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1节
司马望的级别已经非常的高，为什么跑到西线弄一个征西将军呢？
这个司马望之所以弄一个义阳王，除了身份特殊，也与他极有才能有关。
魏高贵乡公曹髦登基后，“好才爱士”，司马望“与裴秀、王沈、锺会并见亲待”。这四个人都在《三国演义》中有或多或少的出场，在历史上都有或多或少的贡献，不管历史如何评价，这四个人都非常的有才能。从这一点来看，曹髦是非常罕见的年轻而有为的帝王。但是，滕胤评价说“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由于曹芳的混蛋行为，曹魏不但丧失了民心，而且已经把司马家族逼到必须狗急跳墙的困境，所以历史已经不给曹髦机会了，除非他能够除掉司马师和司马昭。
曹髦非常欣赏这四个大臣，经常在一起吃酒聊天。曹髦非常“性急”，裴秀、王沈、锺会等居内职，是皇帝的近侍官，和皇帝距离较近，曹髦紧急之下，能够“有召便至”。但是，司马望是宫廷外官，不能及时进宫，所以曹髦“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这个“追锋车”，在结构上“去小平盖，加通幰，如轺车，驾二”，之所以叫“追锋”，“盖取其迅速也，施于戎阵之间，是为传乘”。这种车辆是朝廷的“传乘”，就是享有特别通行证，不但免检，所到之处驿站还必须保证提供马匹。
我们可以认定：司马望享有的特别恩宠。
但是，司马昭接替司马师“相继辅政”，从来就不把皇帝看到眼里，“未尝朝觐”，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司马家族和曹魏皇室的斗争已经白热化。
司马望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虽见宠待”，但已经落入了圈套。
伦理道德不同于法律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相对性。法律，即使有缺陷，但因为绝对的权威，所以必须执行。伦理道德不同，他有时候相互抵牾。
比如，中国讲究“忠心耿耿”，但也讲究“义薄云天”，而这两个伦理范畴有时候就矛盾。
金庸《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既是清朝的鹿鼎公和抚远大将军，还是反清复明的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两下里针锋相对，把韦小宝往死胡同里挤。
韦小宝道：“奴才对皇上是忠，对朋友是义，对母亲是孝，对妻子是爱”。
小混混韦小宝要混世界，就要弥缝各种矛盾，但是，人类社会，有些矛盾是无法弥缝的。
康熙哈哈大笑，说道：“你这家伙居然忠孝节义，事事俱全。好，佩服，佩服。”
康熙表面是表扬，其实是讥讽，他的核心是下一句 ：“一个人不能老是脚踏两头船。你如对我忠心，一心一意的为朝廷办事，天地会的浑水便不能再趟了。你倘若决心做天地会的香主，那便得一心一意的反我才是。”
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韦小宝不信邪：“奴才回家去，垫高了枕头，躺下来好好想想，最好是既能让皇上欢喜，又顾得了朋友义气，而奴才自己这颗脑袋，仍是生得牢牢的。”
但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天地会众弟兄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脚踩两只船么？’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什么船都不踩了！”
韦小宝既不能以“忠”去“义”，也不愿因“义”害“忠”，干脆就“脚底抹油、逃之夭夭”。
其实，韦小宝最后是既不“忠”也不“义”，两头不落成了逃兵。
《鹿鼎记》中，郑成功接受老婆董氏挑拨，杀了抗清大将施琅的全家，为了报仇，施琅选择了投降清朝。一方面是血海深仇，一方面是民族感情。
施琅选择了亲情而背叛了民族。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从道理来讲，这个是绝对真理，但是，为什么以千万为单位的中国人宁肯当满清的奴才也不肯为本民族政权奋斗呢？
很简单，明朝末年汉民族内部的恶斗弄得民族内部已经沾满了太多鲜血，民族内部已经选择不出一个可以让本民族大体接受的领导。于是，大家对于本民族没有希望，也就选择了背叛。
这个司马望知道，如果自己天天在曹髦这里唧唧歪歪，喝酒扯淡、唱歌跳舞，那么就成了朋友，外君臣而内朋友，就应该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但是，司马望是司马昭的本家兄弟，他们是一个爷爷的兄弟。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已经屠杀了太多的大臣，而且更换了皇帝，如果丢失了权力，最后一定要被斩草除根。司马家族解决对手都是灭三族，司马望属于司马昭的三族范畴。
如果有一天曹髦干了司马昭，即使顾念君臣感情放过司马望，但是，也不会放过司马懿的其他儿子们。春节祭祀的时候，司马望怎样面对列祖列宗的牌位呢？
同样的道理，如果司马昭干了曹髦，司马望即使作壁上观，也会让人看不起，因为曹髦给他了特别的感情。
司马望要比韦小宝聪明的多，“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主动要求到前线指挥打仗，毕竟前线需要有才华的统帅，所以被任命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成为曹魏西线的军事统帅，而“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的邓艾还只是拥有自己部属的西线副帅。
从256年开始，司马望长期担任西线统帅，“在任八年，威化明肃”，“广设方略”，姜维“不得为寇”，因功“进封顺阳侯”。263年，司马昭进攻蜀汉，选择更加优秀的邓艾和钟会分路进军，为了给予邓艾、钟会指挥西线作战的空间，司马昭征司马望回朝担任品级更高的卫将军，并且“领中领军，典禁兵”。不久“加骠骑将军、开府”，成为司马懿、司马昭之后司马家族的第三个骠骑将军，以全国军事副统帅的身份进位政治局常委。“顷之，代何曾为司徒”，这个时候，除了被曹奂封为相国、晋公的司马昭和已经进位太傅的司马孚外，司马望也成为三公。
司马家族取代曹魏，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司马孚、司马望父子确实很有能力，他们的存在，极大加强了司马家族的实力。
司马炎封他义阳王，也确实有酬功的成分。
267年，司马炎在保持司马望中领军职务的同时，让他担任更加重要的太尉，全面负责晋国和东吴的作战。在任期间，他在江夏方向击败吴将施绩，在芍陂方向吓走吴将丁奉，在寿春方向，击退东吴皇帝孙皓的进攻。司马望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大司马。
271年，司马望去世，时年六十七，而他的那个进位太宰的老爹司马孚还活蹦乱跳的多撑了一年。
极其优秀的司马望，在统治阶级中其实非常让人看不起，因为他“性俭吝而好聚敛”，特别的喜欢财富，“身亡之后，金帛盈溢，以此获讥”。
司马望是什么出身？贵族世家。司马望是什么身份？年纪轻轻就平阳太守了，46岁就护军将军，负责军事干部的任命，51岁就是大军区统帅，58岁那年就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军事副统帅，然后就是王爵，仅仅封邑就是万户。
司马望一生不缺钱，这是绝对的。
有钱人可能非常“性俭吝”，这也很可能。但是，一个人“性俭吝”，就是不那么喜欢享受。
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一个将来也很有钱的人，一个“性俭吝”不喜欢物质享受的人，“好聚敛”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他是守财奴？
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人性是复杂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司马望在自我玷污形象。
岳飞说：“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耳”。
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怕死”的武将和“不爱钱”的文官也应该有点爱好，如果爱好的恰巧是权力，那么就太麻烦了。
司马望虽然过继给了司马朗，但毕竟是司马孚的儿子。
251年，司马懿去世后，司马昭其实在东西两线的东兴和铁笼山接连遇挫丢了极大的人，为司马家族和曹魏政权稳住局面的是司马孚。司马孚的年龄、能力、威望、地位都在司马师之上，平手相斗，司马望实际还在司马昭之上，最起码不弱于司马昭。
如果司马孚不那么清净自律，如果司马望大有野心，他们斗得过斗不过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联手两说着，但斗得过没有司马师的司马昭一人就大有可能，至于斗那个年轻的司马炎，大体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司马炎这个皇帝，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奋斗的结果，也是司马孚、司马望父子大力协助的结果，从某种角度看，也有司马孚父子相让的成分。
265年，司马炎登基，给了司马望一个万户义阳王的同时，竟然给了司马孚一个四万户的安平王。
263年，蜀汉全国仅仅有二十八万户。

一点小思考
1921年到1953年，中共的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目的并不是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分地主的地，但保护工商业。中共是一个政党，他的目的是改善民众的生活，改善生活就要发展生产力，因为仅仅改善分配体制是没有用处的。要让民众吃饭，一个是整体提高物质产量，一个是改善分配体制。但是，分配体制的改善必须服从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在改善分配体制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也有很大的失误，这个失误简单的说就是过于相信思想教育，他认为思想教育可以消灭人的私心，于是民众都积极的工作。而在实际上，民众的素质没有那样高，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在相当遥远的未来也没有。除了一些优秀人物，社会的主体是自私，而且在物质不能绝对满足需要的时代，这个自私是不可改造的。
中共没收地主的土地，目的是争取农民的支持，但为什么建国后变成集体体制？为什么拼了命扩大剪刀差？这些的根源就是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穷，按照正常社会发展，不可能快速发展工业。建国前，中国修的道路很少，为什么？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体制不能集中力量。1953年到1957年，仅仅5年就完成了工业体系，这个钱哪里来的？归根结底就是从农民那里剥夺。
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继续强调阶级的剥削，意义不大。现在，全国都在招商引资，也就说全国都在邀请资本家的剥削。农民外出打工，不就是寻找资本家的剥削吗？大学生毕业，在企业工作，不也是接受剥削吗？有些时候，能够被人剥削也是一种幸福。文革时期，城市里有极多的待业青年，伟大领袖就号召他们上山下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人们尽可能向城镇集中，文革是把城市人往农村赶，这是违背历史发展的。今天社会发展非常快，农村人一个劲进城，这是好事情。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2节
司马炎又因为司马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奉绢二千匹”。
我的个亲娘，领着人世间最高的“太宰”工资，收取四万户的租税，竟然说他“经用不丰”没有钱花？
那个仅仅有二十八万户的蜀汉皇帝刘禅，不可能将全国赋税收入的七分之一供应皇宫的内部花费！
刘禅在洛阳当安乐公，司马昭“赐住宅，月给用度，赐绢万匹，僮婢百人”。于是，他发表了一句：“此间乐，不思蜀也”。
刘禅的确有些没心没肺，但就他那个已经“民皆菜色”的蜀汉政权，仅仅拥有今天一个大县的人口，还要满足接近十万人的战争供应，他的个人消费也实在马虎，未必敌得过曹魏的安乐公。
干够了，也许是刘禅投降的一个心理因素。
1945年，罗斯福第四次当选为总统，《先锋论坛》报一位记者请他谈一下感想。
罗斯福请记者吃一块三明治。
美国虽然并不官崇拜，但毕竟是总统的三明治，多少是可以显摆的。
记者非常高兴的吃下去。
罗斯福又请吃第二块，记者感觉是殊荣，情不可却。
罗斯福继续请吃第三块，记者有些勉强的吃了下去。
不过令他啼笑皆非的是总统竟然请他吃第四块。
罗斯福以亲身感受的形式说明自己连任四届总统的感受。
也许有人说罗斯福有些做作：在满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枪林弹雨中，一个总统最起码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但是，罗斯福死在总统位置上，如果不当总统，他也许可以多活两年。
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因为坚定喜欢一个寡妇而放弃了王位，他的弟弟乔治继任国王。乔治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 勉强参加公共活动，郁郁寡欢。多年以后，乔治的妻子，王太后非常痛恨他的大伯哥：你不爱江山爱美人，坑坏了我丈夫的健康。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权力。
1952年，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他还说：“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刘禅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因缘际会干了四十二年的皇帝，今天有人造反，明天姜维要粮，弄不好后天牺牲一大片士兵，除了和黄皓在一起，也实在没有什么快乐。
