态度”似乎很费解，那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和半截文化带来的认知缺乏而滋生的极端情绪及想要知道，信仰和信任莫须有的缺失致使的非良性“百家争鸣”也就不难理解了。今天我们对不确定“事项”的质疑和辨伪，应当放弃现实理念的代入和冷暴力情感的渗透，尽量平心静气认真倾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诸如信息不对称和知识欠缺引发的阴谋论先放放，改弦更张重头再来的颠覆式思想也使不得，客观看待论述有据。西方的上古史是断断续续的“断代史”（造物主 信上帝），他们要从考古中去寻找线索或制造物证和说辞以搭建起他们的历史认知框架如法国斯卡利杰的《时间校正篇》和《年代宝典学》，西方世界各种帝国各种大帝更多的是西方后世精神上的自我抚慰，这或许是东西方历史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反观中华上古史，不论文献还是考古都是连绵不断的“纪传体”（信祖先 奉神灵），所以不需要制造证据来做支撑只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发现证据，这是东西方意识维度差异最根本的地方；我们的上古史虽没有“大型缺口”，但也有主观和客观的历史要素带来的“疑惑不足”，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摆脱“主观”的束缚，其次在“客观”方面寻找物证将“疑惑不足”按照历史的规律和逻辑将其重新梳理以追本溯源，正所谓不破不立！

@听轩知雨 2021-02-06 11:18:27
楼主请教一下，您文中说瓷器是Cina?Cina是什么意思，和Chin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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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 的英文是china，因为中国的瓷器享誉全世界，大约从十七世纪后，世界就以China称呼中国，更早一些的则是chin,即“秦”。
最早提出“脂-那”源于“秦”的可能是唐玄奘，在玄奘法师在印度对揭若鞠阁国王说的一番话对“脂-那”的解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 “脂-那者, 前王之国号;大唐者, 我君之国称” ，这里的“前王之国号” 可能是秦--此说待考据。约三百多年前, 明末西方传教士卫匡国也提出了与玄奘法师相同的看法, 认为脂-那是秦的译音。日本学者高桑驹吉在《中国文化史》里也认为秦始皇统一了六国, 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 建立了第一个集权的空前强大的统一国家, 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史记•匈奴传》、《史记• 大宛列传》等古籍中也有此记载。
但公元前300年前, 印度梅陀罗简多王之臣商那阎的《政论》一书中有记载: “脂-那” 产丝, 其丝货曾贩卖到印度，而秦国强盛开始于公元前2 47 年, 时间上早秦一个甲子, 因此, “脂-那源于秦” 的说法也就难以成立。
印度有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 其梵文定本编成于纪元后, 但其基本内容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 其时业已出现“脂-那” 的称呼。公元前四世纪晚期, 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率大军东征, 希腊商人也紧随殖民军队远达亚非地区并活跃于各城市从事商业活动。公元前3 34 — 3 25年的战争中, 那些在希腊军中当水手的胖尼基人生意甚至做起了贩卖中国的丝绸，也有提到“脂-那”概念。可见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已经有了“脂-那”（Cnia）的称呼。
Cina的字面意思在古印度是有所解释的：
慧苑《华严经音义》载: “脂-那, 此翻为 思维。以其国人多所思虑, 多所制作, 故以为名。” ---意思是Cina国是一个思虑深沉的国度，善于制作，充满智慧；
法云《翻译名义集》载: “脂-那, 此名文物国。” 以此称呼中国是个思维发达文物昌盛的国度。
另外Cina 在方位上也是指葱岭、喜马拉雅以东的地方、国家，更早的看到太阳升起；
不论从方位上，还是意识认知上，Cina都应该是西方世界对东方中国的称呼，而且这个称呼并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贬义词，贬义的衍化有着近代熟知的历史背景，还有马来的发音等。

@古史沉珂1949 2021-02-06 17:03:31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华文明西来说都甚嚣尘上，古埃及 古巴比伦，苏美尔等等，楼主您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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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梳理一下这些说辞都有哪些，怎么来的：
埃及说：17世纪中期，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A.Kircher）发表了《埃及之谜》、《中国图说》，并提出中华文明源自古埃及的说法，中国人是“闪”的子孙率领古埃及人到达东亚大陆的后代。这可能是最早“夏朝的历史有可能是埃及文明的一部分”的猜想。之后东西方学者都有认同此猜想的观点，如中科大孙卫东曾表示，夏朝是存在的，但是不在中国，而是在古埃及，依据之一是埃及有高放铅（青铜器）。此后有了中华文明来自古埃及，或古埃及是夏朝的流传，不明所以；

