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0节
绵竹战役第二个阶段，诸葛瞻以诸葛尚为前锋，自己指挥预伏的两翼军队适时杀出，三路齐进，杀败了师纂、邓忠。
这一仗邓艾损失更大，形势更加不利。
在绵竹战役的第二个阶段，诸葛瞻指挥得当，诸葛尚表现了优秀的单兵能力。
《三国演义》的第112回，邓忠不但和姜维恶战三四十回合不分胜败，而且躲过了姜维的暗箭。姜维是三国二十四名将的压榜人物，曾经打败过老将赵云，邓忠能够和他交手，个人单兵是非常突出的，他的父亲邓艾也是二十四名将，而且排序还在姜维之上。诸葛亮是三国时代军事统帅中个人单兵最差劲的一个，他不但不能亲自冲锋，而且是三国时代唯一一个坐专车打仗的司令员。即使极端偏爱诸葛亮的罗贯中，也不敢让诸葛亮活捉一个小兵，因为太搞笑。诸葛尚是诸葛亮的孙子，年方十九，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时代，他的单兵能力应该在诸葛亮之上，因为不可能比诸葛亮更加差劲，但绝对不可能比得上邓忠。绵竹大战的第二个阶段，“诸葛尚匹马单枪，抖擞精神”，竟然战退了师纂、邓忠二人，为什么？
邓忠从263年10月，在阴平小道就是逢岭开路、遇水搭桥的先锋，一个多月的日子里，就没有得到任何休息。山地行军，大家都必须开动自己的脚板，专车的没有，骑马的不行，军官不但要行军，而且要动脑筋，这个就特别劳累。遇到诸葛尚这个生力军，就有些抵不住。
打了败仗的师纂、邓忠带伤回到营寨，邓艾知道二人都已经竭尽全力，也就“未便加责”。
两次进攻绵竹都大败而归，说明强攻不是办法，邓艾“乃与众将商议”。
召开军事民主会议。
监军丘本提了一个很搞笑的建议：“何不作一书以诱之？”
丘本对邓艾说：我们已经两次让诸葛瞻打败，我们已经无力发动强攻，所以，我们应该让打了胜仗的诸葛瞻投降打了败仗的我们。
病急乱求医的邓艾答应了，遂作书一封，遣使送人蜀寨：“征西将军邓艾，致书于行军护卫将军诸葛思远麾下：切观近代贤才，未有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庐，一言已分三国，扫平荆、益，遂成霸业，古今鲜有及者；后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数耳。今后主昏弱，王气已终，艾奉天子之命，以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应天顺人，仗义来归？艾当表公为琅琊王，以光耀祖宗，决不虚言。幸存照鉴。”
邓艾这封信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高度评价了诸葛亮杰出的历史贡献。第二个部分以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失败说明“中原得鹿不由人”的“天数”，潜台词就是诸葛瞻不要做无谓的努力。第三个部分点明“成都危在旦夕”的形势，潜台词就是诸葛瞻不要做没有意义的殉葬品。第四个部分就是开出“琅琊王”天价。
《三国演义》的这个劝降书是罗贯中杜撰的，正史仅仅记载了邓艾诱降书的一句话：“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
我的乖乖，这个价格也太高了。
曹魏继承了刘邦的非皇室不王的爵位封授禁忌，在263年之前，曹魏还没有一个异姓王。在曹魏历史上仅仅有两个异姓王，一个是264年封授的晋王司马昭，一个是265年继承司马昭的司马炎。
263年11月，邓艾竟然以“必表为琅邪王”诱降诸葛瞻，这个就说明邓艾已经困窘到了极限，同时也说明邓艾这个家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人，只要能够胜利，压根就不考虑国家的基本原则。仅仅根据表奏册封异姓王这一点，就可以杀他的项上人头。263年，司马昭还不是王爵，如果册封诸葛瞻为王爵，那么司马昭怎么办？在邓艾的心里，只有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荣耀，他既不为曹魏皇室考虑，也理不住司马昭的利益。
他是一个不搞小集团的人，也是一个心高气傲不长眼的人。
诸葛瞻看毕，“勃然大怒，扯碎其书，叱武士立斩来使，令从者持首级回魏营见邓艾。”
实在话，怨不得诸葛瞻生气，他既没有投降邓艾的心理动机，也没有投降的现实威胁。作为诸葛亮的儿子，刘禅的女婿，竟然被人诱降，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耻辱。
邓艾大怒，即欲出战。
他在这儿更拖延不起。
丘本又提了一个思路：“将军不可轻出，当用奇兵胜之。”
这个建议太重要了，邓艾已经连败两次，继续强攻没有意义，应该阴谋诡计的干活。
邓艾接受丘本建议，“遂令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伏两军于后，艾自引兵而来”进攻绵竹。
具有决定意义的绵竹战役第三个阶段开始。
邓艾这个打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诱敌深入预设战场聚而歼之。
“此时诸葛瞻正欲搦战，忽报邓艾自引兵到”，“大怒，即引兵出，径杀入魏阵中”。
“邓艾败走”，按照既定计划诈败诱敌。诸葛瞻没有看破邓艾的阴谋，“随后掩杀将来”。
诸葛瞻进入邓艾的预设战场，“忽然两下伏兵杀出。蜀兵大败，退入绵竹”。
邓艾立即下令围攻绵竹，“于是魏兵一齐呐喊，将绵竹围的铁桶相似”。
邓艾两次兵败仍然可以反攻，诸葛瞻一败就不可以收拾，为什么？
诸葛瞻之所以能够取得两次胜利，理由如下：1、邓艾的军队非常的疲劳；2、邓艾前两次进攻绵竹都是动用了最疲劳的师纂、邓忠指挥的前锋；3、师纂、邓忠的前锋和诸葛瞻的军队相比没有兵员优势。
邓艾亲自指挥的第三次进攻绵竹的战役和前两次相比有根本的不同：1、诸葛瞻的军队经过两次战斗后也不可能不疲劳，他们的体力应该有所下降；2、诸葛瞻指挥的参加第三次战斗的军队仅仅是一部分军队，他的儿子诸葛尚也被留在了绵竹，诸葛瞻的主动反击，实际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了守城和反攻两个部分，两个部分兵力都非常薄弱；3、邓艾在第三次进攻绵竹时采取了诱敌远离核心阵地的谋划，诸葛瞻的军队一路追杀，不但离开了自己的阵地，而且已经疲劳；4、邓艾安排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指挥的两路伏军都没有参加前两次进攻，也就是说，他们的军队最起码有两天的休整时间，虽然他们的军队也是长期行军打仗，但最少两天的休整和接连两战的诸葛瞻军队相比，多少占有一些优势；5、邓艾拥有绝对的兵员优势。
和邓艾相比，坚守绵竹的诸葛瞻本来拥有绵竹的阵地优势、可靠的后勤供应优势，但他的缺点就是兵力短缺，刘禅这个混蛋竟然在诸葛瞻指挥几千军队北上后，既没有进行军事总动员，也没有紧急调霍弋的南中军队北上。诸葛瞻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时间，他最恰当的战役方针就是依托绵竹进行坚守和有限反击。
但是，诸葛瞻竟然带领部分军队主动出击邓艾，掉入了邓艾挖好的陷阱。
诸葛瞻杀出了重围，说明他的损失并不是很惨重。但是，诸葛瞻的本钱太小了，只允许胜利不允许失败，一旦遇挫，就没有翻身的余地。
诸葛瞻丢失了自己从涪城主动撤退赢得的相对优势，被包围在绵竹城内。
刘禅在得知曹魏进攻蜀汉后，已经派人向东吴求救，诸葛瞻困守绵竹，“见事势已迫，乃令彭和赍书杀出，往东吴求救。”
诸葛瞻没有等来东吴的救兵，也没有等来刘禅派来的援兵，很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向姜维求救。
诸葛瞻认为“久守非良图”，留儿子诸葛尚与尚书张遵负责守城，他自己指挥主力大开三门杀出。
“邓艾见兵出，便撤兵退”，这是明显的诱敌，但诸葛瞻吃亏之后没长记性，他竟然没有从上一次的失败汲取教训，重蹈覆辙“奋力追杀，忽然一声炮响，四面兵合”，把诸葛瞻困在垓心。
诸葛瞻“引兵左冲右突，杀死数百人”，三国单兵名将邓艾在决定自己军事生涯的关键时刻非常冷静，没有亲自带队冲锋，而是“令众军放箭”。蜀兵四散而诸葛瞻中箭落马，时年三十七的诸葛瞻自杀殉国。
诸葛瞻没有诸葛亮的优秀能力，但也增加了父亲的光荣，他没有辜负蜀汉民众几十年来对他的关怀。
据历史记载，在绵竹，曾经有人提议诸葛瞻撤退，到底是在绵竹被包围后提议诸葛瞻离开绵竹去成都，还是诸葛瞻出城被围后提议他向成都突围，已经很难考证。总之，他曾经有过活命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
诸葛瞻去世前自己总结的三大罪的“内不除黄皓”没有讨论的价值，“进不守江油”就是主动退守绵竹，这个已经讨论了，但诸葛瞻在最后的关头仍然把“外不制姜维”当成自己的第二大罪，可见他对姜维持续不断的北伐多么愤怒！诸葛瞻对姜维政策的愤怒演变为对姜维的愤怒，并进一步发展为宁肯自己指挥极少的军队独自坚守绵竹也不肯向姜维求援。
路线斗争，何等残酷！古今中外，咸同此理。

关于青树坪战役
（第一发）
一
青树坪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对国民革命军追击发起的一次战役，但遭到国军反击被迫撤出。有的史书称之为青树坪战斗，从持续时间短的角度说它可以称为一场战斗，但从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看，它是一场战役。
因为双方的前敌指挥机构都是军级以上机关，解放军是第49军，国军是第三兵团，投入的兵力解放军是2个师，国军是3个师（一说四个师），这是远远超过战斗的规模的。按军语的严格定义，师以上部队参加的战斗就是战役。
当然，确立战争的规模还不能绝对以参战兵员和番号，还要考虑参战双方的具体情况。比如，红25军长征，就军队数量看也就一个大团，虽然是军的番号。但是，红25军是单独的长征部队，起到的是战略作用。
二、林彪的战略任务。
2 1948年底，中央军委在12月12日致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一电中就指出，“东野于明年（1949年）一二月完成平津战役，三四月休整，五月沿平汉路南下，六七月进行江汉战役，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第二步夺取两广。”
这个电文大体规定了林彪入关的战略任务。
1949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东野担负歼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军之任务。
5 月，中央军委将四野作战任务扩大为进军并经营中南地区豫湘鄂赣粤桂六省。
湘鄂地区是白崇禧的势力范围，林彪对决白崇禧的格局正式确立。
三、四野进军的麻烦。
从1948年东北野战军入关开始的解放军外线出击，遇到的困难是超出想象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非常复杂的地理和人文差异。
流落异乡是中国人极大的痛苦。
四野渡江后，白崇禧为了寻找便利战场，退缩的非常的快。
淮海战役后，国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大进军为什么那样急迫？
我们看渡江后，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看，特点就是：快速聚歼。
按照一些战史，解放军快速进军，是因为如果赶的慢就没有仗可打。
电视剧《亮剑》也有赵刚去信催促李云龙的情节。
但是，最高层不是急功近利的好战分子，特别是林彪这样有独立思考的人物。他们为什么那样的紧张？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都始终担心美军的直接介入。
苏联也担心美军直接介入。
以朝鲜战争为参考，如果美军提前一年介入中国战场，中国铁定是南北朝。
如果国共两党的对峙线由台湾海峡内移到长江，或者蒋介石在美军帮助下确保了大西南，今天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抢在美军介入之前快速消灭国军有生力量、解放全中国，是中共不便公开说出的大战略。
白崇禧的快速撤退，逼迫林彪必须开动脚板大进军。
青树坪战役的第一阶段，解放军的部队是四野49军146师的436、437两个团，第438团留守永丰。
146师是49军的主力部队，老底子是从山东渡海北上的原山东的老八路。146师满编是一万四五千人，大军一路南下，四野各部东北籍士兵逃亡的不少，加之掉队和伤病减员的保守估计也有三千左右，到达永丰时应该还有近一万兵力，146师出击的436，437团战斗兵员最多也就六千左右。
也就是说，四野仅仅各种非战斗减员已经接近三分之一。
146师还有一个极大的麻烦：后勤供应不能支持大进军的速度。
林彪大军本是解放军装备最好的部队，但
南下的四野部队的重炮兵跟不上进军的速度，没有机会参战，各部所属的小口径火炮，由于是四野的追击战，这些小口径火炮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东北的军队极难快速适应南方的湿热。
雨花石是山东人，曾经有几次外出旅游，特别不喜欢南方的湿热。
在南方的湿热下，北方人极容易出现烂裆，那种痛苦如同活剥皮一样。
大进军中解放军战斗力有明显的下降。
四、阴差阳错下钟伟的快速进军。
49军军长钟伟，是骁猛敢战的家伙。
钟伟，1915年出生生于湖南平江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7月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第四师十一团俱乐部主任。1932年12月 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4月任第四师十二团总支书记，8月任第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钟伟长期搞政工宣传，逐渐显露军事指挥才干，深为红三军团领导人物黄克诚器重。
钟伟个性鲜明，抗战时期在鄂豫挺进支队任团政委，因与支队领导李先念不合，一气之下带家属和警卫班离队，去苏北投奔老上级黄克诚，被黄任命为新四军三师十旅主力团二十八团团长，所带部队素以彪悍著称，是典型的两头冒尖部队。
私自离队的钟伟如果被李先念抓住，当然就按逃兵解决。
抗战胜利后，钟伟随三师进入东北，在三下江南战役中，时任二纵五师师长的钟伟敢于抗命坚持己见，使林彪改变原定作战计划，取得了靠山屯之战全歼国军87师的胜利，其指挥才干为林彪所赏识。林彪欲升其为纵队副司令，钟伟居然回之，要升就升司令，要么就还当师长！后来林彪还是将其直接从师长升为十二纵队司令，这也是四野唯一由师长直升纵队司令的。
1948年年底，东野十二纵改编为49军。
钟伟的敢战个性和习惯于独立行动的特点，是青树坪战役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
钟伟向其上级第13兵团提出了向永丰、界岭、宝庆追击的作战方案。
第13兵团司令程子华接到钟伟的追击方案后，一面研究，一面上报四野总部，没有及时回复钟伟。
钟伟指挥的是一个几万人的建制军，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前，不应该擅自行动，最起码也要慎重。
但，好战的钟伟见没有回音，认为兵团已经默认同意，便照此执行。
林彪接到13兵团上报方案，因敌主力桂系精锐第三兵团正进至永丰、界岭，正在49军追击线路上，便令程子华通知49军切实查清情况不得盲目前进。当这一命令传到49军时，49军的先头师146师已经过了永丰，到达青树坪。
青树坪，又称青水平，位于湖南双峰县境西部，西接邵东县，东邻印塘镇，南与花门、锁石两镇毗邻，北与三塘铺镇相接。自古为驿站要塞，是湘中通往湘南的必经之地。
8 月15日，146师先头营因连日急行军，而且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对于在南方之地溽暑行军实在是水土不服。营长见官兵疲惫又无敌情，所以没有派出有力部队控制制高点，大队就从山谷大路通过，结果就在青树坪遭到桂军第46军236师居高临下的伏击。
钟伟的个性是青树坪战役爆发的最重要原因。

关于青树坪战役
（第二发）

五、146师的误判。
战斗打响后，前卫团随即展开主力接应先头营，双方立即开始激战。
自渡江以来，这支虎贲之师还没打过一次象样的仗，从上到下早就憋足了劲，师长立即下令展开攻击，全师摆开阵势向前猛攻，激战至次日天明，毫无进展。照理应该感觉到不对劲了，但是钟伟带出的部队，却是兴奋劲上来了，以为逮到了大鱼，拼死咬住，等待军主力赶来。
经过一天激战，白崇禧判明了战场态势，觉得有把握吃掉这个孤军深入的师，于是急调附近桂系头号王牌第7军的171师、172师两翼迂回，决心一举歼灭146师。16日，国军对146 师的围歼开始了，在4架飞机和20余门大口径火炮支援下，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即使在这样的阵势面前，146师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师干部还沉浸在逮住大鱼的兴奋之中，师部主要干部全部下到团督战，务必坚守阵地等待军主力赶来。
六、关键时刻后勤保障影响通信。
评战争，很多人过于关注谋略而轻忽后勤。
后勤支持是不得了的因素。
四野总部、13兵团部和49 军军部已经对146师的险恶处境洞若观火，林彪亲自下令146师撤出战斗，退至永丰，145师负责接应，另以41军、45军各派一个师向永丰靠拢策应。
林彪的命令经兵团、军电台一遍遍向146师呼叫。影响命运的偶然性出现了：146师的电台此时偏偏出了故障，无法联络。
49军几乎是每隔半小时呼叫一次，仍没有146师的任何消息。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提心吊胆的信号，使四野、13兵团和49军上下都感到分外沉重。
青树坪战役之所以失败而不是胜利，关键原因是后勤保障影响通信造成林彪误判。
林彪南下的战略目的是聚歼白崇禧集团，林彪的困难就是不能抓住快速撤退的白崇禧集团。146师被白崇禧集团包围是一个极大的不利，但同时也暴露了白崇禧集团的位置，如果在白崇禧集团包围146师的同时林彪集结军队反包围白崇禧集团，那么，被白崇禧集团包围的146师就成了卡在白崇禧集团咽喉里的一根刺：你吃不掉但还吐不出、抛不掉。
青树坪战役，非常类似于1947年张灵甫的孟良崮战役。差别是一个主动被围，一个意外被围。
青树坪战役后的衡阳——宝庆战役，林彪之所以腰斩七军，也是丁盛指挥部队卡住了白崇禧。
林彪之所以没有快速向青树坪反包围，就个人原因看是个性谨慎，如果是彭德怀这就扑过去了。但电台不能通信是重要原因：不能通信的一个原因是电台故障，另一个原因是全师被歼灭。
林彪过于谨慎了，国军聚歼解放军一个建制师是非常难得。
但是，如果国军聚歼了146师，林彪大军聚拢就非常危险。
六、146师顽强战斗