《鹿鼎记》第50回，顾炎武、吕留良建议韦小宝当皇帝，韦小宝就拼命拒绝：“大家是好朋友，我跟你们说老实话。我这吃饭家伙，还想留下来吃他妈的几十年饭。这家伙上面还生了一对眼睛，要用来看戏看美女，生了一对耳朵，要用来听说书、听曲子。我如想做皇帝，这家伙多半保不住，这一给砍下来，什么都是一塌糊涂了，再说，做皇帝也没什么开心。台湾刮一阵大风，他要发愁；云南有人造反，他又伤脑筋。做皇帝的差使又辛苦又不好玩，我是万万不干的。”
我们中国人有非常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和政治事业崇拜，一个男人如果不想当官就好像不是大丈夫。
其实，人生的选择非常的多。
司马炎给予司马孚特别的开销的理由有点问题：“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
司马孚本人不缺钱花，但他养活大批的亲戚、朋友，所以就有些手头紧张。
司马孚愿意养活大批的人，大批的人原因让司马孚养活，司马孚因为养活大批人吃饭而经费紧张。
这就是一大批令人紧张的力量。
249年，司马懿、司马师父子发动高平陵之变的时候，突然就凝聚了3000个人武装。那一年，曹爽是托孤的大将军，拥有绝对的权力，参加高平陵之变实际就是赌命，而每一个人只有一个生命，所以，这3000人就是被司马师私养的死士。对于司马师养活这一批死士，连司马懿也没有察觉。这3000死士就是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基本力量。249年，司马懿是在家休养的太傅、侯爵，他的儿子司马师也是侯爵，司马懿没有发现儿子手头紧张。265年，司马孚是太傅、侯爵，然后是享有四万户的亲王，他竟然缺钱了，那么他联系的力量有多么庞大？
司马孚有铤而走险的力量，他缺少的是心理动机，司马炎就是要花钱买这个平安。
而且，每逢“元会”，司马炎特诏司马孚乘坐舆车上殿，司马炎“于阼阶迎拜”。皇帝“迎而且拜”！司马孚“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
司马孚是司马炎的三爷爷而已，有些本事，给于特别的恩典是可以理解的，但司马炎已经谦恭到令人惊诧的程度，无他，司马孚有太大的威胁。
在这在情况下，世家大族出身的、非常能打仗的、地位显赫的司马望，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缺点就非常的令人放心。
一个贪图财富的人，一般就不影响皇权，700年后一个叫赵匡胤的人公开请求大将们经营良田美宅以便君臣无猜。
1142年，岳飞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抗金，而是因为他品质高尚而且不考虑皇帝的需要。
南宋初年，抗金的其他几个名将，刘光世指挥能力较差也不贪恋兵权，张俊特别的贪婪，经常抢夺财富，他竟然把自己的银两以3000为单位铸成叫做“没奈何”的大球。至于韩世忠，就更加的有趣，他经常跑到部下的内房里骚扰别人偶尔有些将领就拿着武器满世界和韩世忠拼命。
一个能力较差，一个贪财，一个故意恶心部下，他们就没有社会威望，也就没有造反的社会基础。
256年，司马望到达西线，对于姜维来讲，这是继邓艾到达西线后，另一个恶毒的消息。
血染段谷，是曹魏难得的好消息，对于蜀汉和姜维就是极其难得的大惨败。
255年的洮水大捷给予了曹魏极大的打击，姜维也充满了希望。
但是，段谷血战，将士在祁山、武城山和段谷三个战场同时战败，军队在极长的战线“星散流离，死者甚众”，不但军事损失极重，而且“众庶由是怨讟”，广大民众的怨恨不仅仅是针对姜维，而且动摇了对蜀汉政权的支持，“陇已西亦骚动不宁”，也就是说本来摇摆于曹魏和蜀汉之间的羌族等少数民族也对蜀汉丧失了希望，开始向曹魏方向移动。
256年，段谷血战是襄樊战役、夷陵战役、丢失街亭之后的第四次大崩盘，但就对蜀汉的影响来看，最为致命，因为蜀汉的力量已经太弱了，抵抗打击的能力也已经极差了。
“蜀中将士多有阵亡者，皆归罪于姜维。维照武侯街亭旧例，乃上表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对于姜维的段谷惨败，
曹魏的镇南将军、领豫州刺史、都督豫州诸军事的王基有一个评价：“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
这个评价还是非常准确的，归纳一下就是骄兵必败。
在这次战役中，姜维确乎犯了轻敌的错误，但是
，如果仅仅用骄兵必败来评价也太过于简单了。
255年，姜维北伐之前，张翼就很认真的反对，反对的原因就是蜀汉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支持力量的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夏侯霸提议“轻骑先出枹罕”进攻洮西南安。
张翼也附议“轻骑突袭”。
姜维、夏侯霸和张翼 在蜀汉实力欠缺的情况下谋求快速闪击曹魏。
255年，姜维以轻骑突袭完胜洮水大捷，证明了这一军事思路是可行的。
256年，姜维进军祁山本来是想乘胜进军或者复制一个洮水大捷。
由于邓艾过于聪明，提前在祁山设置军事堡垒，姜维在祁山不能得手，就继续发挥轻骑突袭的思路转进南安。武城山被阻后，姜维再一次精选精锐部队夜袭上邽，还是发挥轻骑突袭的思路。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3节
王基的分析其实罗列了姜维段谷惨败的三个原因：轻兵深入，粮饷不继，上下轻敌。
其实，这三个方面并不是一个体系。“粮饷不继”是姜维客观的短板，正是因为这些短板，姜维才选择“轻兵深入”。姜维之所以不能复制上一次的胜利，不是因为“上下轻敌”而是因为邓艾的出现打破了姜维的“轻兵深入”的腾挪空间。
刨除偶然因素，战场决胜，就是比实力、比战斗意志、比智慧。
战斗意志和智慧都属于主观能动性，军事实力属于客观事实。
战斗意志和智慧都可以相对弥补军事实力的客观不足，但是，这个弥补有相对性。
比如，弓箭手可以偷袭机枪手，八路军129师769团可以夜袭日军飞机场，但是，1945年8月，日军就无法弥补美国的原子弹在广岛的轰炸。
比如，1950年，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解放军可以以木帆船硬杠国军的军舰，但估计无法硬杠美国的大型航母。
战斗意志和智慧可以相对弥补军事实力的客观不足，是指在战斗意志和智慧上拥有相对优势。
红军时期，共军经常和国军搞运动战，经常聚歼国军的师级建制。但是，到了抗战时期，共军就只能以游击为主、运动战为主，共军在抗战时期从来没有聚歼日军师级建制的战例。
为什么？
和日军相比，国军不但装备太差、训练太差，而且指挥笨拙，最要命的是战斗意志奇差无比。
和国军相比，红军虽然装备较差，但指挥灵活，战斗意志坚强，而且拥有民众的支持，所以就可以聚歼国军的师级建制。
和日军相比，共军的装备就是极差，训练也没有优势，虽然拥有民众的支持，但和经过武士道培训的日军相比，共军的战斗意志并不具有优势。
亮剑精神是中共克敌制胜的法宝，但日军也敢于亮剑，而且日军已经疯癫。
也就说，和消灭国军相比，共军消灭日军，他的战斗意志和智慧能够弥补军事实力短缺的相对空间要小得多。
255年，姜维之所以能够洮水大捷，就在于他的背水一战的战斗意志和指挥技巧远远超过于王经，所以，他的基于实力不足而设计的“轻兵深入”就可以得手。
256年，姜维之所以不能用“轻兵深入”获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艾的指挥能力完全可以和姜维相当，而且因为姜维的轻敌，邓艾实际拥有了指挥的优势。
邓艾大败姜维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据历史记载，为了挫败姜维的军事进攻，邓艾“脩治备守，积谷强兵”。
构建军事要寨、积储军粮、训练军队，是邓艾抵御姜维进攻的三大措施。但是，邓艾到达雍凉地区，“值岁凶旱”，曹魏这边也没有余粮，邓艾发扬南泥湾精神，“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亲自搞军事屯田。在他的带动下，军队“上下相感，莫不尽力”，所以，段谷之战，邓艾“以少击多，摧破强贼”。
经过邓艾的改造，曹魏边防军的战斗意志有了极大的提高。
姜维第四次北伐，曹魏刚刚经过洮水大败，兵力并没有优势，大旱之后，后勤压力也较大，但是邓艾在拥有指挥优势的同时，军队的战斗意志也有极大的提高。
这样一来，姜维的“轻骑深入”就基本没有了发挥空间。
段谷之战，蜀汉负责断后的是张嶷指挥的5000无当飞军，这个军队是三国时代特别有战斗意志的军队，基本是无坚不摧。但是，段谷血战，他们遇上了邓艾的极有战斗意志的军队。段谷战役，其实就是两支极有战斗意志的军队的较量，张嶷的无当飞军为掩护大将军撤退，发扬大无畏的精神打阻击，邓艾和陈泰指挥的军队为了保护雍凉地区的和平拼了命展开攻击。打阻击的无当飞军以全军覆灭保护统帅撤退，曹魏军队以血流成河最终突破无人守卫的阵地。
那一天，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尸横遍野、哀草连天。
1964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贺新郎》，其中有一段很悲哀的句子：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刀。流遍了，郊原血。”
第十一、孙峻病亡和孙綝秉政。
1、孙峻恐惧而死。
256年，姜维段谷大败损失严重，被迫进行军事休整和国力恢复。
就在这一年，孙峻接受文钦的建议征讨曹魏。
孙峻执政大体三年，历史评价不高，与他品德龌蹉、残狠好杀大有关系，也与他图谋北伐有关系，虽然他的每一次北伐都没有正儿八经的成行。
孙峻这一次北伐的基本方略是安排文钦与骠骑将军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
孙权曾经有过海路进攻青徐的图谋，诸葛恪进兵新城的时候，曾经以海路进攻青徐为疑兵，诸葛恪兵败于曹魏新城后，也曾经图谋进攻青徐。
江东和中原角逐的主战场是合肥、寿春为核心的淮南，其次是襄樊一线。至于选择青徐是并不符合战略的，这一点在219年吕蒙建议夺取荆州的时候就已经有清楚的论述：如果不能拿下合肥和寿春，即使攻克了徐州也很难巩固。
但是，青徐方向有一个特点，他的一侧面临大海，这对于水军较为发达的江东来讲，是一个可以冒险的机会。
所以从孙权开始，包括诸葛恪都有对青徐方向的图谋。
大军开拔之前，孙峻与藤胤到石头城，为出征的高级将领们饯行。
孙峻首先带领“从者百许人”进入吕据的军营饯行。
因为骠骑将军吕据是出征的将领中级别最高的，在孙峻没有从征的情况下，他其实就是前线统帅，虽然孙峻并没有给予他这个任命。
吕据在《三国演义》出场很晚，但他的父亲吕范出场非常的早，虽然他走上戏曲舞台的形象是《甘露寺》里的媒人。
吕范是江东孙家事业的奠基人和合伙人之一。
吕范字子衡，老家是汝南细阳。青年时代担任县吏，非常有气质风度，“有容观姿貌”。
老乡刘氏，“家富女美”，吕范喜欢美女，就前去求亲。
刘氏既然白富美，当然要嫁高富帅。
吕范高当然高，帅当然帅，唯独不富。
所谓吏，就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临时工，他们没有人事档案，一般不能进步，除了借机敲诈勒索腐败一下，就没有什么收入。
《水浒传》中的武松曾经是阳谷县都头，放在今天就对应武警大队或者公安局的老一。但是，古今对应往往不准确。今天的武警大队和公安局都是正儿八经的干部，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对待他们都非常的尊敬。但是，武松的哥哥被人谋害，他打官司竟然斗不过西门庆，因为没有钱。
所以，刘美女的妈妈就非常嫌弃吕范。而美女的父亲慧眼识珠：“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邪？”
这是一支潜力股，“遂与之婚”。
为躲避战乱，吕范躲避到寿春，担任袁术的谋士。
在寿春，青年孙策见到了吕范，非常器重吕范，“见而异之”，惺惺相惜，吕范也“遂自委昵”孙策，“将私客百人归策”。
《三国演义》第15回写的更加形象一点。
“孙策征庐江太守陆康，得胜而回”，袁术“唤策至，策拜于堂下”，袁术就“便令侍坐饮宴”。
孙策归营寨，因为袁术“席间相待之礼甚傲，心中郁闷，乃步月于中庭。因思父孙坚如此英雄，我今沦落至此，不觉放声大哭。”
这是小霸王孙策一生中最脓包的时候。
就在这时，孙坚的旧从事官朱治提议：“君何不告袁公路，借兵往江东，假名救吴景，实图大业，而乃久困于人之下乎？”
正商议间，吕范进入表态：“公等所谋，吾已知之。吾手下有精壮百人，暂助伯符一马之力。
第二天，孙策从袁术那里借了三千军马，弄了一个折冲校尉代行殄寇将军的身份，带领朱治、吕范、旧将程普、黄盖、韩当等走上创业的征程。

@金戈vs铁马 1458楼 2013-10-20 19:03:57
两晋上层人物很奢侈的，这和王朝的短命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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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
奢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客观的物质基础，一个是思想意识，但思想意识必须服从于物质基础。
举例说，今天的普通城市居民居住、吃饭、休闲的程度大约都在建国初期高级干部之上。雨花石在农村，现在虽然不能每顿饭吃牛羊肉，但猪肉是可以吃起的，至于鸡蛋已经不再考虑范畴了。现在，雨花石吃鸡肉，也选择红玉之类的，肉食鸡是不肯吃的。我们看电视剧《亮剑》，楚云飞宴请李云龙，就很简单的几个菜。而《智取威虎山》的座山雕也仅仅一个百鸡宴，放在今天，比如星期六，朋友两个小聚，也是一斤羊肉水饺、一斤熟牛肉。
如果以建国初期的标准看今天的生活，我们太奢侈了。
但是，我们和人家澳大利亚、加拿大相比，就太辛苦了，因为人家地广人稀，不那么劳动就可以奢侈的生活。
西晋建立后，一直到八王之乱钱的四十年，国内长期承平，仅仅一个短时间的灭吴战争。三国时期，长期战乱，民众的物资的绝大部分供应战争，社会积累艰难，而且人口死亡率太高。到了西晋，战争停止，民众有了极多的时间，而荒芜土地极多，大家就可以开辟新的土地，家家都是地主，佳佳都有余粮，政府也有积蓄，所以就奢侈的不得了。
文革后期，农民也拼命的劳动，为什么吃不饱？就在于社会分配制度非常先进，大家都平均分配粮食，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勉强温饱，每一个女人都嫁一个男人，这样人口就无限量增长，而土地已经不可能大规模增加，所以粮食产量就无法增加。