古巴比伦说：19世纪末，法国学者拉克佩里（Perry）以欧洲考古界对近东地区的挖掘成果为基础，在《中国文明的早期历史》中提出“西来论”，并提出中国文明源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汉族是在公元前2200左右从西亚迁来的。这一次中华文明的来源变成了古巴比伦。中国学者有样学样，1915年浙江学者丁谦出版的《中国人种从来考》以《穆天子传》为主要资料考证中国民族西来的有关史迹，不知所云。

苏美尔说：牛津大学教授C.J.Ball1913年出版的《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中详细论证古代中国文字与苏美尔会意字的相似之处，随后还发表了一些其他著作辅助论述他的观点，之后“苏美尔人是中国人祖先”的揣测也就满天飞；

每个说法都说的有鼻子有眼，把一般人弄得云里雾里，无所适从，于是民间依托《山海经》开发想象力，一统上古世界；

1986年造型天马行空的三星堆出土后其实冷清了近三十年，随着探源中华文明起源话题的兴起，好嘛！夏朝就又来到了三星堆。研究发现三星堆文明与哈拉帕有着一定的文化关联性，夏朝也顺理成章的和哈拉帕攀上了关系；

尽管我们考古收获已经很丰富的今天，尽管已经结项的探源工程实证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悠悠历史，“华夏文明是西来的！不，西方文明是华夏迁徙的”，这两个争论依然隔空交手，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一切揣测和争端可能是因为不清楚中华上古史的相对脉络和中华文明发展路径导致的，那弄清了咱们的上古史脉络争议和质疑就会偃旗息鼓吗？弄清了夏朝是怎么回事就完事了吗？可能不会的，很多人关心的可能不是“客观的结果”，而是“想要的结果”，又或者根本不关心结果，仅仅只是喜欢“质疑争辩、畅所欲言”的过程罢了。
但尽人事，莫问前程，无问西东！努力吧！

这段时间，有好些热心的朋友给我私信提意见，一是让我不要写的那么晦涩，二是让我不要抡大锤，小锤就好，三是别触及太深的东西，有的东西跟真假没关系，是既定的事实不容更改....................
谢谢大家的友情提示，我不砸了，不过我会在后面的叙述中按照我的理解来阐释，该破的还是要破，我会注意分寸，不该触及的层面我尽量不去碰，但请允许我阐释我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有无道理还是毫无道理，请师友们判断，我只负责陈述和分析！
本文不想讨论政治正确、议论文化自信，也没有能力去追溯人类文明起源因为太复杂了，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提到的：在6000 年的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21 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 6 个是从原始社会直接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 个是从第一代文明的衍生文明。另外还有5 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等等。另外，我说出我个人的一些考量和担忧，不论学术界还是民间学者，如果你们眼光只局限于黄河流域及以北草原地区，越往后研究会越来越坐实“中国文明西来”的结论，因为传说中的“黄帝”真的是“戎狄”，甚至周也是“戎狄”，黄河流域真的有许多来自域外文化的遗址和器物，这跟我们主观情感愿不愿意不发生关系，但这样的视野和思路显然是不足的，本文第一砸便是指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探源工程把“宝”压在良渚遗址上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的根本原因，更是证明了中华文明5000年不是传说！

中华文明想靠孔子学院走出去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是行不通的，因为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存在根本的差异，要想和西方沟通只能靠中华文明的“内核”。那中华文明的“内核”是什么？要知道“内核”，那就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曾经经历过什么？过往是什么样？给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过什么贡献？给我们今人留下了什么启示？………不管曾经过往经历了什么，好或者不好，我们都应勇敢的去面对，不能鸵鸟式的一味回避苦难过往，刻意编织美好来自我麻痹、自我感动，更不可以不切实际的盲目自大自吹自擂。曾经的辉煌不是后人自负的资本，曾经的苦难也不是后人自卑的理由，先人做的好的我们应该努力继承而不是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先人没做好的我们应该努力改正而不是自惭形秽。古人囿于传统束缚和认知局限做不到达权通变，可以理解！在已经拥有完备文献典籍和完整考古序列的今天，如果还做不到那就应抚躬自问，不要解释！如果主观上不想去做那就是荏弱无能，不容辩解！