在接不到任何消息情况下，146师已经在两天血战中打红了眼，在青树坪附近的几个山头上，146师与第7军、第46军展开殊死争夺，每一个山头都要经过反复的拉锯，146师直到此时还不知道对手是桂系最精锐的三个师！战至下午，146师终因力量单薄，渐渐显出不支，于是收缩防线，将全师集中到相邻几个山头，形成环形防御。
16日晚，不善夜战的国军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只是严密警戒，再不断辅以袭扰性的炮击，双方在紧张对峙中度过了一夜。这一夜的休战可以说是国军的一大失策，146师已显劣势，即便不善夜战，也应组织攻势，就算是不能取得决定性进展，消耗对手力量也为次日作战创造条件，这么白白放过一个夜晚，失去了最宝贵的时间！
17日天一亮，国军的攻势就开始了。146师师长王奎先即从炮火声中品出了异样，在半小时之内，阵地上就至少落下两千发炮弹，而且相当数量是重炮，凭着炮弹呼啸的声音和弹着点，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就可判断出这些炮弹来自于好几个炮兵阵地，而且这些炮兵阵地距离都不远！
一种不祥的预感逐渐涌上心头。
中午前，电台终于修好，总算接到军的命令，这才明白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师部领导商量一下，决定遵照军部命令撤回永丰。
此时，师长王奎先非常冷静，知道在敌军上有飞机下有重炮的轰炸下，大白天突围等于是自找死路。他果断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天黑，天黑后再撤。
和146师取得联系后，四野、兵团和49军知道146师还在战斗，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放了下来。49军立即派145师前出永丰，赶来接应。
国军见苦战两天还未能解决战斗，知道时间再拖下去，夜长梦多，于是全力组织攻击，不断发起整营整团的集团冲锋，战况立时惨烈起来。146师拼死苦战，顶住了国军37次冲击。越近黄昏，战斗越激烈，师长王奎先下了死命令，师干部下团，团干部下营，营干部下连，连干部下排，排长下班，全师战至最后一个人誓与阵地共存亡！
王奎先亲临最关键的塔子山高地，这一高地是146师防线的最突出部，一旦失守就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双方都明白这一点，因此争夺殊为激烈。高地几经易手，438团1营几乎在这个高地上拼光了。下午4时许，塔子山高地再次失守，王奎先从望远镜里看到后立即命令438团反击，团长表示部队伤亡太大，是不是让部队退到二线来，塔子山就不要了。王奎先命令必须夺回来！一分钟也不能等！438团组织了最后的预备队，连炊事员都拿起了枪，由团长亲自率领，在王奎先组织师炮兵营全部炮火掩护下，以一个迅猛的白刃冲锋再次夺回高地。
血战整整持续了十多个小时，146师终于顶下来，坚持到了天黑。
午夜时分，146师在145师接应下，撕开一个缺口突围而出。国军也因连日苦战伤亡惨重，见有接应且又不善夜战，因此未加追击。146师撤至永丰安全地带，145师得知146师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立刻埋锅造饭，等到将饭送到146师集合地时，却见全师官兵东倒西歪地睡在地上，怎么叫也叫不醒。
七、青树坪战役的结果
桂军公布战果是全歼一个师，使146师伤亡80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四野战史公开的数据“146师伤、亡、被俘、失踪计877人”。
双方数据都有很大水份，桂军所谓全歼的说法很可笑，四野方面又有些欲盖弥彰。
四野战史评价说：“此战，其惨烈程度为四野渡江以来之最，146师阵亡877人，伤2000余人，可谓元气大伤，前来接应的145师也有470人的伤亡”。
负责接应的145伤亡470人的数字比较可靠，而苦战数日的146师损失应该极大，估计“伤2000余人”的数字应该是阵亡或者重伤，加上公开的“阵亡877人”，146师大约有3000人以后不能参加战斗。
青树坪之战是白崇禧的桂军成功的伏击了四野的一支前锋部队，但并未达成最终战术意图，没有完胜，只是一场小胜利，虽然给解放军造成一定损失，但损失了一批下级骨干官兵，暴露出了桂军的主力位置。四野方面以一场小的失利换来对桂军的重新重视，并且发现了桂军主力。战术上桂军胜，战略上四野胜。
但，146师经此一战元气的大伤，以后战争中几乎都是作为预备队，再没机会冲锋在前了。
战后49军军长检钟伟讨说：“对桂系主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认为白崇禧没什么了不起，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 13兵团在战役总结中写到：“146师在青树坪遭敌袭击进攻，仓皇应战而吃亏，挫折了自己的士气，增长了敌人的气焰。”
1955年，红军时期的团政委、抗战时期的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的纵队司令钟伟被评为少将，据说他非常不满意。
在这之前，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已经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离开了军队。
程子华是1955年健在的共军历史时期所有军团、兵团级别的军事主管中唯一一个没有评军衔的人。

@yc雨花石 1818楼 2014-01-26 16:22:23
关于青树坪战役
（第一发）
一
青树坪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对国民革命军追击发起的一次战役，但遭到国军反击被迫撤出。有的史书称之为青树坪战斗，从持续时间短的角度说它可以称为一场战斗，但从双方投入的兵力规模看，它是一场战役。
因为双方的前敌指挥机构都是军级以上机关，解放军是第49军，国军是第三兵团，投入的兵力解放军是2个师，国军是3个师（一说四个师），这是远远超过战斗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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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书生 1820楼 2014-01-26 17:38:41
与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描写一样，不过颜老师的更简洁一些。莫非颜老师看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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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过，只要有耐心，网上材料收集很容易。今天夜里睡不觉，我倒有把他拉长一点的想法。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1节
羽林右部督李球曾向诸葛瞻建议分兵出城扼守险要隘口，没有被接受，最后随诸葛瞻出城迎战，阵亡。
诸葛尚在绵竹城上，见到父亲战败自杀，“勃然大怒，遂披挂上马”。
张遵劝阻说：“小将军勿得轻出。”
诸葛瞻的主力已经兵败，你这点兵力不是白白送死？
诸葛尚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既然主力部队已经溃败，自己这点军队也不可能守住绵竹，失败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只有牺牲：“吾父子祖孙，荷国厚恩，今父既死于敌，我何用生为！”
正史也有诸葛尚拒绝苟且甘愿牺牲的遗言：“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使败国殄民，用生何为！”
在这之前，年轻的诸葛尚并没有担任职务，蜀汉的灭亡，他也没有责任，在蜀汉即将灭亡前夕，在壮烈赴死的时候，他最痛恨的是黄皓败国殄民。他将蜀汉灭亡的责任归结为宦官干政，他实在太年轻了。
年轻的诸葛尚“策马冒阵而死”。
张遵和黄崇也都战死沙场，为蜀汉王朝殉葬。
黄崇不同于诸葛瞻、诸葛尚和张遵，这三个人是荆州干部的后代，他也不同于李球，因为他的父亲是曹魏的车骑将军黄权。按照封建法统，面对蜀汉的灭亡，黄崇完全可以以继承父亲爵位而归依曹魏，但黄崇宁肯壮烈牺牲于沙场。
从222年开始，年轻的他和母亲，作为叛徒黄权的家属，吃了刘备和刘备的儿子刘禅很多年的闲饭。谁家的饭是多余的？刘备对于黄权家属的宽宥，既是对黄权的理解和惺惺相惜，也是一代枭雄的宽广胸怀。对于黄崇而言，这是几千年煌煌中国历史极难的个人际遇。汉武帝杀了李陵的家，宫了司马迁的生殖器，而苏武的妻子也改了嫁。宽容，说来容易，但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必须以一死报答刘备父子的恩遇，否则有何面目立于三光之下？
蜀汉灭亡后，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和诸葛瑾的孙子诸葛攀的儿子诸葛显等，在264年离开成都“内移河东”。不久，由于蜀汉降将罗宪的推荐，诸葛京担任了西晋的官员。和姜维的全家被杀相比，诸葛亮、诸葛瞻、诸葛尚虽然三代忠烈，但他们的后人毕竟在中国留下了根苗，而且服务于父祖的敌人。对于这个特殊的家族来讲，蜀汉的历史凝聚了家族的荣光，离开成都，实际就是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远离了“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面对“落花流水春去也”，耳边虽然敲响了曾经事业的丧钟，但太阳明日照常升起，与其无语凝噎泪花流，倒不如认可滚滚长江东逝水，睁开眼过未来的日子。
诸葛瞻绵竹惨败，标志着蜀汉政权的即将灭亡。
12、刘禅投降。
邓艾占领了绵竹，略作休整，“进军到雒”。
《三国演义》第62回，刘备和庞统占领涪城关后，刘璋立即派刘璝、张任、泠苞、邓贤前来坚守雒城，然后先后派刘循、吴懿带领吴兰、雷铜为第一批，卓膺、张翼为第二批支援雒城。这个雒城战役从62回一直打到64回，庞统阵亡，刘备曾经有过极大的挫折。
263年，刘禅在丢失了绵竹后，并没有派出军队坚守重要的雒城，因为，他已经没有了军队。
刘璋领导益州的时候，虽然有些差劲，但毕竟可以给予民众一个和平、一个安宁，益州的社会可以正常发展。和刘备相比，刘璋缺少的是能力，但占有的是实力。今天的历史，以人格论成就，高调赞扬诸葛亮管理蜀汉，其实刘璋管理的蜀汉非常的好。刘备在占领益州后，立即就敢于和曹操硬杠，就在于在天下大乱的时候，刘璋给予益州一个安宁。最早归依刘备的几个益州干部，张松、法正、孟达、彭羕，都是品质非常差劲的人，他们都有很大的能力，都不满足自己既有的位置，野心勃勃想建功立业，而“刘璋暗弱”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
刘璋丢失地盘，就是最虚伪的枭雄刘备勾结无耻野心内鬼的结果。
我们很多人认为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是高度一致的，这是一个误区，国家利益有时和民众的利益有很大的不一致。
以益州为例。刘璋时代，因为“刘璋暗弱”无志于天下，眼睁睁看着天下群雄中原逐鹿，但确保了益州的安宁。刘璋是一个很无能的人，但他最大的有点是认识到自己的无能，所以不能折腾老百姓。刘备进入益州，很快集结了益州的力量，北上汉中打败了曹操。在三国时代，硬抗硬打败曹操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刘备给与了益州民众一个光荣。但是，这样的光荣有意义吗？“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对于益州而言，英雄担任领导还不如笨蛋呢。
如果放眼整个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些默默耕耘民众利益的领导人才是优秀的领袖，好大喜空、穷兵黩武是最大的灾难。
到了263年，蜀汉的经济已经非常的凋敝，人口虽然不如刘璋时代，但差别也不是很大，但因为姜维控制了野战军主体而汉中战役丢失了太多的军队，刘禅确实非常的兵力紧张。
以成都之大，万儿八千的守军是必不可少，而坚守雒城也需要万儿八千，军马和粮草都是极困难的事情。
雒城虽险，但无力把守，这是蜀汉灭亡的悲哀。
邓艾占领绵竹后，罗贯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评价：“试观后主临危日，无异刘璋受逼时”。
想当年刘备忘恩负义黑了刘璋，到如今，他的儿子也因果循环了。
刘禅“在成都，闻邓艾取了绵竹，诸葛瞻父子已亡，大惊，急召文武商议”。
正史记载：“蜀人不意魏兵猝至，未作城守调度，及艾入平地，百姓惊扰，奔走山野，不可禁止”。
整个蜀汉民心已经崩溃，这是刘禅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1644年，满清竟然能够征服汉民族，不是汉民族没有志士仁人，史可法、瞿式耜、都是英雄，但英雄聚集不起人气，因为经过李自成、张献忠的大屠杀和崇祯的苛政，民众已经丢失了信心。
民心一旦崩溃，就极难凝聚。
面对即将到来的覆巢之难，蜀汉士大夫提出了两个措施。一个是“不如早弃成都，奔南中七郡。其地险峻，可以自守，就借蛮兵，再来克复未迟。”另一个是
“蜀、吴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
光禄大夫谯周否决了两个建议：“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若入吴国，亦当臣服。且治政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已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谯周提出一个绝对的真理：“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所以，刘禅如果逃跑到东吴去，就必须向吴国臣服，吴国也许给一个王爵，但毕竟是投降。如果投降吴国可以获得一个安定，到也未必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但曹魏既然灭了蜀汉，东吴的国力也一定抵不住曹魏的进攻，那么，东吴灭亡的时候，刘禅还要投降曹魏。一样的投降，不如向力量强大的曹魏投降，“等为称臣，为小孰与为大”，投降是耻辱的，但“再辱之耻，何与一辱！”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2节
第282节
至于去南中，谯周认为更加危险。刘禅在得知曹魏进攻蜀汉后，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可能的结果，没有做奔入南中七郡的预案，“且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现在大敌当前，民心动摇，别有用心的集团可能图谋出卖刘禅而获得富贵，“群小之心，无一可保”，如果刘禅公开表示自己不能坚守成都而逃命南中，弄不好在成都就发生巨变，那里能逃到南方去！
谯周的意思是“不如不投吴而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则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以保安黎民”。
有人说：“今艾已不远，恐不受降，如之何？”
邓艾如果不接受投降，怎么办？
邓艾为什么要拒绝接受投降呢？
接受别人的投降就要答应别人的投降条件，比如保证生命安全，比如保证财产安全等等。
刘禅是皇帝，有自己的铁杆部下和基本力量，如果健在，就有一定的凝聚力，条件一旦适合就可能出现重大问题，所以不如直接杀掉省心。
事实上，刘禅投降后，姜维也有一个假投降复国的计划。姜维之所以实施假投降，一个他对蜀汉的忠诚，另一个大前提就是刘禅还活着，如果邓艾将刘禅全家杀个一干二净，估计也就没有必要复国了。
1279年，南宋最后一个合法皇帝赵昺死于崖山后，大批的宋政权的坚定支持者选择了自杀，因为没有了希望。
刘禅是皇帝，他带领整个蜀汉王朝中央政府投降，邓艾如果答应保证他们的财产安全，那么就是有秩序的接收成都，任何人都不能浑水摸鱼抢劫公私财产，因为秩序井然、账目清楚。
邓艾的军队经过长期的艰苦行军进入成都，灭了蜀汉，难道就不应该得到报酬？皇帝当然要给予赏赐，但那能有多少？
《水浒传》的梁山集团平定方腊归来，幸存的正将每人“金银三百两，彩缎五表里”，至于普通士兵，如果回家为民，“赐钱二百贯，娟十匹”。相较之下，就大不如在帮源洞“众军将都入正宫，掳掠了方腊内宫金帛”，最发财的是燕青，“抢入洞中，叫了数个心腹伴当，去那库里掳了两担金珠细软”。
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成都时一次性赏给关羽、张飞、诸葛亮、法正每人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其他人的封赏还没有计算在内。
刘备占领益州后，欲将成都有名田宅，分赐诸官，因为赵云的反对而没有实施。
那些跟随邓艾的百战精兵，当然最盼望的是进入成都大抢劫和大屠杀。
如果邓艾接受了刘禅的投降，他的部队就会有怨气。
谯周分析说：“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蜀汉虽然灭亡，但毕竟还有东吴，为了减少将来进攻东吴的阻力，树立宽大为怀的形象，曹魏一定要接受刘禅的投降，而且一定要给与极高的礼遇。
朝廷大臣都感觉谯周非常的有道理。但投降毕竟太耻辱了，刘禅倾向于向南中逃跑，“后主犹欲入南”。
谯周上疏：“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穷乃率从。令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
刘禅想远走南中，汇合霍弋的建宁军区一万多人依托艰险的地理环境而抗衡中原。
谯周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南中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蜀汉给予高度自治，也没有什么经济要求，“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他们就是一些没有开化的蛮横。诸葛亮指挥军队一路远征，七擒孟获，把他们逼的走投无路，才“穷乃率从”，表面服从领导。如果刘禅跑到南中去，一个方面要征发南中的男丁抗拒曹魏的进攻，一个方面要征调南中的物质保障刘禅带去的人员的供给，这样沉重的人力、物力压力，不是南中所能够承受的，“耗损诸夷，其叛必矣！”
《三国演义》第33回，袁熙和袁尚带领几千骑兵逃跑到辽东，依托公孙康，结果公孙康斩杀了二人的人头换取个人的富贵和辽东的安宁。