改革开放后，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是增加了农民在农业的劳动投入，实际是让大部分的劳动力脱离了农业，但农业反而可以大发展，为什么？家庭承包变管理劳动为自觉劳动，不仅仅是增加了积极性，而且是促使农民思考提高劳动生存率，引入科学技术。我出生于1971年，小时候也给生产队拾过麦穗。当时的科技推广非常的慢，一个是四人帮的反科技，另一个是大家并不能在科技推广中得到好处。比如，拖拉机耕地比牛快的多，但拖拉机耕地的同时，生产队长一定要给节省的劳动力寻找工作。既然，科学技术也不能让我休息，那么科技与我无所谓。虽然科技可以提高产量，但我能得到多少？
家庭承包以后，1994年，我们这里出现小麦联合收割机，一亩地的价格是50元，需要100斤小麦，但我们都很愉快，因为节省的时间是自己的，自己的时间打工的收入远远在50元之上。
西晋的奢侈，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但也曲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富庶。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因为土地政策调整，农民突然暴富，也奢侈的很，电视机、自行车、录音机、木板车、缝纫机、手表突然进入家庭。我记得1984年，热播《霍元甲》的时候，过了一个非常奢侈的春节，大碗大碗的肉，大瓶大瓶的酒，烧包的很。1985年国家开始放开工业品价格，成熟工业开始改革，化肥、农药物价猛涨，农民就收入锐减，春节就萧条了。
西晋的灭亡是接班人选择除了问题，无关经济。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4节
朱治、吕范是孙策创业时代的铁杆元老。
孙权进位吴王，朱治“每进见，权常亲迎，执版交拜，飨宴赠赐，恩敬特隆，至从行吏，皆得奉贽私觌，其见异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孙权不是一个喜欢尊敬人的家伙，他曾经恶心张昭，他也曾经在毛驴的脸上写“诸葛子瑜”。
但是，他特别尊敬朱治，因为那是江东事业的最核心支持。
朱治去世于224年，他
的儿子朱然在陆逊去世后担任军事统帅。
孙策起兵后遇到一个大麻烦，就是他的母亲和家眷都在江都，处于徐州牧陶谦的控制下。
孙策就派吕范前去迎取家眷。但是，孙策这一次进军是打着袁术部队的旗号前去帮助母舅丹阳太守吴景，而这个吴景一向和
陶谦不和。
得到吕范前来的消息，陶谦就认为吕范以取家眷为借口前来收集情报，所以就命令地方官逮捕吕范。紧急时刻，吕范“亲客健儿篡取以归”，胜利完成了任务。
孙策起家的时候，也是非常艰难，只有吕范和孙河“常从策，跋涉辛苦，危难不避。”孙策也把吕范“亲戚待之，每与升堂，饮宴于太妃前。”
孙策时代，让吕范“典财计”，担任财务主管。
那个时候，孙权“年少，私从有求”，经常向吕范提出一些不合理的经济要求，吕范一定要汇报给孙策，“不敢专许”，当时孙权非常讨厌吕范。
孙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就是经常贪腐公款。孙策这个家伙心眼多，经常查账。孙权的“功曹周谷辄为傅著簿书，使无谴问”，就是替孙权造假账，蒙混孙策。孙权当时非常喜欢周谷。
200年，孙权突然接替孙策的事业，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人事调整。
孙策当家，孙权就蒙骗哥哥的钱花，现在自己当家，偌大的家业就由自己掌握，他很需要几个忠实的哥们干工作，因为吕范曾经忠诚于孙策，所以“厚见信任”，因为周谷“能欺更簿书”，结果是“不用也”。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岗位决定立场。
吕范不但可以搞财务，也可以搞外交，当媒人，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长处，长于预测。
李渔说：“魏有管辂之卜，吴有吕范之卜，一定军于先时，一料擒于临事。”
《三国演义》第77回，吕范就卜卦预测关羽要深夜突围。
吕范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事统帅。
《三国演义》第84回，223年，曹丕借东吴和蜀汉彝陵大战之际判断“陆逊若胜，必尽举吴兵去取西川；吴兵远去，国中空虚，朕虚托以兵助战，令三路一齐进兵，东吴唾手可取也”，具体部署是“曹仁督一军出濡须，曹休督一军出洞口，曹真督一军出南郡”。
但是，因为陆逊已经洞悉了曹丕的谋划，所以就兵分三路迎战，《三国演义》第85回，陆逊和诸葛瑾在南郡内外夹击杀败曹真和夏侯玄，猛将朱桓在濡须口斩将立功杀败曹仁，进攻洞口的“曹休亦被吕范杀败”。
正史记载“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
曹休曾经被曹操称赞为“千里驹”，张辽是三国名将，臧霸也非比寻常，结果被吕范杀败。
因功，吕范“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
但是，“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
可见吕范的卜卦比不过今天的天气预报。
吕范班师后，拜扬州牧。
这一年，指挥彝陵大战的陆逊“拜辅国将军，领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
中国历史是第一个辅国将军是汉献帝的老丈人伏完，其后魏蜀吴三国都设辅国将军，属于杂号将军，地位并不高崇，《三国演义》的第117回就有辅国大将军董厥，他就接受大将军姜维的指挥。陆逊的辅国将军，其实级别低于吕范的前将军，前将军是重号将军。
228年，孙权称帝前夕，任命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疾卒。权素服举哀，遣使者追赠印绶”。
三国时期，经常出现大司马和大将军，比如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就是大将军，后来进位大司马，而姜维是大将军，一直到死也没有当上大司马。
大司马高于大将军。
三国时代还经常出现大都督。
这个大都督与大将军、大司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大都督，对应今天的名字应该就是前敌总指挥，所以这个职务带有临时性质和不同等级。
比如，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而叶挺是前敌总指挥，然后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是八路军总指挥。
也就是说，各个级别的编制在需要时都可以设立总指挥。
周瑜是大都督，诸葛亮也担任北伐军大都督，司马懿也担任大都督。
所以，大都督就是根据需要授权的一线最高指挥官，他拥有指挥权，而没有人事权。比如，钟会进军汉中，处理了邓艾任命的雍州刺史，邓艾就非常愤怒。
大将军，就是军队的总司令。《三国演义》的第一个大将军是何进，司马师、司马昭都长期担任大将军。
大司马的地位更高，应该对应今天的国家武装力量总司令。
军队是武装的部队，当然是武装力量，但是，武装力量要比武装部队的范畴更大。
比如，公安系统和国安系统都是武装力量，武装警察部队也属于武装力量，但他们都不属于解放军系统。
那么大司马和大将军，哪一个厉害？这个倒不一定，如果仅仅设立大司马，而没有大将军，大司马当然权力极大，但如果设立大司马的同时也有大将军，因为大将军直接控制军队，大司马的实际权力就被架空。
《三国演义》的第96回，228年，石亭战役爆发，孙权给予陆逊的名义是“辅国大将军（等同于后来的董厥）和平北都元帅（北伐军总指挥），比吕范的大司马差出去极大的一截。
吕范是孙权时代，当然也是整个江东历史上第一个大司马。
229年，孙权登基后，回到建业，跑到吕范的墓地，高声呼唤：“子衡！”
“言及流涕，祀以太牢”，给予最高的荣誉。
孙权“移都建业，大会将相文武”，公开宣布“鲁子敬比邓禹，吕子衡方吴汉”，并且有长篇大论的解释：“昔邓仲华初见光武，光武时受更始使，抚河北，行大司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劝之以复汉业，是禹开初议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略，孤始与一语，便及大计，与禹相似，故比之。吕子衡忠笃亮直，性虽好奢，然以忧公为先，不足为损，避袁术自归于兄，兄作大将，别领部曲，故忧兄事，乞为都督，办护脩整，加之恪勤，与吴汉相类，故方之。皆有指趣，非孤私之也。”
我们知道，邓禹是刘秀的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吴汉是云台二十八将的第二名，他们都相继担任大司马。
周瑜、吕蒙、陆逊虽然对于江东事业贡献极大，但是，孙权对于他们都并不绝对信任，往往给予牵制。鲁肃是孙权自己的贴心干部，吕范对孙家绝对忠诚，夷陵之战后，陆逊威信太高，孙权就重用老资格吕范担任武装力量总司令控制陆逊。
那么，吕范能够压制住陆逊吗？
据历史记载，吕范“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脩敬虔肃，不敢轻脱。”
吕范担任地方官的时代，陆逊、全琮都还是他管理下的贵族子弟，见了吕范连口大气也不敢出，给予特别的尊敬。
吕据是吕范的儿子，“初拜副军校尉，佐领军事”。吕范去世后，“迁安军中郎将。数讨山贼，诸深恶剧地，所击皆破、随太常潘浚讨五溪，复有功。朱然攻樊，据与朱异破城外围，还拜偏将军。入补马闲右部督，迁越骑校尉。”
以吕据的家庭背景和个人优异的战功，提拔的并不快，地位也并不高。
为什么？现在，我们分析一下马闲右部督和越骑校尉。
西汉时期有龙马，闲驹等部，属太仆管理，属于养马的机构。东吴有马闲左右部，应该是借龙马，闲驹而得名。根据东吴无难左右部、解烦左右部、帐下左右部的事例推论，马闲左右部应该是军队而不是养马机构，而之所以借用马闲之名，说明马闲营应该是骑兵。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5节
越骑校尉是汉武帝设置的统帅长安附近中枢地区的皇家军队的“八校尉”之一。屯骑校尉掌骑士，越骑校尉掌越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这三个校尉都应该是统帅骑兵。这个八校尉都“有丞、司马。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
历史上关于越骑校尉的职责，是有争论的，很多人认为越人不长于骑马，不应该有越人组成的骑兵部队。
我个人认为，这是犯了整体概念侵犯个体特殊性的错误。
项羽是中国战神，骑马打仗单兵天下无敌，他的江东子弟兵很多是骑兵。
按历史记载，越骑校尉“掌越骑，秩比二千石。所属有丞及司马，领兵七百人”。
庞大的越族，提供七百个精锐骑兵还是可以胜任的。
吕据是江东的骑兵将领。
东吴所管理的土地，是南方水网地带，所以江东的水军非常的发达，所谓“伏路把关饶子敬，临江水战有周公”就从整体上总结了江东的军队特点。但是，江东也有优秀的骑将，比如太史慈和甘宁。
但是，吕据的进步非常的慢，这就与他长于骑兵指挥有关，因为江东军队的主体是水军。
251年，也就是孙权去世前一年，“大风，江水溢流，渐淹城门”。孙权派人观察水情，“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
面对狂风暴雨，大家都缩着脖子不出门，只有吕据发扬主人公精神抗险救灾。
吕家确实和孙家心贴心。
孙权已经年老，而且有病，迫切需要忠诚而有才能的人给儿子保驾护航，所以就“拜荡魏将军”。
孙权“寝疾”，病的厉害，就安排吕据“为太子右部督”，担任太子孙亮的贴身保卫工作。
吕据是孙亮的基本力量。孙亮即位后，滕胤由太常提拔为卫将军，吕据担任右将军。
东吴已经是国家政权，右将军之上还有很多高级将领。但是，吕据实际是孙权去世前给孙亮的五个顾命大臣之一，当然他的排序和实权都最低。
252年，诸葛恪和孙峻除掉了另一个顾命大臣中书令孙弘，253年，孙峻和滕胤除掉了首席顾命大臣诸葛恪。
孙峻担任丞相把持朝政后，对滕胤有些顾忌，并没有给予滕胤更多的实际权力，反而提拔右将军吕据为骠骑将军。
骠骑将军就是全国军队的副总司令员，位阶相当于三公，大体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委员的级别。
骠骑将军之下是车骑将军，然后是卫将军。
滕胤和吕据的地位发生了大轮换。
孙峻是皇室，他固然专权，但毕竟要考虑孙家的利益，吕据是吕范的儿子，他们在为孙家服务这一点上有共性，当然这仅仅是孙峻的理解。
但是，滕胤在统治阶级内部有很高的威信，尤其是他有极强的国家政务处理能力。
其实，滕胤和孙家也有个人私密，他的妻子是孙静的第四个儿子孙奂的女儿。而孙峻是孙静的长子孙暠的孙子。孙暠有三个儿子，孙绰、孙超和孙恭。孙峻的父亲是孙恭，孙綝的父亲是孙绰。孙峻和孙綝是一个爷爷的叔伯兄弟。至于滕胤的妻子就是孙峻和孙綝的本家姑姑。
但是，滕胤的女儿嫁给了诸葛恪的儿子，他们是亲家。
除了亲戚关系，孙峻之所以提防滕胤，重要是滕胤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吕据虽然是骠骑将军，但非常尊敬滕胤，二人关系非常的好。
孙峻这个人非常敏感，所以逃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波又一波的谋杀。
孙峻和滕胤去吕据军营饯行，孙峻发现吕据“御军齐整”，就是指挥部队非常的得力，军队号令整齐。
孙峻非常武勇，但是他长期担任武卫将军，统帅的是内卫部队，虽然是丞相，但毕竟在军队中没有军功和根基。
面对吕据在部队的强大影响力和优秀的指挥能力，孙峻非常的矛盾。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前线必须有能征善战的名将统一指挥，但如果吕据依托军功控制了北伐军队，对自己是一个太大的威胁。
所以，两难之下的孙峻“恶之，称心痛去”，没有完成饯行就提前离去。
回家后的孙峻心神不宁，异常矛盾，“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
日有所思，夜也有所梦。孙峻的恐惧不是来源于已经去世的诸葛恪，而是担心诸葛恪的命运落到自己头上。诸葛恪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贪腐，不是因为专权，而是因为坚决北伐损失惨重得罪了整个统治阶级。孙峻曾经非常坚决的支持诸葛恪担任首席顾命大臣，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能力比不上诸葛恪，而且也比不上滕胤，现在他发现自己在军队的影响可能不如吕据。