我们在做好自己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和思考中华文明曾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过哪些贡献？今天的中国又能给人类文明，给世界发展做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当放弃妄自尊大的做法和妄自菲薄的想法，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和世界一道来研究上古人类文化是如何接触、交流、融合和发展的，有理有据的阐释中华文明的演化及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当然，不必刻意为了迎合“与国际接轨”而降低自己的维度，我们应该自始至终的对自身的治学态度和治学目标高标准严要求；中华文明的形成拥有人类文明进化完整的“基因”序列，她的形成过程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化有着无可替代的参考，她是探索世界人类文明源起的一个标本，她可以给人类不同文化如何相处提供很好的借鉴，如虞舜举八元用八恺就是“搁置争议”理念最早的历史实践！...........
如何让世界了解兼容并包的中华文化，如何向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内涵，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使命，而不只是史学家，文学家的任务。

年末了，我和大家一样应酬相对多一些，要去给领导们拜年，如果回复和更新不及时还请师友们多多包涵！拜谢啦！

给师友们拜年啦！

@一弯明月2017 2021-02-14 09:31:14
楼主，你好，这是央视正在热播的《典籍里的中国》，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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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君，这话出自《尚书 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典册非历史，册为册命封敕，典为礼制法度，典册实为规章制度，由甲骨文的“典”“册”可见一二。
典 甲骨文


典，甲骨文（册，权威古籍）（双手，捧持），本意为：双手奉持权威古籍。有的甲骨文和金文加“等号”（重复），疑似表示“先贤著作 = 评判标准”，强调圣贤古籍的是非评判意义。
从其本意可以看出来，无有历史记述之意，而有标准权威的意思

@一弯明月2017 2021-02-14 09:32:34

这个台词想必不是小萨想着说的，应该是节目组深思熟虑过的，说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而您说历史最早是从谥法开始，最早也早不过西周，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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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记述的起源，我坚持个人的看法，原因文中也有记述，详细过往，我会在后文一一阐释，请明月君观效！

@俗人无语 2021-02-18 14:30:34
既然弄通了，那就想请教一下楼主和各位。正好俗人对“文明”也有点想法，胡乱揣测。“中华文明”和“中原文明”分别有什么含义？有什么关联？“文明”和“国家”又有什么同异？望各位高人不吝指教。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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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兄台的提问，下面是我个人的见解，说的不对的，请多指教！
其实文明和文化让我二选一的话，我更愿意谈文化，关于文明和文化的含义和概念，应该很容易从网络和书本上获悉，我就不做复制粘贴了。我就说说个人看法
文化是一个时代、区域的行为和精神总合，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不论好坏善恶，它就存在过；文化是时代的烙印和阶段性注解；
文明是长久的文化积累，它也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合，但去粗取精做了选择的；文明是时代的选留和集合性总结；
仅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研究文化的价值显然要比文明来的有效，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获悉相对真实的历史，那得从文化入手，分时段，分地域，分类型逐一排查，因为文明已经做了阶段性历史总结，丢失了很多信息，不利于还原历史真实。
回到问题
中华文明，是一个中华各地域文明综合的泛称，是一个时代累进名词，有着强烈的民族和时代属性，3000年前，2000年前，1000年前，现在，各个时段都可以叫中华文明，很明显，这些时段的文明属性以致表现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原文明，是一个区域称呼，带有地域性质，盖4000年前起，中原地区成为南北西东逐鹿之地，各区域文化在这个区域剧烈碰撞，交融，中原文明的主导者给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物质财富，以致让此区域的光辉盖过他处；
满天星斗的原生性文明（化）是中华文明的种子，中原地区则是发酵缸，中原文明是催化剂，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层累形态就是这么一步步来的。
文明上面已经说过了，国家定义是清晰的，就不复制粘贴了，文明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宜放在一起对比！
国家最主要的特点是有疆域和时代的概念，而文明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可以无限延伸，同一个文明体系里可以有不同的国家形态，比如欧洲，同一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很难有不同的文明，比如中国。

中华民族的性格究竟是什么？
不是“尧舜们”的贤德无双、不是“大禹们”的天下为公，也不是儒家的仁义礼乐，而是中华民族灵魂深处那“不屈的意志”和“野蛮的骄傲”，不论中华民族，还是中华文化，历史上都不是那么的斯文和懦弱，反而是倔强和不屈，个人完全同意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的观点：中华文明的特点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形成文化基础，外来的物种技术只是刺激发展的催化剂，并没有改变内在性格。我们要让强大的文化底蕴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熊熊燃料，而不是把她重新改造成压在咱们背上一座又一座的沉重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