经过反复考虑，刘禅接受了谯周的建议，但遇到了北地王刘谌的坚决反对：“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正史记载：“后主不听，是日，堪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了刘谌的形象。
刘禅有七个儿子：长子刘璿，次子刘瑶，三子刘琮，四子刘瓒，五子即北地王刘谌，六子刘恂，七子刘璩。这个刘谌自幼聪明，英敏过人，他的六个兄弟们“余皆儒善”。
如果刘禅能够接受刘谌的建议躲过一劫而建立光辉灿烂的王朝，皇五子的身份也极难继承皇位。一部《三国演义》有无数的公开的废长立幼和无数没有公开宣布的废长立幼，一部大书，从汉灵帝晚年失败的废长立幼开始引发天下大乱到司马昭失败的废长立幼完成天下统一结束。当我们读完《三国演义》之后，西晋王朝的司马炎不肯变通嫡长子继承制又引发了天下大乱。
《三国演义》中刘禅对刘谌说：“今大臣皆议当降，汝独仗血气之勇，欲令满城流血耶？”
平庸、懦弱是刘禅留给后人的形象，但公允的罗贯中用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刘禅的投降也并不仅仅出于苟且：他不愿意因为个人的皇位而让成都满城流血。
271年，刘禅寿终正寝，在那个人世间就是修罗场的时代，能够寿终正寝不但需要自己的努力，还需要上天给予极好的命运。
刘禅是一个懦善之人，他也许不是一个好皇帝，他也有些不分好坏，他也有些好色，但他不是一个坏人。
四十二年西川之主，他失败于邓艾，但他的集团始终对他忠诚，这个也不容易。
对于刘谌的坚持，刘禅批评说：“汝小儿岂识天时！”
刘备为什么能够搅乱天下，获得一隅基业？无他耳，黄巾起义给予已经腐朽的东汉王朝沉重一击，政府已经非常的艰难。在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满东汉的管理，皇帝无能、宦官擅权、官员腐败而盗匪横行，于是很多人就想改变这一切，给予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但是，他们不知道社会巨变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会有无数浑水摸鱼的人借别人的人头建立自己的事业。变易天下，需要极强的控制时局的能力，何进无能、董卓进京，然后就是几千万人口在短短的十几年被屠杀的仅仅剩下几百万。刘备是一个成功的浑水摸鱼的人。
历史发展到263年，中原已经完成了内部整合而开始了修养生息，他们和蜀汉相比，拥有绝对的实力优势，天下一统已经不可更改，即使刘禅能够通过努力躲过这一劫，蜀汉也无法躲过被灭亡的命运，因为司马家族能够取代曹魏皇室就说明了中原民众已经放弃了所有的政治伦理道德，他们只需要安定的生活：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领导人但不需要动乱的生活。从227年到262年，诸葛亮和姜维接连不断的北伐，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根本原因而言，不是因为诸葛亮和姜维军事能力，而是因为中原民众已经抛弃了刘汉王朝。对于民众来讲，他们已经不关心是谁在领导他们，他们只要求不要变换领导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付出血淋淋的代价，他们宁肯放弃天下大乱之后可能得到的美好生活，他们只需要稳稳当当的吃自己的窝头和稀粥。
诸葛亮的北伐还曾经得到过一点响应，而姜维的北伐得到的全部是雍凉民众坚定的反抗。在姜维时代，除了无可奈何的夏侯霸，没有人归依刘汉王朝。不要说刘禅领导蜀汉，即使诸葛亮领导蜀汉，即使蜀汉的管理是人间天堂，中原民众也不会接受，他们宁肯生活在地狱也不肯接受天堂，大家只需要安宁，大家不愿意付出从地狱走向天堂的代价。
263年，曹魏进攻蜀汉，固然遇到激烈的反抗，但也有主动的乞降，当得知曹魏军队进入成都平原，“百姓惊扰，奔走山野，不可禁止”，他们不愿意为了刘汉王朝而奋斗，他们已经讨厌了所谓意识形态的政治伦理，既然天下统一是不可更改的历史轨道，那么倒不如让实力强劲的中原政权统一来的简捷。
就中国历史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中原政权最后都是赢家，但所有的地方政权最后一定是输家，不管他们怎样努力，最后一定是灭亡，无论他们能够躲过多少劫运，但一定有一劫不能躲过。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3节
《三国演义》第65回，马超带队投降刘备后，跑到成都城下威吓刘璋：“吾本领张鲁兵来救益州，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反欲害我。今已归降刘皇叔。公可纳士拜降，免致生灵受苦。如或执迷，吾先攻城矣！”
马超的投降断绝了刘璋最后的幻想，“惊得面如土色，气倒于城上。”
众官救醒后，刘璋说：“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开门投降，以救满城百姓。”
最后关头，也非常忠诚的董和说：“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
刘璋表态说：“吾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攻战三年，血肉捐于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
这个不是罗贯中的瞎编，《三国志》也有相应记载：刘备“进围成都数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战”。
刘备以诈力夺取益州，有良心的民众是不服气的。
刘璋原文：“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
对于刘璋的大度，“群下莫不流涕“。
站在民众利益的层面，我们要认可刘璋、刘禅顺应不可挽回的命运，不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无谓的争夺，因为这是一种负责的政治行为。
一切政治、一切意识形态最后的落脚点是更加有利于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精神需要也要服从于物质生活。
北地王刘谌在不能阻挡父亲的投降后，“怒气冲天，乃带剑入宫”，对其妻崔夫人表态：“魏兵将近，父皇已纳降款，明日君巨出降，社稷从此殄灭。吾欲先死以见先帝于地下，不屈膝于他人也！”
崔夫人也是一个节烈的人：“王死父，妾死夫：其义同也。夫亡妻死，何必问焉！”
她“触柱而死”。
刘谌“乃自杀其三子，并割妻头，提至昭烈庙中”，伏地而哭，进行最后的告庙：“臣羞见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挂念，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
刘谌“大哭一场，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闻知，无不哀痛”。
我们在认可刘禅为了减少百姓死亡而顺应时代趋势的前提下，也必须尊敬刘谌的节烈，二者并行不悖。
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而谭嗣同甘愿以自己的流血牺牲而唤起民众。
狱中题壁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张俭是山东邹城人，勉强也算我的老乡。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是反对宦官专权的士大夫领袖，因揭发宦官侯览家属仗势作恶而罹党锢之祸。张俭被迫流亡，“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那一年，我的老乡孔褒的父亲刚刚去世，因故外出，前来投奔的张俭扑空了，“不遇”。孔褒的弟弟孔融“年二六”，虽然已经很有知名度，但毕竟是一个孩子，张俭“少之而不告”，谁肯相信一个少儿呢？但聪明的孔融观察到张俭“有窘色”，就大义凛然的说：“兄虽在外，吾独不能为君主邪？”
我凭什么就不能替你效劳呢？
我们这个地方，既有孔融这种宁折不弯的英雄，也有溜须拍马的小人，估计有人告密，“后事泄”。张俭“得脱走“，政府“遂并收褒、融送狱。”
孔融最著名的的故事是让梨，其实还有一个争死。
兄弟二人争着承担罪过。
孔融说：“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
要杀就杀我！
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
要杀应该杀我。
直接责任人是孔融，但毕竟是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的少年犯。
地方官非常为难，但他逮着一个死理，反正是他弟兄二人死一个，干脆就征求他们母亲的意见，“吏问其母”。可见古代也有和稀泥的混蛋。
母亲说：“家事任长，妾当其辜。”
他们都是孩子，我是母亲，凡事我做主。
这下更麻烦，“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估计就是找借口拖延，然后把问题推给上级。最后，朝廷下令斩杀了孔褒，孔融“由是显名”，拥有极高的社会威望。
张俭逃命“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为了掩护张俭，很多人宁肯舍弃自己的生命，乃至于被灭族。但是，人民仍然坚定不移的接纳张俭。
作为后人，我们无法具体感受那个时代民众内心的思想，同样的道理，21世纪的我们也无法直接感受民众宁肯满门流血支持共产党在华北艰难抗战。
我想：我们还是小心翼翼维护所有历史时代的美好吧，因为他们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诠释。
这一个“望门投止”，说明了张俭拥有的巨大社会威望和宦官残忍好杀。
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镇压暴动，东汉政府进行政治大赦，张俭“乃还乡里”。大将军何进和三公都发出聘书，“并辟”，汉灵帝也竟然欣赏张俭，“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 少府是秦汉的九卿之一，负责皇家财政及官府手工业，章邯曾经担任这个职务，东汉后期职权有所减少，成为经管皇帝服御诸物和宝货珍膳的一种机构，但地位崇高。张俭“皆不就”，不愿趟浑水。“献帝初，百姓饥荒”，张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存者以百数”。
曹操控制中央政府后，
张俭“征为卫尉，不得已而起”，可见曹操不是个东东，不合作就杀头。司马懿为了躲避曹操而装病，曹操就以杀头威胁司马懿。张俭见曹操已经控制了朝廷，东汉灭亡不可挽回，“乃阖门悬车，不豫政事”，198年去世。
东汉杜根因反对太后为首的外戚专权而留名青史。
邓太后临朝，权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就向邓太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令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执法者因为杜根是知名人士，“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杜根“遂诈死，三日之后，目中生蛆”，躲过太后的检查，“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当了店小二。
“积十五年”，邓太后去世，汉安帝怀念杜根曾经的支持，“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杜根才公开露面，“征诣公车，拜侍御史”。
张俭和杜根都是与恶势力斗争的士大夫领袖，他们为了保存正义的力量，不肯作无谓的牺牲，而民众为了掩护他们，都不惜一切代价。
谭嗣同宁肯牺牲，也不肯逃走，但他非常尊敬那些忍辱负重的历史人物，他希望康有为、梁启超像张俭、杜根那样能够躲过恶势力的缉捕而继续奋斗。
伦理道德有时候具有两难悖论，有时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也可以并行不悖。
刘谌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他的自杀，我们也可以理解，但竟然斩杀三个儿子，这个就是一种决绝。他的个性，和姜维有很大的共性：绝对不妥协。
刘禅最终选择了投降，
“遂令谯周作降书，遣私署侍中张绍、驸马都尉邓良同谯周赍玉玺来雒城请降”。
《三国演义》第118回的这一段，有一个地方与正史不相符合：“景耀六年，后主从谯周之计，遣使请降于邓艾。其书，正所造也。”
刘禅的投降书不是谯周写的，是郗正写的。
罗贯中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因为郗正曾经协调姜维和刘禅的关系而曲义袒护郗正，就把这个投降书的作者给了他特别讨厌的谯周。
投降书不是容易写的，因为他需要否定自己的历史并且摇尾乞怜。
1949年，和平改编后的傅作义见到毛泽东，第一句就是：我有罪。
光荣属于胜利者，而且仅仅属于胜利者。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4节
郗正投降书的开头写的好：“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
我们和你们因为山川河流的阻隔分在遥远的两地，我们孤悬边远的蜀地，因为众所周知而不便说出的原因，我们干犯不可更改的天运和你们恶斗了几十年，所以远离京城洛阳而不能接受你们的教育和领导。
投降书写到：“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遣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
当年曹丕曾经派虎牙将军鲜于辅给予我们一个宽大为怀的诏命，让我们投降，但我贪恋父亲刘备的政治遗产没有投降，“窃贪遣绪”，这是极大的错误。
文件说：“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
我们不知道顺逆，惹怒了老天爷，结果死了无数的人口，益州的百姓都被曹魏军队吓的鸡飞狗跳，我们已经心惊胆战，不敢不投降。
这个文件说：“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
我命令军队的指挥官放下武器，保护好一切国家财产，现在老百姓吓得满世界乱跑，地里的庄稼也无人收获，我请求你们快速接管政府，给予民众一个安定的社会管理。
这个文件说：“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
我实心实意的请求投降，愿意承担一切政治责任和战争责任，我的罪过当然很大，是判处死刑还是留下一条狗命，我绝对接受你们的裁判，我已经预备了棺材，做好了认罪服刑的准备。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没有引入这个文件，他大约感觉太耻辱，而且将文件的作者强加给谯周，大约是认为写降书是极端耻辱的事情。
其实呢，如果蜀汉的灭亡不可更改，那么仅仅从文章的角度看，这个文件是非常的好的。
写投降书最大的麻烦就是承认战争的责任问题，而承认责任就必须批判历史，批判历史就牵扯到蜀汉的建立者刘备和诸葛亮，因为他们和曹操、司马懿没完没了的掐架。
刘备、诸葛亮和曹操、司马懿相比，在历史时代，牵扯到刘汉王朝的正朔，而在今天，他们的天下争夺不过是军阀相争的狗咬狗而已，哪一个当政也并不能让民众更加幸福，哪一个失败都让民众获得一点安宁。从某种意义讲，一个时代的英雄越多，民众的痛苦越多，因为英雄的诞生产生于两个可能，一个是变乱天下给予民众以痛苦，比如吕布，一个平定天下给予民众以安宁，比如邓艾。但是，如果没有吕布、刘备、孙策、袁术这些野心勃勃的家伙变乱天下，司马懿、司马昭、邓艾这些为国家统一的贡献也就无所谈起。
一大堆混蛋到处纵火，一大堆消防队员到处灭火，纵火犯表现了作乱人间的能力，消防队成了英雄。
如果没有纵火犯，消防队也成不了英雄。
1912年到1953年，40年来中国出了多少英雄？辛亥革命的熊炳坤、护国运动的蔡锷、北洋军阀的吴佩孚、抗日战争的张自忠、国共相争的朱德、朝鲜战场的彭德怀，粉身碎骨的董存瑞、万弹穿身的黄继光，这些人都为了自己的人生目的而浴血奋斗。他们的战斗，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仅仅就牺牲而言，都是中国民众的痛苦。如果我们能够和谐共处，世界和平而国运安定，朱德可能是优秀的教师，而彭德怀可能是优秀的农民。
1953年到2013年，60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出现战场上的英雄，我们涌现了袁隆平、焦裕禄、许海峰和无数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我们安宁的劳动，我们正常的腻腻歪歪风花雪月。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能打仗的英雄吗？当然有，只不过时代没有给予他们展现才能的机会，我们永远不盼望时代给与这样的机会。
我们生活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时代，普普通通的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生活于普普通通的时代，普普通通的劳动、普普通通的两性温存、普普通通的教育孩子。
按照罗贯中的行文风格，蜀汉的灭亡责任应该有三个人承担。一个是刘禅，一个是黄皓，一个就是谯周。
罗贯中在第118回有一首评价蜀汉灭亡的诗：
魏兵数万入川来，
后主偷生失自裁。
黄皓终存欺国意，
姜维空负济时才。
全忠义士心何烈，
守节王孙志可哀。
昭烈经营良不易，
一朝功业顿成灰。
罗贯中歌颂了“全忠义士”姜维和“守节王孙”刘谌，也批判了“偷生失自裁”的刘禅和“终存欺国意”的黄皓，行文中也有对谯周明显的讽刺。
唐代温庭筠，在他的《经五丈原》的最后两句也对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的灭亡充满了叹息：“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我们很多人看到罗贯中对曹操的歪曲，其实被歪曲最厉害的是谯周。