如果北伐青徐兵败，江东的统治阶级是否会复制另一个政变？如果兵伐青徐胜利，自己能否控制吕据？
思来想去，他最大的担心就是自己重蹈诸葛恪的覆辙，让人家给政变了，所以就梦中被诸葛恪所伤，当时的人比较迷信，于是吓死了。
这仅仅是孙峻去世的心理因素，最重要的是身体基因。
《三国演义》第29回，说“孙权生得方颐大口，碧眼紫髯”，然后给了一个小故事：“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给了一个总评价：“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亨高寿，众皆不及也。”
刘琬通过观察，得出一个结论，江东孙家虽然“才气秀达”，但统统是短命鬼，“禄祚不终”，只有孙权“乃大贵之表，又亨高寿”。
我在前面已经给了一个解释，我认为孙权的基因可能有白种人遗传。
所以，孙权之外，孙家所有男丁，不管地位高低，都有早亡的特点。
当然，孙峻的早亡，也可能与他频繁的性生活有关系。
反正，孙峻死了，留给江东的是一个更乱的世界。
2、孙綝专权。
孙峻临死，将管理东吴的权力交付给了族弟孙綝。
这个安排是无奈而且仓促。
孙峻去世的突然而且过早，他虽然和皇帝孙亮没有大的冲突，但孙亮年龄还太小，无法独立处理国政。
那么就必须有人接替自己代理国务。
经过孙权晚年和孙亮时代的几次大规模内部大屠杀，东吴的重臣已经不是很多，而且延续了内部斗争而分裂。
从道理看，孙峻的接班人应该是滕胤或者吕据，因为他们是孙权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但是，孙綝已经非常警惕滕胤和吕据，或者说，孙峻正是因为对滕胤和吕据的恐惧才去世，他当然不能将权力托付给滕胤或者吕据。为了自己家族的安全，孙峻只能在自己家族中选择接班人，他选择了一个爷爷的本家兄弟孙綝。
孙綝字子通，出生于231年，孙峻去世的时候，孙綝25岁，年龄太小，“始为偏将军”，这个职务太低了。
偏将军官名始于春秋，在将军中的地位较低，多由校尉或裨将升迁，无定员，三国均置，属第五品。
三国的军职应该是：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四将军→四征将军→四镇将军→四安将军→四平将军→杂号将军→偏将军。
一句话，只要有名号的将军地位就高于偏将军，放到今天，偏将军也就少将而已。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25岁的皇室少将突然接班管理国家产生的政治震撼。
208年，周瑜被孙权任命为左都督，指挥江东前线各部抗击曹操，老资格的程普就拒绝接受命令。
222年，陆逊被任命为大都督，指挥东吴彝陵前线各军抗击刘备，老将韩当和周泰就带头闹事。
其实，周瑜和陆逊在江东还是很有资格的。
周瑜出生于175年。195年， 20岁， 孙策受袁术之命平定江东，周瑜带兵粮到历阳支助孙策，一同作战，攻下横江、当利两处军事要地，立下大功，击退刘繇，进入曲阿。198年， 24岁的周瑜被孙策授于建威中郎将。199年，25岁的周瑜被任命为中护军，虚领江夏太守。
200年，周瑜以中护军的身份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帮助孙权。
到了208年，33岁的周瑜担任前敌总指挥，程普不服。
周瑜可以干托孤大臣，为什么不能干前敌总指挥？
这个就与当时的体制有关。三国时代，军队的级别和职务是两套体系，当然，今天的军衔和职务也不是绝对对等。
周瑜以一个中郎将（校官）的品级担任中军护军，也就是中军的组织部长，仅仅属于给领导服务，他当顾命大臣，或者以孙权的名义发布命令，或者仅仅是给孙权提供建议，大体就是今天的特别助理或者贴身秘书。你周瑜就是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也仅仅是龙身上的蜻蜓，见到程普等老将，还是要恭恭敬敬。

这个大都督与大将军、大司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大都督，对应今天的名字应该就是前敌总指挥，所以这个职务带有临时性质和不同等级。
比如，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而叶挺是前敌总指挥，然后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朱德是八路军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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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vs铁马 1465楼 2013-10-22 09:00:14
徐总后来的地位比朱总低很多呢，如老张斗赢老毛，徐朱的地位也会随之倒过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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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结束后，因为朱德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有点暧昧，所以毛泽东成立了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前敌指挥部，实际架空了总司令部。到了抗战初期，朱德虽然是总指挥，但副总彭德怀控制人事权。陈光代理115师和杨得志代理344律都是彭德怀决策。但是，从抗战中期开始，朱德就再一次成为一号军事干部。
第一，朱德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无人能比，之所以后来不突出，是因为地位的高崇。
第二，朱德实际参与政治决策，是政治家。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已经表现出他的局限性：优秀的军事家，但仅仅是优秀军事家。
徐向前可能取代任何人，但顶替不了朱德。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但毕竟是军事干部。

越骑校尉是汉武帝设置的统帅长安附近中枢地区的皇家军队的“八校尉”之一。屯骑校尉掌骑士，越骑校尉掌越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这三个校尉都应该是统帅骑兵。这个八校尉都“有丞、司马。自司隶至虎贲校尉，秩皆二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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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戈vs铁马 1469楼 2013-10-23 14:35:31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
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以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刘晔为司空仓曹掾，毛玠、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皆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徐晃皆为校尉，许褚、典韦皆为都尉；其余将士，各各封官。
请问老师，校尉是针对将军的吗？比将军低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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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复杂。
都尉出现于战国，是职位次于将军的武官。到了秦汉之际，因为战争的扩大，都尉也就越来越多。《史记》的《陈涉世家》：“陈涉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鸿门宴》：“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秦汉之际，弄一个将军是非常的艰难，所以将军没有必要细分，作为将军之下的都尉也非常重要。
但是，两汉之际，都尉的职务越来月负责，而且越出了军事体制，出现了掌皇帝所乘车辆的奉车都尉，掌副车之马者称驸马都尉，掌乐府的协律都尉等。
官职正如尊称，一旦泛滥，就必须出现新的代替品，而都尉越出军事体制说明已经丢失了军事功能而虚化为一种荣誉。
校尉始置于秦朝，为中级军官。西汉，汉武帝为了加强对长安城的防护而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八校尉之秩皆为比二千石，属官有丞及司马。
这个校尉虽然地位低于将军，但因为实际统帅军队反而拥有比将军更重要的实际权力，因为负责首都的警卫，在政治变动时期，地位就异乎寻常的重要。
汉末灵帝曾经特设西园八校尉，掌管京师附近的兵权。但因为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军权下移出现了大批的军阀，所以校尉的名号开始多见，如骁骑校尉（曹操）、折冲校尉（袁术、孙策、夏侯惇）、鹰扬校尉（曹洪）等。
我们读《三国演义》比较头疼他的官职变化。东汉末年，弄一个将军比较稀罕，所以曹操就一个骁骑校尉起家（他也比较长于骑兵指挥)，随着战争扩大，原有的体制不能适应新的情况，所以就有了变通，比如刘备就为了诸葛亮发明一个军师中郎将。整体的态势是官越来越多，这样将军就越来越多，而原本掌握实际权力的校尉就成了普通军官。
司隶校尉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务，第一，他控制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自由活动于京师；第二，他有权进入皇宫之外所有地区搜查；第三，他管理京城之外的司隶校尉辖区的行政、军事大权。
在东汉政治斗争频繁的时候，司隶校尉是极重要要的职务。蜀汉的第一任司隶校尉是张飞，然后是诸葛亮长期兼任。
关于司隶校尉的作用，我已经在完成的《姜维》的《钟会》部分里进行解释。钟会在参加灭吴战役之前是司隶校尉。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6节
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总要受各种各样的社会习俗的限制。比如，雨花石通过努力，有可能出书，也有可能当一个小干部，也有可能成为富翁，但基本不可能成为大学教授，虽然雨花石也是一个初中教师。
一个优秀的初中教师，可以评选为相当于大学教授的职称，但极难直接评为大学教授，虽然有些大学教授也可能碌碌无为一辈子，但原始出身的限制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知道，戴笠曾经在蒋介石那边极有权力，但一直到死都是少将，军衔的低决定了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比如，戴笠见了国军的中将，也要恭恭敬敬的敬礼。新四军中将军长叶挺就曾经公开奚落过戴笠，但叶挺绝对不可以奚落何应钦，因为人家是上将。
程普是追随孙坚平定黄巾军的老部下，资格和威望要高的太多。
陆逊出生于183年，203年，担任孙权的幕僚，216年，参与平定鄱阳的贼帅尤突，斩首数千，因功拜定威将军。219年，36岁的陆逊代替称病的吕蒙担任陆口右部督，随后协助吕蒙指挥了谋夺荆州的战役。222年，39岁，奉命独立指挥江东彝陵前线，诸将不服。
256年，25岁的孙綝以偏将军的身份处理最高国务，名臣宿将情何以堪：我们是否太也无能？
当然，孙权、孙亮领导江东的时候更加年轻。封建时代，为了国家的稳定，一般都是世袭最高统治者，但不是所有的职务都世袭，而且就是接班，也没有听说让堂弟接班的。
孙峻去世后，孙綝“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
孙綝只能以较低的职务代理国家军事、政治。
从历史记载看，孙綝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比孙峻更加专权而嗜杀。作为孙权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吕据竟然在没有得到提前打招呼的情况下，就被突然告知，孙綝即将掌握一切权力。“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
历史记载，孙峻在为吕据饯行的时候，心情非常恶劣，以生病为由突然离去，接替孙峻的孙綝肯定不会给吕据光辉灿烂的未来。所以，吕据选择了推荐滕胤担任丞相。
然后，吕据指挥本部人马回师建业，派人通报滕胤，联系谋划废除孙綝。
孙权晚年的政治变乱最终发展到内部武装战争的程度。
我们不能不承认，孙峻还是很有眼光的，孙綝极有政治手腕。
孙綝首先公布滕胤为大司马，接替吕岱驻武昌。
256年，三国第一长寿星吕岱寿终正寝。
我们中国老将的代表，往往是廉颇和黄忠，其实和吕岱相比，他们还属于短命。
吕岱出生于160年。请注意，刘备出生于161年。200年，39岁的刘备已经名震天下，18岁的孙权领导江东，40岁的吕岱担任孙权的幕僚，不久就任余姚县长。
在这之后，吕岱勤劳而清廉的为江东事业默默的贡献，他几乎没有卷入江东的内部政治斗争，因为他是一个干具体工作的人。他的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的领导们或者战死疆场或者死于内斗政治斗争或者自然代谢了生命，统统提前退出历史舞台。245年，年轻吕岱23岁的陆逊在武昌去世，年轻吕岱43岁的诸葛恪接替陆逊“为大将军，假节，驻武昌，领荆州事”，全面负责长江上游军事。这一年，已经85岁的吕岱督武昌右部，负责武昌到蒲圻的防务。85岁的老同志给42岁的后辈担任副手，要知道，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还比吕岱小14岁呢。