谯周是益州本土人士，他的父亲“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但“州郡辟请，皆不应”，是一个极有学问而不贪恋富贵的人。谯周的父亲去世很早，谯周“幼孤，与母兄同居”。谯周“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孩子，“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集中精力研究儒学而心无旁骛，“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谯周“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是一个非常内秀的人。
诸葛亮当政，以丞相身份兼“领益州牧”，任命谯周“为劝学从事”，负责教育工作。
谯周是在诸葛亮时代开始参加工作，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安排谯周在第65回劝说刘璋投降刘备，那是故意歪曲历史将谯周塑造成一惯的老投降派。
“大将军蒋琬领刺史，徙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
诸葛亮去世后，刘禅“颇出游观，增广声乐”，非常的喜欢公款旅游和文艺享受，谯周就写了一个很长的意见书：“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备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
刘禅非常尊敬他，提拔他为中散大夫，“犹侍太子”。
谯周并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
费祎去世后，姜维担任大将军，积极北伐，“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谯周与负责处理蜀汉日常国务的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但是，姜维拒绝谯周的反战要求。
谯周“后迁光禄大夫，位亚九列”。谯周“不与政事，以儒行见礼”，一旦牵扯到国务讨论，他“辄据经以对，而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
谯周在统治阶级中有很高的威信。
263年，谯周积极劝说刘禅投降曹魏，到了264年，曹魏的实际当家人司马昭因为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并且聘请谯周来洛阳工作，谯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他借口有病不肯进京。司马炎登基后，多次命令地方官送谯周进京，谯周带病进京后被任命为骑都尉，谯周“乃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皆不听许”。
269年，陈寿离开洛阳回益州老家，前去和谯周告别。谯周就对自己做了一个预言：“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杨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杨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
270年秋，司马炎任命他担任散骑常侍，谯周以“疾笃不拜”，不肯接受，“至冬卒”。
谯周不是一个官迷，尤其在蜀汉灭亡后并没有积极依附司马家族。谯周的主降，并不是因为个人利益，而是考虑益州民众的生命财产以及刘禅的个人归宿。
代表刘禅和邓艾接洽投降的三个人，除了谯周，还有张绍和邓良。
张绍是张飞的第二个儿子，邓良是邓芝的儿子。
邓芝是荆州新野人，入川投奔刘璋没有受到重用，犹疑之际就去询问擅长相术的张裕，张裕说他晚年一定能封侯拜将。
邓芝曾经代表诸葛亮出使东吴，顺利完成联吴抗曹的外交使命，为孙权所敬服。
邓芝后来仕途非常得意，官至车骑将军，屯守江州。
司马炎登基后任命邓良担任州郡太守。邓良到任不久，因为母老在蜀，不愿远任，辞官还家，“皆有老母，良无兄弟，授之远郡，辛苦自归”，司马炎非常大度，任命他担任益州的广汉太守。
263年，蜀汉灭亡前夕，相关人士有刘禅、姜维、诸葛瞻、诸葛尚、谯周、张绍、邓良、廖化、董厥、张翼、黄崇、李球、赵广、马邈、张遵、傅佥、霍弋和罗宪。除了谯周、廖化、董厥、张翼、罗宪外，都是官二代或者关三代，姜维也是诸葛亮的徒弟，所以也官二代。

在过去的284天里，各位新老朋友不离不弃和我一起评点《三国》。因为姜维个人不是顶尖历史人物的原因，以及我这个帖子采取了正史和演义两头跳的写作模式，所以，帖子非常冷清。对此，我也感觉很有些尴尬，非常对不起朋友们。但是，这个帖子不同于《魏延》的信马由缰，他实际有一个写作大纲，而且因为发帖后正逢上一个相对轻松的暑假，很快就完了大部分稿。等到很多朋友批评他太长而无聊的时候，基本框架已经完成。孩子已经发育完成，母亲也只好生下来。现在还有二十多节的库存，只好继续虚耗朋友们一段光影。
我尽量利用还有的十几天寒假，大体完成《陈光》，争取发出。
雨花石敬祝各位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5节
263年，曹魏一方的主要人物是司马昭、贾充、荀勗、钟会、邓艾、诸葛绪、卫瓘、许仪、田续、胡烈、庞会、邓忠、师篡等人，除了诸葛绪、田续、师篡外，其他也是官二代或者官三代，邓艾是司马懿特别提拔的干部，大约也可以以师徒相类。
蜀汉的官二代斗不过曹魏的官二代，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刘禅斗不过司马昭。
邓艾在雒城进行了短期的军事休整，竟然等来了刘禅的投降，“得书，大喜”，立即写了接受投降的文件，让张绍、邓良赶回成都安定人心。
12月初一，邓艾举行入城式，刘禅“兴榇自缚， 诣军垒门”，亲自到邓艾那里表示臣服，邓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然后并车入城。
蜀汉宣告灭亡，刘禅遣尚书郎李虎，向邓艾送上了蜀汉王朝最后的家底文簿：“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在库，不及具数。”
整个蜀汉大约有十五万人口脱离生产，而库存竟然仅仅有“仓粮四十余万”，即使姜维能够打败曹魏的军队，蜀汉也要灭亡，因为他财政已经接近破产，而大战之后的国民经济建设需要更多的财富。
蜀汉的灭亡，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不是靠什么人的个人能力能够挽救的。刘禅、姜维、谯周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殉葬品。从曹魏的角度看，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实力雄厚，邓艾钟会也体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各自在关键时刻对汉中和阴平的处理都干净漂亮。诸葛绪的表现虽然不算出色，但中规中矩，战役第一阶段时他对阴平一带的威胁直接拖住了蜀汉阳安关方面援军的后腿，其作用不能忽视。最为关键的是，三路大军左右开弓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灭蜀的决定性一击是偷度阴平，这个战役本身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顾整个魏灭蜀的过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为这个偶然性做了最佳注解：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也就是说，即使邓艾偷度阴平失败，钟会在剑阁不能坚持，曹魏大军全面撤退回关中，蜀汉王朝能够暂时维持，但曹魏仅仅进入汉中，就沉重打击了蜀汉，至于曹魏野战军，在撤退中可能有较大的损失，但曹魏雄厚的家底不在乎这种消耗，而蜀汉已经困窘到了极限。
曹魏灭蜀之战，是强者消灭弱者的一场战争，曹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但战场上的胜负，又与双方的指挥、谋划直接有关。邓艾趁两军主力相持之际，率偏师出奇兵，行大纵深迂回穿插，绕过姜维的正面防御，直捣成都，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奇袭战例。
袁子有一段较长的评价蜀汉灭亡话：“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今国家一举而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钟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劳，百姓贫而仓禀虚，故小国之虑，在于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于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
袁子认为，诸葛亮是一个能力非常突出的“重人”，但“骤用蜀兵”以小国而对决强大的曹魏，成功的希望只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行险侥幸，一旦遇到旗鼓相当的对手就丢失了机会，而一旦不能持续进攻，命运就是灭亡，“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
但是，就战场指挥本身而言，邓艾的偷袭成功确实具有极大的冒险，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探索历史偶然背后的规律，否则研究历史就没有意义，因为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用历史规律指导现实的生活，但是，也千万不能绝对迷信规律，因为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确实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决定重大历史事件的走向有时决定于偶然因素。
正史记载，邓艾进入成都后，军队非常的有纪律，获得民众的欢迎，“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任命“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
邓艾在接受刘禅投降后，采取措施稳定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任命刘禅为骠骑将军，其余文武，各随高下拜官；出榜安民，交割仓库。又令太常张峻、益州别驾张绍，招安各郡军民。
当然，邓艾也没有忘记派人赴洛阳报捷。
罗贯中以非常冷峻的笔法交代了黄皓。
邓艾“闻黄皓奸险，欲斩之。皓用金宝赂其左右，因此得免。自是汉亡”。
对于蜀汉的灭亡，罗贯中引入了李商隐的《筹笔驿》一诗诸葛亮：
鱼鸟犹疑畏简书，
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
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真不忝，
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
梁父吟成恨有余。
在罗贯中看来，蜀汉的灭亡就是诸葛亮人生事业的失败。
对于邓艾来讲，逼迫刘禅投降是光辉灿烂的事业顶峰，当然，如果老对手姜维也来投降，那才是最惬意的事情。
邓艾进入成都后的军管措施是得当的，但是，他非常的骄傲，“深自矜伐”，在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显摆的很。
邓艾对投降的蜀汉士大夫说：“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
那个意思他比吴汉还要优秀。
邓艾还说：“姜维自一时雄兒也，与某相值，故穷耳。”
那个意思就是姜维太厉害了，天下第二，姜维之所以倒霉，是因为我是天下第一。
陈寿当时已经出仕，是蜀汉的士大夫之一，他亲耳听到了邓艾的狂言。他记载：“有识者笑之。”
自诩天下第一的邓艾非常渴望姜维的投降，因为老对手的认赌服输，是一件非常难得的愉快。
历史让他失望了。
第二十一、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1、姜维假投降。
刘禅投降后，蜀汉还有三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坚持战斗，一个剑阁的姜维主力，一个是霍弋的建宁一万部队，一个是罗宪在永安的部队。姜维的军队不但是主力，而且卡在剑阁，隔绝钟会和邓艾的联系，客观对于邓艾是有威胁的，所以邓艾进入成都后，让刘禅安排太仆蒋显去剑阁命令姜维投降，至于霍弋和罗宪，并没有进入邓艾的议事日程。
钟会“进攻剑阁，不克，引退，蜀军保险拒守”，剑阁正面战场处于胶着状态，从整体看，姜维处于优势。
但是，邓艾突然偷度了阴平，并且破了诸葛瞻，一下就掐断了姜维的后路。
曹魏灭亡蜀汉的战役，表面是军事指挥能力的较量，其实指挥能力的较量都必须服从后勤供应能力的较量，也就是所谓的外行看指挥而内行看后勤。
姜维提前就知道了曹魏大规模进攻蜀汉，他为什么不快速回防？一个是迷恋外线作战，有沾便宜的心理动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是九月，恰好是收获的季节：姜维来沓中屯田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司马昭灭蜀战役的整体思路就是快速分割消灭蜀汉的野战军团，因为如果战争持久，他的后勤运输无论如何不能保证需要。
姜维溜回剑阁后，钟会就傻了眼，因为后勤供应不能坚持。
至于邓艾偷度阴平后，因为小道的艰险，他只能依靠在益州攻城夺地获得的补给过日子，蜀汉本来就穷，邓艾也非常艰难，所以在占领涪城后，邓艾坚决拒绝部队的休整需要，几乎斩杀了要求休整的大将田续。
姜维本来可以在剑阁苦熬钟会，但是，一听说诸葛瞻丢失了绵竹，立即就大麻烦。
姜维拥有几万军队，他的后勤供应当然是依赖金牛道从成都保障，邓艾突然占领绵竹，切断了姜维和成都大本营的联系。
当时的形势，邓艾处于成都和剑阁的对夹之中。
孙盛就据此批评姜维：“邓艾之入江由，士众鲜少，维进不能奋节绵竹之下，退不能总帅五将，拥卫蜀主，思后图之计，而乃反覆於逆顺之间，希违情於难冀之会，以衰弱之国，而屡观兵於三秦，已灭之邦，冀理外之奇举，不亦暗哉！”
孙盛认为，邓艾刚刚进入江油关，“士众鲜少”，姜维拥有绝对的兵力优势，他应该是快速回防绵竹和邓艾决战，或者退回成都主持军国大计。孙盛认为，姜维不能判断形势做出决策，仅仅依靠一个反复无常的假投降，竟然图谋挑拨曹魏内部矛盾而复国，借敌人的自相残杀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6节
第286节
裴松之不同意孙盛对姜维的责难：“于时锺会大众既造剑阁，维与诸将列营守险，会不得进，已议还计，全蜀之功，几乎立矣。但邓艾诡道傍入，出於其后，诸葛瞻既败，成都自溃。维若回军救内，则会乘其背。当时之势，焉得两济？而责维不能奋节绵竹，拥卫蜀主，非其理也。”
裴松之认为姜维如果舍弃剑阁救援成都，就处于钟会和邓艾的对夹之中，非常的危险。
这两种讨论都仅仅从军事指挥的角度考虑问题，属于放空炮。
历史记载：姜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
姜维所听到的种种关于刘禅的选择，其实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思考，都属于流言，但对于姜维来言麻烦了。不管刘禅坚守成都、南入建宁还是依附东吴，都是对姜维不管不问。姜维虽然有几万人马，但他需要吃饭，吃饭就需要依赖成都的供应。
在这种情况下，姜维已经丢失了坚守剑阁的可能，因为和已经后勤供应艰难的钟会相比，他的后勤供应更加艰难，喝上一段时间西北风，就死光光了，天险也要有人把守，人要守关就必须吃饭，没有了饭就没有了防守的可能，所以姜维立即放弃了剑阁。
放弃了剑阁的姜维，一个选择就是沿金牛道向涪城进军，快速向绵竹挺进，包抄邓艾的后路。但是，姜维不敢这样选择，因为从剑阁到成都也有遥远的距离，而在这条线的涪城、绵竹等地都已经成了战场，民众已经逃亡，可能的一点粮食也已经被邓艾搜索一光，姜维如果在无人地带进军，即使邓艾不阻拦、钟会不追击，他能不能走到绵竹都是问题。
所以，姜维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那个地方多少有点粮食，而且躲开了邓艾和钟会的对夹，便于绕路回成都。
《三国志》的《钟会传》记载，姜维等知道诸葛瞻破军后，“率其众东入于巴”。
钟会本来已经丢失了攻克剑阁的信心，突然得知姜维全军大撤退，判断邓艾偷袭成功，立即快速进军到涪城，这样一来钟会集团就和邓艾集团在涪城完成了连接，放飞的风筝得到牵连的绳线，邓艾从金牛道获得补给。
钟会不肯给姜维喘息的机会，展开了大追击和大包围。姜维投降后，钟会给司马昭写了一个追击姜维的汇报：“贼姜维、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辄遣司马夏侯咸、护军胡烈等，经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爰青彡、将军句安等蹑其后，参军皇甫闿、将军王买等从涪南出冲其腹，臣据涪县为东西势援。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臣敕咸、闿等令分兵据势，广张罗罔，南杜走吴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绝越逸之径，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蹊路断绝，走伏无地。臣又手书申喻，开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投戈，面缚委质，印绶万数，资器山积。”
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大追击和大迂回，第二个阶段就是围追堵截，避免姜维漏网，第三个阶段就是积极谋求姜维的投降。
为了和平解决姜维，钟会“禁检士众不得钞略，虚己诱纳，以接蜀之群司，与（姜）维情好欢甚”。
姜维的投降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确实已经被钟会包围的走投无路，另一个就是刘禅的命令及时到达。
就当时的形势看，即使刘禅坚守成都而不投降，姜维也必须放弃剑阁向大后方撤退。钟会军队三倍于姜维，一个宜将剩勇追穷寇，一个慌慌如漏网之鱼，姜维即使摆脱钟会的大追击，估计也要伤筋动骨损失严重，弄不好就是全军崩溃。
就在这时，刘禅投降，蒋显迎着了姜维，传达了刘禅的投降命令：“将士咸怒，拔刀斫石。”
蜀汉的野战军都是诸葛亮、姜维长期训练的军队，有极强的意识形态信仰，就他的基础而言，这支部队曾经跟随刘备破黄巾、败徐州、相会古城、远走穰山、大撤退于当阳长板坡。这支军队是三国时代经历失败次数最多的军队，也是累败累战而坚决不认输的军队。
现在，虽然敌军围困万千重，他们并没有丢失信心，但是，突然刘禅投降了， 在封建时代，汉王朝的继承必须由刘姓皇室领导，刘禅的投降把他们逼到有苦说不出的悲愤里。
姜维“见人心思汉”，就顺应形势设计了假投降挑拨曹魏军队内乱的谋划恢复蜀汉的江山。
姜维在广汉郪县，“令兵悉放器仗”，下达了投降的命令，然后“送节传于胡烈”，交出了军队的指挥权。
2、霍弋。
263年，霍弋以安南将军领建宁太守，直接统帅一万军队，在蜀汉是非常重要的军政大员。
霍弋的父亲是霍峻。霍峻是荆州南郡枝江人，他的哥哥霍笃“于乡里合部曲数百人”，建立了一支地方地主武装，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霍笃去世后，霍峻接班。208年，刘表去世，荆州大分裂，霍峻带领自己的力量归依刘备，被任命为中郎将。当时的诸葛亮、黄忠都是中郎将，因为刘备仅仅一个左将军，按照规定也仅仅能够任命这个级别的干部。霍峻带领几百人投靠刘备，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吕范加入孙策集团的时候，仅仅带入百余人，孙策就非常感动。208年，魏延在襄阳内乱的时候也仅仅指挥几百人，估计也就一个建制营。
今天的很多军史爱好者，看惯了淮海大战几十万军队的流血，对于三百五百的军队有些不在意，其实，军队的多少，应该看时代。208年，刘备南下，最多不过八千人，突然有人带领几百人加入，是极可喜的事情。
锦上添花当然比不上雪中送炭。
1955年，徐海东被评为大将第二，老红一军团的谭政、罗瑞卿和毛泽东的亲密人物肖劲光、资格极老的张云逸、徐海东的老领导王树声排序都在徐海东之后，如果粟裕不是因为解放战争后期曾经代理一个大战略区，也不能超过徐海东。
其实，徐海东在历史时期的地位并不高，1935年，他指挥红15军团也仅仅7000人，抗战初期的地位也才是115师344旅的旅长。八路军初建，有八个旅长（120师两个旅都是在极短时间换了旅长），以战功论，其他七个都强于徐海东，但1955年评军衔，统统弱于徐海东。
为什么？
关键就在于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徐海东坚定不移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维护党内团结和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极重要的作用。
1935年10月毛泽东带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万水千山躲过几十万国军的围追堵截、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才到达了陕北。1935年9月9日的草地分兵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老红五军团（红5军）和红九军团（红32军）都被截留在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的大约衣衫褴褛的八千人，筋疲力尽而且供应困难。
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仗自己拥有军队的多数和根据地优势，挑起了党内斗争。
张国焘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竟然阴谋篡党夺权，可见权力和山头是多么的可怕。
1935年9月18日，徐海东带领红四方面军序列的红25军先期到达陕北，合编陕北红军的26军、27军组成红15军团。
抗战时期，黄克诚担任红15军团改编的344旅的副旅长，他在回忆录里说这支部队有非常明显的排外思想，山头倾向很浓。红15军团初编，老红一方面军的程子华虽然是政委，但军队的所有权力都控制在军团长徐海东的手里。
毛泽东刚刚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张国焘、陈昌浩等人闹翻，到了陕北竟然遇到了红四方面军的分支红15军团，其潜在危险是难以想象的可怕。
徐海东是红四方面军创建初期的老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重要的代表人物，虽然他的地位并不崇高。
站在山头利益的角度，徐海东如果也搞张国焘那一套，对于红一方面军来讲就太可怕了。如果徐海东能够抛开山头利益支持中央，那么中央可以指挥的红军力量不但增加一倍，而且红一方面军就可以获得陕北这个重要的立脚点，最重要的是红四方面军创建初期的老同志徐海东支持中央，对于瓦解红四方面军对于中央的敌对意识可以起到极重要的心理暗示，也对确立毛泽东北上方略的正确性方面有极重要的作用。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7节
徐海东在红军时期解决党内斗争巩固党内团结起到的作用是极其突出的，是无可取代的。
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是1935年10月，西北的冬天来得很早，红一方面军的主体部分是湘赣闽粤地区的南方人，他们不耐寒冷，而陕北一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粮食非常的少，饥寒交迫如何度过寒冬？
陕北本来就贫困，较为富裕的地主的浮财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些可能是几代人积累的结果。陕北红军在西北兴起后，当然要打土豪、分田地，地主的浮财也就被分解完毕。国军和民团长期围剿苏区，当然就破坏了苏区正常生产的可能，所以，当时的陕北非常的贫困，红一方面军已经不可能在陕北得到补给，正常的公粮征集太少了。
红一方面军供给部部长杨至成给毛泽东一个报告，不仅分析了当前部队在物资保障上存在的严重困难，而且还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意见。其中一个数字特别醒目：要渡过这次难关，最少需要银元2000至3000元。
毛泽东别无选择的只能向徐海东求助2500元大洋。
红军的部队极少有供应富裕的时候，徐海东的部队也没有余粮。徐海东应付陕北寒冷的基本支持就是仅有的七千大洋，他的部队长征的路线相对富裕，而且他曾经在陕豫鄂交接处建立根据地，有这么点积蓄。
徐海东怎能不知自己部队也同样面临困难？但他更知道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胜利到达陕北的艰难。
徐海东把红25军家底的7000块大洋中的5000块送抵中央。
毛泽东曾经评价：“徐海东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军人的荣耀一般是在战场，但如果不在战场而有荣耀，那么就是极端重要的功勋。
诸葛亮是刘备集团极重要的人物，没有诸葛亮，刘备集团就不能建立孙刘联盟，但诸葛亮的地位始终在糜竺之下，就在于刘备特别感念糜竺在徐州给予的支持。
《三国演义》第62回，刘备离开葭萌关进攻雒城，葭萌关受到张鲁的威胁，刘备就派霍峻去坚守葭萌关。
张鲁派遣大将杨帛利诱霍峻。霍峻说：“小人头可得，城不可得”。
度过了张鲁的诱攻后，霍峻遇到新的困难，刘璋派扶禁、向存等帅万余人由阆水上，围攻霍峻，意图掐断刘备的后路。
霍峻在葭萌关“兵才数百人”， 扶禁、向存的万余人拥有绝对的优势，但霍峻守御得当，“且一年，不能下”。霍峻在城中，“伺其怠隙，选精锐出击”，不但大破敌军，而且斩杀了向存。
霍峻坚守葭萌关一年，在整个三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军事史上都是时间比较长的城市防御战，而且也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罕见的以少胜多的城市防御战典范，要比张特在合肥新城的表现突出的多。如果以以少胜多而论，霍峻的葭萌关胜利要比曹操的官渡之战、周瑜的赤壁之战、陆逊的猇亭之战更加干净利索，他之所以影响不大仅仅是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而已。
刘备占领益州后，嘉奖霍峻的杰出贡献：“嘉峻之功，分广汉郡一部为梓潼郡，任命霍峻为梓潼太守、裨将军。”
霍峻“在官三年，年四十卒，还葬成都”。
对于霍峻的去世，刘备“甚悼惜，乃诏诸葛亮”，给诸葛亮一个文件：“峻既佳士，加有功于国，欲行爵。”
不但如此，刘备还“亲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当时荣之”。
霍弋，字绍先，在刘备时期为太子舍人，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刘禅登基后，“除谒者”。
谒者，是官名，东汉时有两种：常侍谒者五人，主殿上时节威仪，秩各为比六百石；给事谒者与灌谒者共三十人，掌宾赞受事，选仪容端正、适于奉使者任职，秩分别为四百石与比三百石。
227年，“丞相诸葛亮北驻汉中，请为记室”， 霍弋负责文字处理。诸葛亮让过继的儿子诸葛乔“共周旋游处”。
刘备和诸葛亮是蜀汉最重要的领导人，是走进历史课本的英雄人物，他们都选定霍弋为自己儿子的朋友，可见霍弋是一个多么突出的人物。
诸葛亮去世后，霍弋担任黄门侍郎。
黄门侍郎是一个很容易被误解为宦官的职务。
秦汉时，宫门多油漆成黄色，故称黄门。黄门侍郎因最初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
黄门侍郎，又称黄门郎，秦代初置，即给事于宫门之内的郎官，是皇帝近侍之臣，可传达诏令，汉代以降沿用此官职。东汉始设为专官，或称之给事黄门侍郎。
“黄门侍郎”与“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这些宦官担任的工作不同，黄门侍郎是官职，由士人充当，是尚书台的侍郎。
黄门侍郎在汉代是隶属尚书省的官员，又是皇帝近侍，主要的工作是负责皇帝和尚书令之间公事处理的往来传达，属于能自由出入禁中的外官，能接触到众多朝廷机要，地位很重要。
黄门侍郎虽然是隶属尚书省的官员，但又是皇帝近侍，可以出入禁中，所以身份和地位较为特殊，有为皇帝监督尚书事的职能。但黄门侍郎与小黄门不同，黄门侍郎是外官，近侍皇帝都有规定的时间和场合，出入禁中就有时间限制，以宫门开关为准，而且“黄门侍郎毎日暮向青琐门拜”，标志着一天工作的结束，所以，黄门侍郎还有一个别称， “谓之夕郎。”
刘向在给儿子刘歆的信里说：“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处也。”
黄门侍郎在献帝时还短暂改名为“侍中侍郎”，但后来曹魏没有使用这个名称，而是改回“给事黄门侍郎”，《三国演义》第99回就有黄门侍郎王肃向曹睿请求退兵的文字。蜀汉前期沿用了汉献帝这一改称，在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有：“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郭攸之徒有虚名，费祎、董允都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可见这个侍中侍郎的重要性。
从霍弋担任黄门侍郎看，在诸葛亮去世后，刘禅可能又把“侍中侍郎”恢复了官职的旧名“黄门侍郎”。
和费祎、董允相比，霍弋进步并不快。238年刘禅立刘璿为太子，任命霍弋为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仍然是太子的属官，三国时代最著名的的太子中庶子是司马孚。
这个霍弋又一次担任太子的朋友，可见非常适合搞教育。
刘璿“好骑射，出入无度”，霍弋“援引古义，尽言规谏，甚得切磋之体”。
但是，霍弋“后为参军庲降屯副贰都督，又转护军，统事如前”，被调任外职为郡的军事助手，估计就是因为比较忠诚而喜欢提意见，惹领导不愉快。
“时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南中的少数民族经常麻烦蜀汉政府，蜀汉就安排霍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
到了263年，霍弋进号安南将军，领建宁太守，实际就是蜀汉在南中的最高领导。
在得知曹魏大举进军汉中后，霍弋快速完成了军事集结，向刘禅提出北上的要求。
刘禅拒绝了，他命令霍弋就地待命，这个非常奇怪。
霍弋的军队在成都大后方的南面，是刘禅可以动用的建制部队，无论刘禅命令霍弋北上支援剑阁还是进入成都以北负责外围防御都是正常的，就地待命只能说明刘禅压根就不想让霍弋离开南中。霍弋的南中军队的数量和成都的卫戍部队大约相当，刘禅留霍弋于南中的唯一解释就是刘禅早就对坚守汉中、剑阁、乃至成都没有信心，他早就有了脚底抹油去南中的打算。邓艾到达雒城后，刘禅多次提议去南中，为此谯周还专门写了极长的一个反对意见书。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8节
在拥有一万机动部队的情况下刘禅投降，霍弋竟然英雄无用武之地。霍弋在《三国演义》第119回仅仅有一个出场：“建宁太守霍弋闻成都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
窝囊！想当年我老子几百人马就坚守葭萌关一年多斩将立功，到如今儿子我指挥一万军队竟然作壁上观，除了痛哭还真没有别的选择。
诸将都说：“既汉主失位，何不速降。”
老板都已经竖起了降旗，你一个地方分公司的头目何必坚持？
霍弋流泪说：“道路隔绝，未知吾主安危若何。若魏主以礼待之，则举城而降，未为晚也；万一危辱吾主，则主辱臣死，何可降乎？”
老板既然选择了投降，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坚持已经没有了意义，但老板既然已经错误，我们不能继续错误，如果老板还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也就跟风投降。如果曹魏拿刘禅不当玩意，对我们也会更加差劲，不要说我们还要脸面，畏怯投降也没有好结果，前仆后继的投降是不可以的。
霍弋在南中等待消息。
3、东吴的阴谋和罗宪坚守永安。
《三国演义》在蜀汉灭亡的故事中极少涉及孙刘联盟问题。
《三国演义》第117回诸葛瞻绵竹战役大败后，“于是魏兵一齐呐喊，将绵竹围的铁桶相似。诸葛瞻在城中，见事势已迫，乃令彭和赍书杀出，往东吴求救。”
彭和到达东吴后，孙亮与群臣商议后“即令老将丁奉为主帅，丁封、孙异为副将，率兵五万，前往救蜀。丁奉领旨出师，分拨丁封、孙异引兵二万向沔中而进，自率兵三万向寿春而进：分兵三路来援。”
诸葛瞻在绵竹“见救兵不至”，遂留儿子诸葛尚与尚书张遵守城，他“自披挂上马，引三军大开三门杀出”，然后殉国。
《三国演义》第119回对于东吴的援军有一个交代：
“时魏景元五年改为咸熙元年，春三月，吴将丁奉见蜀已亡，遂收兵还吴。中书丞华覈奏吴主孙休曰：‘吴、蜀乃唇齿也，唇亡则齿寒；臣料司马昭伐吴在即，乞陛下深加防御。’休从其言，遂命陆逊子陆抗为镇东大将军，领荆州牧，守江口；左将军孙异守南徐诸处隘口；又沿江一带，屯兵数百营，老将丁奉总督之，以防魏兵。”
读《三国演义》故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刘禅非常的昏庸误国，263年9月，在曹魏已经大举进攻蜀汉的情况下，始终没有向同盟国孙吴求救；263年11月底，诸葛瞻在绵竹大败后，大约接受父亲联盟抗曹的启发派彭和想东吴求救；孙亮在接到诸葛瞻的求救后，履行孙刘联盟的义务，以大将军丁奉为统帅紧急救援蜀汉；诸葛瞻在绵竹等不来救军而壮烈牺牲；264年3月，“吴将丁奉见蜀已亡，遂收兵还吴”；蜀汉灭亡后，孙亮接受中书丞华覈的建议开始在长江沿线布防。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有一个潜在判断：诸葛亮建立孙刘联盟是绝对正确的，蜀汉之所以灭亡是因为刘禅不是一个东东，竟然不知道及时向江东求救，那一句“吴、蜀乃唇齿也，唇亡则齿寒”的发言表明了东吴的态度。
读了这些文字，我们就非常的感叹诸葛亮生不逢时。他未出茅庐已定天下三分，认识到整个天下大势的关键是确保孙刘联盟。212年12月，也就是《三国演义》的第63回，诸葛亮去支援雒城遇阻的刘备，临走给关羽留下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
但是，关羽口不应心，没有将诸葛亮的指示“当铭肺腑”，实际采取了分兵抗拒曹操和孙权的方针。
我们读《三国演义》，有一个感觉，刘备集团之所以丢失最好的发展机会，一个是关羽没有按照诸葛亮的指示联孙抗曹大意丢失荆州，一个刘备坚决拒绝诸葛亮、赵云的建议发起了夷陵战役。
杜甫有诗：
《八阵图》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江流石不转，
遗恨失吞吴。
这个 “遗恨失吞吴”，批评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至于263年蜀汉的灭亡，好像也与刘禅不能积极孙刘联盟有关：江东的表现非常仗义。
罗贯中狠狠的欺骗了读者。
《三国志》对于蜀汉灭亡过程中江东的行动记载非常凌乱，但我们可以梳理很多信息：
《吴志》的《三嗣主传》孙亮部分记载：“冬十月，蜀以魏见伐来告。……甲申，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蜀主刘禅降魏问至，然后罢。”
这里的材料如下。263年10月，孙亮接到蜀汉的求救。263年9月，钟会的曹魏野战军东集团进入汉中，10月份东吴接到求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蜀汉毕竟需要国务决策和交通。江东的三路大军，有一路是“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三国演义》中的孙吴三路大军其实只有两路。
《吴志》的《丁奉传》记载：“六年，魏伐蜀，奉率诸军向寿春，为救蜀之势。蜀亡，军还。休薨，奉与丞相濮阳兴等从万彧之言，共迎立孙皓，迁右大司马、左军师。”
为了救援蜀汉，孙吴的大将军丁奉实际是出师寿春，趁火打劫淮南，但没有成功。
《吴志》的《宗室传》记载：孙异是“孙河之孙，孙韶之子，孙楷、孙越之弟，官至领军将军。吴景帝永安六年，景帝休使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皆救蜀，不济。”
《吴志》的《三嗣主传》孙亮部分还记载：“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镇军〔将军〕陆抗、抚军〔将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众围蜀巴东守将罗宪。夏四月，魏将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长吏（赏林）〔赀财〕及男女二百馀口。将军孙越徼得一船，获三十人。秋七月，海贼破海盐，杀司盐校尉骆秀。使中书郎刘川发兵庐陵。豫章民张节等为乱，众万馀人。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复分交州置广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时年三十，谥曰景皇帝。”