但是，吕岱从来不摆老资格，勤勤劳劳的工作，张昭的儿子奋威将军张承极其感动的给老前辈写了表扬信：“忠勤相先，劳谦相让，功以权成，化与道合，君子叹其德，小人悦其美。加以文书鞅掌，宾客终日，罢不舍事，劳不言倦，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何其事事快也。”
张承评价吕岱是一个忠诚、勤劳、亲善、高尚的老同志。一个80多岁的老同志，“上马辄自超乘”，比廉颇还厉害，实在令人羡慕。
252年，孙权去世，孙亮登基，大将军诸葛恪进位太傅管理国家，92岁的吕岱进位大司马驻武昌，负责长江上游军事。
这一年，魏蜀吴三国的老同志代表分别是司马孚、廖化和吕岱。
251年，出生于180年的司马孚以71岁高龄取代王凌担任太尉，大体就是负责国防事务的政治局常委。
259年，出场于《三国演义》气势磅礴的“千里走单骑”的廖化担任右车骑大将军。200年，廖化是少年将军，所以估计出生于180年之后，估计也比吕岱年轻20岁。
256年，这个几乎完整经历三国动乱的老同志，在96岁的那一年完成了他的生命。
吕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不是突出的人物，他不是那种可以有创造性的完成工作的人，在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军事、政治斗争中，他都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但是，吕岱的生命长度和老当益壮的勤奋精神，绝对三国第一，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吕岱的成功不仅仅是精力充沛、资格极深，而且是品质高尚。吕岱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正确，非常乐意接受年轻的同志的领导，比起以资历压人的程普、韩当要高尚的太多。
共和国将领中也有这样的任劳任怨、顾全大局的优秀者。
孙毅同志，出生于1904年，毕业于河南陆军军官学校，1931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中校参谋，12月参加宁都起义，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长征路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以“孙毅是白军过来的”为由而取消了军委教导师参谋长孙毅的骑马资格。
面对如此歧视，孙毅一笑置之：“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条腿嘛！”
凭着自己的一双铁脚板，孙毅走完了长征路。
每当有人提起这段不愉快的往事时，孙毅总是豁达地调侃道：“我还真要感谢那位李德先生，他使我锻炼了两条腿，为健身打下了基础。”
他的言语间始终流露出乐观、自信与自豪，还有宽容。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对于这一次军衔的评定，现在还有很多人议论，特别是粟裕的粉丝因为不能评元帅而非常遗憾。
在别人争夺地位和荣誉的时候，孙毅向组织写了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
孙毅最后还是授予了中将军衔。
当时提出降衔的还有许光达和徐立清。
我比较欣赏的是孙毅的自我评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孙毅担任了红一军团的最后一任参谋长。1937年抗战初期，接替陈士榘担任343旅参谋长。
左权是军事家，陈士榘是上将。和他们相比，孙毅确实是“乏建树之功”，但他在历史时期的地位非常高，如果硬抗硬努力要求一个上将，也在情理之中，但孙毅看到自己“只有从劳之苦”，孙毅自我评价非常准确。
文革开始，孙毅被剥夺一切职务，12年后，1978年宣布平反并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顾问（大军区正职待遇）。12年还一个清白，这位老人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满含热泪向全场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会后他激动不已，逢人便讲：“我又能为党工作了！”
1980年12月，孙毅
当选为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孙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但是，面对培养年轻干部的客观需要，他向党组织提出辞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为了向年轻人腾挪政治空间而辞职的政协委员。这一年的秋天，孙毅又在总参党委会上，对着总参党委书记、总长杨得志，三次弯下的坚挺笔直的腰板，真诚地恳求辞去总参顾问的职务。
2003年，孙毅以虚岁100的高龄去世。他是建国后第一个百岁老将。
256年，吕岱年老去世，客观给孙綝解决政治权力提供了空间。
历史上没有滕胤具体出生时间，大约在200年左右，256年，大约60岁，虽然比吕岱是年轻的多，但在东吴朝廷也属于老同志了。
滕胤、吕据和孙峻、孙綝在国家管理方面确实有一些理念差别，而且孙峻、孙綝都残忍好杀，从道理看，滕胤、吕据管理东吴确实比孙峻、孙綝要好一些，但是，他们的争夺从根本上还是个人的争权夺利。
孙权曾问诸葛恪：“卿何如滕胤？”
诸葛恪答道：“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
诸葛恪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滕胤的政治手腕并不突出，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有些不合适。

我朋友刘二哥夜来迷梦，感悟历史，写小诗一首，清晨示我，遂发出以供朋友欢乐。
幻江月
刘二哥
往事越千年，
潮起潮又落。
历史好似连台戏，
一曲刚落幕，
一曲又鸣锣。
昨日里萧何月下追韩信，
今又是澶渊城下立盟约。
生时功业身后名，
沧海桑田变幻多。
生旦净末各登场，
江水滔滔河水浊。
翻罢陈年旧账，
且置清茶一杯，
唤红袖添香，
与列位一一评说。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7节
不要说国家领导人，就是最基层的单位领导，也是坏人不能当，好人干不了，因为坏人当政必然作恶，而好人一定不能管理单位。
比如，牵扯到某些人具体利益，你就是多么大度，总有人不满意。
1955年，解放军评军衔，内定毛泽东为“大元帅”，以中共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的贡献、地位，这个评定非常恰当。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共产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力以及因为能力带来的威望，官衔不是最重要的，但毕竟是大元帅：天底下谁嫌官多啊？
毛泽东坚辞不就，而且动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其他几个政工干部也不参加评定军衔。
即使这样，几十年来，关于1955年评军衔仍然非议不断，有些朋友认为不公平。
所以，如果没有政治管理手腕，即使业务能力极强，也不适合当领导，否则就是难为自己。
253年，滕胤没有斗过孙峻，256年，滕胤也没有斗过孙綝，可见他是一个有极强工作能力的人，但不是一个政治手腕高超的人，他确实不适合当一把手。256年，吕岱恰好去世，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上天给予滕胤的一个机会。如果滕胤接受这个任命，以大司马的身份驻武昌统帅东吴上游军队，然后协调吕据，让他统帅自己的军队控制方面，也许大家可以都可以多活几天。
2009年，雨花石奉命到教研单位当一个普通的员工，因为从一线进入机关，所以是极大的升迁，而且因为直接领导是一个有能力而和谐的老朋友，所以就特别的愉快，那一天的晚上，雨花石的老婆被自己的老公突然高涨的情绪折腾的七零八落。
2010年，雨花石奉命转岗到另一单位担任一个小头目，那一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弄得老婆非常不快意：你既不交公粮，也不肯睡觉，让人好好讨厌！
那多的资格较老而能力较强的老同志珠玉在前，我一个瓦缶竟然后来居上，如何能够服众？如何开展工作？
那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那个时刻，来自同事的温暖和部属的拥戴就是特别感念。
和孙峻相比，孙綝特别需要别人的支持，如果滕胤能够帮助他一把，以孙綝的刻薄，也未必特别的感恩，但因为滕胤已经度过了诸葛恪和孙峻时代，所以他的形象就是另一个吕岱。
哪一个单位都特别喜欢有吕岱这样的老同志。
吕岱之所以成为吕岱，就在于他从来就不积极谋求自己的利益，吕岱之所以能够在江东一波一波的政治斗争中稳如泰山，就在于大家都知道吕岱不谋求自己的利益，都知道吕岱是一个不会参与政治斗争的人。
256年，不但命运在暗示滕胤学习吕岱，就是孙綝也公开要求滕胤学习吕岱。大司马，是全国武装力量的总司令，虽然不能全权处理国务，但也几乎是人臣的极限了，你就满足吧。
接到吕据进军建业的消息，孙綝派从兄“右将军、无难督”孙虑（前一个无难督是255年谋划铲除孙峻的孙仪）指挥军队快速占领江都迎击吕据。同时以皇帝的名义派人命令前线的文钦、刘纂、唐咨等进攻吕据。
与此同时，孙綝派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通告滕胤知道孙綝已经和吕据发生了战争，并要求滕胤立即离开建业赶赴武昌。
考验滕胤和吕据的时刻到了。
裴松之“以为孙綝虽凶虐，与滕胤宿无嫌隙”，所以，滕胤如果“出镇武昌，岂徒免当时之祸，仍将永保元吉，而犯机触害，自取夷灭，悲夫！”
如果滕胤去了武昌，能否躲过孙綝的屠杀也是很难预测的事情，但手握兵权于武昌，确实要安全得多。
滕胤选择了彻底决裂。他扣留了华融和丁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宣布孙綝作乱，逼迫华融和丁晏写信攻击孙綝，信的内容大体就是要求孙綝“识时务者为俊杰”，交出一切权力。孙綝那里吃这一套，向孙亮汇报滕胤造反，以封爵为交换，命令将军刘丞“率兵骑急攻围”滕胤。
滕胤虽然是卫将军，但本来是太常，属于文职，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身边的军队并不多，得到刘丞进攻的消息，就要求华融和丁晏
“诈诏发兵”，这两个人都是皇帝的近侍官，假造皇帝的命令便于忽悠军队。但是华融和丁晏都不接受滕胤的命令，滕胤杀害了他们。
滕胤这人虽然应变能力不强，但心里素质非常好，“颜色不变，谈笑若常”。
他的一个手下提了一个建议：“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皆委綝就公。”
苍龙门就是皇宫。滕胤本来是卫将军，已经发布为大司马，皇宫是信息中心，禁卫军一定知道了消息，至于孙綝，他的职务仅仅是武卫将军，而且刚刚就职。和孙綝相比，滕胤的优势是社会威望和地位，如果公开出面，就容易获得支持。
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滕胤认为有吕据的结盟一定可以成功，而且他是一个很爱惜名声的人，不敢轻易带兵围攻皇宫。
为了鼓舞士气，滕胤就宣布吕据已经“在近道”，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滕胤的部下都坚决跟随滕胤“无离散者”。
这一夜刮起了大风，大风吹走了滕胤的希望，吕据兵败自杀，把滕胤扔在人世间。解决了吕据后，孙綝的各路军队完成了集结，滕胤和将士几十人被杀。
孙綝灭了滕胤和吕据的三族。
252年，孙权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眼光挑选了五个顾命大臣，除了提前被杀的孙弘，诸葛恪、滕胤、吕据都被灭了三族，孙峻虽然寿终正寝，但几年后也被撤销悼词、开除皇室族籍。
孙权确实是时代英雄，眼光独到，不佩服是不可以的，他相中的人都不得好死。
这场斗争还影响了另一个孙吴皇族的人生。
孙静的第四个儿子叫孙奂，孙奂有几个儿子和女儿，其中一个儿子叫孙壹，“袭业为将”。孙奂的一个女儿嫁给了滕胤，一个女儿嫁给了吕据，所以滕胤和吕据是连襟，而孙壹是滕胤和吕据的妻舅哥。
253年，孙峻诛杀诸葛恪，孙壹与全熙、施绩进攻诸葛恪的弟弟公安督诸葛融，诸葛融自杀。因为积极参与除掉诸葛恪的政治斗争，孙壹从镇南将军迁镇军将军，“假节督夏口”。
从孙壹的行为推断，滕胤和吕据都是幕后支持孙峻铲除诸葛恪的黑手。
256年，孙綝诛杀了堂叔孙壹的两个妹夫滕胤和吕据，孙壹的弟弟孙封又因为知道、参与滕胤、吕据的谋划而自杀，所以孙壹就和这个军事政变有了扯不清的关系。为了斩草除根，孙綝遣朱异“潜袭”孙壹。朱异当时的职务是镇南将军，防区不在西线，突然到了武昌，这个不合常理，孙壹准确判断朱异的目的就是消灭自己，“知其攻己”，要想活命就只有一个可能，孙壹“率部曲千馀口”投奔了魏国，逃跑途中还带走了滕胤的妻子，当然也是孙壹的妹子。根据这一点，我认为滕胤担任大司马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他的妻子已经走在去武昌的路上，孙壹能够躲过孙綝的屠杀。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比如，滕胤的妻子恰巧这一段时间想念哥哥，偏偏要去夏口看亲戚。后人研究历史，最大的麻烦就是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否则就是武断。
249年，魏国的夏侯霸为了活命投降了蜀汉，256年，江东的皇室孙壹为了活命投降了曹魏。
曹魏任命孙壹“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
这里有一个事情非常的搞笑，曹魏皇室夏侯霸投降蜀汉就任车骑将军，江东皇室孙壹投降曹魏就任车骑将军。
难道这是惯例？
我粗略看了一下三国，发现还有一个孙秀，级别更高。
《三国演义》第120回，王濬灭了东吴，向洛阳告捷，“君臣皆贺，上寿”。
但是，
骠骑将军孙秀退朝，向南而哭曰：“昔讨逆壮年，以一校尉创立基业；今孙皓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骠骑将军是全国军队的副总司令员，位当三公，地位极其显赫，听到孙吴灭亡，竟然借用《诗经?王风?黍离》篇的名句对孙吴的灭亡表示深沉的悲悯。