264年正月，在蜀汉宣布灭亡一个多月后，孙亮宣布大赦，明显有应付即将到来外部危机减少内部摩擦的考量。特别奇怪的是“二月，镇军〔将军〕陆抗、抚军〔将军〕步协、征西将军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众围蜀巴东守将罗宪。”
东吴本来是救援蜀汉，为什么陆抗、步协、留平、盛曼突然向蜀汉的残余力量罗宪开战了？
到了七月，“魏使将军胡烈步骑二万侵西陵，以救罗宪”，“陆抗等引军退”说明了什么？
263年10月，“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也就是说留平接受孙亮的委托到荆州的核心南郡讨论荆州系统军队动向。这里牵扯到负责巴丘到西陵军事防务的江东上大将军施绩。
上大将军是一个什么职务？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确立了大将军为总司令的开端。公元前124年， 卫青因大破匈奴而被汉武帝拜为大将军，以统率诸将军。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为了尊宠有功的卫青、霍去病，初置大司马，以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以霍去病为大司马骠骑将军，这是西汉将军前冠以大司马的开端。
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临终时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幼主昭帝。从此，居此位者由军队的最高将领一变而为文职的宰辅之官，而且和丞相一样，置官属以理事。昭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大司马大将军尽管位在丞相下，但实权则在丞相之上。
51年，东汉改大司马为太尉，以后不再见大司马的名称。光武帝给予吴汉等有功将帅以大将军之号，但无实权。从汉和帝时起，担任大将军的外戚窦宪、邓骘、梁冀等人，其权势极大，大将军官属的秩禄、人数都超过太尉府，大将军的权位高于三公，直至汉末。
《三国演义》中的第一个大将军何进就是外戚大将军。
汉末三国时期：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太傅、大司马、大将军为上公，位在三公之上。其中太傅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一般为虚职，大司马和大将军掌实权。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89节

东吴比较特殊，他还有一个上大将军。
此职最早是孙权于黄龙元年也就是229年设置，“ 吴于大将军之上复置上大将军”，这是为了表彰陆逊的功绩并进一步提高他的官职而新设的。上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除陆逊外，吕岱、施绩也曾任此职。
东吴体制，上大将军之上是大司马，有时设左、右大司马。
三国时期是研究中国军职历史的重要时期，一个方面继承了秦汉的一些特点，另一个方面因为战争的扩大和持续，旧有体制无法胜任奖励功臣的客观现实需要，于是发明了很多新的军职。
施绩以上大将军的身份负责荆州军务，地位还在大将军丁奉之上，而且还是一个特别能打的将领，他竟然没有出现在进攻罗宪的军事系列里，这是为什么？
在进攻罗宪的军事序列里有一个建平太守盛曼，这个建平太守是一个什么职务？
《三国演义》第120回，司马炎发起灭吴战役后顺风而降，“惟有建平太守吾彦，拒城不下；闻吴亡，乃降”。
260年，孙亮分荆州的宜都郡西部成立新的建平郡，治所设巫县，管理巫县、兴山、沙渠、建始等四县。
这个建平郡除首县巫县外，其他的三个县都是在260年和建平郡一样同时分解其他县治而新建。在中国历史上，分解行政区是很正常的，比如刘备就曾经分解广汉郡的一部分为梓潼郡安排霍峻为太守，但是，同时新建这样多的县治是非常罕见的，只能说别有目的。
建平郡管理的区域恰好是长江三峡的东口，是东吴和蜀汉相互连接的水陆交通要道。
巫县及其周边地区为什么升级呢？
升级或者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1984年海南建省，或者因为政治的特殊性，比如北宋将宋州升格为南京应天府，或者军事需要，比如北宋将大名县升格为北京城，或者为了某一个人的升迁腾挪空间，比如刘备将广汉郡的部分地区升格为梓潼郡安排霍峻为太守，等等。
260年，孙休将巫县周边地区升格为建平郡的目的是什么？
219年关羽被杀后，面对刘备即将开始的进攻，巫县附近地区成为孙吴最重要的军事前沿阵地，孙权没有行政调整。诸葛亮当政后，重建了和东吴的联盟，巫县附近地区成为连接盟友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孙权也没有行政调整，而且这个地区在古代经济也不是很发达。
到了260年，孙休突然建立建平郡就是有特别重要的目的。
排除各种可能后，我认为孙休建立建平郡的目的就是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图谋蜀汉的地盘做前期的准备。
我们知道，孙休是在258年的腊月处死孙綝夺回的国家管理权，到了260年的春三月，会稽郡谣言会稽王孙亮应当重新成为皇帝，孙休贬孙亮为候官侯，遣送到新封地，半路上孙亮自杀，也有人流传孙亮是被鸩杀，护送的人都被处死。
《三国志》记载：“遣之国。道自杀，卫送者伏罪。以会稽南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孙休分会稽郡南部为建安郡可以理解为对会稽郡流传孙亮当为天子的政治处理措施，那么“分宜都置建平郡”的目的是什么？
我个人理解，“以会稽南为建安郡”的目的表面是因为孙亮事件，其实是为“分宜都置建平郡”做掩护，目的是避免引起蜀汉的怀疑。
这个行为就根本而言，还是蜀汉和孙吴的裂痕影响孙刘同盟以及孙吴对蜀汉的失望。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朱治是孙吴政权最早的创业元老，在孙吴有极高的威信。
朱治很晚才有儿子，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时代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他就将自己姐姐的十三岁儿子施然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他的这个做法非常类似于诸葛亮过继诸葛乔，而且朱治也和诸葛亮一样，在过继了别人的儿子后，很快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朱治竟然接二连三有了四个儿子。
朱然曾经和孙权一同学习书法，感情很深，“结恩爱”，这个朱然也非常有能力，所以进步非常的快，219年，朱然与潘璋在临沮活捉了关羽，因功“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
就在这一年，虎威将军吕蒙病笃，孙权征求接班人意见：“卿如不起，谁可代者？”
吕蒙推荐说：“朱然胆守有馀，愚以为可任。”
我们知道，吕蒙一生事业的顶峰就是占领荆州、活捉关羽，作为后人我们都知道陆逊在这一事件中贡献极大，但是，吕蒙欣赏的是朱然，可见英雄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孙权给予朱然假节特权，镇江陵，目的是防范刘备的进攻。
但是，在刘备东征后，江东集团基本就是惊恐万分，因为没有合格的军事统帅，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陆逊指挥江东军队打败了刘备，当时朱然指挥
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抗拒刘备，别攻破刘备前锋，断其后道，因功拜征北将军，封永安侯。
孙权晚年，朱然担任左大司马、右军师，是军队的最高将领。
朱然去世后，他的儿子朱绩“拜平魏将军，乐乡督”。
250年，曹魏的“征南将军王昶率众攻江陵城，不克而退”。朱绩给诸葛瑾的儿子奋威将军诸葛融 ：“昶远来疲困，马无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继，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后，岂一人之功哉，宜同断金之义。”
诸葛融答应了朱绩联合追击王昶的提议。
朱绩指挥军队在纪南城南三十里追上了王昶，朱绩旗开得胜，但因为军队少而失利，关键原因是诸葛融没有随后跟进。
原来，朱绩和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诸葛融关系不融洽。朱绩为了国家大事而联合诸葛融，表现了宽广的胸怀，这个诸葛融故意失信于朱绩的目的就是借曹魏的手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
孙权给朱绩特别的嘉奖，当然也狠狠批评了诸葛融，但因为孙权已经内定诸葛恪为辅政大臣，所以最后饶过了诸葛融，不过朱绩“及此事变”，与诸葛家族“为隙益甚”。
诸葛恪进攻合肥新城，调朱绩带队出征，让弟弟诸葛融“兼其任”，剥夺了朱绩的地盘。
诸葛恪、诸葛融被害后，朱绩复还乐乡，假节。
224年，朱然为朱治“行丧竟”，处理完丧事，“乞复本姓”，向孙权要求认祖归宗，因为朱治已经有了四个儿子。但是，孙权和朱治个人感情太深，拒绝了朱然的要求。255年，朱绩向朝廷要求认祖归宗，获得了同意。
257年，施绩被提拔为骠骑将军。
当时“孙綝秉政，大臣疑贰”，施绩“恐吴必扰乱，而中国乘衅，乃密书结蜀，使为并兼之虑”。
施绩认为孙吴已经面临灭亡的危险，所以要求蜀汉做好兼并孙吴的准备。
“蜀遣右将军阎宇将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须绩之后命。”
这个事件说明施绩这个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坚持联刘抗曹，当然也说明蜀汉的刘禅等人非常贪图便宜，竟然学习当年孙权的行为背信弃义准备背后插刀。
258年腊月，孙休解决孙綝，这个事件证明孙休是一个极有政治手腕的人，他应该知道了施绩联络蜀汉的谋划，所以紧急派薛珝赶往成都通报已经解决孙綝。
第二年，薛珝向孙休汇报了自己在蜀汉的见闻：“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
对于东吴来讲，蜀汉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不可靠的盟友，蜀汉在实力上也是一个日益衰落的盟友，如何充分利用蜀汉成为孙休的新的课题。
赤壁之战后，孙刘联盟的军事价值主要表现在互相保证侧翼安全和战略上分解曹魏。
蜀汉王朝后期，力量非常的衰微，已经不能对曹魏力量有太大的牵制。实际上，258年司马昭平定诸葛诞军事动乱的时候，已经说明曹魏的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应对孙吴、蜀汉和曹魏叛军的同时挑战，也就是说，孙刘联盟对曹魏力量分解牵制的功能已经急剧下降。孙刘联盟最重要的作用互相保证侧翼安全，而蜀汉曾经有图谋孙吴的军事预案，也说明孙刘联盟在互相保证侧翼安全方面作用也非常有限。
孙休能够理解施绩曾经联合蜀汉收拾江东乱局的谋划，他也相信施绩对于孙吴皇室的忠诚，他也知道施绩当时的无奈，所以，孙休提拔施绩为上大将军、都护督，管理“自巴丘上迄西陵”的军事。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90节
260年，孙休分解宜都郡为建平郡的目的就是应付蜀汉可能的变局，因为一个郡的地位才可以进驻高级官员和大量的军队。
到了262年，司马昭和钟会为了迷惑孙吴，避免孙吴在曹魏进攻蜀汉时瞎捣乱，就大量的筹备船只广造进攻孙吴的舆论。
但是，这个谋划既没有能够骗过姜维，也没有骗过孙吴的聪明人，东吴也开始讨论蜀汉的命运。
襄阳人张悌，“少有名理，孙休时为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汉武帝设置的八校尉之一，掌骑士，秩比二千石，所属有丞及司马，领兵七百人。
这个屯骑校尉不是核心决策层，但是，职务的高低并不与发言权的高低成正比。
一个人官位的高低与资历、出身、学历、社会关系、个人机遇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但能力并不一定直接反映在官位中。
207年，诸葛亮加入刘备集团，担任军师中郎将，而关羽已经是偏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在184年就追随刘备南征北战，曾经获得汉献帝的委任状。诸葛亮出生于181年，关羽杀人如麻的时候，诸葛亮才三岁呢，所以，诸葛亮的地位低于关羽一大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自从诸葛亮加入，他就是刘备集团的总设计师。
糜竺的地位也高于诸葛亮，但肯定不如诸葛亮有发言权。
张悌，“少有名理”，在江东有很高的威信，所以他担任了东吴的最后一个丞相，也是东吴抗击曹魏进攻的总司令，最后壮烈殉职。张悌不是不知道东吴的灭亡不可更改，他之所以殉葬的原因是为了报答先辈的培养佑顾： “今日是我死日也。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佑顾。令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莫牵曳之如是。”
所以，当曹魏讨伐蜀汉消息传来，孙吴的统治阶层就征求张悌对于时局的认识：“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
孙吴领导层认为：司马家族虽然很有能力，“智力虽丰”，但接连出现内部的军事动乱，“大难屡作”，说明“百姓未服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昭进攻蜀汉，就是“兵劳民疲而不知恤”，失败是一定的。
为了说明问题，东吴领导层还以“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为例证。
春秋末年，齐、晋、秦、楚等几个老牌争霸大国，或者因为长期争霸消耗了国力，或者因为内部斗争无暇外顾，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经过长期的积累有了争霸中原的国力。
吴王夫差在打败越国后，开始北上争夺中原霸权，但吴越之地多河泽，民习水战，多步足，少骑兵，且国家地处东南，若北上图霸，路途遥远，士兵必然疲惫，致使战斗力大打折扣。
为此，伍子胥就反对夫差北上：“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
对于这一点，《三国演义》的第75回，吕蒙对孙权也有论述：“今操远在河北，未暇东顾，徐州守兵无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势利于陆战，不利水战，纵然得之，亦难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据长江，别作良图。”
但是，吴王夫差为虚幻的霸王梦迷幻了双眼，为了便于南方水军在中原行动，输兵运粮，公元前486年，夫差不惜国力开凿“邗沟”运河，贯通了江淮两大水系。
古代淮河有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为地域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在夫差开凿邗沟运河之前，我国东南地区和中原地区无自然的水道直接相通，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却是隔绝的，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河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这既绕了路，又要冒入海航行的风险。
公元前486年，夫差修建邗城，从长江边邗城西向东北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至射阳湖，至淮安旧城北五里与淮河连接。这条航道，大半利用天然湖泊沟通，史称邗沟东道。当时因邗沟底高，淮河底低，为防邗沟水尽泄入淮，影响航运，故于沟、河相接处设埝，因地处北辰坊，故名北辰堰，后称之为“末口”。
邗沟开挖之初是用于军事，末口扼邗沟入淮之口，为江、淮、河、济四大水系的枢纽，不但是交通运输的要冲，且江淮地区发生战争，必争淮安。长期以来，淮安一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饷运无阻”的军事重镇。但随着历史的变迁，邗沟逐渐成为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水上运输大动脉。
公元前484年，夫差趁齐国新旧贵族内斗之际指挥军队分两路进攻齐国，爆发了艾陵大战。
艾陵大战，双方投入兵力接近20万，齐军仅仅有3000人以俘虏的形式生还，成为春秋以来列国间又一次大规模的最彻底的歼灭战，写下了春秋时期最惨烈而惊心动魄的一页，至今读来让人哀惋无比。
此后，夫差并没有积蓄国力，与民休息，而是不顾伍子胥谏阻，赐死贤臣，不顾越人枕戈于侧，再次征发士卒，领精兵数万，于公元前482年，由水路北进，长途跋涉近二千里，到达宋、卫、郑、晋四国交界之处的黄池，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晋定公惧于吴国军力，承认夫差为盟主，史称“黄池会盟”。至此，夫差最终实现了称霸中原的野心，但其长年无节制地对外征战使得吴国民生凋敝，兵甲困乏，也为吴国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就在夫差黄池会盟之际，越王勾践指挥已经在吴越边境秘密集结三万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进吴国国都，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应付危局，到了公元前473年，夫差战败自杀、吴国灭亡。
263年，孙吴领导层认为曹魏进攻蜀汉，正如夫差北上争霸，注定是要失败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孙吴也就确立了借曹魏纠缠于蜀汉的难得时机而北上的基本战略。
但是，张悌不同意这种观点：“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
这是263年，除曹魏一方的司马昭、荀勗、钟会三人外，另一个坚信曹魏一定可以获得胜利的预言。
张悌是孙吴的军事将领，他的视角和预言就特别的珍贵。
张悌从曹魏和蜀汉两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张悌认为：“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
张悌对曹操的评价是当代人评价当代人，也许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对于曹操残酷压迫民众的评价是不错的。
张悌认为：曹魏政权之所以建立，不是因为功德而是因为威势。
在一般评价中，司马懿和曹操是并列的狡诈人物，至于司马昭更是因为那一个“路人皆知”而臭名远扬。
但是，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仅仅关注个人的品德，而更要关注他的路线方针。
张居正是一个大贪官，也是一个大色鬼，而且非常贪恋权力，如果以品德论，就不是一个东东，但他的政策是非常好的，所以就对历史有极大的贡献。
张悌认为，“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在国家管理方面，司马家族也截然不同于曹魏家族，“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民心归之，亦已久矣”，虽然有反对派，但波澜不惊，“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已经“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一句话，已经有了崇高的威信。
张悌认为，蜀汉当然要灭亡。刘禅管理下的蜀汉“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至于姜维“玩戎黩武，民劳卒弊”。在军事战略上，姜维“竞于外利，不修守备”，虽然不停的外线出击给曹魏惹了一些麻烦，但蜀汉的基本防御体系遭到了破坏，已经面临极大的危险。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91节

张悌认为，司马家族和蜀汉相比，不但“彼强弱不同”，而且“智算亦胜”，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家族“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张悌认为，如果因为各种各样特殊原因，曹魏野战军进攻蜀汉不能实现，“若其不克”，也“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
张悌认为，司马昭讨伐蜀汉是对的，成功的胜算极大，而司马昭的胜利对于孙吴是极大的威胁，“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
伟大领袖毛泽东曾经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孙吴的领导层非常的不认可张悌的观点，“吴人笑其言”，他们认为司马昭一定脚踏西瓜皮满地打滑，这种认识决定了孙吴对于曹魏灭蜀的反映较慢而不能捞到便宜。
按照正常思路，面对曹魏进攻蜀汉，孙吴的正确做法是两个：一个是直接派军队协同蜀汉军队作战，另一个直接派军队进攻曹魏的东线和南线，吸引曹魏军队回援，减缓蜀汉的压力。
按照张悌的理解，即使孙吴竭尽全力帮助蜀汉，蜀汉的灭亡也是不可更改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孙吴的战略选择就变成了四种思路：第一就是直接派军队协同蜀汉军队作战；第二就是直接派军队进攻曹魏的东线和南线，吸引曹魏军队回援，减缓蜀汉的压力；第三就是作壁上观，抓紧发展自己的力量并建立自己的国防体系；第四就是借蜀汉被曹魏死死缠住的机会，突然背后插刀谋夺蜀汉的地盘。
前两种选择其实仅仅承担了自己的道义责任而已。
从260年，孙休设立建平郡的举措看，孙休已经对蜀汉不信任，已经有了防范意识和浑水摸鱼的思想。但是，孙休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等闲不肯暴露自己的内心。
最令孙休艰难的就是：蜀汉是否能够挺过曹魏的进攻？
如果蜀汉能够挺过曹魏的进攻，孙吴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蜀汉。
如果蜀汉注定灭亡，孙吴就应该趁火打劫。
领袖不是干具体工作的人，而是思考宏观战略的人。
我个人认为，任何一个单位的核心人士都不能被庶务缠住手脚而疲于奔命，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过于关注日常，就不可能腾出时间思考关系集团发展的核心战略。
孙权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在决定命运的三次关键时刻都做出正确的选择：208年接受鲁肃、诸葛亮的提议建立的孙刘联合抗曹大战略；219年接受吕蒙建议背后插刀谋取了荆州；222年接受阚泽建议拜陆逊为大都督。
208年，刘琮投降后，曹操形势非常有利而刘备非常的狼狈，联合狼狈的刘备抗拒强大的曹操，对于26岁的孙权来讲，这个压力是巨大的。
219年，刘备取得汉中，在战场上硬碰硬打败了曹操，关羽水淹七军，刘备集团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为了确保三方平衡抑制刘备的发展，孙权毅然背后插刀杀了关羽占领了荆州。表面看来，这种决策非常简单，其实他要防范刘备和曹魏的联合夹击。实际上，当刘备大军出川进攻孙权的时候，刘晔也向曹丕建议从北线进攻孙权。曹丕的选择是坐观成败，等孙权打败刘备后偷袭孙权。曹丕的意图就是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如果，曹丕接受刘晔的建议，两家同时进攻孙权，估计孙吴就灭了。
222年，孙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授权陆逊指挥全军，就是大赌博。这个不同于208年委任周瑜，因为周瑜毕竟是孙策的托孤大臣。
孙权当政也不是没有失误，但三次关键时刻出手非常正确，就奠定了事业。
263年10月，接到蜀汉的求援后，孙休派“将军丁封、孙异如沔中”，就是图谋联合蜀汉军队一起作战，另一主力“大将军丁奉督诸军向魏寿春”就是图谋开辟东线战场吸引曹魏回援，减轻蜀汉的军事压力。当然，丁奉的行为也有借机发展自己地盘的考量。
但是，这两路军队仅仅五万人，太少了。208年，孙权给与周瑜的兵力是三万，222年，孙权将全国军事指挥权给予陆逊，而诸葛恪进攻合肥新城的军队是二十万。
263年，曹魏进攻蜀汉，对于孙吴而言，是极重要的时刻，因为蜀汉的灭亡关系孙吴的国运。如果孙吴实心实意救援蜀汉，无论是开向沔中还是寿春，都应该是竭尽全力。自从258年腊月解决孙綝后，孙吴已经休养生息了接近五年，完全有动员二十万军队的能力。
孙休派“将军留平别诣施绩於南郡，议兵所向”，其实就是和施绩交流军事战略。孙休的战略就是：如果蜀汉能救就救，但也没有必要为别人火中取栗；如果蜀汉灭亡不可更改，就借机趁火打劫谋夺蜀汉的部分地盘，为确保孙吴上游的军事安全谋取地理空间。
表面看来，孙休的谋划非常完美，但正因为他的完美所以是极大的失误。兵贵神速，在关键时刻根本就没有缓冲的时间。
孙休的骑墙，实际就是对于蜀汉国运判断的犹疑。
在整个曹魏灭蜀战役中，控制孙吴西线的最高军事统帅施绩始终没有走上历史的前台，这个说明他没有反对孙休的趁火打劫，但也并不支持孙休的趁火打劫，他是一个倾向孙刘联盟抗曹的人，所以，选择了沉默。
正如张悌的预测，263年的12月1日，刘禅在仅仅坚持了三个月后就在成都城头竖起了降旗。也就是说，由于孙休对于蜀汉国运的大走向判断失误，五万孙吴军队白白战斗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这一个半月的浪费，实际宣告孙休在260年就开始在建平郡的布局已经破产，因为他没有及时进攻蜀汉趁火打劫。
刘禅投降后，孙休立即向益州进军，图谋占领蜀汉的旧有部分地盘。
孙吴军队要进攻益州，就必须从建平郡沿长江三峡上溯，这样一来，蜀汉在巴东的军事统帅罗宪就被推到历史的前台。
罗宪，字令则，襄阳人。他的父亲罗蒙，“避乱於蜀，官至广汉太守”，和费祎一样属于在刘备之前入川的荆州籍干部。这种身份，特别有利于担任外来征服者性质的刘备集团和益州地方干部的联系纽带。
罗蒙在刘备时代曾经担任广汉郡太守。
非常奇怪，蜀汉时代这个广汉郡太守特别容易曲里拐弯的写入历史。
一个是《三国演义》第62回登场的广汉太守张肃，献地图的张松的兄长，他发现弟弟张松联络刘备密谋卖主，害怕牵连自己而大义灭亲。张松因此被杀。刘备入蜀后，张肃曾效命于帐下，稳住脚跟后，刘备弃用了张肃。
张肃的儿子张表过继给张松为儿子。
从刘备入川后，张肃曾经效命刘备于帐下可知，当时张肃已经从广汉到成都任职。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92节
刘璋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人。208年，曹操平定北方后，钟繇以汉献帝的名义暂时安定了关中的马腾、韩遂，汉中的张鲁也接受了曹操的封授担任镇夷中郎将。刘璋非常紧张，“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公”，表示臣服。曹操任命刘璋为振威将军，刘璋的哥哥刘瑁为平寇将军。刘瑁“狂疾物故”，
刘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公”，联络一下感情，曹操就投桃报李以汉献帝名义任命张肃为广汉太守。
张肃是曹操任命的干部，这一点是他出卖张松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
请注意：张肃本来担任益州别驾从事，张松这个职务应该是接替的哥哥的工作。所以，从某个角度讲，张松之所以担任公务员也是因为曹操提拔哥哥，这也是张松积极要求去许昌拜见曹操的重要心理。
曹操非常欣赏张肃而讨厌张松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外表。
据《益部耆旧杂记》记载：“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松为人短小，放荡不治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幹。”
《世说新语》记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
从这个记载看，曹操这个家伙有容貌强迫症。
作为男人，比如雨花石，对于女色比较迷恋是可以理解的，但竟然因而对自己的容貌也非常没有信心，就别有讨论。
一个人的容貌可以修饰，但不可能根本改观，作为男人，弥补的方法可以在气质风度方面着手，或者在修饰、服饰方面着手，或者通过事业成功增加自己的价值。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事业是成功的，但曹操本人仍然不自信，这种不自信就是过于关注容貌。
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就很入曹操的法眼。非常奇怪的是，他的弟弟竟然长得非常抱歉，“额镢头尖，鼻偃齿露”，额头像镢，头顶尖出，塌鼻，露齿，实在随心所欲的狠了些。
兄弟二人可能身高差距极大，但外形竟然如此差距，实在令人惊讶。
也许，张肃和张松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比如，他们父亲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贪恋财富娶了一个丑女，甚至于张肃的父亲娶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带来了张松。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张肃和张松的感情就可能淡薄，这也就是张肃出卖张松的第二个心理支持。
对于张松，“曹公不甚礼”，主簿杨修非常器重张松，积极推荐张松，结果是曹操“不纳”。
杨修的家族非常显赫，“四世太尉”，也就是四世三公，四代人都干到政治局常委的级别是比较骇人听闻的。
杨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担任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
连太子曹丕也要交好杨修，可见他的权势与跋扈。
曹操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219年最终斩杀了杨修，“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曹操出身寒微，宦官后人一直不为士大夫礼遇，因此在国家管理上和名门望族有极大的分歧。
曹操在给杨修父亲杨彪的信中提到杨修：“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
这话就非常难听了。
杨修本人出身名门，他的母亲是袁术的女儿，为了功名，杨修归依了曹操，但在心理意识上就非常的轻蔑。
杨修和孔融、祢衡非常融洽。
曹操对于杨修的才华是欣赏的，但对杨修的政治立场是怀疑的。曹操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坚定的拒绝杨修提出的重用张松的建议，多少带有故意不理会杨修的味道。
但是，曹操拒绝杨修的后果是严重的。
习凿齿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
张松被杀的前夕，张肃竟然在成都，估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述职，一个调任成都。
后一个的可能较大，因为刘备进入成都后，张肃就在成都工作。
接替张肃担任广汉太守的应该是罗蒙。刘备进入成都后，论功行赏要提拔霍峻为太守，但没有岗位，就从广汉郡分解出来一个梓潼郡。这种分解就是因为不便于调整广汉郡太守的人选：罗蒙是荆州籍益州干部，身份非常特别，刘备轻易不能招惹。
蜀汉灭亡后，曾经代表刘禅和邓艾接洽投降的邓良也曾经被任命为广汉太守。
罗宪“年十三，能属文，早知名。师事谯周，周门人称为子贡。性方亮严整，待士无倦，轻财好施，不营产业。”
能写文章、名师指点、品质端正，所以有很高的威信。
刘禅立太子，任命罗宪为太子舍人。蜀汉末年的两个支持到最后的军事将领，一个是建宁的霍弋，一个是巴东的罗宪，都曾经是太子的属官。从这个方面看，刘禅还是非常有眼光的。
罗宪曾经“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吴，吴人称美焉，”他比较有外交能力。
“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罗宪“独不与同”，他不肯阿附黄皓，黄皓就把他赶出京城，“左迁巴东太守”。“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为领军”，刘禅就让罗宪担任阎宇的副贰。
在得知曹魏进攻汉中后，刘禅调阎宇回成都，留罗宪两千人守永安城。
阎宇到达成都后，没有力挽狂澜，跟随刘禅投降了。
刘禅在成都投降后，永安“城中扰动，边江长吏皆弃城走”，罗宪“斩乱者一人，百姓乃安”，稳定了社会秩序。
“吴闻蜀败，遣将军盛曼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
孙休露出了狰狞的本来面目。
蜀汉灭亡后，最有力量的姜维采取的是假投降，拥有万人的霍弋以坚守不降为司马昭厚待刘禅施加压力，罗宪主动选择了投降。
罗宪、陈寿都是谯周的学生，他们在蜀汉灭亡后都和曹魏政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可见他们的思想意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
谯周认为蜀汉的灭亡不可避免，孙吴的灭亡也不可避免，所以不如向曹魏投降。
罗宪的思想和谯周的一样，他表态说：“本朝倾覆，吴为脣齿，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吾宁当为降虏乎！”
孙吴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背后插刀，我不能投降孙吴，我要归依曹魏，因为曹魏的力量更加强大。
其实，罗宪投降曹魏还有一个心理依托：跟随刘禅投降，自己可以不担任意识形态的责任。
罗宪“缮甲完聚，厉以节义，士皆用命”，抵挡住盛曼的进攻。
但是，这个时候在益州的曹魏野战军内部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钟会、邓艾斗争的非常激烈，根本就顾不上罗宪，“百城无主”，已经投降曹魏的罗宪只好自己迎接孙吴的军事进攻。
4、邓艾的骄横。
邓艾平定蜀汉，固然有曹魏国家力量支撑和曹魏野战军的实力有关系，但也确实有极大的险中求胜的偶然性。
邓艾竟然没有死在战争中，仅仅一个接受刘禅投降，就是极大的功勋。
263年12月，司马昭以曹魏皇帝的名义给邓艾一个表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司马昭高度认可了邓艾的功勋，加封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放在今天，邓艾不但自己已经政治局常委，而且享有极大的经济利益，连儿子也非常的富贵。
作为将军，邓艾的事业已经到了顶峰，作为人臣，邓艾的富贵已经到了顶峰，除了有非份之想。
如果邓艾认真思考一下，就要考虑自己那一个“登山远望、脚下出泉”的恶梦和爰邵“将军此行，必然克蜀；但可惜蹇滞不能还”的预言。
进入成都，可以对应邓艾登上事业的高山，印证了爰邵预言的前半截。
如果邓艾相信这个梦，他就应该思考那个置自己于死地的潜流暗泉是什么？
战争的胜利也排除了邓艾死于战场可能，那么还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像司马昭那样得病自然死亡，另一个是死于内部政治斗争。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93节
如果是自然死亡，在益州和在洛阳并没有多大差别。从邓艾的骄横看，他可能也认为自己可能在益州自然死亡，而没有更深的考虑。
其实，司马昭给邓艾的那个文件已经有暗示：把邓艾和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相并。
这四个人都是功高镇主的碴，而且都是忠诚的军事统帅，都因为政治上不谨慎而走向深渊。