这个太不协调了。
一般人读《三国演义》，对诸葛亮之后的故事就是浏览而已，大多记不住人物，也不欣赏故事，对于作品中突兀而不合理的故事压根就不关注。
孙秀是孙坚的第四个儿子孙匡的儿子孙泰的儿子。简单的说，孙秀应该喊孙权二爷爷。
264年，东吴皇帝孙休去世，统治阶级面对南北对峙的不利局面，舍弃孙休的太子，另立故太子孙和的儿子孙皓为帝。孙皓登基后，非常的残暴好杀，他竟然杀害了孙休的妻子朱太后和孙休的四个儿子。
那个时候，孙吴皇室成员非常的紧张，因为孙皓拼了命要铲除所有可能的威胁。

@刺猬0112 1479楼 2013-10-25 10:08:16
虽然很久没来老师的帖子里发言了，但我其实从未断过对老师帖子的关注。一直以来，我都视雨花石老师为我真正意义上的师长。最近我写了一篇中篇的科幻小说，大概有5万字的样子，虽然我的一些朋友的意见我都很赞同，但是，我尤其想听的还是雨花石老师的一些点评（里面还有一些我从老师的帖子里偷学的一点东西），所以，在这里可不可以询问下老师的QQ，我把文章寄给您，您帮我看看，如果能够得到您的一些指导，对我来说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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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支持。我的号码：2845252515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8节
孙秀当时以前将军的身份担任夏口督（孙壹也是夏口督），处于国防前线。孙秀身为宗室而拥兵在外，孙皓颇为禁忌。
270年，孙皓派楼下都尉何定率五千人前往夏口游猎。
何定本来是孙权身边负责传达命令的给使，后来离开孙权担任了吏。何定“佞邪僭媚”，看到孙皓不是东西，感到机会来了，就以“先帝旧人”为理由，“求还内侍”。孙皓任命他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籴事，委以众事”。
这个何定最不是东西，他变着法子奉承孙皓，当然也借孙皓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无耻。
“后奸秽发闻”，孙皓把他曾经认为“忠勤”的何定“伏诛”。
当时民间流言孙皓将图谋孙秀，而孙皓最佞幸的爪牙何定竟然带领5000人马跑到国防前线夏口来打猎，孙秀很敏感，“遂携妻子及五百亲兵降晋，在晋官至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封会稽公”。
作为孙吴皇族，孙秀很清楚自己的权位是因为背叛家国的回报，也明白这是司马家族借厚待自己和平演变孙吴政权。虽然自己已经背叛的家国，但家国的存在却是自己感情的依托和政治地位的筹码。没有了孙吴政权这张皮，自己这一个飘离故园的叶还能被别人珍藏？
不久，孙秀被降级伏波将军，仍然享受“仪同三司”的待遇。
256年，司马昭也出于瓦解孙吴政权的目的，给予孙壹特别的优待，封车骑将军。
司马昭给予孙壹一个特别的待遇，“以故主芳贵人邢氏妻之”。
这里的“故主”就是曹芳。曹芳这家伙非常的好色，妃子多得不得了。司马师废曹芳为齐王，这个待遇就下降了太多。曹魏政权一向刻薄皇室，齐王也就收取固定的税收而已，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口，所以，不管他愿意不愿意，都不能将皇宫里自己快乐过的妃子们都带走。偏偏曹髦又非常讲究道德，于是大批曹芳原有的妃子就非常尴尬的成了闲置资源。
在曹魏没有亡国的情况下，除了曹髦，别人当然不可能娶刚刚被废掉的皇帝曹芳的小老婆。
唉，那真是一个万恶的时代。
偏偏孙壹前来投奔，他和曹魏皇室没有感情，估计察言观色非常奉承司马昭，所以，司马昭就把邢氏送给了孙壹。
当了车骑将军，而且还弄了一个皇帝的小老婆，孙壹这时运赶得令人羡慕。
但是，邢氏“美色妒忌”。
邢氏本来是皇帝的小老婆，估计有妒心也没有妒胆。离开了曹芳，也就没有了男人，没有了男人当然就非常的痛苦，突然有了男人，照常理应该比较幸福。但是，她本来是妃子，现在成了朝廷命官的夫人，落差还是有的，所以就有些凤凰落到猪圈里的感觉，所以就要“坤纲独断”。问题的根子还是孙壹，本来邢氏已经很“美”，他偏偏喜欢沾花惹草，家里的丫鬟侍女的就和他不清不楚。我们看《红楼梦》，就比较同情贾琏、王熙凤的丫鬟侍女，男主人贾琏是拼了命沾惹，王熙凤极妒，往死里整。两下里夹攻，“下不堪命”， 丫鬟侍女就没有活路。伟大领袖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丫鬟侍女就谋杀了孙壹、邢氏夫妻。
3、滕胤和吕据为什么失败？
滕胤和吕据在统治阶级中都有很深的影响，他们一个是卫将军，一个是骠骑将军，都掌握了部分军权，和孙綝相比，不但地位高崇，而且有极大的实权，但是，他们为什么竟然被一个25岁的小青年，一个刚刚从偏将军进步为武卫将军的一般人物打败呢？
就个体原因而言，滕胤的失败与他本人政治手腕的欠缺有关。滕胤和孙綝的斗争，就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事政变，无论是孙綝还是滕胤，都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动用了军队，为了胜利，就必须动用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赢取胜利。
搞军事政变，一般来讲，要掌握三种力量，一个是掌握核心的武装力量，因为军事政变的成功必须依托武装力量为后盾，一个是政治法理的正确性，抢占道义的制高点，一个是控制舆论阵地，或者控制信息，或者发布信息、大造舆论。
256年，无论滕胤、吕据还是孙綝都掌握了部分军队。政治斗争的双方都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夺权斗争就成了明打明而不是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获得胜利，除了派出斩首特攻队搞暗杀以外，就是尽最大限度获得最多的支持形成强大的力量。
滕胤和吕据虽然是孙权指定的托孤大臣，但他们不是首席托孤大臣，所以并没有当然最高执政权。
诸葛恪辜负孙权的托付，弄得孙吴政权鸡飞狗跳，孙峻取得孙亮的同意后，联合朝廷大臣除掉了诸葛恪，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顾命大臣。孙峻除掉诸葛恪，暗含两个政治法理，第一，国家执政大臣可以更换，第二，更换要经过孙亮的同意。
256年，孙亮虽然才13周岁，但毕竟已经是半大孩子，他的政治意愿是必须考虑的大事情。
孙峻以最高国家执政大臣的身份，在去世前夕推荐孙綝执政，这个法理高于孙权指定的辅助性质的顾命大臣滕胤和吕据。
孙綝在和滕胤斗争中拥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他是皇室成员。
253年，滕胤建议孙峻除掉诸葛恪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理由：公系宗室。同理，256年，孙綝执政也拥有相同的理由。
滕胤的部下曾经建议滕胤控制皇宫，以皇帝的命令号召天下。
滕胤认为有吕据强大的军队可以依托，胜券在握，何必留下千古骂名。
滕胤太清高了，也太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了。
孙綝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是借皇帝的名义向前线的文钦、朱异、唐咨等人下达进攻吕据的命令，虽然大家都知道实际情况，但既然孙綝能够以皇帝的名义下达命令，那么就说明他已经控制了皇帝。
孙綝之所以取得胜利，另一个就是敢于开出巨大的支票，封官许愿。搞军事政变是掉脑袋的事情，没有好处，谁肯拼命？
从斗争的结果看，滕胤确实不是一把手的材料，他只能是一个好副手，因为政治手腕太差。
256年，命运给滕胤张开一扇门，吕岱去世客观为协调矛盾提供了空间。
滕胤，可惜了。
4、孙亮和孙綝矛盾的发展。
解决了滕胤和吕据等反对派后，孙綝以武卫将军直接“迁大将军，假节，封永宁侯”。进步速度是够快的，完全可以和文革时期的火箭干部相媲美。
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是非常严肃的国家政治。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共核心层13名政治局委员年龄最大的是1886年出生的朱德、董必武和林伯渠，年龄较小的是1905年出生的陈云、高岗以及1904年出生的任弼时。就年龄结构看，处于44岁到63岁之间，而最核心的毛泽东56岁，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是51岁。
就领导层的年龄结构看，新中国初期的确是非常恰当的。但是，这个结构的最大麻烦是后进人才的年龄偏大。就政治局内看，比毛泽东年轻的能够全面领导一个国家的通才确实只有刘少奇和高岗。5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根据中国古代历史的习惯开始预备接班人，所以爆发了刘少奇和高岗的恶劣斗争。
高岗倒台后，刘少奇成为无可争议的接班人，虽然就年龄而言他仅仅比毛泽东年轻五岁。而后人研究毛泽东确立接班人的五年年龄差，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确实有快速选择接班人退出一线工作的心态。
我之所以说建国初期领导人结构的最大麻烦是后进人才的年龄偏大，是因为中共七大的中央委员除了张云逸、邓子恢等高龄者外，能够全面领导国家的有威望的通才也并不是很多。50年代初期，邓小平快速崛起，就是和平时期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像邓小平那样的通才是非常少见的，关键是他出生于1904年的年龄恰巧处于毛泽东的接班档期。和邓小平大体相当的是林彪，1907年出生。由于文革之后的污蔑性宣传，林彪的形象被抹黑了。建国初期，林彪因为突出的战功、极深的资历和非常宽容而低调的工作作风，在中共党内和全国人民心中，尤其是军队内部，都有较高的威信。
文革后，林彪的形象被严重歪曲，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身体。林彪的身体确实不如邓小平等人健壮，但林彪确实独立指挥了东北的解放战争并统帅第四野战军南下中南大地。建国后林彪的长期休养，他的核心原因不是身体，而是林彪对于自己的职业军人定位。林彪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军人，但最好仅仅是一个优秀军人，国家承平，建设国家应该有社会工作者完成。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89节
其实，从林彪主管东北和中南的历程看，他完全可以克服身体问题而担任领导，因为林彪工作有一个极大的特点，他自己只抓核心工作，他把自己不能完成的工作交给别人。林彪在东北时期，他只管打仗，其他党务、行政以及军事后勤，统统交给高岗。林彪在中南，因为国家承平，他就只管修养，除了核心大政和人事，所有工作统统交给邓子恢。林彪领导下的东北和中南，都非常优秀的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
领导的工作，就是选选人才和确立大政方针，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检查工作和自我修养。
事无巨细的劳动模范，绝对是国家的灾难。
就领导风格看，邓小平和林彪确实非常接近。
1966年，毛泽东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后，选择了林彪。林彪倒台后，毛泽东在张春桥和王洪文之间徘徊一段时间，最后确立了邓小平。1976年邓小平最后一次倒台，毛泽东挑选了华国锋。1978年，邓小平重新崛起。
从1945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于接班人的选择，除了曾经的徘徊人物张春桥、王洪文和过渡人物华国锋，大体就是在刘少奇、高岗、林彪、邓小平四个人之间选择。
刘少奇之所以和高岗和林彪有较深的矛盾，不是因为他的路线，而是因为他的白区工作代表。刘少奇虽然长期在中央工作，而且担任军委副 ，但他不是军队干部，得不到军队的真诚支持。
高岗倒台后，中共派邓小平去做彭德怀的工作，派陈云去做林彪的工作。高岗、彭德怀、林彪接茬和刘少奇闹矛盾，就是军队对刘少奇的不满。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镇住台，因为他也是军队的重要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林彪倒台后，感觉在老同志中挑选太过艰难，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有能力有威望的同志年龄都已经偏大。所以，他就突击提拔一大批年轻的干部。但是，在军人实际控制国家政局的情况下，没有战功支持的年轻领导人根本就不可能领导中国。
文革后期，使用老同志，就意味着稳定，而使用年轻人就意味着动荡。
1978年，邓小平担任领导后，立即面临一个比毛泽东更加棘手的问题：怎样培养接班人？
面对满眼的白发苍苍，邓小平提出了干部年轻化。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博弈，中国大体确立了国赖长者的基本原则。宪法明确宣布：国家 和国家副 一定要年满45周岁。其他领导虽然都没有明确年龄要求，但副国级以上，除非是政治局常委，65周岁都要退休。部级以及部级以下的都是60周岁必须退休。国家核心层政治局常委一般当选年龄不能超过68岁。
中国的领导人年龄结构，应该说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选择。中国太大，政治博弈太复杂，和平时期的领导人没有绝对的军功支持，也没有绝对的利益集团支持，长期的工作资历和经验，对于处理国家事务应该是很难得的财富。
三国时代不是和平时期，他的领导人选择不能按照今天的社会标准，但是，刘备重用诸葛亮，关张不悦，孙权重用周瑜和陆逊，军队就有激烈反弹。可见，就是三国时代，领导人火箭式进步也是容易惹麻烦。
孙峻和孙綝当领导人都非常的年轻，但社会有心理适应，因为孙亮太年轻，皇家选择相对优秀者代理国政是稳定局面的正常选择。
但是，孙綝太年轻了，关键是“负贵倨傲，多行无礼”。