韩信的死，不是他的忠诚被怀疑，而是他的威信太高、能力太强，客观已经让刘邦不能安心。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不仅仅是领导的心狠手辣，也有形势的无可奈何。
邓艾灭蜀，确立了曹魏第一名将的地位，除了运筹帷幄的司马昭，无人能够挑战他的功业，客观把他推到和司马昭争夺功业的政治环境里，他的谦虚就是对司马昭的尊敬，他的骄傲就是对司马昭的挑战。因为别人都不能和邓艾相抗。
刘禅投降后，邓艾为了安定蜀汉人心，给予刘禅为首的士大夫极大的礼遇；封刘禅为骠骑将军。
同时，为了稳定益州形势，邓艾任命了大批的官员，比如任命师篡为益州刺史。
邓艾严重越权！他仅仅一个征西将军，在没有领导授权的前提下，有什么资格擅自决定刘禅的待遇？有什么权力任命封疆大吏？
为了稳定蜀汉的人心，邓艾给予刘禅适当的政治礼遇，是可以理解的。280年，王濬进入建业，也非常厚待孙皓，“以王礼待之”。这个以王礼待之，不是封王，而是享受王的政治、经济享受，比如专车什么的。
享受待遇和封王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平定蜀汉后，接管和军管是客观的现实，由于当时信息传递的缓慢和道路遥远，邓艾遇事向中央汇报确实可能耽误工作，但是，这个耽误工作的危害并不大，因为刘禅已经投降。刘禅已经投降、邓艾已经进入成都，只要邓艾和钟会能够正常工作，即使不那么礼遇刘禅，蜀汉也已经不可能翻盘。
在姜维投降后，成都到洛阳的通信已经畅通，军事通信有加急的便捷，所以，邓艾是可以随时向洛阳汇报工作的。当然，邓艾汇报工作断断乎不会像拥有无线电的今天一样便捷的经常的向洛阳汇报请示，当然会影响一点工作。但是，任何体制都不能保证绝对高效，我们看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那是非常的扯皮而没有效率，但这个扯皮就是民主的协商和监督不可摆脱的副产品。
邓艾竟然任命刘禅为骠骑将军，这个太违犯体制了。
骠骑将军，位当三公，弱于三公一点点，大约就是今天的政治局委员。邓艾这种行为的潜意识就是他已经平定了蜀汉，自己的地位已经远远高于骠骑将军，完全可以决定骠骑将军的任命。
司马昭任命邓艾为太尉。太尉是三公，地位在骠骑将军之上，大约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
263年，曹魏拥有好几个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领导，但司马昭是核心领导人，和他等列的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和地位高于他的司马孚等顾问委员会元老的明白，不管司马昭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人，他们只能无条件的接受司马昭的领导，否则除了丢官走，就是活不成。
邓艾不明白，当他拥有盖世功勋的时候，脑袋后面已经悬着一把锋利的钢刀，即使小心谨慎，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司马昭的信任而活命，他竟然敢于挑战司马昭的权威，确实活腻歪了。
邓艾对司马昭提了一个建议：“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
邓艾的这个文件一点也没有谈到怎样稳定益州，其立论点统统是怎样平定孙吴。
邓艾认为，灭蜀已经极大震撼了孙吴，曹魏已经拥有了席卷天下的战略优势。
邓艾认为，由于灭蜀的极大消耗，“将士疲劳”，所以不应该立即发起灭吴的战役，应该在成都预留四万军队发展生产、制造舟船，做灭吴的大战略筹备。
邓艾认为，灭吴的战前准备，除了军事准备外，还应该加强政治攻势，而政治攻势的具体做法就是封刘禅为扶风王和开放魏吴的部分边境。
邓艾这种行为已经极大的谋夺了司马昭的工作，因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必须是一把手决定。
263年，司马昭坚决发起灭蜀战争，朝廷内外一片反对，邓艾本人也不支持。为了强力推动，司马昭斩杀了邓敦恐吓反对派。
所以，灭蜀战役胜利的第一功确实是最高战略决策的司马昭，而第二功是坚定支持司马昭的钟会，至于邓艾仅仅能够位列第三。
灭蜀战役的胜利，司马昭的威望如日中天，就在于他力排众议的战略决策。
邓艾仅仅一个阴平小道偷度是不能与司马昭相抗的，但他被自己的小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自己和司马昭的巨大差别，竟然唧唧歪歪的参与国家战略决策。
太弱智了。
当然，国家是民众的国家，邓艾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国家战略让最高领导决策，甚至于有权力为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而谋夺最高权力。
但是，在没有获得最高权力之前，邓艾不应该直接贯彻国家战略。
是否灭吴？在什么时间灭吴？灭吴的宏观设计如何？灭吴的一线领导人是谁？
这些决策的确不是邓艾的工作范畴，他有建议的权力，但没有直接贯彻的权力。
邓艾最糊涂的一点就是竟然建议朝廷封刘禅为扶风王。
曹魏政权继承了两汉的封爵基本法则：非皇室不可封王。
220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曹魏政权也仅仅给了一个山阳公。
汉献帝的禅让，是曹魏政权法统合法的基本依据，也是曹魏政权的道德遮羞布，所以，对于曹魏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如此，曹魏政权仍然不肯给予王爵。
曹睿曾经封公孙渊为乐浪公，公孙渊非常不满，为了一个燕王的爵位就造反了。
在整个曹魏历史上，异姓公爵仅仅刘协、公孙渊和司马昭、刘禅四人，而异姓王仅仅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二人。
曹魏的基本法理，封王不仅仅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旁落，而且标志着国家即将灭亡。
刘禅是投降的皇帝，他已经丢失了自己的权力基础，给一个王爵，当然也灭不了曹魏。
但是，法律的严肃性就在于不允许特事特办，因为人们对于特事特办的特殊性的理解是不同的。
比如，一个学生，考试60分就算及格，可以发毕业证，而59分就不能及格。请问：60分的学生的学习程度就一定比59分的学生高吗？不一定，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与试题倾向和学生的发挥有很大关系。
但是，59分就是不及格，因为如果照顾59分，就可以照顾58分，就可以照顾57分，最后就可以照顾0分。
所谓切蛋糕就是一点一点的以特事特办为理由切掉原则。
太平天国一开始永安封王也非常的严肃，后来根据需要降低了封王的标准，最后竟然封了几千个王。
《水浒传》的第83回，闻焕章说：“天子圣旨，乃以取信天下，自古王言如纶如綍，因此号为玉音，不可更移。”
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正如国家法律，具有不能随便更改的权威特点，所以才能建立社会威信。
也正因为这个特点，最高领导人一般不能介入具体的国家管理，他仅仅决定基本国家战略，一旦决定，就是地崩山裂不能回头，即使国家沦亡也必须坚持，唯一的解救方法就是最高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
曹魏政权封司马昭为王后不久就灭亡了，可见这个王封的何等艰难。
邓艾竟然封刘禅为扶风王，这个太搞笑了。邓艾的意图是利用封刘禅为王诱引孙吴投降完成统一，他不知道的是他建议的封王不是让曹魏统一中国，而是政权更换主子。
如果，刘禅可以封王，公孙渊为什么不能封王？如果公孙渊可以封王，那么为什么不以封王为代价换取辽东的和平？如果可以以封王为代价换取辽东的和平，司马懿指挥大军在辽东的血雨腥风就不仅仅没有意义，而且罪恶滔天。
司马懿拼了命的在辽东苦斗，说到底就是维护异姓不能封王的曹魏基本国策。
如果否定了司马懿平定辽东的功劳，就抽掉了司马家族管理国家基本依据。
有些朋友可能说：那里那样邪乎！不过就是一个特事特办而已。

刺破时空的悲怆呼叫
——姜维九伐空劬劳
第294节
263年11月，在绵竹，邓艾就派人诱降诸葛瞻：“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
仅仅一个灭蜀战役，邓艾就许出去两个异姓王，可见王爵在他的心中简直就是萝卜白菜的价格。
接到邓艾的报告，司马昭派监军卫瓘晓喻邓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卫瓘在那里？在钟会那里。司马昭为什么让一个在钟会那里的军官传达自己的最高指示？原因是卫瓘的身份非常特殊。
卫瓘出身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曹魏大臣卫觊。
卫觊，出生于155年，和曹操同年，但卫瓘竟然出生于220年，那一年，曹操去世，66岁的卫觊竟然还能够有儿子，也的确不简单。最可怕的是这个卫瓘竟然还有两个弟弟，可见229年去世的卫觊在某一个方面是多么突出。
卫觊“少夙成，以才学称”，曹操为司空时曾经担任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
官渡大战爆发，刘表公开支持袁绍，“关中诸将又中立”，曹操的战略形势非常不利。
曹操就想打外交战，搞统一战线。
当时益州牧刘璋与荆州的刘表有极大的矛盾，曹操就派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挑动刘璋出兵牵制刘表确保自己的南线安全。
卫觊“至长安，道路不通”，“不得进，遂留镇关中”。
卫觊镇守关中期间，采取很多措施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也协调了曹操和马腾等人的关系，为曹操平定中原进而底定关中做了有益的准备。
卫觊回到许昌担任尚书后，曹操已经稳定了赤壁大战后的窘迫，开始战略扩张。“是时关西诸将，外虽怀附，内未可信”，但毕竟没有公开对抗曹操。司隶校尉钟繇，就是钟会的老爹，没事找事，“求以三千兵入关，外讬讨张鲁，内以胁取质任”，就是谋求实际管理大西北。
曹操派荀彧征求卫觊的意见。
卫觊以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今国家厚加爵号，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忧为变也。宜为后图。若以兵入关中，当讨张鲁，鲁在深山，道径不通，彼必疑之；一相惊动，地险众强，殆难为虑！”
卫觊认为，大西北的这些哥们，正和中国近代的西北马家军一样，都是一些谋夺地方利益的军阀，没有控制中央政权的野心，曹操只要给他一个高官、发一份工资就可以稳定大西北，实在没有必要挑起他们的疑心。
卫觊认为，进攻张鲁是艰难的，汉中那个地方非常的艰险，人少了不能成功，人多供应艰难。
卫觊的意思是曹操还是将目光放到南线的孙权和刘备身上。
曹操一开始接受了卫觊的建议，但钟繇“自典其任”，一个劲积极要求，所以曹操就答应了。
钟繇“兵始进而关右大叛”，211年，曹操亲征关中，“死者万计”才平定了关中。
这纯粹是吃饱撑的！而曹操进攻关中，直接威胁汉中的张鲁，张鲁就图谋进攻益州以扩展生存空间，于是张松献地图、刘备入益州。
曹操非常的后悔，曹操对卫觊非常看重。
曹魏王国建立后，他与王粲共同主持制定典礼制度，官至尚书。
曹丕继位后，他不但鼓动禅让，而且起草了文诰。
“建安末，尚书右丞河南潘勖，黄初时，散骑常侍河内王象”，和卫觊“并以文章显”。
历史上谈到三国时代文学，就是建安风骨。请注意，建安七子和三曹的长项都是诗歌，至于正儿八经的命题作文，特别是公文往来，卫觊是天下第一。
今天文学史非常倾向纯文学欣赏而忽略应用文学，这是一个极其不好的倾向。
1999年，我们几个教师在办公室办公，一个学生向语文教师请教问题，完事后非常认真的说：“老帅，你发表了几篇小说？”
在得知语文教师没有作品发表后，非常的不屑：“你还能当老师？”
就科学的定义而言，教师是社会服务者，一个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一个是通过自己的服务获取生活的薪酬。
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无论教育部门还是社会都没有把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当成教育的任务，而是把灌输某一学科知识体系当成了第一要务。在这种教育观念下，国家、家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老师和学生受尽了辛苦，结果培养了很多没有实际社会工作能力的书橱子。
比如，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其基本素质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第一，能够读懂文字；第二，能够完成单位交给的应用文写作。
现在的高校，培养了太多精通《红楼梦》、《悲惨世界》的毕业生，但是，社会工作和生活需要的是能够具体写应用文章的人，比如产品简介、比如工作总结，你精通《红楼梦》、《悲惨世界》根本就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今天去图书馆，满世界都是各种版本的名著，家长也特别喜欢用名著陶冶孩子们的情操。殊不知，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一定要经过时代的沉淀，所以，所有的名著都有远离今天的现实生活的特点。那么小的孩子，你让他用古代的、用西方的远离他具体生活的东西陶冶他的情操，当然不能提高他的兴趣。所以，中国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玩网络游戏，因为社会给与的学习任务太无聊了、太脱离生活了。
随着政府退出毕业生分配，随着人才市场的建立，读书无用论有了新的市场。不是读书无用，而是国家、社会、家庭过于学科知识体系而轻视具体的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
一个学生，能够正确的阅读产品说明书要比背诵经典作品重要的多，同样，能够写工作总结要比人物性格分析重要的多。
卫觊最著名的是书法，《三国志》评价：“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卫觊是曹魏时期和钟繇并称的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书法大家。
卫觊去世的时候，卫瓘才十岁，“至孝过人。性贞静有名理，以明识清允称”。
“弱冠为魏尚书郎”，少年得志，“时魏法严苛”，弄不好就犯法获罪，他的母亲母陈氏很忧愁。
我们读三国正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那就是经出现“魏法严苛”，这是我们理解司马家族取代曹魏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在《三国演义》里，有司马懿杀仇连、司马昭杀邓敦的情节，司马家族好像非常凶残。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军事斗争的特殊性，所谓“慈不掌兵”，严格军纪和军阀作风是两个概念。
曹操在208年统一北方，一直到曹魏灭亡，几十年，北方的经济恢复都非常缓慢。作战的供给压力是客观存在的，但核心原因是曹魏的统治非常残酷，是秦王朝之后，唯一的一个在历史记载中特别虐待民众的政权。
和曹魏相比，隋炀帝当然更加残酷，但那是个人特点，就隋朝的法律来讲，要比曹魏简洁的多。
曹操的形象绝对没有中共建国后史学界评价的那样的高。
我们知道，司马炎晚年非常的奢侈淫欲，但他管理时期，西晋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整个社会由于有太多的物质积累，所以就腐华的厉害 。
但是，司马炎仍然用极短的时间灭了孙吴。在司马炎管理时期，社会没有针对司马炎的阴谋。当时，大体的形势就是司马炎虽然奢侈淫欲，但国家机构非常正常的运转。
西晋的灭亡，在中国历史上也属于特例。他既不是像秦朝那样灭亡于底层民众的愤怒，也不像唐朝那样灭亡于军阀，也不像南宋那样灭亡于异族入侵。西晋的灭亡就表象来看是灭亡于异族，但其本质是灭亡于皇帝司马衷的弱智。司马炎继承人司马衷的弱智与嫡长子继承制可能的天然漏洞竟然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按照概率论，只要有几率的可能，就有现实的发生。
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就是说各种可能的几率都曾经出现在现实中。
中国古代，是一妻多妾制，领导人晚年的小老婆当然比正妻要年轻，年轻当然就漂亮。张爱玲说：茶，只要热，就不会太难喝，女人，只要年轻，就不会太难看。皇帝晚年往往糊涂，这个糊涂就往往就偏爱小老婆和他的儿子。
为了堵住最高领导人根据自己的感情偏好随意调整接班人的可能，统治阶级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但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几率漏洞是嫡长子是一个弱智。这种可能极小，但发生了。
按照法统，司马炎调整继承人就是违背皇位继承基本法，但不调整就是让弱智当接班人这样一个结果。
这就是历史的尴尬和天命的无奈。

@南条圭 1865楼 2014-02-08 22:48:55
去年开始从魏延一直看到今年的姜维，很佩服雨花石老师的知识面和渊博，以及面对骂战也不动怒不脏口的性情。
我有个小建议，不知道雨花石老师玩不玩游戏。如果有机会的话，可否点评一下游戏《真·三国无双》系列里魏蜀吴晋的角色造型？以雨花石老师的眼光来评判下，哪些细节不错，哪些细节不合理，哪些有独特想法。
为什么选择日本人做的《真·三国无双》系列，是因为这个系列确实把三国这个题材做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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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你的关注和建议。我一个朋友非常喜欢玩游戏，我偶尔也旁观一下。但我本人是不玩任何游戏的，因为没有时间。我小时候，也很喜欢玩游戏，但整体看还是更倾向于书本，至于现在，因为年龄和工作的缘由，基本没有时间玩游戏，而且，一个教师公开玩游戏，对学生的影响不好。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但因为个性的缘故，我不能完成你的提议。
真诚表示感谢和歉意。