年轻人因为特别的机缘获得大位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想站住脚跟，就必须看到自己的缺点，不那么骄横跋扈，而应该积极学习。
孙綝之所以能够战败滕胤、吕据的挑战，除了个人的特殊出身以及强硬的手腕外，就是充分利用了孙亮的威望和敢于封官许愿。
孙綝执政时期，孙亮已经进入锻炼处理国务时期，如果孙綝自己不想当皇帝，就应该学会和孙亮和谐共处。另外，孙綝应该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为他不但内有挑战，外面还有曹魏这样一个强大的敌人。
但是，孙綝这个家伙非常的刻薄寡恩。帮助孙綝打败吕据的第一功臣是孙虑，帮助孙綝打败滕胤的第一功臣是刘丞。
253年，从弟孙虑帮助孙峻诛杀了诸葛恪，孙峻论功行赏，给于特别的厚报，封右将军。255年，孙仪谋害孙峻失败后，孙峻让孙虑兼任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官事”。孙虑拥有极大的实际权力。
256年，孙虑统帅军队进驻江都，负责迎战南下的吕据。
但是，孙綝翻脸不认功，对待孙虑非常的不礼遇。
愤怒的孙虑“与将军王敦谋杀”孙綝，失败后自杀。
孙虑尚且如此，刘丞更加不足挂齿，没有得到封侯的许诺。
与此同时，“孙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经常给孙綝出一些难题，孙綝“甚惧”。
第十二、诸葛诞、孙綝兵败与司马昭基本盘的全面确立。
1、司马昭“常怀篡逆之心和贾充的评价。
255年，是司马家族比较倒霉的时期，不但司马师在淮南去世，而且姜维也借机在洮水大捞了一把。
到了256年，司马家族就非常的繁荣昌盛了。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邓艾、陈泰取得段谷大捷，杀的姜维落花流水、狼狈不堪，曹魏的西线暂时获得安定，而司马望到达西线担任西线统帅，对于司马昭控制军权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东吴内部发生激烈的内斗，因为内斗，原定的北伐被迫取消，吕岱去世，滕胤、吕据等东吴名臣的被杀，客观上给予曹魏一个喘息的时间。
司马昭基本稳住了局面。
稳住了基本盘的司马昭，就开始别有思考。
255年，司马昭之所以能够控制朝政，是因为接受钟会的建议，拒绝曹爽的命令直接带兵回到洛阳城南。曹髦已经明显露出实际控制朝政的意图，司马昭担任大将军是“兵临城下”的结果。
这个博弈决定了司马昭已经走上了和曹魏政权势不两立的道路。他不但必须要控制军队，而且要抓紧谋划夺取政权。
《三国演义》第111回，司马昭以大将军的身份“自为天下兵马大都督，出入常令三千铁甲骁将前后簇拥，以为护卫；一应事务，不奏朝廷，就于相府裁处：自此常怀篡逆之心”。
他非常恐惧别人的谋害，所以就图谋别人。
司马昭“有一心腹人”，贾充，字公闾，“乃故建威将军贾逵之子”，担任司马昭府下长史。
这个贾充是隐藏在历史夹缝中的狡猾巨奸，也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大人物。
贾充出身名门望族。
在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中，名门望族就是富甲一方、权势熏天的地方恶霸，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比如，江东孙家，自孙坚起，世代军阀、帝王，富甲一方、权势熏天，但仍然是寒族，因为他们家没有文化底蕴。
贾充的父亲是贾逵，“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在极小的时候就表现了军事指挥的天赋。他的祖父贾习及时发现了他这一天分：“汝大必为将率。”
为了培养未来的将帅，贾习“口授兵法数万言”。
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领域。
正如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枚树叶，人世间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两个人。每一个人在天份不同的情况下，又拥有各自绝对不完全相同的人生经历，于是每一个人对世界的感悟就产生不同。所以，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只要交流充分，就一定会出现思想分歧。
每一个人不同的思想，表现在对待孩子的教育观念都有偏差。
教育其实就是家长、社会、学校三个方面共同培养孩子。但是，家长、社会、学校三个方面对待培养人才的认识有极大的分歧，而孩子本身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于家长、社会、学校也有自己的认识。这几个认识的交流如果最终和谐而顺利，孩子就容易成才，如果发生太大的分歧，往往就影响孩子的成长。
现实生活中，家长们内部为了培养孩子经常发生激烈的争吵，这种争吵对于培养孩子非常的不利。在家庭中，家长拥有权威，家长们发生意见分歧，孩子就会无所适从。
想把孩子培养成才，需要一颗宽容的心，也需要一双睿智的慧眼。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90节

第190节
如果在21世纪，贾习即使发现了孙子明显的军事指挥天赋，他也不能培养一个优秀的将领，因为今天的社会过于急功近利，过于看重那一张文凭。
我们中国的教育，有一个非常混蛋的逻辑，那就是培养通才，他的逻辑是知识面越广，人才的成就可能越大。
这个逻辑忘记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学习的时间非常有限，他如果把过多的时间用于通用知识学习，他就没有时间用于专业知识的学习。
比如说，一个孩子，很早就暴露了写作的天赋和爱好，那么，学习科学有什么用处？
有些人说：有助于开发智力。
人的智力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比如，我现在写文字，就是写文字的思维，如果写的半半拉拉，突然研究勾股定理的证明，回过头来继续写东西，就需要整理思路。
一个学生，认认真真写作文，写的半半拉拉，下课，上课，上课以后学习化学元素周期表，等到自习课继续写作文，他的作文就乱套。
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他需要的是专业性人才而不是通才。
但是，今天的家长特别喜欢把孩子培养成通才，今天的社会也特别喜欢培养通才，因为一个人的能力过于专业，万一找不到工作就没有变通。
贾习发现贾逵的军事天分，就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将领。但是，如果社会不需要军事家，怎么办？
自从中国和越南的战争结束，已经二十多年国家承平、不闻兵戈之声，军事家就没有发挥的时代空间。
当然，贾逵生活的时代是乱世，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能力。
贾逵参加了曹操和袁绍的战争，做出很大的贡献。
历史记载，贾逵虽然“世为著姓”，但“少孤家贫”，父亲去世早，家里非常穷，“冬常无袴”。寒冬腊月，经常没有棉裤，他竟然也没有冻死，当时的人都非常佩服他的抗冻能力，“故时人谓之通健”。
那个李白，天天唠叨“行路难”，其实就是知识分子恃才傲物的臭毛病。他已经“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竟然“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面对冬天没有棉裤的贾逵，李白就太不知感恩和书生意气了。
贾逵在《三国演义》第79回出场。
当时曹操去世，贾逵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在洛阳全权处理曹操的丧事，“逵典丧事”。
在这期间，贾逵处理了两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青州军自动溃散。一个是曹彰公开要求接替曹操的位置。
192年，青州黄巾军主力无条件向曹投降，投诚后的青州黄巾军，连家属在内共计百余万人，其中三十万身强体健者，被曹操编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青州兵，其余就从事农业生产，作后方补给。
改编后的青州兵在曹操的管理下与以前的流民武装再不相同，并且不久就投入战斗。
由于《水浒传》替天行道的恶劣影响，中国人有崇拜农民起义的传统。
其实，绝大部分农民起义就是流寇，他们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极端残酷。
《水浒传》中第三次大名府战役，由于宋江生病，不能亲自掌握部队，吴用的威信不能管理李逵等强盗作风，仅仅一夜，就把大名府的民众杀死了一半，估计是所有能够抢劫的财物统统不留：那一夜大名府遍地烧杀抢劫，就是人间地狱。
《水浒传》中的梁山军队丧失控制，其暴行丝毫不弱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
这个青州军因为是强盗改编，所以军纪非常的差劲。
193年秋天，曹操南下徐州进攻陶谦为父报仇，青州军为主力前锋投入战斗。
曹操平定的这一股黄巾军，之所以投降曹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来活动的地盘徐州被陶谦控制。
在天下大乱的时刻，陶谦在徐州管理得当，经济繁荣，不但社会稳定，而且有大批的流民拥入。青徐黄巾军因此无法在徐州立足，只好流窜青州。
193年，曹操南下徐州，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而青州军就是“还乡团”。二者的合力就是青州军以“三光政策”的方式进军徐州。
陶谦通过自己赶出这支青徐黄巾军，给予徐州一片乐土，但是，面对曹操指挥的青州军的进攻，那是败的非常的惨。
从保护家园的角度看，陶谦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徐州也拥有极多的人力、物力资源，但为什么打不过曹操呢？
战争有他特殊的规律，因为杀人有杀人的技巧。陶谦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不能正确运用自己的力量。
我们知道，一支几十人的土匪就可以骚扰极大的地域不得安宁，就在于土匪敢于舍弃生命。
但是，土匪一般不能够攻夺严格设防的军事堡垒，因为他没有有效的指挥和相对持续的后勤，因为攻克一个城池毕竟需要时间。
青州军进攻徐州，已经不同于土匪流窜，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强有力的军事统帅和相对稳定的后勤。
青州军肆意放纵的大屠杀和曹操卓越的军事指挥相结合，战斗力就是空前的可怕。
为了打败曹操，陶谦拨4000精锐丹阳兵归刘备指挥，但青州兵在劫掠欲望的驱使下，已经杀红了眼，他们悍不畏死蜂拥而上，打败了关张二位万人敌所统领的丹阳精兵，其战斗力可圈可点。
青州军建军后，最大的成绩就是进攻徐州。
194年2月，吕布突袭曹操的后方兖州，而南下的曹军也出现粮食供给问题，于是曹操退兵。
曹操指挥青州军迎战吕布就吃了大亏。
“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
兖州本来是曹操的地盘，当然就不能抢劫，不能抢劫就没有额外的收入，
青州兵是降兵，而且他的源头是土匪，曹操对于军队的改造仅仅是挑选精锐，曹操本身是军阀，他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思想改造军队。所以，曹操对于青州军的改造并不是很成功，青州军也并不真心为曹操作战，征陶谦时有抢劫利益驱动，所以奋勇争先，和吕布所率天下闻名的并州骑兵作战时，他们没有了拼命的理由，也就丢失了战斗力。
青州军主要是步兵，和并州铁骑相比，客观就有弱点，但步兵也并不是绝对不能和骑兵相抗。吕布的骑兵一个冲锋，青州军就全线崩溃，舍弃了曹操各自逃生。
一支没有信仰、没有凝聚力的部队是没有战斗力的。
就曹操本人而言，他也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他也不能给予别人以信仰。
濮阳大战是曹操一生用兵的惨败，被罗贯中描写的相当精彩。
《三国演义》第16回，曹操在宛城泡了张绣的婶娘，愤怒的张绣在贾诩的谋划下突然袭击曹操。曹操在曹昂、曹安民、典韦舍命掩护下，最终成功撤退。
据《三国志》的《于禁传》记载：“太祖与战不利，军败，还舞阴”。由于突然遇袭，统帅逃跑，指挥和建制大乱，各路人马乱纷纷的向曹操靠拢，“是时军乱，各间行求太祖”。只有于禁“独勒所将数百人，且战且引，虽有死伤不相离”。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于禁控制自己统帅的几百人主动承担总断后。于禁的节次阻击，迫使张绣整顿前锋，“虏追稍缓”，于禁借机“徐整行队，鸣鼓而还”。
于禁“未至太祖所，道见十余人被创裸走”，路上遇到十几个赤裸着身子带伤的溃兵。于禁非常奇怪，撤退途中，丢弃武器和衣甲是正常的，裸体就没法理解，“问其故”。询问后令人惊讶：“为青州兵所劫。”
对于青州军的有组织无纪律，《三国志》的解释是：“黄巾降，号青州兵，太祖宽之。故敢因缘为略”。
青州军投降曹操并不是彻底的战败，而是因为被陶谦和曹操压迫的没有了生存空间，一支依托抢劫为生的军队，挈带大量的老弱妇孺，为了生存选择了投诚。所以，他们就可能给曹操提出了一些改编的要求。
所以，青州军的军纪非常的败坏。
对于青州军的抢劫对象，《三国演义》第16回写到：“时夏侯惇所领青州之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
我个人认为，罗贯中对于《三国志》的理解并不准确。
于禁发现“十余人被创裸走”，这个“被创裸”就是已经被抢劫，“走”就是奔跑，而被抢劫后竟然奔跑的只能是曹操的军队。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青州军“劫掠民家”，就是军队抢劫老百姓。面对明晃晃的钢刀，被抢劫而受伤的老百姓除了蹲在家里哀哭就是徒劳的追赶军队捞回财产。请问：有几个老百姓敢于向军队要求财产呢？
因此，当时的情景是，面对曹操的全线大溃退，青州军贼心复萌，趁机抢劫溃散的曹操其他部队的散兵。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91节
当时的军队打仗，不同于今天，在没有车辆的情况下，在没有商品粮可以购置的情况下，士兵必须自己携带粮食、衣物、碗筷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在影视剧里看到的浩浩荡荡的进军是绝对的违背历史。古代行军的迟缓，不仅仅是交通条件限制，还牵扯到军队必须自己解决薪柴。正常情况下，士兵一天要吃三顿饭，三顿饭都要生火，生火都需要薪柴。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携带粮食和炊具，到大自然进行野炊，仅仅捡薪柴就是极大的负担。
从某种程度讲，古代的行军，大体就是有指挥、有组织的逃荒。
我们知道，曹操等三国时期的军阀经常发生粮食匮乏，匮乏到采摘桑葚为食的地步。所以，有时候，士兵自身携带的粮食、衣物等财产是非常重要的。
青州军人多，逮住机会欺负其他军队的溃兵，不但抢劫武器、金钱、粮食，也剥掉了衣服。在那个乱世，这些东西就是活命的极重要的依靠，所以被抢劫的士兵就要反抗，所以就流血，所以就死亡。个别灵动的士兵在受伤丧失反抗的能力后，就任由青州军劫掠，但是，被劫掠的士兵知道自己后面还有张绣的追兵，所以就只好光着腚逃跑。于禁主动负责总断后，所以才能遇到光着腚撤退的伤兵。
于禁愤怒了，“令其众”，对自己的军队发布命令：“青州兵同属曹公，而还为贼乎！”
青州军既然和我们一起接受曹操的指挥，大家就是友军，友军竟然相互抢劫，也太混蛋了。
于是于禁在撤退途中，顺路讨伐青州军，“数之以罪”。
青州兵既然是军队，难道还土匪作风？
解放军是人类历史上军纪最严明的军队，但是，也经常发生内部抢劫。电视剧《亮剑》，淮海大战时期，李云龙二师的缴获物质就被华东野战军的兄弟部队抢劫。
影视之外，真实的历史材料更加清晰。
1948年12月，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关于秋季战役中城市纪律情况报告》（辽沈战役当时被称为“秋季战役”）谈到军队缴获的问题：“秋季攻势开始时在义县、兴城、昌黎等战斗中城市纪律是很好的。群众反映称为‘仁义之师’，一天半至两天就大致恢复秩序，部队有错拿电话局一把钳子，也查明送还，部队出城，连队都进行检查，做到缴获统一分配。”
“锦州收复后，物资特多，参战者有五个纵队，地方党政工作接收的准备也很不够，尤其当时敌廖兵团南来，锦州可能再失，且敌机轰炸较烈，觉得与其便宜敌人还不如便宜自己，故决定让各部队争取迅速将物资搬出，且首先补充自己，当时三四天内，各部队搬出了大量物资。这是一个特殊的不得已的情况，却必然发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如有的搬多，有的搬少，有苦乐不均的现象，有的部队吃大米白面，有的连高梁也吃不上。也发生争夺物资闹不团结，其中七纵为各部所不满，如不照顾他部，到他部防区搬东西，占领的仓库不肯上交，给他部之俘虏将青壮者挑出一些，战斗将结束时对旧城内尚有敌万余，他们拒绝别部参战，自己独吞，怕别人染指。”
于是，大家产生了“遵守纪律就必然吃亏”的思想。“故锦战中有的部队得了米面被服很多，别的部队则发生了羡慕思想，于是沈阳战役中也就抓一把。”
解放军锦州攻城部队，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 2、第3纵队和第6纵队第17师组成北集团，七纵司令员邓华指挥第 7、第 9纵队组成南集团，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指挥第 8纵队为东集团。
第6纵队第17师是东北野战军的“攻坚老虎”，1948年3月，林彪本来安排这一铁拳主攻长春，锦州战役开打后，林彪紧急调17师南下参加锦州攻城。
17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罗荣桓整编的渤海军区部队成立的山东解放军第7师。就军史而言，并不悠久。但是，该师许多干部战士曾是矿工，对使用炸药很熟悉。我军爆破技术诞生在鲁中，但在解放战争中将爆破攻坚运用最出色、战绩最大的就是这个17师。
1947年6月，17师在李天佑指挥下参加了四平街大战。该师将爆破手段丰富完善并推向极致。在包扎炸药包、选择突破口、掩护冲击和如何炸地堡、钢筋水泥工事、高楼等方面，打出了一系列经验。
东总来电嘉勉：“17师在四平战斗中，英勇顽强，打出了威风，恰似是一只攻坚老虎。”从此，“攻坚老虎”名扬东北战场。
7月下旬，东总在哈尔滨召开干部会议，检讨四平攻坚战的经验教训，专门研究城市攻坚问题。在仔细听取17师师长龙书金的汇报后，该师首创的“四组一队”攻坚经验被林彪总结成精练有效的战术原则，并下令东北部队普遍推广。
辽沈战役结束后，17师改编为43军128师。1950年10月，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给予128师高度评价：“该部队长于使用爆破，攻坚力最顽强，为东北各野战部队中攻坚力最顽强之部队，为头等主力师。”
17师到达锦州后，关于配置方向，林彪征求尤书金意见。尤书金表示不愿去邓华的南集团，要求去韩先楚的北集团。
我曾经对邓华非常佩服。但是，建国初期，邓华就和曾经对他特别器重的林彪闹崩，我还是感到很奇怪。
后来见到尤书金拒绝接受邓华指挥的资料，感到更加的奇怪。
1948年，尤书金选择了韩先楚，这个韩先楚一直到1986年去世，是建国后经历无数政治风云而傲然挺立的高级将领。
也许近身感受，才能明白不同的人格魅力。
1948年邓华的七纵和刘震的二纵最早攻入锦州。
1947 年 8 月，辽吉军区地方部队升编为主力部队，番号七纵，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
作为东野主力纵队，七纵组建得较晚，但进步非常的快。如果论战斗力、论战功，也许解放军各纵还有争议，但论蛮野，七纵绝对无可比拟。
7纵的人在东野是以勇猛和野蛮闻名。据说，在东北战场上，邓华的作风有时让罗荣桓很头疼，主要是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他部下的队伍也不太守纪律。邓华的七纵，即后来的四十四军，被称为“两头冒尖”的部队：打仗冒尖，不守纪律也冒尖，是有名的三凶部队（对敌人，对自己人，对老百姓都凶得很）。
东野七纵，不但对敌人狠、牛，对自己的友邻部队同样野：七纵要前进，任何部队都要让路让桥，谁不让就突谁；七纵要住宿，别的部队即使睡下也要让炕；七纵还干下了比赛中痛打高岗的历史！
与他相比，韩先楚的三纵，在辽西战役的时候，因为“不吃一个苹果”的军纪，在1956年被毛泽东表扬。
刘震和吴法宪的二纵，在锦州战役中出力很大，但因为邓华太过于跋扈而没有得到多少战利品，心里非常不愉快。
1948年11月，二纵最早进入沈阳，在政委吴法宪的指挥下，学习七纵好榜样，拼了命抢劫国军遗留的物资。据回忆：“吃的，好用的，可发大财了，身上里外三新，全换了。香姻，罐头，饼乾，糖，酒，衣服，都是美国货。最多的是加拿大白面，一粒一粒的，叫‘子面’，比现在的精粉好多了。上顿饺子，下顿烙饼，北京解放时还没吃完。那时吴法宪带上几个人，坐著吉普看仓库，看了九个。吴法宪看得可认真了，还问把哪些仓库给1纵。那时领导都这样，打仗看地形，重要缴获亲自过目，可不是光用嘴说，深入实际认真考察。结果给了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以掩人耳目。”
不久，东总在九王庙开会，强调部队纪律。吴法宪就把沈阳抢仓库的事抖了出来，并做了自我批评。吴法宪本以为挨顿批评了事，没想到东总总部却狠抓了这个问题，并给了吴法宪一个处分，被抓了部队违纪的坏典型。
羞怒的吴法宪也发了狠，说：打开天津谁再发一点洋财，就枪毙他！
七纵在锦州，二纵在沈阳，犯了一样的错误，七纵表现的更野蛮，为什么严肃处理吴法宪？
很简单，吴法宪好欺负。
吴法宪在文革时期和林彪关系密切，那是文革时期。东北时期，他和林彪的关系很正常，但是，因为抗战时期坐观湖西肃托而制止不力，罗荣桓非常不喜欢吴法宪。
和二纵的刘震、吴法宪相比，七纵的干部后台太硬，硬的惊人。
司令员邓华固然是林彪特别欣赏的干部，副司令员贺晋年更和高岗关系特别的亲密。
贺晋年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1936年12月，任红二十七军军长，政委是王平。
高岗是陕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高岗的地位和贡献都远远高于贺晋年。他们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都是将主力红军和大西北具体工作相连结的重要的地方干部。

@金戈vs铁马 1501楼 2013-10-28 12:16:00.0
于禁算24名将吗，貌似单挑不是很强，但综合素质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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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禁不是24名将，那个主要是个人单兵。

@金戈vs铁马 1507楼 2013-10-29 14:59:20.0
7纵番号不吉利，孔明7擒7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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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也太能搞了，笑得我蛋疼。不过，特别感谢，我突然有了专写解放军第七纵队的冲动。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192节
1946年8月至1947年5月，贺晋年任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剿灭土匪谢文东、李华堂部的战斗。
抗战后，东北土匪居中国之冠，合江土匪居东北之冠。
《林海雪原》就是反应这一历史时期东北剿匪的斗争。
贺晋年是中共的剿匪专家。
1947年，贺晋年进入野战部队，9月担任新成立七纵副司令员。
1948年3月冀察热辽军区的三个独立师在朝阳改编为第十一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陈仁麒任政委，下辖31、32、33师。
十一纵队虽然成立的时间仅仅比七纵晚半年，但战斗力那是差劲的很。
1948年5月，十一纵队在冀察热辽炮兵旅和独立第六师的配合下发起隆化战役。该战役仅仅一线主攻就有三个师外加一个炮兵旅，兵力和炮火都拥有绝对的优势。国军的守军仅仅是13军89师265团（缺第三营）及师工兵一个连，有部分炮兵，配备战防炮3门，约2000多人。
5月25日，32师96团2营6连6班班长董存瑞舍身炸碉堡。1958年豫剧《朝阳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为人民粉身碎骨”的董存瑞也唱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隆化战役，解放军火力不可谓不猛，士气不可谓不高，全纵队都要报一年前第一次隆化战斗失利的仇。但是这样悬殊的差别竟然打了一整天，三个师又一个旅对一个团，而且这个团还缺一个营，最后还让人家团长带了20多人跑了！
该战役，解放军伤亡很严重，不但出现了一个董存瑞，还牺牲了一个31师副师长李荣顺。
仗打的如此窝囊，就是因为指挥不当。33师98团第一营竟然擅自发起攻击，结果遭到自己炮火的误伤，紧急情况下，33师指挥所被迫改变原定计划。32师从隆化东北开始进攻，这里是守军防御工事最稠密的地区，而恰恰是这个地区，竟然没有任何炮火支援，突击部队只能靠人工爆破摧毁守军工事。董存瑞之所以牺牲就是因为需要人工爆破摧毁守军工事。要知道，解放军参战部队有一个炮兵旅，还有各师自己的炮兵部队，可见统一指挥的不协调。
一个又一个纰漏，说明指挥无力。
指挥部队野战无力的贺晋年，在一年后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党委常委兼第48军军长，率部南下江西。
1949年9月，贺晋年兼江西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是后来的上将陈奇涵。
1950年5月至1954年8月，贺晋年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东北军区是大战略区，司令员高岗是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军委副 ，他的工作太繁重，军区的工作大约就是贺晋年负责。
贺晋年，剿匪有功，但是，指挥大部队的能力并不强，如果没有高岗的影响，他不可能从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快速进步到大战略区副职。
1954年2月，高岗和饶漱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被批判，从朝鲜战场回国的邓华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
邓华是抗美援朝的名将，主军东北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如果高岗取代了刘少奇，那么贺晋年大有转正的可能。
1955年，贺晋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以贺晋年的资历和最高职务，给一个上将也能够交代，但如果评战功，也就是一个少将。1954年，中共对高岗和饶漱石的处理是比较宽容的，对于他们相联系的干部的处理也是比较宽容的。
贺晋年因为高岗快速进步，所以，因为高岗快速降级，当然也就可以理解。
七纵司令员邓华是林彪爱将，不能处理，副司令贺晋年和高岗关系密切，更不能处理，那么七纵的政委呢？他负责政工和后勤，理所应当接受批评。问题是，七纵的政委陶铸是一个更加深刻的人物。
陶铸出生于1908年，比林彪还小一岁，比毛泽东小15岁。
1924年，陶铸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林彪是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铸是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和优秀军事人才。
陶铸参加过南昌起义，在叶挺铁军任连长，林彪当时也是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后，陶铸去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所以陶铸没有井冈山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